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小时读书
我自己是能不受损害的，即是说教育加害于我，而我自己反能得到自由。但我决不原谅它。我们小时所受的教育确是等于有期徒刑。我想将我小时读《四书》的心理追记下来，算得儿童的狱中日记，难为他坐井观天到底还有他的阳光哩。
立志
我从前写了一些小说，最初写的集成为《竹林的故事》，自己后来简直不再看它，是可以见小说之如何写得不好了。它原是我当学生时的试作，写得不好是当然的。不但自己“试作”如此，即是说写得不好，我看一些作家的杰作也是写得不好的，是可以见写文章之难了。而古人的文章（包括诗在内）每每有到现在（这是说我现在的标准甚高）令我不厌读的，是可见古人如何写得好了。本来人生短而艺术长，文章是应该写，令它在人生当中不朽，古人能令我们现在人喜欢，我们现在人也应该令后来人喜欢，无奈现代的排印容易出版，而出版可以卖钱又更要出版，结果作家忘记自己的幼稚，（这是说你的年龄幼稚！）也忘记出版的意义，（古人出版不是卖钱的而是自己花钱刻的是为得不朽的）大家都是著作家了。我自己也是现代的著作家之一，我却是惭愧于我自己的著作了。我是责己重而待人轻的人，我决没有要别人惭愧的意思，我倒是爱惜任何人的任何作品，只是自己不大有工夫去看它罢了。这是我的实在心情，不大有工夫看今人的著作。说老实话，我不急急乎要看的著作，则此著作必速朽矣，古人谓之灾梨祸枣。那么我本着立己立人的意思，还是劝人不要急急乎做著作家。
我有一个侄子，他常写文章，从前本来是我教他作文的，那是学生作文功课，是另一件事，现在他写文章是想“印出来”了，想做作家了，我虽然十分同情于他，因为我从前做学生时正是如此，但我心里甚不赞成他作文章，赞成他学孔夫子“志于学”。这话我同他谈过，把我自己对于从前的惭愧告诉他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还是喜欢写文章。做大人的总是拿自己的经验教孩子，而孩子总喜欢他的一套，故陶渊明亦曰“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了。我敢说一句绝对不错的话，少年人贪写文章，是不立志。原因是落在习气之中。
（一九四八年）
小时读书
现在我常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四书的意义”，懂得《四书》的意义便真懂得孔孟程朱，也便真懂得中国学问的价值了。这是一回事。但《四书》我从小就读过的，初上学读完《三字经》便读《四书》，那又是一回事。回想起来那件事何其太愚蠢、太无意义了，简直是残忍。战时在故乡避难，有一回到一亲戚家，其间壁为一私塾，学童正在那里读书，我听得一个孩子读道：“子谓南容！子谓南容！”我不禁打一个寒噤，怎么今日还有残害小孩子的教育呢？我当时对于那个声音觉得很熟，而且我觉得是冤声，但分辨不出是我自己在那里诵读呢，还是另外一个儿童学伴在那里诵读？我简直不暇理会那声音所代表的字句的意义，只深切地知道是小孩子的冤声罢了。再一想，是《论语》上的这一句：“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可怜的儿童乃读着：“子谓南容！子谓南容！”了。要说我当时对于这件事愤怒的感情，应该便是“火其书”！别的事很难得激怒我，谈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每每激怒我了。
我自己是能不受损害的，即是说教育加害于我，而我自己反能得到自由。但我决不原谅它。我们小时所受的教育确是等于有期徒刑。我想将我小时读《四书》的心理追记下来，算得儿童的狱中日记，难为他坐井观天到底还有他的阳光哩。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我记得我读到这两句“人焉廋哉”，很喜悦，其喜悦的原因有二，一是两句书等于一句，（即是一句抵两句的意思）我们讨了便宜；二是我们在书房里喜欢廋人家的东西，心想就是这个“廋”字罢？
读“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很喜悦，因为我们乡音车猪同音，大“猪”小“猪”很是热闹了。
先读“林放问礼之本”，后又读“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仿佛知道林放是一个人，这一个人两次见，觉得喜悦，其实孔子弟子的名字两次见的多得很。不知何以无感触，独喜林放两见。
读子入太庙章见两个“入太庙每事问”并写着，觉得喜悦，而且有讨便宜之意。
读“赐也尔爱其羊”觉得喜悦，心里便在那里爱羊。
读“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觉得喜悦，不知何故？又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亦觉喜悦，岂那时能赏识《论语》句子写得好乎？又读“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亦觉喜悦。
先读“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后又读“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觉得喜悦，又是讨便宜之意。
读“暴虎冯河”觉得喜悦，因为有一个“冯”字，这是我的姓了。但偏不要我读“冯”，又觉得寂寞了。
读“子钓而不网”仿佛也懂得孔子钓鱼。
读“鸟之将死”觉得喜悦，因为我们捉着鸟总是死了。
读“乡人傩”喜悦，我已在别的文章里说过，联想到“打锣”，于是很是热闹。
读“山梁雌雉子路共之”觉得喜悦，仿佛有一种戏剧的动作，自己在那里默默地做子路。
读“小子鸣鼓而攻之”觉得喜悦，那时我们的学校是设在一个庙里，庙里常常打鼓。
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觉得喜悦，因为我们的学校面对着城墙，城外又是一大绿洲，城上有草，绿洲又是最好的草地，那上面又都最显得有风了，所以我读书时是在那里描画风景。
读“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觉得好玩，又讨便宜，一句抵两句。
读樊迟问仁“子曰，举直错诸枉”句，觉得喜悦，大约以前读上论时读过“举直错诸枉”句。故而觉得便宜了一句。底下一章有两句“不仁者远矣”，又便宜了一句。
读“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仿佛有一种不快的感觉，不知何故。
读“斗筲之人”觉得好玩，因为家里煮饭总用筲箕滤米。
读“子击磬于卫”觉得喜欢，因为家里祭祖总是击磬。又读“深则厉，浅则揭”喜欢，大约因为先生一时的高兴把意义讲给我听了，我常在城外看乡下人涉水进城，（城外有一条河）真是“深则厉，浅则揭”。
读“老而不死是为贼”喜欢。
读“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觉得奇怪。又读上论“觚不觚，觚哉觚哉”亦觉奇怪。
读“某在斯某在斯”觉得好玩。
读“割鸡焉用牛刀”觉得好玩。
读“子路拱而立”觉得喜欢，大约以前曾有“子路共之”那个戏剧动作。底下“杀鸡为黍”更是亲切，因为家里常常杀鸡。
上下论读完读《大学》《中庸》，读《大学》读到“秦誓曰，若有一个臣……”很是喜欢，仿佛好容易读了“一个”这两个字了，我们平常说话总是说一个两个。我还记得我读“若有一个臣”时把手指向同位的朋友一指，表示“一个”了。读《中庸》“鼋鼉蛟龍魚鱉生焉”，觉得这么多的难字。
