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推倒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中国步入二十世纪后发生的第一件历史性巨变，便是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决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在中国这样的古老大国，传统的纲常伦理观念长期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形成相当严密的网络，要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很难的。戊戌维新运动不是一直把很大希望寄托在由一个好皇帝来推行改革上吗？义和团运动打出的旗号不还是“扶清灭洋”吗？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仅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只要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投身革命呢？只有当国家民族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别的办法都尝试过，都走不通，人们的忍耐程度已超出它的极限，这才会拿起武器来拼命，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才会出现。
单单这些还不够。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以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理想和目标，使人们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一个民族面对着深重的危机，却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只是沉浸在一片悲愤和沮丧绝望的情绪中，或者只是不顾一切地起来蛮干，那也谈不上民族的新觉醒。
这就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头。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壮大，只能是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发生深刻变动的产物。
辛亥革命与前此的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的首都北京仍处在八国联军的占领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小朝廷只能在西安继续过他们的流亡生活。经过一年的谈判（背后实际上是侵略中国的八国之间对如何分赃的反复协商），清政府终于在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这一年的漫长过程中，列强考虑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乘此瓜分中国。由于义和团强烈反抗的事实使列强认识到难以对中国进行直接的统治，不如通过已完全屈服的清政府来实行对中国的统治，也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它们最后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打算。《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一是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一两白银。这笔赔款在四十年内分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至少十二年的财政总收入，使清政府的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二是规定列强有权在北京至渤海地区驻军。这一条关系重大。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使用的军队就是根据这个条约早已盘踞在平津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屯军”。三是所谓“惩办祸首”，实际上就是严厉警告清政府以后只能乖乖地顺从他们的意旨办事，不得稍有违抗。这样，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又大大跨进了一步。
看起来，中国在《辛丑条约》后的不短时间内没有再遭到像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那样的外国大规模军事进攻，瓜分中国的声浪也不像前一阵那样叫得凶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民族危机暂时得到了缓和？不是。恰恰相反，民族危机向着更加深刻的方向发展了。
列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已大大加强，这一点下面将着重谈到。
更突出的事实是：为着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建筑铁路，开掘矿藏，兴办工厂，设立租界，经营航运业，牢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要是说，一九〇一年以前，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各种投资的特权，但一时还来不及消化这些果实、直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活动；那么，一九〇一年以后，他们就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这种投资特权，来消化、巩固和扩大前一时期获得的侵略成果。这是帝国主义深化对华经济侵略的重大进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华投资和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独立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是不妨害而且有利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化发展工业的道路。投资的重点，是利润最优厚并便于资源掠夺的兴筑铁路和开掘矿藏。
从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完工的铁路，有东清铁路、东清铁路南满支路、京汉铁路、株萍铁路、胶济铁路、粤汉支路、道清铁路、正太铁路、滇越铁路、沪宁铁路、潮汕铁路、漳厦铁路、广九铁路、津浦铁路；正在兴筑的有京奉铁路、粤汉铁路、京绥铁路、陇海铁路、新宁铁路、沪杭甬铁路、南浔铁路、吉长铁路。旧中国的铁路干线，除浙赣铁路、同蒲铁路和粤汉铁路的株洲韶关段等以外，几乎都是这个时期内完成或开工兴建的。(1)喷吐着浓烟的火车像一个怪物，风驰电掣地奔过中国内地的广大原野。这对促使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起了重要作用。俄、法、德、英、日等国，经过剧烈争夺，采取借款或强行承租等方式，控制了中国的铁路。它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在把它们的商品大量运送到中国内地和把从中国掠夺的原料运送出去，并获得一定年限内对某些铁路事业的管理权，获得优厚的借款手续费、利息和红利，并且使铁路通过的区域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它不可能像美国西部大铁路建筑那样，有力地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外国对中国矿业特别是煤矿的攫夺，是这时非常突出的现象。“因为，无论是外国在华设立的工业企业，或从西方来华的远洋轮船和在中国沿海以及埠际之间航运的大小轮船，都十分需要就近获取燃料动力，以支持它的生产和运转。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煤炭是第一能源，它是现代工业和航运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外国资本对中国矿冶业，特别是煤矿业的开发和投资，便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重点。而以煤矿为中心的矿业攫夺，就成为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内容。”(2)重要的有：日本资本对抚顺煤矿和辽阳县的烟台煤矿的掠夺，英国势力对开平、滦州煤矿的兼并，德国资本对淄川、坊子煤矿的侵夺，英资福公司对焦作煤矿的侵夺，日本对辽宁鞍山铁矿开始勘查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英国借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机会，以欺诈手段霸占中国经营多年的开平煤矿，随后又兼并滦州煤矿，在一九一一年成立英国控制下的开滦矿务总局；另一件是日本在一九〇六年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锐意“经营满洲”，而以经营南满铁路及开发沿线煤矿资源为中心，“满铁”日后成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急先锋。
除路矿两项外，西方列强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也急剧增加。甲午战争前，虽经过五十多年积累，一八九四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还只有约一亿零九百万美元，而到一九〇二年已增至四亿七千八百万美元。与此相应，外国银行也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加强控制中国的工矿交通事业，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
这些纷至沓来的经济掠夺活动，特别是它深入中国内地，对一切爱国的中国人起了强烈的惊醒作用。当时，许多人突出地认为：外国人一旦掌握了我国的铁路和矿山，就是握住了我们的命脉。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版的留日学生刊物《江苏》《浙江潮》等上面，到处可以读到这类沉痛、激烈的词句：
呜呼，铁路之于人国，犹经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况全国南北（粤汉铁道）、东西（蜀汉铁道）交通之大关键乎？(3)
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其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上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为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4)
这些认识，比起十九世纪末年，显然要深刻痛切得多了。
资本输入的激增，并不排除列强对华的商品倾销。相反，又为商品的进一步输入打开通道。通商口岸是西方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据点。甲午战前开设的通商口岸共三十四处，战后到清末新设的口岸有四十八处，其中包括苏州、杭州、梧州、南京、岳阳、秦皇岛、长沙、济南、南宁、长春（宽城子）、哈尔滨、齐齐哈尔、奉天（今沈阳）、昆明等，大多处于中国内地。(5)由于列强取得海关管理权、扩大内河航行权和铁路修建权，并享有免除子口税等远优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特权，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五年的短短五年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陡增一倍以上，而出口却大幅度萎缩。许多以往还很少或没有见到外国人的地方，这时闯进了高悬外国旗帜的轮船，出现了许多高视阔步、耀武扬威的“洋人”。他们俨然以主子的姿态，君临到中国的国土，把中国人看作下等人。上海外滩公园高悬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告示，便是一个突出例子。他们的势力每伸到一个地方，立刻激起这些地方民众的极大愤怒，进一步提高了民族自觉。
