警告

（1960年4月24日）

1959年夏收，生产大队实有人口2823，我当时任会计。由于有人不断迁回，我估计（即虚报）了57人，按2880人留粮。由于牲口超吃了料，没处报销，便这样乱顶一起。

“五干”会上有“三反”内容。我做的这种违犯政策、欺骗上级的事，怎敢不交代呢？1960年4月22日晚陈书记宣布了给我党纪警告处分，使我才松了一口气。

宽大啊！党真会爱护干部。但党愈宽大，我愈觉惭愧。为什么要做这种欺骗上级、违犯政策的事呢？如果每个生产队都这样做那将是怎样的局面呢？如果人人都如此，那与资本主义有啥不同呢？3万斤牲口饲料既然多发放了，那牲口喂壮了吗？不见得。能否真正吃到牲口肚里，谁知道。我这是真正的本位主义啊，我这样做究竟有多大益处呢？谁承情谁沾光，谁说你好？要检讨又丢人这又活该！

我要宣誓：秉公正直莫自私，多为大公谋利益，本位主义克服掉，需知全国一盘棋。尚能思前后不悔，定叫问心知自慰。

我要让“警告”在我思想上时时存在，警惕着错误的复辟，保卫着我的纯洁。

（“三反”是指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父亲把自己会计工作中的所谓“虚报”，上纲上线，提高到了“三反”的高度来认识。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