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真且善的制度创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创业故事

“创业”当然是光荣的事业，所以也难怪有些人的创业想象会浪漫到“想当然”的地步。比如，最近看凤凰网的新闻，总先看到一段加载的“英雄创业”游戏广告，其动画人物孔武雄壮，解说词也极为慷慨激昂：“开局是个农民，只有一条狗”“靠双手打造工具”“辛勤劳作，开荒辟土”“建设属于自己的村落”“成为大地主”；这动画的另一版本更夸张地宣示：“一开始你就只有五个农民”“加上一把斧头”“耕种建房、采矿生产”“筑起城墙，开创王朝”“南征北伐，不断的开拓疆土”。两个版本里的创业者形象都是中国脸孔而西人装扮，看来更像是身强力壮、创业有方的鲁滨孙，场景建筑和地理风光也都是西洋式的。显然，只有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虐坏了脑子的人，才会有如此“豪情满怀”的创业想象。

其实，创业是很艰难的事，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的农村，农民的创业更难，能“成为大地主”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追溯起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内陆农业大国。当春秋战国之际，铁器的发明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的开发利用成为最具效益的生产活动，中国由此进入农业文明，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央直接统辖地方的郡县制，因为有效地打破了地理阻隔，有利于互通有无，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所以也一直通行于中国。如此这般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与其说是所谓“封建社会”，还不如说是地道的“土地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大矛盾也就往往因土地而起——人口日增而土地有限，土地兼并加剧，无地之民多起来，社会矛盾就难免了。如明清两大帝国的败亡，其内在原因都是人口滋盛而土地日蹙，产生了大量贫民、饥民和流民，他们没有土地、没有饭吃，到了饥荒之年，更难以糊口，不造反才怪呢！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口滋甚，土地问题成为最大的“内忧”，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贫弱的中国又没能力和武力去通过海外“殖民扩张”“开疆拓土”来解决土地问题，反而迭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外患”之来袭，老中国因此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了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真正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才重建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但它能够领导人民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顺利走向现代化吗？还是不得不重蹈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历史覆辙？这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严峻问题。

这也正是《创业史》所要考问的“创业”难题。柳青在“题叙”里就提醒读者，这是一部描写“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年里”农村社会种种“矛盾”逐渐走向“统一”的“生活故事”。(2)这是一个非常简括而又意味深长的提示。显然，这个“生活故事”的核心乃是“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变革。其缘起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的贫苦农民虽然有幸分得了土地，可是人多地少，不但大多数人无法致富，而且许多人很快就面临着无力生产、生活困难的困局。情况甚至严峻到一些人不得不卖掉刚分得的土地。正是为了解救这种危局，新政府动员一些仁义先进的农民带头组织穷帮穷的生产互助组、进而向合作社方向发展，在这过程中他们遇到种种问题、面对重重矛盾，而终于在新政府的支持下走出困境，使新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实现了“统一”，那便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从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需求来说，“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这种变革是合理正当的创举和善举，它不仅受到贫苦农民的欢迎和支持，并且也是符合现代化的规模经营之创举。即使从当今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互助合作，也是那时的中国农村可以找到的有效解决大多数贫苦农民生产—生活问题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安排”，而并非当今一些论者所谓执政党不顾民意强行推行的政治经济“乌托邦”。

与当今的合作化否定论者之观点恰恰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初执政党在农村全面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急于在农村推行经济的集体化，毋宁说他们也希望耕者有其田的广大农民能够自给自足、休养生息。可是，一个困扰了中国上千年的老问题很快就有重新复发的势头——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现象再次威胁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并且，任由分散的小农经济按自给自足、“自由竞争”的自然法则运行，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发展出现代化的规模经济。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农村很快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大问题——要么重蹈旧中国的覆辙，要么另寻出路、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柳青在《创业史》里聚焦于两种不同的“创业”路径之比较，满怀着关注农村前途和农民命运的“问题意识”。但柳青也并不像当今的合作化否定论者所批评的那样简单褒贬两种创业路径，而是对二者都给予有同情的理解，至于他的倾向性固然与他的政治信仰有关，但归根结底乃是他深入反思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困境后所做出的比较选择，而并非简单地“服从政治”，其真实性、真诚性和合理性都无可置疑。