读《孟子》，似乎无可记忆的，大家对于《孟子》的感情很不好，“孟子孟，打一头的洞！告子告，打一头的皰”！是一般读《孟子》的警告。我记得我读孟子时也有过讨便宜的欢喜，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那么一大段文章，有两次读到，到得第二次读时，大有胜任愉快之感了。
（一九四七年）
志学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一直说到七十岁的进步。十年以来，我好读《论语》，懂得的我就说我懂得，不懂得的我就觉得我不能懂得，前后的了解也有所不同，到得现在大致我总可以说我了解《论语》了。有趣的最是“志学”这一章。前几年我对于孔夫子所作他自己六十岁七十岁的报告，即“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能懂得，似乎也不想去求懂得，尝自己同自己说笑话，我们没有到六十七十，应该是不能懂得的。那时我大约是“三十”，那么四十五十岂非居之不疑吗？当真懂得了吗？这些都是过去了的话，现在也不必去挑剔了。大约是在一二年前，我觉得我能了解孔子耳顺与从心的意思，自己很是喜悦，谁知此一喜悦乃终身之忧，我觉得我学不了孔夫子了，颇有儿女子他生未卜此生休的感慨。去年夏间我曾将这点意思同吾乡熊十力先生谈，当时我大约是有所触发，自己对于自己不满意。熊先生听了我的话，沉吟半晌，慢慢说他的意思，大意是说，我们的毛病还不在六十七十，我们乃是十五而志于学没有懂得，我们所志何学，我们又何曾志学，我们从小都是失学之人。此言我真是得益不少。去年“重九”之后，在我三十五生日的时候，我戏言，我现在大约才可以说四十岁的事情了，这个距离总很不远。是的，今日我可以说“不惑”。回转头来，对于十五志学，又很觉有趣。自己的好学，应自即日问学，自即日起也无妨做一个蒙师，首先我想教读自己的孩子。金圣叹为儿子批《水浒》的意思是很可敬重的，孔子问伯鱼学没有学过《周南》《召南》，我自己还想从头读《周南》《召南》也。
去年“腊八”我为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所著《槐屋梦寻》作序，《梦寻》的文章我最佩服，不但佩服这样的奇文，更爱好如此奇文乃是《周南》《召南》。我的序文里有一句话，“若乱世而有《周南》《召南》，怎不令人感到奇事，是人伦之美，亦民族之诗也。”我曾当面同俞先生谈，这句话恐怕有点缠夹，这里我很有一点感慨，《周南》《召南》系正风，但文王之世不亦为乱世乎？小时在私塾里读《了凡钢鉴》，有一句翻案文章我还记得，有人劝甲子之日不要兴兵，理由是“纣以甲子亡”，那位皇上答道，“纣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兴乎？”我说“乱世而有《周南》《召南》”，不仅是赞美《国风》里的诗篇，是很有感慨的，很觉得《周南》《召南》是人伦之美，民族之诗也。
（一九三六年）
教训
代大匠斫 必伤其手
当我已经是一个哲学家的时候——即是说连文学家都不是了，当然更不是小孩子，有一天读老子《道德经》，忽然回到小孩子的地位去了，完完全全地是一个守规矩的小孩子，在那里用了整个的心灵，听老子的一句教训。若就大人说，则这时很淘气，因为捧着书本子有点窃笑于那个小孩子了。总而言之，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教训每每是这样得来的。我也每每便这样教训人。
是读了老子的这一句话：“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小孩子的事情是这样：有一天我背着木匠试用他的一把快斧把我的指头伤了。
我做小孩子确是很守规矩的，凡属大人们立的规矩，我没有犯过。有时有不好的行为，如打牌，如偷父亲的钱，那确乎不能怪我，因为关于这方面大人们没有给我们以教育，不注意小孩子的生活，结果我并不是犯规，简直是在那里驰骋我的幻想，有如东方朔偷桃了。然而我深知这是顶要不得的，对于生活有极坏的影响，希望做大人的注意小孩子的生活，小孩子格外地要守规矩了。我记得我从不逃学，我上学是第一个早。关于时间我不失信。我喜欢蹚河，但我记得我简直没有赤足下一次水，因为大人们不许我下到水里去。我那时看着会游泳的小孩子，在水里大显其身手，真是临渊羡鱼的寂寞了。我喜欢打锣，但没有打锣的机会，大约因为太小了，不能插到“打年锣”的伙里去，若十岁以上的小孩子打年锣便是打锣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说是太小，而又嫌稍大，如果同祖父手上抱着的小弟弟一样大，便可以由祖父抱到店里去，就在祖父的怀里伸手去敲锣玩，大人且逗着你敲锣玩。那时我家开布店，在一般的布店里，照例卖锣卖鼓，锣和鼓挂在柜台外店堂里了。我看着弟弟能敲锣玩，又是一阵羡慕。我深知在大人们日中为市的时候只有小弟弟的小手敲锣敲鼓最是调和，若我也去敲敲，便是一个可诧异的声响了。我们的私塾设在一个庙里，我看着庙里的钟与鼓总是寂寞，仿佛倾听那个声音，不但喜欢它沉默，简直喜欢它响一下才好。这个声响也要到时候，即是说要有人上庙来烧香便可以敲钟敲鼓，这时却是和尚的职事。有时和尚到外面有事去了，不在庙里了，进香的来了，我们的先生便命令一个孩子去代替和尚敲钟敲鼓，这每每又是年龄大的同学，没有我的分儿了，我真是寂寞。有的大年纪的同学，趁着先生外出，和尚也外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常有）把钟和鼓乱打起来，我却有点不屑乎的神气，很不喜欢这个声音，仿佛响得没有意思了，简直可恶。在旧历七月半，凡属小康人家请了道士来“放施”（相当于和尚的焰口），我便顶喜欢，今天就在我家里大打锣而特打锣，大打鼓而特打鼓了，然而不是我自己动手，又是寂寞。有时趁着道士尚未开坛，或者放施已了正在休息吃茶的时候，我想我把他的鼓敲一下响罢——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博得道士说一声淘气罢了，我却不如此做，只是心里总有一个一鸣惊人的技痒罢了。所以说起我守规矩，我确是守规矩得可以。
有一次，便是我代大匠斫的这一次，应是不守规矩了。推算起来，那时我有七岁，我家建筑新房子，是民国纪元前四年的事，我是纪元前十一年生的，因为建筑新房子所以有许多石木工人作工，我顶喜欢木匠的大斧，喜欢它白的锋刃，别的东西我喜欢小的，这个东西我喜欢它大了，小的东西每每自己也想有一件，这把大斧则认为决不是我所有之物，不过很想试试它的锐利。在木匠到那边去吃饭的时候，工作场没有一个人，只有我小小一个人了，我乃慢慢地静静地拿起大匠的斧来，仿佛我要来做一件大事，正正经经地，孰知拿了一块小木头放在斧下一试，我自己的手痛了，伤了，流血了。再看，伤得不厉害，我乃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且惊且喜，简直忘记痛了。惊无须说得，喜者喜我的指头安全无恙，拿去请姐姐包裹一下就得了，我依然可以同世人见面了。若我因此而竟砍了指头，我将怎么出这个大匠之门呢？即是怕去同人见面。我当时如是想。我这件事除了姐姐没有别人知道了。姐姐后来恐怕忘记了罢，我自己一直记着，直到读了老子的书又是且惊且喜，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不过这时深深地感得守规矩的趣味，想来教训人，守规矩并不是没出息的孩子的功课。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命小孩子学诗，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还要加一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没有这个“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上面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则“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少了好些意义了，虽然还不害其为专家。在另一处孔子又有犹贤博奕之义，孔子何其懂得教育。他不喜欢那些过着没有趣味生活的小子。
