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萌生时期
（夏商周至战国，公元前2070—前221年）

公元前21世纪始，夏族、商族、周族相继崛起，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联系逐渐扩大，使中华族群趋同性、内聚力增强。各部族相互之间广泛的碰撞、互补与融合，孕育了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其中也包括传统建筑的核心理念，初步建构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基本框架。

在这一阶段，农耕经济的范围不断扩大，北方的游牧经济、西南的山林农业经济也都有了一定发展。继石器时代之后，青铜器的发明与制作，使农耕与器物加工有了长足的进步，财富的剩余与积累使社会的贫富分化成为必然，出现了阶级和维护阶级秩序的国家。与这一时期社会进化和发展相对应，先是出现了一大批区域性的初期国家，它们在相互交往、冲突、兼并、同化过程中，逐步形成领土相当广大的邦国，构筑了众多的邦国城堡。这些邦国继而又相互兼并或联合，建成各类不同的政治联盟，并开始趋向建立统一国家，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王城制度随之出现。由夏王朝建立始，经商、周王朝，至春秋战国，共计1800余年，中国的社会形态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

与这一社会发展进程相应，伴随着城市的出现，宫殿、坛庙、陵墓、苑囿等高级建筑类型亦应运而生，成为王权和社会文明的象征。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即春秋战国时代，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但萌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工具也由青铜器过渡到铁器。生产工具的改善与进步促进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体系的生成与发展，并不断地迈向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