作为长期扎根农村的作家，柳青自然明白，即使在旧社会的农村，一些贫苦农民勤苦劳作、勤俭持家，再加上一点好运气，是可以发家致富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并且，作为中共党员的柳青虽然也秉持着阶级观点，但他同样也很清楚，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里，阶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具有可上可下的流动性，“题叙”以及随后的章节就很生动地写出了这种流动性，让读者看到“也有一些幸运儿，后来发达起来，创立起家业，盖起了庄稼院”。(3)比如老梁家和老郭家原本都是流落到蛤蟆滩的穷人，后来也都幸运地渐渐向上升了。其中，凭着勤劳和诚信而使家庭生活渐渐有了起色的是梁三的父亲。更幸运的是老郭家的三兄弟，他们跟着父亲老郭移住到蛤蟆滩，起初租不到足够的稻田，只能给人家打零工，真是穷得叮当响。可是后来有一家地主衰落了，其败家子弟把渠岸边的大片好田地卖给了家住县城的国民党骑兵师师长韩占奎，这给了郭家以机会。因为“土匪出身的军阀家庭对于经营田产既是外行，又没兴趣，不乐意和许多佃户来往。韩公馆派人到下堡村寻找一个可以独家承租的务实佃户，郭世富弟兄三人被选中了。于是乎，不几年，郭世富就买下马，拴起车，成了大庄稼院了”。(4)可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也相当脆弱，碰到灾病和祸乱往往难以抵御而不得不铩羽而落。梁家的创业半途而废就是为此。本来，梁三子承父业，已是有房子有租田收入稳定的好佃户，倘若继续顺水顺风，他是可能上升为中农的，他的堂哥梁大不就成了中农吗？“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济，接连着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他不仅再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自己仍然孤独地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里。”(5)民国十八年（1929年）捡到一对逃荒的母子而重建家庭，让人到中年的梁三重振创业的豪气，但命运仍是不济。梁三老汉把希望寄托在继子梁生宝身上。梁生宝身强力壮也很有主意，创业翻身的劲头更足，可是他碰到的地主吕二细鬼更会算计，根本不给他机会，加上被拉壮丁、出逃荒山野岭，梁生宝的发家梦也破灭了。

研究者不应忽视，在土改运动之后，新中国进入了和平发展的年月，新政权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于是传统的升降变迁再次开始了。正如柳青在《创业史》中所描写的那样，此时“天下农民一家人”的口号用不着了，贫富的差距和阶级的分化再次出现，似乎成了不可抗拒的规律：一些在土改中曾经惶惶不可终日的富农和富裕中农，拿到土地证后终于吃了定心丸、重新抖起来了，比如富农姚士杰就开始积极倒卖粮食、放高利贷，并且带着报复的快意打压贫下中农的互助组，因为互助组阻遏了他的剥削，所以他甚至借“互助”之名，把梁生宝互助组的栓栓收纳到自己门下，一边玩弄着栓栓的媳妇，一边暗暗向互助组示威；富裕中农郭世富则大兴土木，建起了二层楼屋，却坚决拒绝给贫苦农民借贷粮食度春荒，他甚至向还不起的贫苦农民讨要积欠，逼迫他们出卖刚刚获得的土地。