我个人做小孩时的生活是很有趣味的，因为良辰美景独往独来耳闻目见而且还“默而识之”的经验，乃懂得陶渊明“怀良辰以孤往”这句话真是写得有怀抱。即是说“自然”是我做小孩时的好学校也。恰巧是合乎诗人生活的缘故，乃不合乎科学家，换一句话说，我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对于鸟兽草木都是忘年交，每每没有问他们的姓名了。到了长大离乡别井，偶然记起老朋友，则无以称呼之，因此十分寂寞。因此我读了孔子的话，“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佩服孔子是一位好教师了。倘若我当时有先生教给我，这是什么花，那么艺术与科学合而为一了，说起来心向往之。
故乡鸟兽都是常见的，倒没有不知名之士，好比我喜欢野鸡，也知道它就是“山梁雌雉”的那个雉，所以读“山梁雌雉子路拱之”时，先生虽没有讲给我听，我自己仿佛懂得“子路拱之”，很是高兴，自己坐在那里跃跃欲试了。我喜欢水田白鹭，也知道它的名字。喜欢满身有刺的猬，偶然看见别的朋友捉得一个，拿了绳子系着，羡慕已极，我害怕螳螂，在我一个人走路时，有时碰着它，它追逐我；故乡虽不是用“螳螂”这个名字，有它的土名，很容易称呼它，遇见它就说遇见它了。现在我觉得庄子会写文章，他对于螳螂的描写甚妙，因为我从小就看惯了它的怒容了。在五祖山中看见松鼠，也是很喜欢的，故乡也有它的土名，不过结识松鼠时我自己已是高小学生，同了百十个同学一路旅行去的，它已不算是我个人的朋友了。再说鱼，却是每每不知道它的名字，只是回来向大人说今天我在河里看见一尾好鱼而已。后来做大学生读《庄子》，又是《庄子》！见其说“鯈鱼出游从容”，心想他的鱼就是我的鱼罢，仿佛无从对证，寂寞而已。实在的，是庄子告诉我这个鱼的名字。
在草木方面，我有许多不知名，都是同我顶要好的。好比薜荔，在城墙上挂着，在老树上挂着，我喜欢它的叶子，我喜欢它的果实，我仿佛它是树上的莲花——这个印象决不是因为“木莲”这个名字引起来的，我只觉得它是以空为水，以静穆为颜色罢了，它又以它的果实来逗引我，叫我拿它来抛着玩好了。若有人问我顶喜欢什么果，我就顶喜欢薜荔的果了，它不能给人吃，却是给了我一个好形状。即是说给了我一个好游戏，它的名字叫做薜荔，一名木莲，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才努力追求出来的，说起来未免见笑大方。还有榖树，我知道它的名字，是我努力从博学多能躬行君子现在狱中的知堂老人那里打听出来的，我小时只看见它长在桥头河岸上，我望着那红红的果子，真是“其室则迩，其人则远”，可望而不可即了，因为我想把它摘下来。在故乡那时很少有果木的，不比现在到处有橘园，有桃园，有梨园，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我做小孩子除了很少很少的橘与橙，而外不见果树了。或者因为如此，我喜欢那榖树上的几颗红果。不过这个理由是我勉强这么说，我不懂得我为什么喜欢它罢了，从现在看来它是没有什么可喜欢。这个令我惆怅。再说，我最喜欢芭茅，说我喜欢芭茅胜于世上一切的东西是可以的。我为什么这样喜欢它呢？这个理由大约很明白。我喜欢它的果实好玩罢了，像神仙手上拿的拂子。这个神仙是乡间戏台上看的榜样。它又像马尾，我是怎样喜欢马，喜欢马尾呵，正如庾信说的，“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我喜欢它是静物，我又喜欢它是奔放似的。我当时不知它是芭茅的果实，只以芭茅来代表它，后来正在中学里听植物学教师讲蒲公英，拿了蒲公英果实给我们看，说这些果实乘风飞飘，我乃推知我喜欢芭茅的果实了，在此以前我总想说它是花。故乡到处是芭茅做篱笆，我心里喜欢的芭茅的“花”便在蓝天之下排列成一种阵容，我想去摘它一枝表示世间一个大喜欢，因为我守规矩的缘故，我记得我没有摘过一枝芭茅。只是最近战时在故乡做小学教师才摘芭茅给学生做标本。
（一九四七年）
谈用典故
作文用典故本来同用比喻一样，有他的心理学上的根据，任何国的文学皆然。在外国文学里头用典故这件事简直不成问题，只看典故用得好不好，正如同比喻用得好不好。他们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头，典故不常用，正如同比喻不常用，若用之则是有必要，这时文章的意思格外显豁，感人的效果格外大。中国的事情每不可以常理论，他没有文章而有典故！于是典故确乎应该在排斥之列。我说中国是因为没有文章而有典故，这话一点也不错，只看中国的文章里头没有比喻便可以知道。若用比喻则非有意思不可了，有意思才叫做文章。只看周秦的文章连篇累牍用的是比喻，而后来的文章则只有典故，中国确乎是从周秦以后没有文章了。有典故没有文章，这样的文学不应该排斥吗？那么照意义说起来，我们反对典故，并不是反对典故本身，乃是反对没有意思的典故罢了。因为反对典故的缘故，我曾赞美宋儒的文章，我读朱子《四书集注》，文章都很能达意，在他许多文字里头只有两个典故，即“枉尺直寻”与“胶柱鼓瑟”，实在这也不能算是典故，只是成语罢了。其解释“欲罢不能”云：“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这样有力量的文章要什么典故呢？二程子称大程子“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这是多么能达意的文章，何暇用典故？这样的文章，应该算是理想的“古文”。即是韩愈所提倡的古文的古文。那么我平常反对古文也只是反对他没有意思罢了。
我今天的本意是作典故赞的，开头却说了上面一段话无非是表示我很公平，我说话向来没有偏见。那么我来赞典故乃是典故真可赞了。中国的坏文章，没有文章只有典故。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好文章，要有典故才有文章！这真是一件奇事。我所赞美的，便是这种要有典故才有文章的文章了。那么倘若没有典故岂不就没有文章了吗？是不然。是必有文章的，因此也必有典故，正如外国文章里必有风景，必有故事。换一句话说，中国的诗人是以典故写风景，以典故当故事了。中国文学里没有史诗，没有悲剧，也不大有小说，所有的只是外国文学里最后才发达的“散文”。于是中国的散文包括了一切，中国的诗也是散文。最显明的征象便是中国的文章里（包括诗）没有故事。没有故事故无须结构，他的起头同他的收尾是一样，他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文章了。这正同中国的哲学一样，他是不需要方法的，一句话便是哲学。所以在中国文章里，有开门见山的话。其妙处全在典故。下面是庾信《谢滕王赉马启》的全文：
某启：奉教垂赉乌骝马一匹。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画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济饮酒之欢，长驱金埒。谨启。