与此同时，列强为了争夺特殊权益，在中国展开了严重的斗争。其中最剧烈的是日俄在东北的争夺和英俄在西藏的争夺。沙皇俄国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出兵占领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们仍不撤兵，一九〇二年四月才同清朝订约分期全部撤兵。到一九〇三年四月，原来规定的第二期撤兵期限届满，沙俄不仅不肯履行条约，反而提出新的要挟。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给沙皇的备忘录中，还提出“把北满归并俄国”的要求。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就抱着对中国东北的极大野心，力图排除沙俄的势力，为它们自己控制东北打开大门。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不宣而战地对驻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了。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大规模厮杀竟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中国居民惨遭屠戮，房舍化为灰烬，带来巨大灾难。而腐朽的清朝政府居然声称“中立”，置战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这怎么能不使众多的中国人感到寒心？日俄战争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结果，确定东北的北部保留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而东北的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英俄之间也展开着剧烈的争夺。一九〇三年冬天，英国悍然发动对西藏的军事进攻。第二年八月，攻陷拉萨。但在西藏民众的坚决反抗下，只停留了一个多月就被迫撤出拉萨。
这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十九世纪初维也纳会议后最剧烈的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新的角逐正在激烈地进行。一九〇五年春季和秋季在摩洛哥发生冲突事件后，英、法同德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它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欧洲和地中海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日益临近。为着集中力量对付德国，英、法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调整同各方面的关系。一九〇七年，先后签订了英俄协定、法日协定和俄日协定。第二年，日美之间也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在这些协定中，包括秘密商定双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一切连个招呼也不同中国打。当时留日学生刊物《河南》痛心地写道：
今则吾国内不问何省，省不问何地，一草一木，一沙一礁，非皆已于他国之最近协商时而默于意中互相认许耶？……以吾四万万之同胞，脑量不减于人，强力不弱于人，文化不后于人，乃由人而降为奴，是稍有人血人性者所不甘，而谓我志士而忍受之耶？以此原因，睹外患之迫于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脰，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6)
不久，又一个事件给了中国人重大的刺激，那就是日本在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强迫朝鲜签订所谓《日韩合邦条约》，正式吞并朝鲜。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能陈兵鸭绿江边，虎视眈眈地把目光集中投向中国的东北。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写道：“夫其于朝鲜，则既已奏凯而归矣，而彼之挟此优胜之技，以心营目注者，岂直一朝鲜而已。是故吾睹朝鲜之亡，乃不寒而栗也。”(7)朝鲜亡国后民众的悲惨遭遇，更使中国人目击心伤，受到强烈刺激。
“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中国人成了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个人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只是空谈，都将化为泡影。许多爱国者不惜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来拯救祖国于危急之中。这不是哪个人任意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
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带领民众抵抗外来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民众所抛弃。这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人们期望的是一个能够痛定思痛、锐意革新、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府。清政府恰恰相反，宁肯大量出卖国家的权益，以换取外国列强的支持，压制民众的爱国行动，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这个极端腐朽的政府，事实上已失去锐意革新的可能。
清王朝原来虽早已日趋衰败，但外表上仍仿佛是个威严显赫的庞然大物，使人望而生畏。甲午战败，对外屈辱到如此地步，内部的腐败也暴露无遗，使一向把自己装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在人们心目中顿时丧尽了尊严。军事和财政力量的极端空虚也使它的统治无法保持稳定。它的覆亡已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甲午战后的清政府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中勉强再维持了十多年。
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又有新的变化：成为外国列强统治中国的更加驯服的工具。这以前，清政府虽早已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同它们相互勾结，但毕竟在统治权力和利益上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因而在各种条件凑合下，即使表现得十分被动和动摇，并且很快以屈服告终，但多少还参加过一些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这以后，连这样的抵抗也不再看到了。
一九〇一年二月，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发出一道煌煌上谕，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且厚颜无耻地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8)
《辛丑条约》签订后，一九〇二年一月，清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他们从郑州到正定这一段路，坐的是火车。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蔼的姿态向他们回礼”。当一月二十八日各国使节受接待时，“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二月一日，她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9)这些，看起来都是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具有象征性，显示出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间的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这以后，清政府在各方面变本加厉地执行对外屈服的政策。它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压制民众爱国行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要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各级地方官更加战战兢兢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特殊权益。“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10)
既然清政府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毫不奇怪，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11)“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点破后，立刻不胫而走，在爱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进一步加重。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两个：首先是对外支付巨额的赔款。清朝的财政在甲午战败后本已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辛丑条约》后受到更加重大的打击，除了采取对外大举借债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外（在政治上也因而更加俯仰随人），只有加紧对百姓的榨取；其次是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在国内的统治而加紧扩军，袁世凯练成北洋六镇（镇相当于师），每个省也计划各编练新军一个镇，这自然又需要加紧对民众进行更残酷的搜刮。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滞，政府的财政收支一向难以有过快的增长。直到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上都稳定在八千万两左右。但到一九〇三年，岁入已达一万万零四百九十二万两；到一九〇八年，岁入达二万万三千四百八十余万两。(12)而一九一〇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度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两，岁出达三亿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十几年间，国家的财政收支竟剧增到四倍左右。这在人们生活中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所谓岁入的逐年猛增，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来自竭泽而渔的掠夺和搜刮。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田赋、厘金、盐税等旧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任意诛求，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使人民到了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
汉族人民中传统思想，这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满族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重新突出出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话，到处被引用着。许多人把清政府种种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不顾惜地出卖国家和民众的权益，统统归结为“异族”统治的结果。连同前面所说的种种，汇合成一个共同的观念：必须推翻这个清朝政府的统治。
在民怨沸腾、革命高潮日益逼近的时候，为着应付这个已越来越驾驭不住的局势，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宣示“预备立宪”。这道上谕说了一大堆空话，实质内容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一句话。也就是说：庶政尽可以让各方面发表一点“舆论”，这也算是一个让步，但“大权”只能“统于朝廷”，一点也放松不得。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先后死去。三岁的溥仪继位，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作为摄政王监国。清朝最高统治集团陷入一片混乱。
