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铁臂阿童木的童话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事故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在政府、财团齐心协力，将核能作为国策而努力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滋生出了错综复杂的‘管理傀儡’（Regulatory Capture，又译为规制俘虏）。……对于进入公司或进入政府机构通过论资排辈被晋升的‘单一路线的头目’，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传承过去，维护组织的利益。这种使命比保护国民的生命更加重要和优先，即使是了解到世界核能安全发展的动向，也不屑一顾，错失了安全措施的落实。”具体来说：“本来属于核能管理对象的东电在市场规律不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以情报信息的优越性为武器，通过电联会之类的组织，向历届管理当局施压，以延期执行相关的管理规定，或者是放宽标准等。这种压力的源泉来自电力事业监管机构与核能政策推进组织经济产业省的密切关系，在这种大的组织构架中，与经济产业省管辖下的保安院之间的关系占有一定的位置。由于管理当局偏向于业主的信息、自身组织优先之类的原因，等于是在帮助业主主张‘保持现有反应堆的运行’‘应对诉讼要求的无错性’。……结果是核能安全的监视与监督功能崩溃，管理当局成为傀儡，偏向被管理业主的利益最大化，也可以解释为所谓的‘管理傀儡’。”(1)

报告没有进一步指出的是，以管理傀儡为中心，还有一个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其中包括核电制造商、经济产业省、文化科学省、媒体、主流学者等因推动核电而获利的各方。这个核能利益联盟在政界、财经界、学术界、大众媒体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且具有排他性，于是被嘲讽为“核能村”或者“原子村”。

以福岛为例。

福岛核电站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核电站之一，生产的电力并不供应给本地，而是用来供应200千米外的东京圈的。1960年，引进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计划发表后，当地政府认为，引进了核电站，还可吸引其他产业前来设厂，有利于振兴地方经济，因而表示欢迎。东电把地方领导和政府职员等，都卷入与土地所有权人洽谈收购或交涉渔业权的补偿金等问题之中。2014年的日本电影《家路》是一部诗意的灾难片，讲述了核电事故后，一户普通福岛居民的凄美故事。其中，主角已过世的父亲当年就是提着喇叭、以宣传核电为竞选口号的町议会议员候选人。东电甚至还利用黑帮处理土地收购问题。一位黑道大哥对潜入福岛核电站进行调查的铃木智彦大言不惭：“对于黑社会的我们来说，核电站是一座点石成金的宝库。”(2)当地对于核电站的担忧和反对的意见，被“放射线既不危险也没有危害”的声浪淹没了。1974年，日本又出台了被统称为“电源三法”的法律。据此，核电站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可获得高额的补助金及固定资产税，作为接受危险的核电站的代价。补助金，被形象地称为“核能钞票”，多用于兴建华丽的公共设施，的确似乎在短时间内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然而，建设核电站的20年后，相关税收与补助金锐减，为了维护公共设施，地方政府陷入了不得不依赖建设新核电站的困境。(3)

在筹备建立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960年代，政府、东电、大众媒体都一致唱颂“核电是安全、干净的梦幻能源”。这种众口一词的宣传与其自身的利益密不可分。在日本政界，官员退休后可以到下属或者关联企业拿个头衔领取丰厚的薪水。这种做法，在日本被形象地称为“下凡”（天下り）。东京电力公司，作为垄断日本一都七县、为接近一半的日本人口供电的老牌电力公司，正是此道老手。不少经济产业省的退休官僚，都在这家公司成为董事：比如原通商产业省（现已经更名为经济产业省）能源厅长官增田实、原能源厅次长白川进等，从政府部门退休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东电董事会成员。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50年间，一共有68名从经济产业省退休的高级官僚被东电雇用。(4)在位的国会议员不分党派都有核电族。核电是公共钱包，是政治家的现金来源，核能成为国策是大家彼此互惠互肥的结果。