第一句等于题目。接着是无头无尾的文章，同时也是完完全全的文章，不多不少的文章。所用的全是马的典故，而作者的想象随着奔流出来了。柳谷句，张掖之柳谷，有石自开，其文有马；紫燕是马名。接着两句，“流电”“浮云”俱系马名，“争光”与“连影”则是想象，写马跑得快。争光犹可及，连影则非真有境界不可，仿佛马在太阳底下跑，自己的影子一个一个的连着了，跟着跑了。那么争光亦不可及，作者的笔下实有马的光彩了。我并不是附会其说，只看作者另外有这样一句文章，“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他的句子确不是死文章了。画眉之暇，走马章台；饮酒之欢，长驱金埒，可不作解释。读者试看，这样一篇文章不是行云流水吗？不胜过我们现在一篇短篇小说吗？他没有结构而驰骋想象，所用典故，全是风景。他写马，而马的世界甚广，可谓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连桃花源也做了马的背景了。在任何国的文学里没有这样的文章的。我们不能说他离开典故没有文章，乃是他有文章自然有典故了。外国的文章靠故事，我们不能说他离开故事没有文章，他是有文章自然有故事了。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里写一个公爵给国王流放出去，舞台上自白道：
Now no way can I stray,
Save back to England,all the world's my way,
这样的文章写得多容易。真是同庾信的文章一样容易！这样写“流放”是伟大的文章，借故事表现着作者的境界。中国的诗人则是藉典故表现境界了。我这话也决不是附会，有时也有等于藉故事表现境界的，也正是庾信的文章，如皇帝赐给他东西谢皇帝而这样写一个“谢”字：“直以物受其生，于天不谢。”这完全是英国莎士比亚的写法了。不过这是偶然的，中国文章本来不以表现情节见长，而诗人伟大的怀抱却是可以以同样尺度去度量的了。我顶喜欢庾信这两句写景的文章：“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大约没有典故他不会写这样的美景，典故是为诗人天造地设的了。“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都是以典故为辞藻，于辞藻见性情。是的，中国有一派诗人，辞藻是他的山川日月了。庾信的《象戏赋》有这样两句话，“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正是他自己的文章。我最佩服这种文章，因为我自己的文章恰短于此，故我佩服他。我大约同陶渊明杜甫是属于白描一派。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确是懂得别人的好。说至此，我常常觉得我的幸运，我是于今人而见古人的。亡友秋心君是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只可惜死得太早了，我看他写文章总是乱写，并不加思索，我想庾信写文章也一定如此。他们用典故并不是抄书的，他们写文章比我们快得多。有一回我同秋心两人在东安市场定做皮鞋，一人一双，那时我住在西山，后来鞋子他替我取来了，写信告诉我，“鞋子已拿来，专等足下来穿到足上去。”他写文章有趣，他的有趣便在于快。庾信的《枯树赋》有这两句：“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我想他的将军坐焉同秋心的足下足上是一样写得好玩的，此他的文章所以生动之故。
我今天写这个题目，本来预备了好些“典故”，但写至此已觉得可以成一短文，其余的只好暂不写，否则文章恐怕长了。然而这样又不能说典故之长于万一了。此决非夸大之辞，实乃缩小之论。
（一九四八年）
再谈用典故
今天我再来谈用典故罢。
上回我说庾信写文章写得非常之快，他用典故并不是翻书的，他是乱写，正同花一样乱开，萤火虫一样乱飞。而且我举出我的朋友秋心为证。我这话当然说得很切实，但反对者如反对我，“你究竟是乱说！人家的事情你怎么能知道呢？”那我只好学庄子诡辩，子非我，安知我不能知道呢？话不要游戏，我还是引杜甫的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可以知道的。今天我再来说用典故比庾信稍为慢一点儿的，至少要慢五分钟。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第一想起陶渊明。陶渊明作诗是很正经的，决没有乱写的句子，有一回用了一个太阳的典故，不说太阳而说“乌”，却是写得好玩的。这首诗题作“怨诗”，诗确是有点怨，然而因为这一只“乌”的缘故，我觉得陶公非常之可爱了，他思索得这一个典故时，他一定自己笑了，觉得好玩，于是诗的空气缓和好些了。诗是这样的，“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造夕思鸡鸣当然是真的光景，老年人冬夜睡不着，巴不得鸡鸣，天便亮了，而“及晨愿乌迁”决然是一句文章，意思是说清早的日子也难过，巴不得太阳走快一点，因为写实的“鸡鸣”而来一个典故的“乌迁”对着，其时陶公的想象里必然有一支乌，忘记太阳了。这是很难得的，在悲苦的空气里，也还是有幽默的呼息，也便叫做“哀而不伤”。这样的用典故确是同庾信的用典故不同，乌是从作者的文思里飞出来的，不是自己飞出来的所以要来得慢，可以令我们读者看得出了。虽然慢这支乌确是活的不是死的，仿佛“犹带昭阳日影来”了。总之陶渊明偶尔用典故不是死典故，我想谁都不能否认我的话。到了后来的李商隐完全弄这个把戏，他比庾信慢一点，比陶渊明又要快一点，介乎二者之间。庾信不自觉，李商隐自觉，庾信是“乘风云之性灵”，李商隐则是诗人的想象了。他写唐明皇杨贵妃“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军驻马等于陶渊明的造夕思鸡，七夕牵牛则是及晨望乌了，是对出来的，是慢慢地想了一会儿的，是写得好玩的，虽是典故，而确是有牵牛的想象的。不知者每每说李诗纤巧，而陶渊明独不纤巧乎？不知诗人的想象便不能谈诗，谓陶句不纤巧者，是以乌迁为一死典故而已耳。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这是李商隐写隋宫的，上句是以典故写景，真是写得美丽，下一句则来得非常之快，真写得苍凉。上句貌似庾信，下句是神似。多一个自觉，故说貌似。来得不由己，故曰神似。没有典故便没有腐草没有萤火。没有腐草没有萤火也没有垂杨没有暮鸦，那时世界上也没有诗人。
杜甫的诗有感情有图画，是白描一派，无须乎用典故的。但杜甫有时也拿典故来写想象。他咏明妃诗句，“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塚向黄昏。”便很见功夫见想象。紫台是汉宫名，“一去紫台连朔漠”意思是由汉宫出发到匈奴那里去，这么大的距离给他一句写了，妙处便在紫台，由紫台连得起朔漠于是“一去紫台连朔漠”，仿佛是对对子，读之觉其自然，事实却很不自然，比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还要快过多少倍了，比我们现在坐飞机还要快。一句还不自然，接着“独留青塚向黄昏”句则文章是天生的，非常之自然。而事实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费了很大的气力。妙处在青塚这个故事，相传明妃塚草独青，而这个美的故事只当作一个典故用。“向黄昏”是诗人的想象，是文生情，也正是情生文，于是这两句真是活的了，而是从典故的死灰里复燃的。换一句话说，没有典故便没有诗。其余如咏宋玉“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以及写他自己漂泊西南大地之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俱是以典故写想象。五溪衣服句很费力，却能生动。五溪蛮的衣服是染色的，这是典故，我们在避难时也有此情景，同着当地土人邀游山水，尤其是过年过节看了他们男妇老幼穿着新衣服花花绿绿的，我们与之共天上的云眼前的山光水色了，热闹的很，故杜甫曰，“五溪衣服共云山”。有这一句则“三峡楼台淹日月”一点也不空，都是诗人的实景了。“云雨荒台岂梦思”这一句我最佩服，把朝云暮雨的梦真拿来写景，不愧是大诗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杜甫的典故是来得非常之慢的，较之庾信是小巫见大巫。