一九一一年春，已是全国大起义爆发的前夜，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担任。“十三个大臣之中，汉人仅得四个，满人得了八个，而八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五个，蒙古旗人一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假使那些皇族人才确是人才，犹有可说，实际上都是一些骄纵无度、不知世务的糊涂虫。”(13)靠这样一群昏庸骄横的“糊涂虫”，能指望他们把国家引导到哪里去呢？
为什么清政府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还要那样倒行逆施？根本原因在于：一切反动统治者历来都把权力看得最为重要，总要尽力把一切权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里。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越当他们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况中，他们就更加惴惴不安，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唯恐权力有什么分散，更要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这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病态心理，但在这个没落阶级的统治集团看来，却仿佛是生命攸关的头等大事。
对“清末新政”，不能离开这个大背景来考察。
他们推行的“新政”中，“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这些措施，在客观上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这件事，虽已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如此，但它对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毕竟不能小看。在各省设立的咨议局也使当地士绅多一点发发议论的权利，受到一点初步的民主训练。但由于清政府拒绝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而且把政权紧紧掌握在那群极端腐败无能的权贵手里，又怎么能给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呢？“奖励设厂”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给自己开辟财源。前面说过，那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罗掘皆尽的地步。石头中已榨不出多少油来，要另辟财源就使他们的眼光也转到工商业上来。它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口头上鼓励你们从事工商业，使你们努力谋求生财之道，然后从你们身上狠狠地勒索出大笔钱来，解决我的财政困难。这在闽浙总督李兴锐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取于民者既不能不加于前，则为闾阎筹生利之源，以救目前财用之困，非讲求商务，无从措手。”(14)因此，所谓“奖励设厂”的政策最初很使一些人高兴了一阵，对他们投资新式工业起过激励作用。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上海《时报》上有篇文章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事实的真相：“自商部设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赠巨金，即曰招徕南洋富商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15)其实，病商更甚的还有一道又一道处处留难、任意增抽的厘卡。难怪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要说：清政府“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的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16)
孙中山在一九〇四年写道：“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清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17)
海外有些学者对“清末新政”作了过高的评价，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革命，让清政府继续把“新政”推行下去，中国的现代化仿佛将能更顺利更快地实现。客气一点说，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情况实在太隔膜，所作的论断很难说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民众对清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从冰冷的事实中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推翻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是现实生活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
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并且在社会上相当普遍。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二日和十六日，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两封信中忧心忡忡地写出他所看到的民众普遍心态：
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中国（引者注：指清政府）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18)
他说得不错：一场革命大风暴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绝不是少数人的意旨所能左右的。
中国要奋起，单靠一股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勇气远远不够。从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单靠中国社会内部旧有的那些社会力量已经不能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时代已经变了，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来担当这个角色，尽管新的社会力量当时还很微弱，还不足以担当起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任务，但终究把中国历史很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的产生和成长，是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而来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一个是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形成。由此，新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相应地产生出来。
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走的不是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它的主体，不是从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某种程度上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产物。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和自然经济结构的开始崩坏，由于人们逐渐看到新式工业有利可图，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一些原来的买办、商人、官僚、地主开始向新式工业投资。这时，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的工矿企业还很少，本来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那时社会条件还不很成熟，兴办新式工业又处在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下，它的发展依然很慢。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才接连掀起三次高潮，使局面发生很大变化。
为什么这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受到民族危机激化的刺激。《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制造，引起很大震动。许多人感到发展民族工业已刻不容缓，如果等到外国的企业在中国到处发展后再做，那就晚了。第二，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看到这样做可以获得优厚的利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的倾销，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农民的破产，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条件。如杨宗濂等一八九六年在江苏无锡开办业勤纱厂，虽然日夜开工，仍无法完全满足常州、苏州两府市场的需要，年股息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庚子战后也因为看到吃、穿两种货物在市场上销售状况最好，才投资兴办规模巨大的茂新面粉厂。如果无利可图，任何力量也无法使他们把资金转移到近代工业中来。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这五年间设立的商办厂矿的数字和资本总额，比以往二十多年的总和要大得多。规模大的，如山东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创办资金为一百万元，江苏南通由状元张謇等开设的大生纱厂创办资金也达到七十万元。更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总额中，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一直居于主要地位，而战后五年间商办厂矿的资本额已超过前者而取得主要地位。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第二次高潮是在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一九〇三年以后。它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过了第一次高潮。商办工厂投资的范围，从原有的缫丝、棉纺织、面粉等几个主要行业，进一步扩大到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几乎涉及民众日常消费品的方方面面。还出现了一批投资几个行业或拥有较雄厚资金的企业集团，如张謇的大生集团，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经营面粉业、纺织业的茂新集团（以后演变成申新集团）等。