正是在这种放任自流的情况下，刚刚获得了土地的贫下中民，很快就走上了分化之途。一些人家有劳力、畜力，所以积极发家致富，如下堡乡五村的代表主任郭振山。郭振山在旧社会就是一个能干有魄力的佃户，只是运气不好、没有发家的机会，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土改，成了下堡乡五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村农会代表主任，这身份使他分得了蛤蟆滩上最好的土地，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发家致富了，他和弟弟铆足了劲儿，并且投资了镇里的私营砖厂。不难想象，以郭振山的精明强干，过不了几年他就会置地盖房、成为蛤蟆滩的富裕庄稼主了；梁大老汉及其儿子梁生禄也往上升了，他家已买下瘸子李三的地，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但是，与这些蒸蒸日上的人家相比，更多贫苦农民的日子则很快陷于困境：他们在土改中虽然分得了救命的土地，可是生产能力很弱，不是缺人力就是缺畜力，只是凭借政府提倡组织的互助组，生产才得以勉强进行，解放初的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巴巴，一到青黄不接或是碰上灾病的时候，就难以抵御。解放的头二年他们靠政府提倡的“活跃借贷”勉强糊口，可是到了1953年土地权确立之后，富裕户再也不愿意提供“活跃借贷”，加上人人都忙着自家的活计，缺乏组织约束力的互助组就渐渐趋于解体。于是，不少生活困难、经营无法的贫困户，就面临着再次失去土地、重新返贫的危机。就像《创业史》里的老农民王瞎子对人民政府的抱怨那样，“既不能分给每户足够自耕自吃的地，又清算了从前给他租地的财东，他王瞎子一家人该怎么过活呢？”(6)任老四家、欢欢家、高增福家等，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和危险。柳青满怀同情地描写了他们的遭遇，如高增福“倒霉透了”的生活和生产困境——

高增福的倒霉劲儿，看来没个尽头。六岁时候，他爹给地主铡草，切掉了四个指头，丧失了生产的技能，尽靠讨饭把福娃子拉扯大。福娃子会在渠岸上割草，就给人家干活，长工生活一直熬到土地改革。一九五〇年冬天，长工高二分到六亩稻地。一九五一年春天，人民政府发给他耕畜贷款，他买了头小牛，开始了创立家业的奋斗。谁料想刚刚一年，女人因为难产猛地一死，又把他掼倒了。三年期限的耕畜贷款还分文未还，贫农高增福已经把耕牛卖掉，埋葬了女人。他只好和另外三户贫农伙使一头牛，一户一条牛腿地对付着种地。他带着女人丢下的四岁娃子才才，过着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的生活。现在，他正当着女人，在富农邻居姚士杰的碾子上轧玉米糁糁哩。

…………

孙水嘴走后，高增福在碾房里一边推碾子，一边无限感慨地思量：

“郭主任专心发家罗，对工作，心淡罗。我这互助组畜力困难，想吸收两户中农，投他的大面子给人家说说，他嘴里空答应，到底还是没说。他把从乡上应回来的啥工作，都推给孙水嘴办，他和振海闷头干活！水嘴积极，不是为人民，保险又谋着啥好事哩。你看他在黄堡兴盛德字号当过伙计的那身街溜子气吧！唉，谁能给郭主任提醒提醒就好哩。可惜！可惜！郭主任是有能耐的好庄稼人啊！……”(7)

这样的贫富分化、阶级升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体制（包括国民党统治时期）下，就像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一样“正常”；而当今一些热衷传统地主—士绅统治秩序的新儒家信徒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们，也都觉得农村社会的这种分化升降乃是乡土中国的千年“正道”，并且符合自由主义学说之“自由”，所以他们不仅认为贫富分化、阶级升降不足为病，甚至进而肯认单靠这种低水平的自然经济，就可以“开出”一片现代经济的新天地来。

可是，新政府不会接受乡土中国的命运轮回，因为这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支持下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执政党不能眼看着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再次陷入贫富分化、阶级升降的命运轮回，也明白新的“人民共和国”倘若只沿着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老黄历”原地踏步，那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他们充分认识到农村和农业必须进行生产方式的现代性变革，才会有现代的出路并推动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同样的，广大的贫苦农民业已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互助运动中经受了考验、锻炼和教育，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都涌现出不少虽然身为穷棒子却具有新思想的先进农民，他们再也不愿像鲁迅笔下的闰土那样默默接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轮回，而企图在新政府的支持下改革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集体创业的尝试——尝试一种可以发挥群体合作优势和规模经营效益并且有利于运用现代耕作技术的生产方式，这既是集体自救也是集体创业。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创举，一种经济制度的创新。互助组和合作社是这项制度创新的两个阶段，《创业史》对此做出了循序渐进、真诚恳切的叙写。