作文叙事抒情有时有很难写的地方，每每借助于典故。这样的用典故最见作者思想的高下，高就高，低就低，一点也不能撒谎的。陶渊明《命子诗》有云：“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我很喜欢这个厉生子的典故。《庄子》，“厉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厉之人大概生得很寒伧，庄子的文章是幽默，陶公用来则真显出陶公的大雅与真情了。人谁不爱其子，谁不望自己的儿子好，但不能像陶公会说话了，因为陶公人品高。陶公在说他穷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好的典故。因为家贫没有酒喝他这样写：“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这个诗题是“九日闲居”，寒华句是说菊花，当然写的好，尘爵句更佳。典故出自《诗经》“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诗经》这两句文章也真是有趣，然而不是陶渊明告诉我，我未曾注意了。总而言之家里没有酒罢了，瓶子里是空的。瓶子说：“这不能怪我，是他可耻，是他里头没有酒。”瓶子指着一个更大的盛酒的家伙说。所以酒真是没有了，这里也是空的，那里也是空的。陶公连米也没有大的东西盛，故曰：“瓶无储粟”，何况酒。他大约是望着空杯子，杯子说，“不怪我是酒瓶子里没有。”故诗曰“尘爵耻虚罍”。不懂得《诗经》，便不知陶诗之佳了。陶渊明真会读书。他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孰知他是神解。
有时有一种伟大的意思而很难表现。用典故有时又很容易表现。这种例子是偶尔有之，有之于李商隐的诗里头，便是我常称赞的这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是写牡丹的诗，意思是说在黑夜里这些鲜花绿叶俱在，仿佛是诗人画的，寄给朝云，因为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便看见了。没有梦中五色笔的典故，这种意境实在无从下笔。朝云二字也来得非常之自然，而且具体。
有时用典故简直不是取典故里的意义，只是取字面。如李商隐《华山题王母祠绝句》云：“莲花峰下锁雕梁，此去瑶池地共长。好为麻姑到东海，劝栽黄竹莫栽桑。”诗写得很快，很美丽，很有悲情，他不喜欢沧海变桑田这一件事于是叫人家不要栽桑树好了。不栽桑栽什么呢？随便栽什么都可以，只要天地长不没！恰好穆天子有“黄竹”之诗，那么就栽你们的黄竹好了。是叫这个老太太。（我假设是老太太，其实照陶渊明“王母怡妙颜”的话未必是老太太）对那个老太太说的话。其实黄竹是个地名，作者乱借字面而已。庾信也常借字面，但感情没有李诗的重。李的感情重而诗美，庾信生平最萧瑟。用典故却不宜感情重，感情重愈生动愈晦涩。
我在上回的文章里说过，外国文学重故事，中国文学没有故事只有典故，一个表现方法是戏剧的，一个只是联想只是点缀。这是根本的区别，简直是东西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学里如有故事，则其故事性必不能表现得出，反不如其典故之生动了。因为有故事必有理想，有理想必要表演出来的，非用典故暗示所能行的。李商隐咏常娥有云：“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是作者的理想，跑到天上去是非常之寂寞的，而人间又不可以长生不老，而诗人天上的布景仍是海阔与天空，即咱们的地球，头上有青天，眼下有碧海，正同美人的镜子一样，当中有一个人儿了。中国没有戏剧，这个故事如编剧，一定很成功，当典故真可惜了。李诗另有咏月绝句云，“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这是说月亮里头有一女子而且有树，都藏在里头看不见了，而且光照一处明一处，只是藏了自己。这都是适宜于写故事，而作者是用典故，故晦涩了。总之典故好比是一面镜子，他只宜照出你来，你不宜去照他。
（一九四八年）
如切如磋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右《论语》之一章。我觉得孔子与子贡师生二人谈话的空气很好，所谈的话我们也没有不懂的地方，因为谈的话本来不令人难懂，只是在生活上未必容易学得到。子贡的意见本来也颇高明，所以孔子许之曰“可也”。但孔子到底是孔子，他把子贡的话修改一些，不，不是修改子贡口头上的话，是做人的态度再进一步。子贡到底是孔门高足，听了先生的话，引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咏之。孔子乃又称赞一番，“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一番称赞之词用白话恐怕翻译不好。
我从前在武昌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校长是讲王学的，我也跟着读王阳明的书。因为一个字的缘故，王阳明到现在留了一个不好的印象给我。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本来很好，很像孔子的话，然而王阳明说“称”字应该读去声，即是说恐怕死了以后名不相称，怕死后之名誉乃过誉。此殊不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道，有点近乎乡下人拿称来称，未免可笑。
去年有一天我无意间默读《论语》，“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默读至此，不记得原文，于是我有点着恼，怎么读不下去。我又有点好奇，心想，如果这以下的字句要我来替孔子补足起来，或者孔子当时的说话叫我来记录，应该怎么记？这一来我又很是喜悦，一心想得一百分。结果我只好交白卷，因为我实在想不好，难得适当的字句。再从书架上拿了《论语》来翻阅，孔子乃是这样说下去，“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我读之甚为喜悦。此事我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一年级作文班上曾向学生谈及，不知诸生感兴趣否。
（一九三六年）
读《论语》