第三次高潮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一年。七年内的投资总额同以往三十多年的总和相等，其中的高峰是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年。投资的对象，面向国内市场的棉纱、造纸、面粉等行业遥遥领先。发展最迅速、力量最集中的地区是上海、武汉和广州，城市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并且逐步成为国内革命活动和请愿立宪活动的中心。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重点是铁路修筑权，又由于铁路投资能获得优厚的利润，于是，在国内掀起一股筹设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自修铁路的热潮。到一九一一年，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广东粤路公司、浙江铁路公司三家的实收股额已达四千零八十三万元，超过纺织工业四十年投资总额。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辛亥革命前夜保路运动会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为什么四川保路运动能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那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虽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方向，并且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的压迫，有着一定的爱国和民主思想。反映他们利益的《中外日报》在一九〇七年曾写道：“前数年，论时务谋政策者，不曰转弱为强，即曰易危为安，今则无暇为此门面语，直当曰：救死而已矣，救亡而已矣。”(19)这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可是，他们也有严重的弱点：中国民族工业在全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毕竟很小。它的上层大多从地主转化而来，往往同时还保有不少田产，同官府也有相当关系，因而有着浓重的封建性，基本上采取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态度，害怕革命的发展。一般中小工商业者由于力量微弱，常有身家性命和财产保障等重重顾虑，长时间内不敢采用激烈的手段来争取在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这和法国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显然不同。于是，领导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本来应由他们承担的历史责任，却更多地由刚刚形成的受过近代教育、能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群挑起来了。
随着外国和本国企业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形成了。他们遭受压迫的严重和残酷是少见的：每天劳动时间一般在十二小时以上，劳动强度大，人身安全根本没有保障，工资收入极为低微，而且常受失业的威胁。他们进行过不少反抗，但总的说来，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生活很不安定，只是被人贱视的“苦力”，在参加革命和其他活动时只是作为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很晚。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仍是那种旧式的封建士大夫。他们日夜孜孜攻读的还是古老的“圣贤之书”，以为这才是“大道”所在，也是他们在社会上赖以晋升的唯一途径。对绝大多数士大夫来说，除这些东西以外，确实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称作学问。梁启超回忆他早年的情景说：“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20)谭嗣同承认，他三十以前所学的都是“旧学”，三十以后所学的是“新学”他那个“三十”之年，就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再如章太炎，甲午战前还是埋头在杭州诂经精舍的故纸堆里，并没有过问多少时事。此后思想激进如谭嗣同、章太炎那样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
尽管那时也有很少数人已在提倡研究商务、工矿、铁路、海军等问题。但一般士大夫即便表示赞同，仍不把它看作自己的事情，不屑认真去学这些东西，说这“有同文馆、水师学堂诸生徒在”。(21)而那些“生徒”是被一般读书人看不起的。福州船政学堂出身、后又留学英国的严复，因为不是从科举的“正途”出身，就长期遭受歧视，以致他有“当年误习旁行书（引者注：指英文），举世相视如髦蛮”之叹。(22)
在十九世纪末叶，可以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力量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二十世纪初，这种状况有了改变。发生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一是大批年轻的读书人出国留学；二是在国内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三是西方近代文化通过各种书刊的出版在社会上得到较广泛的传播。这个变化过程的特点是：先有大批年轻人出国留学，而后又有力地带动了后面这两个变化。
出国留学者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为数很少，归国后一般也不得其用。二十世纪初年却陡然增加。以当时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日本来说，一八九六年才开始有，一九〇〇年以前还不到一百人，一九〇三年初已有九百人，到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更激增到八千多人（有的记载说有两万人，可能是高估了）。留欧美的学生还比较少，但比过去也有增加。
留学生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许多人产生一种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游学外洋”，特别是近邻日本，便成为学外国的终南捷径。一九〇三年留日的吴玉章有一首诗：“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23)很可以看出很多人出国时的心情。第二，清政府废科举，奖励游学，以功名为诱，也推动不少人出洋游学。他们认为：“向之极可慕恋之科举的虚荣者，今已为蕉梦矣。而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24)派遣或奖励留学是清末“新政”的一项内容，可是在出洋留学后，不少人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转向反对清政府，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
国内废科举后兴办学堂，也是一件大事。一九〇九年，全国中学堂已有四百六十所，中学生四万四百六十八人；小学堂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八所，小学生一百五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六人。(25)这些学堂的教育内容，其实并不全是新式的，读经等课程仍占着很大比重，教师大多还是旧式的士大夫，许多人把入学看得同过去的科举应试差不多；但它和过去终究有了许多不同，学堂里开设了中外历史、地理、格致（物理）、算术、外国语等课程，高等文法学堂更开设了介绍西方社会学说的课程。留日学生中，数量最多的是师范速成生，回国后就在这些学堂中任教，带来不少新的思想和习尚。学堂中的风气同过去的书院很不相同，从这里也培养出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
此外，介绍欧洲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的著作、教科书、小说等这时陆续翻译出版。在一九〇〇年以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及外国历史著作译成中文的只有六十多种，小说只有三种。读的人很少。到一九〇四年，前者增加到二百五十多种，后者也增加到二十多种。它们大多是由留日学生从日译本转译的，但也有直接从欧洲翻译过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复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前三册、约翰·穆勒的《名学》上半部。这些外国著作与教科书的翻译、出版和流传，产生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不逊于学校教育，也在国内逐渐培育出一批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一批“新派”的人。一九〇二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忆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26)他们和旧式士大夫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有了比较多的世界知识，知道如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有更深切的体会，爱国思想更加强烈。李达回忆自己一九〇五年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时的情景说：
十五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从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谈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爱国观念，知道爱国了。(27)
第二，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理想、新的衡量是非的尺度。当时，中国人民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民族独立和民主。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独立和法国的革命仿佛最出色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于是，法国和美国便代替戊戌变法时的俄国和日本，成为不少人心目中追求的榜样。十八岁的邹容在脍炙人口的《革命军》中写道：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上。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28)
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真诚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令人感动，但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似乎只要把他们如醉如痴地从外国书本上读到的那些新观念、新方案照搬过来，中国土地上的百病都会霍然而愈，令人困扰的种种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这是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分子的幻想。但在当时，这种信念以及华盛顿、拿破仑等的榜样，确实有力地激励着他们中许多人，愿意为实现这些新的理想而奋斗。
第三，他们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对前途满怀着信心，总觉得自己比一般民众懂得更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许多人的家庭正在破产没落，自己也遭受着失业和找不到出路的威胁。这些人大多有些个人抱负。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慨和不满，容易引起他们反抗的情绪。许多人在形势发展和革命宣传的推动下，容易积极投身到革命行动中去。
如果没有二十世纪初十来年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的这种大变动，辛亥革命是不会发生的。
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少年时代就随着已成为华侨农场主的哥哥长期生活在国外。十二岁以后，在夏威夷群岛和香港，系统地受过十多年近代教育。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中国社会中还不曾有过。这使他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
从夏威夷归国时，他已不是出国前那个农民的孩子了，也不是中国旧式的士大夫，而是一个新式的近代知识分子。在他重新接触到清朝封建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时，格外敏锐地感到这个政府的腐败贪婪和中国人民所受的残酷压迫是无法忍受的。他到香港读书时，又正值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失败，给了他极大刺激，深深感到这个政府的统治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他进入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学习，课余常同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一起高谈革命，自称“清廷之四大寇”。