互助组运动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就开展了。作为年轻的解放区作家，柳青曾创作了表现解放区互助组运动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在全国解放后的新区，互助组运动继续推广，与“活跃借贷”等新政策一起发挥了稳定农村局面的作用。然而进入1953年，农村互助组的发展却遇到了很大困难，甚至面临着解体的危险。这一是因为互助组本来就是一种临时的救急—救济措施，所谓能和则合、不和则离，缺乏制度的约束和稳固的向心力。二是因为1953年重新确立了土地产权，农村的富农、富裕中农吃了定心丸，他们拥有充足的生产资料和能力来发展自己，贫苦农民则有可能成为他们再次施加剥削的对象，所以富农、富裕中农不仅不愿与贫下中农“互助”，甚至连“活跃借贷”也不愿再负担了。至于一些在土改中获益而发展起来的新中农如郭振山等，也都忙着个人的发家致富，对互助合作运动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一度有声有色的互助组就突然失去了发展的后劲。郭振山领导的互助组其实是他精心选择的，其中并无多少人需要他的帮助，他乐得与兄弟一起忙着自己发家致富，真正穷帮穷的互助组是梁生宝和高增福领导的两个组。可是，高增福由于自己的拖累大并且他的组织能力也有限，不能有效解决贫困户的生产—生活问题，甚至于连自家的问题也束手无策，加上富农姚士杰的诱骗和郭振山的不施援手，高增福的互助组被迫解体了。只有梁生宝的互助组坚持下来，虽然其间也有富农姚士杰的破坏、父亲梁三的拖后腿、堂兄梁生禄的阳奉阴违，以至王瞎子的退组等，但梁生宝不为所动，他带领互助组进山搞副业，切实地解决了劳苦群众的困难，新稻种的合理密植也获得显著的成功，后来又接受了高增福等新成员，进一步发展壮大，靠集体的力量和规模效益，打了一个漂亮的生产翻身仗，水到渠成地成立了灯塔合作社，这个合乎农村实际、效益显著的制度创举，从此稳稳地在蛤蟆滩站住了脚跟。

看得出来，互助—合作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其实并非因为它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先进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在生产经营上有效地帮助贫苦农民走出了困境。农民都是很实际的人，他们不会拿着救命的土地去为政治的光荣冒险，他们之所以加入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合作社，当然基于他们对新政府的信任，但更出于他们对自己身边的互助合作领导人日积月累的信任。梁生宝也确实值得他们信赖，他怜贫惜弱、公道善良，他的牺牲精神和组织能力，是他们眼见为实的事情，所以贫雇农群众发自衷心地拥护他。就连并不贫困的好中农冯有义也深深被梁生宝所吸引，始终支持他。当梁生宝救助受伤的栓栓，并安慰他不能上工的时候自己割的毛竹就算他割的，冯有义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生宝的精神，感动得好心人冯有义瞪起眼睛看他。这个四十多岁的厚敦敦的庄稼人，是个完全可以自己耕作的普通中农。他入这个互助组，只是喜爱生宝这个人。他把入生宝互助组，当做一种对新事物的有意义的试验。要是失败了，他也不后悔。生宝的每一次自我牺牲精神，都使有义在互助组更加坚定，对互助组更加热心。(8)

像梁生宝这样怜贫惜弱的好人，在旧中国农村就不乏其人，新中国的政治更进一步激发了此类人物的成长，而正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传统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优秀品质，他的互助组才格外吸引了下堡村最多也最穷的一批群众，诚所谓人多力量大，并且由于统一安排耕作，也有利于新的农业技术的推广，加上人民政府派来了技术员韩培生，帮助互助组推行良种化肥和新的耕作技术。结果是，这些最贫穷的农户终于靠团结互助在生产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农副业的经济效益都很显著，他们从此在蛤蟆滩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