小时读熟的书，长大类能记得，《论语》读得最早，也最后不忘，懂得它一点却也是最后的事。这大约是生活上经验的响应，未必有心要了解圣人。日常之间，在我有所觉察，因而忆起《论语》的一章一句，再来翻开小时所读的书一看，儒者之徒讲的《论语》，每每不能同我一致，未免有点懊丧。我之读《论语》殆真是张宗子之所谓“遇”欤。闲时同平伯闲谈，我的意见同他又时常相合，斯则可喜。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愚按思无邪一言，对于了解文艺是一个很透彻的意见，其意若曰，做成诗歌的材料没有什么要不得的，只看作意如何。圣保罗的话，“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惟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是一个意思两样的说法，不过孔丘先生似乎更说得平淡耳。宋儒不能懂得这一点，对于一首恋歌钻到牛角湾里乱讲一阵，岂知这正是未能“思无邪”欤，宁不令人叹息。中国人的生活少情趣，也正是所谓“正墙面而立”，在《中庸》则谓“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愚前见吾乡熊十力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对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很发感慨，说他小时不懂，现在懂得，这个感慨我觉得很有意义。后来我同熊先生见面时也谈到这一点，我戏言，孔夫子这句话是向他儿子讲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位贤明的父亲。
二
《中庸》言“诚”，孟子亦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论语》则曰“直”。我觉得这里很有意义。“直”较于“诚”然自平凡得多，却是气象宽大令人亲近，而“诚”之义固亦“直”之所可有也。大概学问之道最古为淳朴，到后来渐渐细密，升堂与入室在此正未易言其价值。子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从以直报怨句看，直大约有自然之义，便是率性而行，而直报与德报对言，直又不无正直之义。吾人日常行事，以直道而行，未必一定要同人下不去，但对于同我有嫌怨的人，亦不必矫揉造作，心里不能释然，亦人之情也。孔子比后来儒者高明，常在他承认过失，他说“直”，而后来标“诚”，其中消息便可寻思。曰“克己复礼为仁”，曰“观过斯知仁”，此一个“礼”与“过”认识不清，“克己”与“仁”俱讲不好，礼中应有生趣，过可以窥人之性情。愚欲引申“直”之义，推而及此，觉得其中有一贯之处。
三
陶渊明诗曰，“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愚昔闲居山野，又有慨于孔丘之言，“鸟兽不可与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此言真是说得大雅。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人之情总在人间。无论艺术与宗教，其范围可以超人，其命脉正是人之所以为人也。否则宇宙一冥顽耳。孔子栖栖皇皇，欲天下平治，因隐居志士而发感慨，对彼辈正怀无限之了解与同情，故其言亲切若此，岂责人之言哉。愚尝反复斯言，谓古来可以语此者未见其人。若政治家而具此艺术心境，更有意义。因此我又忆起“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之句，这句话到底怎么讲，我也不敢说，但我很有一个神秘的了悟，憧憬于这句话的意境。大约匏瓜之为物，系而不给人吃的，拿来做“壶卢”，孔子是热心世事的人，故以此为兴耳。朱注，“匏瓜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人则不如是也”，未免索然。
（一九三四年）
我怎样读《论语》
我以前写了一篇《读〈论语〉》的小文，那时我还没有到三十岁，是刚刚登上孔子之堂，高兴作的，意义也确是很重要。民国二十四年，我懂得孟子的性善，于是跳出了现代唯物思想的樊笼，再来读《论语》，境界与写《读〈论语〉》时又大不同，从此年年有进益，到现在可以匡程朱之不逮，我真应该注《论语》了。今天我来谈谈我是怎样读《论语》的。
我还是从以前写《读〈论语〉》时的经验说起。那时我立志做艺术家，喜欢法国弗禄倍尔以几十年的光阴写几部小说，我也要把我的生命贡献给艺术，在北平香山一个贫家里租了屋子住着，专心致志写一部小说，便是后来并未写完的《桥》。我记得有一天我忽然有所得，替我的书斋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常出屋斋”，自己很是喜悦。因为我总喜欢在外面走路，无论山上，无论泉边，无论僧伽蓝，都有我的足迹，合乎陶渊明的“怀良辰以孤往”，或是“良辰入奇怀”，不在家里伏案，而心里总是有所得了。而我的书斋也仿佛总有主人，因为那里有主人的“志”，那里静得很，案上有两部书，一是英国的《莎士比亚全集》，一是俄国的《契诃夫全集》英译本，都是我所喜欢读的。我觉得“常出屋斋”的斋名很有趣味，进城时并请沈尹默先生替我写了这四个字。后来我离开香山时，沈先生替我写的这四个字我忘记取下，仍然挂在那贫家的壁上，至今想起不免同情。我今天提起这件事，是与我读《论语》有关系。有一天我正在山上走路时，心里很有一种寂寞，同时又仿佛中国书上有一句话正是表现我这时的感情，油然记起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语句，于是我真是喜悦，只这一句话我感得孔子的伟大，同时我觉得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了解孔子这话的意义。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当时竟能那样的肯定。是的，到现在我可以这样说，除孔子而外，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有孔子的朴质与伟大的心情了。庄周所谓“空谷足音”的感情尚是文学的，不是生活的已经是很难得，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话，则完全是生活的，同时也就是真理，令我感激欲泣，欢喜若狂。孔子这个人胸中没有一句话非吐出不可，他说话只是同我们走路一样自然要走路，开步便是在人生路上走路了，孔子说话也开口便是真理了，他看见长沮桀溺两个隐士，听了两人的话，便触动了他有话说，他觉得这些人未免狭隘了，不懂得道理了，你们在乡野之间住着难道不懂得与人为群的意思么？恐怕你们最容易有寂寞的感情罢？所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是山林隐逸触起孔子说话。我今问诸君，这些隐逸不应该做孔子的学生么？先生不恰恰是教给他们一个道理么？百世之下乃令我，那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狂者之流，认孔子为不足观的，崇拜西洋艺术家的，令我忽然懂得了，懂得了孔子的一句话，仿佛也便懂得了孔子的一切，我知道他是一个圣人了。我记得我这回进北平城内时，曾请友人冯至君买何晏《论语集解》送我。可见我那时是完全不懂得中国学问的，虽然已经喜欢孔子而还是痛恶程朱的，故读《论语》而决不读朱子的注本。这是很可笑的。