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包含着种种矛盾和冲突，需要经过某些迂回和曲折。一种新的社会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这样。尽管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开始产生，但他们毕竟只是在谈论革命，并没有实际从事革命。他思想上还有一些摇摆，总还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路是不是还有可能行得通。
一八九三年，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取得外科医生行医执照，在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又开设药局。第二年，回广州行医，并开设东西药局。当时西医在中国内地极少，因此他在社会上很有名声，上层社会中有不少人请他治病。就在这时，发生了他上书李鸿章的事情。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在一八九四年六月，正好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夜。他为这次上书做了充分的准备，放下医生和药局的工作，回到家乡闭门十多天把信稿写成，到上海找人介绍，再赶到天津去见李鸿章。他在这次上书里提出：应当在中国解除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择人才的制度。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说：“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并且批评李鸿章和洋务运动：“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29)这些，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主张，也是很温和的主张。
但是，李鸿章对孙中山抱着满腔热情的上书，却极为冷淡，没有见他。这给孙中山很大的打击，使他经过尝试，破除了原来对清政府还抱有的一点幻想，明白像这样昏庸腐败的政府要进行根本改革是不可能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又使他无法再等待下去。温和的道路走不通，就使他下定决心开始革命活动。他的好友陈少白描述了这段过程：“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在遭到李鸿章拒绝后，孙中山“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30)
暴力革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当反动统治势力表面上还很强大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己已取得的社会地位，甘冒杀头破家的危险，领头起来革命，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严肃思考和内心冲突的过程。孙中山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孙中山建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是兴中会。它最早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然后在香港建立总会。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后入会的有一百二十六人，大多是有爱国心的华侨资产阶级。它的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而且影响深远的口号，就是这时第一次提出来的。孙中山起草的会章大声疾呼地指出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31)
兴中会名称中的“兴中”两个字也表明了这个意思。虽然孙中山这时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
由于檀香山兴中会的成员大多由较富裕的华侨构成，身家顾虑较多，他们有爱国心，同情革命，但成立后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实际行动。第二年年初，孙中山来到香港，同杨衢云等的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会。它的成员和檀香山时不同，大多是有着近代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和有反满思想的会党分子，政治态度比较激进，开始形成第一个能够采取革命实际行动的战斗核心。
孙中山的思想也有新的发展。据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这年春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写到孙中山曾向他表示：要“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32)可见孙中山至少在这时已决心为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而奋斗。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立刻筹划这年十月二十六日（农历重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并没有像世界近代许多革命党那样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宣传酝酿和组织准备，而是很快就把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这是他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重要优点。
为什么会这样？第一，当时中国面对的民族危机特别严重，国家的生死存亡已悬于一线，这使当时的革命者产生一种异常急迫的心情。有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33)第二，在清朝统治下，国内民众没有一点民主权利，任何温和的办法都不可能得到结果，孙中山自己上书的失败就是明证。这就迫使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剩下拿起武器一条路可走。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人民革命传统的国家。有这样的传统和没有这样的传统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时间相隔只有三十多年而在两广地区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对孙中山有着不小的影响。第四，甲午战争失败后，人心愤激，也使革命者觉得有机可乘。
广州起义因为内部步调不一致，贻误了时机，又有人告密，没有发动起来就失败了。孙中山等被迫流亡国外。但它是一个重要起点。到二十世纪初，当人们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和对清政府的愤怒越来越强烈时，孙中山在十来年前已开始革命行动的先驱者形象便博得越来越多人的敬重，日益在人们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象征。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经日本、美国来到英国。抵英国后不久，他被清朝公使馆诱骗囚禁十三天，准备秘密押送回国，经他老师康德黎多方营救才获释。这件事轰动一时，使他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家。
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中国人是向西方学习的。但西方国家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已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之间的急剧分化，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引起孙中山的极大关注。那时的英国正处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于首屈一指的领先地位。孙中山在这里认真考察英国社会情况，广泛阅读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他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34)
他受到美国学者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困》的影响很大。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它点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巨大的物质进步，一方面却积累起令人颤栗的贫困；进步与贫困并存，而且伴随着一起发展。在孙中山直接接触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现实以前，这些问题在他脑子里并不存在。尽管亨利·乔治没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途径。但是，当中国的先进分子正醉心于学习西方、对西方的种种都顶礼膜拜的时候，孙中山已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社会问题，这在一百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孙中山已来到日本，在一九〇〇年十月六日发动了广东惠州起义。这次起义的依靠力量仍是会党分子，坚持了一个月，最后仍失败了。但他的处境和先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孙中山写道：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35)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除了八国联军之役后人们痛感国家命运的危急、对清政府越来越不抱希望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前面说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但那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国内毕竟太少，几乎微不足道；进入二十世纪后，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进步。拿新式知识分子来说，最集中的地方，一个是留日学生中，一个是上海。革命思潮也就在这两个地方首先高涨起来。
留日学生中很早就有一些激进分子，在一九〇一年创办过有革命色彩的刊物《国民报》，但他们的人数还很少。一九〇二年起，留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各种宣传新思想的留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湖南游学译编》等。这些刊物的主要内容是痛陈严重的民族危机，介绍西方近代的各种学说，并从各方面探讨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力求找出救亡图存的途径和方法。但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仍比较温和，没有多少革命色彩，主要是：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的国家；发展教育，学习并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进行“学战”；主张以省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并从各个方面提出改革社会、救亡图存的办法。这反映出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的政治态度和认识水平。
留日学生中的思想转折点是一九〇三年春夏之交的拒俄事件。那时，沙俄侵占东北大部分地区已两年多，一直不肯撤兵，还提出七项无理要求。由于日俄之间的矛盾，四月二十八日，东京各报详细报道了它的内容，《时事新闻》并出版号外，刊登俄国代理公使对记者的谈话，内有“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等语。(36)这个消息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强烈震动。他们纷纷集会，痛哭流涕地要求拒俄。但这个活动最初并不带有革命色彩，只是要求组织义勇队，在清政府指挥下开赴前线抗敌。他们还推定两个特派员回国联络。但清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对策却是坚决镇压。六月五日，上海《苏报》揭露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电：“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又载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37)