生宝互助组密植的水稻，每亩平均产量六百二十五斤，接近单干户产量的一倍。组长梁生宝有一亩九分九厘试验田，亩产九百九十七斤半，差二斤半，就是整整一千斤了。这八户组员里头，有五户是年年要吃活跃借贷粮的穷鬼，现在他们全组自报向国家出售余粮五十石，合一万二千斤哩。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它不长嘴巴，自己会说话的。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欢喜、冯有义、郭锁，以及为了熬好名声争取将来能当干部而好好“表现”了半年的白占魁，现在都站在大伙面前，大伙可以看见！(9)

由此，贫苦农民在精神上也获得了翻身。合作社的成功使先前的贫困户成了蛤蟆滩以至全区最受人瞩目的光荣人物，平生第一次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就连最穷的穷棒子任老四，过去一直被人瞧不起，如今也挺直腰杆、扬眉吐气。当他看到富农姚士杰不愿交余粮的时候，忍无可忍地跳起来要打姚士杰。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当然，任老四被人拦住了，他也不是真要打姚士杰，而是借机出口恶气罢了。如此今非昔比的精神状态，让人刮目相看——

任老四卷起袖口，往前挤。大伙把他挡住。显然，老四太过火了。不过人们知道：他想借这个机会，为姚士杰从娘家那边引诱素芳熬月子的事，出口气。大伙惊奇：啊呀！刚刚开始不缺粮了，任老四就变得这样厉害罗！(10)

任老四的底气来自已有效运作的农业合作制度——有组织起来的穷哥们的支持和人民政府做靠山，任老四再也不怕富人的气焰。这个细节有力地证明，贫苦农民一旦有了地有了粮有了组织，就增添了为人的底气，完全可以挺直腰杆做人、显示出不可轻侮的人性尊严。

这也正是我至今阅读《创业史》仍然深受感动的原因——它以真实生动的叙事和深入人心的描写，表明互助合作作为新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确是那时农村实际情况逼出来的穷帮穷的制度创新，既是一项顺应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能够解决其生产经营困难的制度善举，更是一项有利于发挥人多力量大的比较优势并且更便于发挥现代的规模经营效益和更适应新技术推广的制度创举，所以它在50年代的发展比较顺利而且富有成效。

自然，这样一项制度创新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后来的“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公社化以至于大食堂等，都显然冒进了，由此招致了部分地区的严重饥荒，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幸好到了60年代初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是比较切合农村实际因而也便于施行的制度安排，所以一直延续到“文革”的结束。在这十多年中，农村借助集体经济的优势，大力开展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和新的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产量稳步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低，不仅使成倍增长的农村人口基本得以温饱，而且养活了大量的城市人口，从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在“文革”最激荡的年月，正是有赖于农村的稳定供给，整个国家才免于混乱的灾难；同时，农村教育和卫生也获得了空前的改善，干群关系也比较顺畅——在严厉的政治规训中受压抑的乃是干部而非群众，几乎没有干部敢以“官”凌人。而最重要的是，合作化的农业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做出了重大的奉献和贡献——国家通过粮食统购政策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这其实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从农业调配资源和资金来支持工业的发展。

就这样，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新中国终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经济体系，但这套经济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的一切积极势能也到此发挥殆尽，不可避免地走向物极必反的极端和绝境，尤其是集体主义的经济效能已近于失效、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则让人再难忍受，于是逼出了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由此迈入了新时期，这是一个走向务实的改良主义和趋于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当年的改革，当然是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问题之改革，但也必须认识到，改革同时也是以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成就为基础的，没有那些成绩为基础，改革与开放从何做起？可是，新时期的历史反思却带动了今是而昨非的思想逆转。于是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被斥为纯属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而非因应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和中国现代化要求而发动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革命。在这些论者眼中，80年代家庭承包制的有效性似乎无可怀疑地证明农户单干承包在50年代也会同样有效；他们觉得只要一任小农经济的自然发展就能够拯救中国农村并使其自然地走向现代化，合作化完全是多此一举的扰民之妄举。连带而及的，是以《创业史》为代表的反映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小说也面临着被否定的命运。虽然没人能完全否认《创业史》的艺术成就，但新时期学界先进都事后诸葛亮地断言：由于《创业史》为一种错误的政治经济路线唱赞歌，所以它当然是一部令人遗憾的失败之作。新批评家们毫无耐心和诚意去做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他们的今是而昨非的批评其实不过沿袭了与时俱进的政治批评习惯，甚至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演而已。如此新批评，除了见风使舵的政治势利还有什么？