民国二十四年，我懂得孟子的性善，乃是背道而驰而懂得的，因为我们都是现代人，现代人都是唯物思想，即是告子的“生之谓性”，换一句话说以食色为性，本能为性，很以孟子的性善之说为可笑的。一日我懂得“性”，懂得我们一向所说的性不是性是习，性是至善，故孟子说性善，这时我大喜，不但救了我自己，我还要觉世！世人都把人看得太小了，不懂得人生的意义，以为人生是为遗传与环境所决定的，简直是“外铄我也”，换一句话说人不能胜天，而所谓天就是“自然”。现代人都在这个樊笼的人生观之中。同时现代人都容易有错处，有过也便不能再改，仿佛是命定了，无可如何的。当我觉得我自己的错处时，我很是难过，并不是以为自己不对，因为是“自然”有什么不对呢？西谚不说“过失就是人生”吗？但错总是错了，故难过。我苦闷甚久。因为写《桥》而又写了一部《莫须有先生传》，二十年《莫须有先生传》出版以后我便没有兴会写小说。我的苦闷正是我的“忧”。因为“忧”，我乃忽然懂得道理了，道理便是性善。人的一生便是表现性善的，我们本来没有决定的错误的，不贰过便是善，学问之道便是不贰过。“人不能胜天”，这个观念是错的，人就是天，天不是现代思想所谓“自然”，天反合乎俗情所谓“天理”，天理岂有恶的吗？恶乃是过与不及，过与不及正是要你用功，要你达到“中”了。中便是至善。人懂得至善时，便懂得天，所谓人能弘道。这个关系真是太大。现代人的思想正是告子的“生之谓性”，古代圣人是“天命之谓性”。天命之谓性，孟子便具体的说是性善。从此我觉得我可以没有错处了，我的快乐非言语所能形容。我仿佛想说一句话。再一想，这句话孔子已经说过，便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懂得孔子说这话是表示喜悦。这是我第二回读《论语》的经验。
我生平常常有一种喜不自胜的感情，便是我亲自得见一位道德家，一位推己及人的君子，他真有识见，他从不欺人，我常常爱他爱小孩子的态度，他同小孩子说话都有礼！我把话这样说，是我有一种实感，因为我们同小孩子说话总可以随便一点了，说错了总不要紧了，而知堂先生——大家或者已经猜得着我所说的是知堂先生了，他同小孩子说话也总是有礼，这真是给了我好大的修养，好大的欢喜，比“尚不愧于屋漏”要有趣得多。他够得上一个“信”字，中国人所缺少的一个字。他够得上一个“仁”字，存心总是想于人有益处。我说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意味无穷。但知堂先生是唯物论者，唯物论者的道德哲学是“义外”，至多也不过是陶渊明所说的“称心固为好”的意思。陶渊明恐怕还不及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但“信”字是一样，又一样的是大雅君子。两人又都不能懂得孔子。此事令我觉得奇怪，不懂得道德标准来自本性，而自己偏是躬行君子，岂孔子所谓“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欤？”于是我大喜，《论语》这章书我今天懂得了！“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我一向对于这章书不了解，朱注毫无意义，他说，“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孔子为什么拿自己与妄作者相提并论？如此“谦辞”，有何益处？孔子不如此立言也。是可见读书之难。我不是得见知堂先生这一位大人物，我不能懂得孔子的话了。我懂得了以后，再来反复读这章书，可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这个人有时说话真是坚决得很，同时也委婉得很，这章书他是坚决的说他“知”，而对于“不知而作之者”言外又大有赞美与叹息之意也。其曰“盖有”，盖是很难得，伯夷柳下惠或者正是这一类的人了。孔子之所谓“知”，便是德性之全体，孔子的学问这章书的这一个“知”字足以尽之了，朱子无所不知云云完全是赘辞了。总之孔子是下学而上达的话，连朱子都不懂，何况其余。朱子不懂是因为朱子没有这个千载难遇的经验，或者宋儒也没有这个广大的识见，虽然他们是真懂得孔子的。我首先说我常常有一种喜不自胜的感情，是说我生平与知堂先生亲近，关于做人的方面常常觉得学如不及，真有意义。及至悟得孔子“不知而作”的话，又真到了信仰的地位，孔子口中总是说“天”，他是确实知之为知之的。儒家本来是宗教，这个宗教又就是哲学，这个哲学不靠知识，重在德行。你要知“天”，知识怎么知呢？不靠德行去经验之吗？我讲《论语》讲到这里，有无上的喜悦，生平得以知堂先生大德为师了。
抗战期间我在故乡黄梅做小学教师，做初级中学教师，卞之琳君有一回从四川写信问我怎么样，我觉得很难答复，总不能以做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回答朋友问我的意思，连忙想起《论语·学而》一章，觉得有了，可以回答朋友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在乡间的生活可以“学而”一章尽之，有时是“不亦悦乎”，有时是“不亦乐乎”，有时是“不亦君子乎”。“有朋自远方来”的事实当然没有，但想着有朋自远方来应该是如何的快乐，便可见孔子的话如何是经验之谈了，便是“不亦乐乎”了。总之我在乡间八九年的生活是寂寞的辛苦的。我确实不觉得寂寞不觉得辛苦，总是快乐的时候多。有一年暑假，我在县中学住着教学生补习功课，校址是黄梅县南山寺，算是很深的山中了，而从百里外水乡来了一位小时的同学胡君，他现在已是四十以上的一位绅士了，他带了他的外甥同来，要我答应收留做学生。我当然答应了，而且很感激他，他这样远道而来。我那里还辞辛苦。要说辛苦也确是辛苦的，学生人数在三十名左右，有补习小学功课的，有补习初中各年级功课的。友人之甥年龄过十五岁，却是失学的孩子，国语不识字不能造句，算术能做简单加减法，天资是下愚。慢慢地我教他算乘法，教他读九九歌诀，他读不熟。战时山中没有教本可买，学生之中也没有读九九歌诀的，只此友人之甥一人如此，故我拿了一张纸抄了一份九九歌诀教给他读。我一面抄，一面教时，便有点迁怒于朋友，他不该送这个学生来磨难我了。这个学生确是难教。我看他一眼，我觉得他倒是诚心要学算术的。连忙我觉得我不对，我有恼这个学生的意思，我不应该恼他。连忙我想起《论语》一章书：“子曰：有教无类。”我欢喜赞叹，我知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了。这章书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们不从生活是不能懂得圣人了。朱子对于这章书的了解是万不能及我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朱注曰，“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这些话都是守着原则说的，也便是无话想出话来说，近于做题目，因为要注，便不得不注了，《论语》的生命无有矣。
（一九四八年）
孔门之文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论语》这一章书，令我很有所触发。我很爱好子贡这一番说话。孔门与以后的儒家高下之别，我们不妨说就在这一个“文”字。孟夫子的文章向来古文家是很佩服的了，我却觉得孟夫子的毛病就在乎有点“野”，即是孔子说的质胜文则野。同时孟轲也就有点纵横家的习气，或者也就是孔子说的文胜质则史罢。孟轲总还不失为深造自得的大贤，到了唐朝的韩愈，他说孟轲功不在禹下，他又以唐朝的孟轲自居，是子贡所谓“犬羊之鞟”者乎。宋儒的毛病也就在乎缺乏一个“君子”的态度，即是不能文质彬彬，或者因为他们正是韩愈以后的人物罢。子贡听了棘子成的话，给他那么一个严重的修正，说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其言又何其文也。他大约是有得于“夫子之文章”者也。我再引子贡的说话，同孟子的说话，同是关于商纣的，读者诸君比较观之可以分别高下。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轲先生的话真是有点霸道，简直可恶。朱熹对于血流漂杵又加一番解释，“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是又说得更下流，不堪卒读。