这件事，对留日学生的刺激太大了。一大批原来并没有“革命本心”的留日学生，在清政府如此倒行逆施的驱迫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七月份出版的《江苏》第四期上发表的《革命其可免乎》的文章，很可以代表当时许多人的看法：
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抚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38)
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这年下半年起，留日学生刊物的政治态度倏然一变，大批人走上革命道路。拒俄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黄兴、龚宝铨等分别回到湖南和上海，成为第二年成立的华兴会和光复会的发起人，成为国内两湖地区和江浙地区革命活动迅速兴起的重要火种。
正当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开始步入高潮的同时，革命思潮在国内也迅速高涨起来。它的起点，是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邹容（这年十八岁）所写的《革命军》一书五月间在上海出版。这本书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鼓吹革命，宣传共和国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打开这本书，劈头就可以读到这样热情洋溢的话：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39)
由于这本书充满着炽热的革命感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读了就像触到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它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销售总数当在一百万册以上。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忆道：“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40)
如果说邹容的《革命军》着重从正面鼓吹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那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从批驳康有为反对革命言论的论战中，阐述了革命的巨大意义。康有为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则用具体历史事实来论证：“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康有为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康有为把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所未有的“圣明之主”，鼓吹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章太炎则竭力摧毁这种虚构的神话。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上的名字是臣民万万讲不得的。章太炎偏偏选准这个目标，直斥光绪的名字。一声“载湉小丑”，震动远近，顽固派为之暴跳如雷，中间派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却为之扬眉吐气。(41)这种震撼人心的巨大影响，我们今天已不容易完全体会到了。
六七月间，上海租界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逮捕了邹容、章太炎等，制造了“《苏报》案”，并进行公开审讯。这件事轰动一时，万众瞩目。结果，更扩大了它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布。《江苏》的时评说得很清楚：
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脑髓中。(42)
拒俄事件和《苏报》案后，留日学生和上海等地区的政治空气和以前相比判然不同。留日学生中，革命已到处昌言无忌，如何进行反清革命已成为留日言论界的中心话题。在上海，《国民日日报》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和种种奴隶道德，各种新学书籍和革命书籍继续流行。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以空前的规模，冲破旧的精神枷锁，急速地倾向革命。他们中一些最积极的分子，下一步自然要求组织起来，投身到革命的实际活动中去。
一九〇四年的历史特点是，内地的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它们中最重要的有：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湖南建立的华兴会，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的科学补习所，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柏文蔚、陈独秀等在芜湖成立的岳王会，杨庶堪等在四川成立的公强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中国同盟会的创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客观形势的迅猛发展，广大民众日益倾向激进。随着许多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自然突出地提出一个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把大家的目标和行动进一步统一起来。联合，已成为革命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趋势，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在留日学生中，那时倾向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但还处在相当散漫的状态。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首倡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而享有极高威望的孙中山来到日本，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共同领袖，成为足以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他同筹划长沙起义失败而逃亡日本的华兴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商议，力陈联合的重要性，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孙中山谈话的要点：
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43)
八月十三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宋教仁日记中称将近三千人）。孙中山的讲演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殷切期待。那时，半殖民地的悲惨处境使不少人存在着浓重的民族自卑感，以为中国处处不如人。孙中山丝毫没有这种心理。他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他热烈地要求中国人下定决心，迎头赶上，“以谋独立而建共和”。他在结束讲演时说：“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尽，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44)
革命力量进一步集结的最重要标志，是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这年年底以前加入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从保存下来的名册看，共四百五十二人，当时所称本部十八省中除甘肃外都有人参加，其中以湖南、广东、湖北三省为最多。(45)它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中国历史舞台。
第一，同盟会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誓词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是每个会员入会时必须宣誓要为它的实现而奋斗的，并且秘密流传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它的核心内容是要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理想从此深入人心，成为革命队伍中无可争议的共同目标。这在中国思想界是一个大变化。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的结果才可能不仅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并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第二，它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本来，兴中会的会员百分之九十五是广东人，华兴会常自称“湖南团体”，光复会的成员大多是浙江人。同盟会打破了这种浓厚的地域色彩，是一个重大进步。尽管这个组织后来也有分化，在国内还有其他革命组织出现，但它们都处在同盟会影响下，并且一般仍和同盟会协同作战。武昌起义后，各省独立，尽管情况相当复杂，但并没有出现“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和“元末朱、陈、张、明之乱”那类相互火并的状况，而能在南方很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临时的政府。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同盟会这个全国性革命组织的建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三，同盟会的组织成分，比兴中会有很大变化。兴中会的成员主要是华侨资产阶级和会党分子。同盟会就不同：主要生活在国内人士的比重大大增加，青年学生的人数也大大增加。前一点，使它同国内社会的联系显著加强了；后一点，又增加了它的革命民主派的色彩。他们也比较年轻。从上引名册来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入会的会员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最大的四十四岁，最小的十四岁。他们血气方刚，对未来充满信心，背上的包袱又比较少，从而给这个组织带来了生气勃勃、奋发进取的新气象。
第四，它使人数日益众多的革命派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那就是孙中山。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这样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对能不能把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甚至互不相下的革命力量团聚起来，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盟会成立后，除发展组织外，主要做了两件工作：一件是宣传革命的理论和主张，并同反对革命的言论展开论战；另一件是组织武装起义。
中国同盟会的主要宣传阵地是《民报》。打开《民报》第一期，劈头就是四篇图画：《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平等博爱大家墨翟》。
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这篇《发刊词》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把他的全部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特别强调“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祖国臻于独立富强之境。他说：《民报》为什么要出版？目的就在宣传这种理想，使它深入人心，为革命的实行扫清道路。