其实，这世界上并不存在永远正确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一切都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且任何经济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只能权衡利弊、择要而行，因而时过境迁、与时更新也是必然的事。此诚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所以既不可一成不变，也不必今是而昨非。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新中国前三十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奠定一个坚实的现代经济基础，而当时的困境是“一穷二白”“人多地少”“缺乏资金”，为此就必须发挥人多力量大的比较优势和可以在国家强力体制下统一规划经济、集中调配资源的优势，所以前三十年的工农业政策都趋于集中统一，并且重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积累以便扩大再生产，而对国民生活消费和用于消费的副业、轻工业的发展则相当节制和约束，这势必招致人们的不满，因此执政党便启动一系列意识形态措施，诸如斗私批修、反对资本主义和小农自发倾向，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和勤俭节约，等等，极力以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压制住自由—自发思想的干扰。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制度配合下，新的共和国才得以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在较短时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创建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大业。就此而言，50年代的合作化和六七十年代“队为基础”的公社化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配置，都是有助于推动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它们也确实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没有这些，新中国的资本积累和经济起步是不可设想的。但如此过于集中统一的制度安排，其积极效能也不可能维持很久，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过于集中统一的积弊已非常明显，所以才促动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就是逐渐松绑开放、积极转型为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这个转型做得也相当成功，而其成功的前提就是它有前三十年的基础，同时没有完全放任“看不见的手”来支配一切，党国体制仍然坚持对市场经济的推动、引导和平衡。正因为如此，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才没有完全陷入“原始竞争的市场丛林”，也没有被西方的强势资本所吞没。即就农村而言，前三十年合作化—公社化的积累，其实为后来家庭承包制责任制的推行提供了条件——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集体积累，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科技的推广，显著改善了农村的生产条件，所以广大农民在新时期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后，才有能力有条件从事个体生产并且普遍增产增收，却没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回头看50年代初，单干的农民并不都具备这些条件，任由小农经济“自然”发展、“自由”竞争，只会导致再次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关系的恶化，那样一来，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充其量也就是印度那样的水平，只能是少数富人的现代化和大多数人的贫困。还应注意的是，新时期的中国仍保留了此前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农民只有生产经营权而无土地所有权，这为新时期进一步的工业化、城市化大大节约了社会交易成本，使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更为顺畅。而并非偶然的是，新时期农村经济的繁荣也只有短短数年，随着大家庭的分家，各户可支配的土地减少，大多数农家只够勉强维持温饱，却没有能力进一步发家致富。于是出现了大量进城的农民工，广大的中国农民成为工业发展的后备军，而他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失去土地、进城求生的农民之不同，就在于中国还为他们保留着一块最后的可供耕作救命的土地。而新时期的中国的工业，已成长到可以不再靠剥夺农业而突飞猛进的阶段，并可以反哺农业了。

要之，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及后来的公社化，实乃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段必由之路，这条路当然有得有失，但得大于失。我们对其得失利弊自然可以总结反思，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今是而昨非。此所以柳青的《创业史》是值得敬重的经典而非可以任意贬斥的伪典。何况纵使梁生宝的集体创业半途而废，那又何损于仁义为公的好人梁生宝呢！当今的一些流行论调如新儒家鼓吹的地主—乡绅神话和新自由主义鼓吹的个人—市场神话，不过是书呆子的痴人说梦而已，既解决不了也解释不了当年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至于当今一些先进批评家觉得柳青在《创业史》中所倾情书写的一切并非真实的存在，而纯属作者的虚构——如其是这样，那岂不正好符合文学是“作家自由想象的艺术结晶”的纯文学观念吗？然则又有何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