（一九三六年）
陈亢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论语》这章书我很喜欢，觉得孔门真是诚实切实。陈亢这个人很老实。伯鱼亦殊可爱，不愧为孔子之子，孔子亦不愧为其父。父亲问他学诗没有，他说没有学，退转来他就学诗。有一天父亲又问他学礼没有，他说没有学，退转来他就学礼。他很有礼貌地把这些话告诉陈亢，临了还要诚恳地说一句：“闻斯二者。”陈亢起初像一个乡下人，问着世兄“子亦有异闻乎？”临了又像大学里的旁听生，偷听了一堂课，喜不过，还要说一点自己老实的心得。不过他喜不过告诉给什么人，我们却无从知道。宋儒却真不令人喜欢，在“子亦有异闻乎”句下朱熹注曰，“亢以私意窥圣人，疑必阴厚其子。”在“闻斯二者”句下注曰，“当独立之时所闻不过如此，其无异闻可知。”是何伧父口吻也。
在另一章书里也可以见陈亢对于孔子的神气，他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回答他，“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观子贡说话的神气，不免有点鄙陈亢的意思，然而我们都如闻其语如见其人，我们又可以看得出孔门的真面目也。
（一九三六年）
读朱注
我以前读《论语》总没有读注解，也并不拿着《论语》的书读，因为小时在私塾读熟了，现在都还记得，本着生活的经验有所触发，便记起《论语》来，便是我的读《论语》了。十年以来，佩服程朱，乃常读朱注。在故乡避难时期，有两回读《论语》朱子注解，给了我甚大的喜悦，至今印象不忘，而且感激不尽。一是朱子注“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章，他引程子之言曰：“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程子的话差不多做了我做事的标准，我阅历了许多大人物，我觉得他们都不及我了，因为他们都是“私意起而反惑矣”，我则像勇士，又像小孩，做起事来快得很，毫不犹疑，因之常能心安理得了，都是程子教给我的，也就是我读《论语》的心得了。我记得避难时有一穷亲戚的孩子到我家里来，我想筹点钱给他，连忙又想，这不怕他养成倚赖性吗？连忙我想起程子的话，我第一个想头是对的，应该筹点钱给穷孩子，第二个想头，其实就是“三思”，是自己舍不得了。我不知怎样喜欢程子的话哩。孔子也就真是圣人，“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你看这个神气多可爱，然而不是程子给我们一讲，我们恐怕不懂得了，这是朱注给我的一回喜悦，还有一回是朱子注这一章书：“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朱注有云，“约，穷困也，利犹贪也，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我读之大喜，给了我好大的安慰，好大的修养了，那是民国三十四年春，我本来在黄梅县中学当教员，新来的校长令我不能不辞职，我失业闲居，一心想把已经动手而未完成的《阿赖耶识论》完成，正是朱子所谓“贪也”，一日我读到这个注解，像小学生见了先生的面，一句话也没得说了，我们原来都是知者好学，较之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愧不如了，因此我很喜欢孔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的话，然而利仁毕竟是仁，知者也终于安仁了，大约世间终于还是有两种人格，一种是不忧，一种是不惑，故孔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又日“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今年暑假，看《朱子语类》，关于《论语》子使漆雕开仕章第一条是：
“陈仲卿问子使漆雕开仕章。曰，此章当于斯字上看，斯是指个甚么，未之能信者，便是于这个道理见得未甚透彻，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个仕都轻看了”。
这话我乍看颇出乎意外，因为这章书我向来没有看朱注，也不十分注意这章书，只是觉得漆雕开这个人对于出去做官的事情不敢相信罢了，“吾斯之未能信”的“斯”字便是指上面的“仕”字。今朱子曰，“此章当于斯字上看，斯是指个什么”，可见朱子的意思要深一层了，连忙我觉得朱子的话大概是对的，于是我再打开《论语》看：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说”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说”字是一样，就是“悦”字。）
这一来我很喜欢这章书，诚如朱子所说，“此章当于斯字上看，斯是指个什么。”我还不是就意义说，我是就文章说，《论语》的文章真是好文章，令我读着不亦说乎了。懂得《论语》的文章，《论语》的意义也就懂得了。这章书，把先生的神气，把学生的神气，表现得真是可爱。先生的神气在“子说”二字传神。学生的神气便是这个“斯”字传神。好像漆雕开正在那里好学，手上捧一个什么东西的样子，所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故曰“吾斯之未能信”了。你看他的话答得多快，好像不暇顾及的样子。你看先生看着这个学生该是多高兴，故“子说”。我记得我小时在私塾里读书读到这里的“子说”，很觉奇怪，为什么忽然两个字就完了？好像小孩子不能住口似的。今日乃懂得《论语》文章之佳了。这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因为这章书的一个“斯”字，我乃想起《论语》里面好几个斯字，都是善于传神。我们先看这一章：
“或问褅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这个“斯”字是指孔子自己的手掌，孔子说话时把自己的手掌一指了，故记者接着说明“指其掌”。这里不加说明千秋万世之后便不知道“斯是指个甚么”了。
又如这章书：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记者要传孔子说话的神情，故先说明“子在川上”，其实孔子当时只说着“逝者如斯”，是他自己眼前有所指罢了。所以漆雕开之“斯”也必是当下实有所指，显得他正在那里用功了。
又如这一章：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朱注，“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此下斯同朱子注“吾斯之未能信”之斯徒在句子里头找都找不着何所指了。
此外孔子说话，常常前无所指，而直呼曰：“斯道”，曰“斯文”，我们读着都觉其自然。“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这或者是孔子站在门前说——一面指着门说“谁能出不由户”，一面指着门口的路说：“何莫由斯道也”亦未可知，总之神情非常之亲切可爱。至于“斯文”二字，自从孔子说话之后，我们大家现在都习用了，如说你是“斯文中人”。
（一九八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