日本政府通过立法确立了总成本定价制度。如果电力的总成本提高，电价就相应调整。随着用电量增加，电力部门可以获得稳定收益。核电站的建设费用巨大，承建商的巨额信贷给银行带来了安全而稳定的收益。围绕核电建设，电力公司、承建商和银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指出，福岛核危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盘踞在日本核工业联合体内部的区域垄断电力公司，它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损害了公共安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拉姆塞耶（J. Mark Ramseyer）指出，在私有产权下，电力公司的股东享受核反应堆带来的收入，但有限责任制度使他们能逃脱任何可能的损害责任，责任都由公共开支承担。政治家、官僚、财界形成的“铁三角”具有对政策过程决定性的影响力，并从中获益。

在财经界，电力公司是龙头，呼风唤雨。其股东主要由保险公司、银行、政府和大企业构成，只有10％是个人。创立于1951年的东京电力公司，是绝对的巨型企业，集发电、输电、配电于一体，总市值达14万亿日元（约1.1万亿元人民币），员工人数超过4万，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民营核电公司。

在学术界，大学本应捍卫学术的纯正，却一致欢迎拥核派的学者，因为这些为核电辩护的学者是核能村的御用学者，能带来大笔研究经费。理工科的研究本身需要庞大资金，而核能村有的是钱。日本《宝岛别册》杂志曾刊登了日本全国国立大学教授从核能机构接受的资金的一览表，金额从百万日元到千万日元不等。(5)相反，针砭时弊的反核派则被打压。例如京都大学小出裕章因为不屈不挠地反核，在京都大学做了45年的助理教授，到退休的时候也无法升为教授。他所写的反核的书在“3·11”之前无人问津，在出事后才一跃成为畅销书。

在传媒界，政府每年拨三亿日元税金给宣传核能安全的机构“原子力文化、振兴与财团”，对百姓灌输核能神话。该机构每年花费十亿日元用学者和形象好的艺人宣传核电。电力公司也投入巨额的广告费（东电在“3·11”之前的广告费是每年500亿日元），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学校教育等渠道大肆宣传“核电是绝对安全的”。(6)在日本，电力公司按区域分服务区，似乎不需要浪费钱去打广告，尤其是像东电这样的“老大哥”。其实对电力公司而言，这是一箭三雕的美事：一、三人成虎，同样的话（“核电是安全的、环保的、便宜的、有光明未来的能源”）反复说，群众也就信以为真了。二、成了电视台和报纸的广告金主，媒体就不敢对核能说不，不敢发表任何反核言论或邀请反核人士上节目。三、日本电力公司的利润是加在成本上的。意思就是，其利润与成本成正比。成本越高，赚的也就越多。打的广告越多，它非但不花钱，反而更赚钱。这等好事谁不做？在“3·11”之前，日本五大全国性媒体（《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无一敢旗帜鲜明地挑战“核能村”利益集团，在报纸上整版出现核电公司广告的状况也屡见不鲜。它们绝不报道核电的负面信息，只给核电唱赞歌。

30年来媒体不仅封锁反核学者的言论，反核的艺人也遭封杀：例如艺人山本太郎因为公开反核，其出演的电视剧被撤换；歌手忌野清志郎的CD刚上市，唱片公司便将其全部下架禁售，只因为一句歌词“电太多了，不需要，不需要，核电不需要”。甚至在“3·11”核危机后，由于报纸《东京新闻》大力批评核电、直截了当地反核，许多企业纷纷撤掉了给它的广告。

日本核能集团作为阻碍电力改革又无法触碰的势力，并没有因为“3·11”闯了大祸而受到制约。“3·11”灾难后，首相菅直人提出了两个改革方案，试图削弱这股势力。第一个方案，“电力买取义务”，规定电力公司有义务购买小型民间企业的电力，如太阳能、风力发的电，使电力来源多元化。第二个方案，发电、送电分离，把送电网的设备、基础设施、使用权开放给民间企业。最终，菅直人以自己下台为交换条件通过了“电力买取义务”法案。核能安全保安院也脱离原属的经产省，改隶环境省，与过去的勾结切割。可是，安倍晋三上台后，财雄势大的“核能村”又重新取得了稳固的来自政府的支持。