在近代，中国人面对的问题成千上万，许多人常不知道该从何着手。孙中山在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实际上就是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目标，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尽管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空想的成分，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民报》创刊半年多后，便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要不要进行一场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政体替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大论战。
这场辩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那时，中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对极端腐败的清政府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这就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对这个政府，是下决心打倒它？还是继续维护它，指望由它来进行改革？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作出回答。
论战展开的直接导火线，是一九〇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把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的小册子出版。他的中心论点是：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没有自治的能力，还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因此，必须强调程序。如果发生革命，就会破坏程序，导致内乱，最后会招致列强的瓜分，中国就将灭亡。他特别痛恨《民报》鼓吹的“社会革命”，认为这将造成“下等社会”蜂起，天下大乱，使中国“亿劫不可复”。怎么办呢？梁启超提出：在国民程度这样低的情况下，目前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国民可以请愿立宪，然后“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这才是“拾级而上，又不致助长此冲突”。(46)
四月二十八日，《民报》作出了反响，以“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纲领共十二条，要点是：第一，这场辩论是从“中国存亡”这个根本问题出发的。第二，表明《民报》站在“国民”方面，而《新民丛报》站在“政府”方面。前者寄希望于“国民”，所以主张共和，主张“民权立宪”；后者寄希望于“政府”，所以主张“开明专制”。前者认为“政府恶劣”，所以“望国民之革命”；后者认为“国民恶劣”，所以“望政府以专制”。第三，揭明《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又“提倡社会革命”。第四，认为革命事业一定要靠“实力”，不取“要求”，反对《新民丛报》提倡的“请愿立宪”。接着，《民报》发表了一系列旗帜鲜明的论战文章。它的主要执笔者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
这场大论战，十分引人注目。它把许多爱国者心里隐藏着的根本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一下子喊破了。辩论在许多留日学生的宿舍中都激烈地进行着。它要求人们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再含糊和躲闪。在讨论中，《民报》不是没有弱点，《新民丛报》的主张也有某些合理的地方。但清政府的卖国和腐败早已深深地激怒了多数的爱国者。客观的局势，人心的趋向，早已预决了这场论战中谁胜谁败。富于政治敏感的梁启超觉察到这一点。他在一篇文章中叹道：
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从人民之所欲恶，不能为人民捍患而开利，则人民于权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义务上不可不起而革之。
人民之不信任政府且怨毒政府也，其程度已日积而日深，其范围则日煽而日广，既已习闻先圣昔贤“诛民贼、仇独夫”之大义，又熟视欧美近世史奋斗决胜之成效，故革命思想不期而隐涌于多数人之脑际，有导之者则横决而出焉。而其最大之起因，固无一不自政治腐败来也。(47)
经过这场大论战，革命主张在留日学生中取得显然优势，进而传入内地，蔚然成为风气。胡汉民写道：“《民报》既刊行一年，革命思想充满学界，且输灌于内地。”(48)
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中国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以更多的精力投入武装起义的发动。由于能依靠的武装力量很弱，也由于当地民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这些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它的作用不能小看，起着单靠言论鼓吹难以取得的影响，使许多人看到革命确已来临，从而一步步卷入革命行动中来。
中国同盟会直接领导和发动的武装起义主要有：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起义，一九〇七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一九〇八年的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一九一〇年的广州新军起义，一九一一年的广州“三二九”起义。光复会领导的有一九〇七年的安庆起义。岳王会领导的有一九〇八年的安庆马炮营新军起义。
这些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前期是会党，后期逐渐转向新军。这个转折点，大体上是在一九〇八年的夏秋之交。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初期，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一直是会党。那时，他们确实也没有找到多少其他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会党主要由游民组成。他们较多集中在城镇和水陆码头。由于离乡背井，身处异地，各方面都缺乏保障，无论政治或经济上都需要结成一种互助性的团体，以便在遭遇困难时能有所依靠。用他们流行的话来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是会党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
这种团体有许多优点：第一，会众一般处于社会底层，遭到社会轻视，往往又缺乏固定的职业，生活很不安定，容易有反抗社会现状的情绪。第二，它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有些会党内部规矩很严，成员间又讲究“江湖义气”，只要取得首领的支持，很容易一呼而起。第三，由于他们大多原来是破产农民，同农村有着联系。而比起那些不脱离土地的农民来，他们闯过江湖，见过比较多的世面。平时他们不大被老实的农民看得起，但当农民被压迫得无法生存下去、不能不起来拼命时，常常会推他们出来领头。因此，在反清的武装起义中，会党常常可以起巨大的冲击作用，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历史时期，他们这种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
但是，会党的弱点也很严重。第一，一般缺乏真正的政治觉悟，难以从事持久的斗争。初起时，固然容易一呼而集，甚至造成轰轰烈烈的浩大声势。在清政府张皇失措的情况下，也可以取得局部的一时的优势。但时间稍长，内部各种矛盾就大量暴露出来。一受挫折，更容易一哄而散。第二，缺乏严格的纪律。名义上即便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行动上仍然各行其是，不肯服从统一的调度，“难以军法约束”。各部之间往往发生不睦，以致自相火并。在准备武装起义时，通常也很难保守机密。第三，成分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会党首领中不少是当地的地主、把头。成员中也有平时开设赌台、为非作歹，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常和各地群众发生对立。这些弱点，在这几次起义中暴露得很明显，而对会党来说，也很难完全克服这些弱点。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主要是两条办法：一是联络一些会党上层分子，同他们合作，从而号召其他会众参加行动；二是供给他们饷械，甚至接济金钱，作为运动他们的资本。革命党人并没有深入到会党下层去，更谈不上对这些会众进行改造。单凭那两条，自然很靠不住。发动是可以发动起来的，但是饷械不继时，整个局面会很快逆转，队伍随时会发生不听号令的现象。当清军以优势兵力扑来，起义队伍很容易就溃散了。
会党的这些弱点，当河口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被提了出来。他们开始把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重点转到新军方面来。
新军是一支出现不久的武装力量。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了增强统治力量，加紧编练装备现代武器并受新式训练的新军来代替原有的巡防营等旧军。新军和旧式军队不同，需要招募一批读书识字的青年。“这时科举已停，一般知识分子不能不另谋出路。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49)投军的知识分子，不少人有爱国心，有一定文化水平，大多社会地位比较低，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而在发动武装起义时，新军的战斗力和组织程度自然更是会党无法比拟的。
河口起义失败后半年，岳王会骨干、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相当于连长）熊成基率领部分新军发动安庆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打开了革命党人的眼界，看到清政府用来镇压革命的军事力量，经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可以转化为用来反对清政府的力量。这是革命党人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展。一九一〇年四月新加坡《星洲晨报》上一篇文章写道：
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雳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彼满清之专制君主，且因是而日讲消弭之策于不遑。乃安徽一役之颈血未干，彼革党者，本其铁血之生涯，前仆后继，未几而运动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叠出。
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之平日所恃为心腹，而借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乃大势所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之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
（颤）气喘，手足无措矣。(50)
此后，新军中的革命活动大有突飞猛进之势，新军起义层见叠出。到一九一一年十月，终于以武昌新军起义为起点，形成全国的大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
除了主要依靠会党和新军的起义，也还有其他的形式。
光复会徐锡麟发动的安庆起义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早有一套个人的行动计划：“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以便回国后可以做官掌握兵权，实行革命。”(51)他捐得道员，又靠表伯、前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分发安徽，后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他在巡警学堂甲班学生毕业典礼上，突然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学生攻占军械所。但他事先并没有在学生中做好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学生们大多惊愕不知所措，起义在清军重兵包围下失败了。