在20世纪50—70年代将核能成功引进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国家的日本，并从日本推广到全球，是极其反讽的，政府和传媒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日本的核能开发是由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美国推动的。在1950年代，美国为了能够向日本出口核能技术，通过日本（乃至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大力宣传“和平利用核能”，进行“国民核电教育”，成功令日本人对核能的印象大为改观。

数十年下来，除了通过媒体宣传，再加上各类演讲、进修、宣传资料、学校参观等渠道的影响，民众也就深信核电是安全的了。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在昏暗的、残酷的原子弹爆炸受害展示厅的隔壁就是一个异常明亮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展厅，展品来自1956年美国所组织的、“充满善意的”、“和平利用核能博览会”的捐赠。(7)早期充满热情与自信投身核电厂建设的日本工程人员中，不乏遭受过原爆的广岛人。他们将之视为“真正男人的工作”。(8)在电影《福岛50勇士》中也可以看到学校组织集体参观核电站的场景。讲解人员热情洋溢地对孩子们说：这是清洁无害的能源哦！在这部主要是为了歌颂现场人员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电影里，这个场景是为了体现勇士们的责任感与职业操守的由来。

“核能是光明未来的能源”，这是照片里依旧飘扬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的标语。电影《家路》大部分的场景是工作人员冒着被辐射的危险，在被遗弃的福岛摄取的，其中也特意拍摄了这条充满残酷反讽意味的标语，并且借电影中的人物之口，很讽刺地说出了“这是我上小学时参加核能口号写作比赛时的获奖作品”这样的话。类似的话也出现在2016年上映的韩国电影《潘多拉》里。这部以核电站事故为题材的灾难故事片中处处可见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子。在核电站工作的人员、当地的孩子、政府官员都将核电视为“永不熄灭的光”，是“科学送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但犹如其名，这潘多拉魔盒不是礼物，释放出来的也非人类所能控制的自然力，这“永不熄灭的光”也成了万年的辐射威胁。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并流行至今的动画人物铁臂阿童木，现在依旧高举着右手要为21世纪（也就是当时的“未来”）的人类福祉而战，殊不知原来阿童木和当时的“和平利用核电”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阿童木”这个名字来源于英文Atom，即原子。漫画里的阿童木还有个妹妹叫小兰，虽然不及哥哥出名，但她的名字Uran也很厉害，是从英语的Uranium来的，即用来发核电、可做核弹的铀。无形的洗脑比直接的宣传更有穿透力、更恐怖。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说法而不去质疑“人定胜天”的科技迷信，导致核灾刚发生时，当地居民还不当一回事：因为他们相信那么“高科技”的东西不会在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面前出错；即使出错了，他们也信任政府，信任那些言之凿凿的专家能够解决问题。殊不知专家和政府官员要么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信口雌黄，要么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些什么——前者的可能性更大。那么，他们制造出来的核电神话——更环保、更安全、更便宜——究竟在哪里忽悠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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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京电力被指“六宗罪”篡改数据隐瞒事故》，《广州日报》，2011年4月10日。

(2) 《福岛50死士，员工悲惨代价》，《香港01》，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489985/％E7％A6％8F％E5％B3％B650％E6％AD％BB％E5％A3％AB-％E5％93％A1％E5％B7％A5％E6％82％B2％E6％85％98％E4％BB％A3％E5％83％B9-％E6％A0％B8％E9％9B％BB％E5％BB％A0％E6％9A％97％E7％A4％BA-％E6％89％BE％E4％BA％9B％E6％A D％BB％E4％BA％86％E4％B9％9F％E4％B8％8D％E8％A6％81％E7％B7％8A％E7％9A％84％E4％BA％BA％E4％BE％86。

(3) 福岛手册委员会编：《福岛十大教训——为守护民众远离核灾》。

(4) 周琪：《东京电力只是一家企业吗？》，载《观察者》，2013年3月29日。

(5) 陈弘美：《日本311默示》。

(6) 福岛手册委员会编：《福岛十大教训——为守护民众远离核灾》。

(7) 参考武藤一羊：《潜在的核保有与战后国家》。

(8) 《我们的岛：从广岛到福岛》，公视，2011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