光复会原来的活动中心是浙江绍兴大通学堂。它是徐锡麟开办的，后来请女革命家秋瑾主持。秋瑾也是留日学生，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和光复会，曾写下“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样的诗句。回国后，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在一首《勉女权歌》中，她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52)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受到株连，被清政府逮捕杀害，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她是辛亥革命时期壮烈牺牲的第一位女革命家，也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一九一一年的广州“三二九”起义，是中国同盟会发动的准备最久也最充分的一次起义。它联络新军、会党，兼及巡防营、警察，在海外广泛筹款，并已将大批武器运入广州城内。和以前不同的是：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等常常不能听从指挥，所以这次又精选了一批可靠的骨干力量几百人作为发难的先锋，称为“选锋”。其中，不少是留日学生。计划一举夺取广州，做到“兵众械足”，再向全国发展。
但到起义前夜，消息泄露，清军已有严密戒备，调来重兵，并将新军枪机全部缴去，许多储藏弹药的秘密机关也遭破坏。已到广州准备指挥起义的黄兴，被迫决定停止发动，并要已在香港集结待命的大批党人不再来广州，已到广州的“选锋”也开始分批撤回香港。但黄兴的内心十分痛苦：准备这次起义花了这样大的力量，所谓改期无异取消，一切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无面目去面对资助这次起义的海外华侨。因此，他决心拼个人一死，来酬答一切。他对人说：“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但抱有这种思想的不只是他一人。林文说：“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喻培伦说：“非干不可，彼一人亦干。”这两人都是赶来参加起义的留日学生。参加选锋的不少人远历重洋，潜返内地，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也极力赞成。这时，“诸同志热度可沸，认定此处为大暗杀，非复为军事布置，人数多寡不必计算，临时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53)
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选锋一百多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座早有准备、撤退一空的房屋。退出时，就被早已设伏的清军重兵包围。双方力量悬殊，黄兴右手两个手指被击断，队伍被打散，起义终于失败。被捕的党人三十多人，审讯时表现得十分英勇，不屈而死。其中如留日学生林觉民在行动前给妻子陈意映写了一封绝笔信：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间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
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吾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54)
这些血和泪写成的文字，处处出自真情。它绝不是出自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充分理性思考后作出的决断，足以传诵千古。
牺牲者以后被合葬于广州黄花岗，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风声所播，全国震动。他们的事迹和思想，迅速传遍全国。他们中不少是留日学生，为了拯救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从容赴难，更激励了人们，有力地推进了本已日趋成熟的全国性的革命危机，对不到半年后爆发的武昌起义起了直接的鼓舞作用。
立宪派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支中间派的力量，海外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居住国内的代表人物有张謇、汤寿潜、汤化龙、孙洪伊等。这些中间派在政治大变动中所持的态度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有着明显的两重性，各人的情况和各个时期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来作出评断。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先后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刊物，其中影响更大的是前两种。康、梁两人的思想又有差别。后来，梁启超的影响大大超过康有为。
《清议报》创刊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办了一年。他们的政治主张集中到一点，就是“尊皇”。梁启超在《尊皇论》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他把光绪皇帝描写成千古以来未有的圣主，中国的安危存亡都寄托在他一人身上：“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55)这自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幻想，会对人们起着误导作用。从这点出发，他们把慈禧太后准备废立这件事看作时局的关键，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字来论述这个问题，同时猛烈地反对革命，抵制革命。
但他们的言论也有着积极的内容：第一，更深刻地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局势。他们这时避居海外，接触到大量西书西报，对世界全局的形势有了比在国内时更清楚的了解，所以，他们对“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和“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这两方面的认识和宣传，显然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第二，进一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提出了“国民”这个概念。梁启超写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56)因此，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第三，鼓吹破除传统思想的束缚，鼓舞人们前进的信念。梁启超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文章，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新民丛报》的影响大大超过《清议报》。其中，占着显著地位、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这篇文章，从《新民丛报》第一号起，长篇连载，是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字。文章在《叙论》中就提出一个问题：地球万国，有的兴，有的亡，有的强，有的弱，是什么原因？他回答：一切由国民自己文明程度的高低所决定。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在接下去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写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什么是“新民”？文章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57)他接着列举中国国民所当自新的纲目，包括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等等。
怎样评价《新民说》这篇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呢？它也是有两重性的。这篇文章着重论证：中国所以衰败，主要不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屈服，而是由于国民自身的“衰弱、堕落”。因此，中国人要使国家富强，就不应该去责备清政府，倒是应该责备自己，不应当起来革清政府的命，倒是应该革自己的命。“责望于贤君相者深，则自责望者必浅，而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58)在当时国家命运处于千钧一发、革命思潮高涨的严峻时刻，这种主张不只是缓不济急，而且本末倒置。但另一方面，它比较系统地宣传爱国思想、社会公德、个人权利思想、个人责任心、积极进取等西方近代道德观念，批判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又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当时国内还有不少比较闭塞落后的地区，《新民丛报》比革命书刊容易进入这些地区，使一些原来受封建思想禁锢较严的知识分子得以接触一些新的知识，打开了眼界。《新民说》在这方面所起的启蒙作用，应该给以足够的肯定。
《新民丛报》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其中包括梁启超所写的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康德、意大利建国三杰等人的学说和传记，《泰西学术思想变化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欧洲地理大势论》等论文。他还努力用这些西方近代学说来分析解释中国的历史，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化之大势》《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国地理大势论》等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最早可能就是出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倡新小说、新史学。他所写的长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大体上是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这些，也都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但总起来看，当革命运动高涨后，《新民丛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对革命，受到《民报》等的猛烈批驳，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批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排除这些激烈反对革命的言论，就不可能有短短几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也不可能结束在中国统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那正是当时中国社会进步最迫切需要的前提。在这个关系近代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上，梁启超的主张是错误的。
再来看国内的立宪派。他们最重要的活动是发动了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当清政府在一九〇六年九月宣布预备立宪、九年后召开国会后，国内的立宪派十分兴奋，在当年十二月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第二年，开始推动请愿早开国会活动，但在清政府弹压下又暂时低沉下去。
一九〇八年的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离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前两个多月，清政府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制定“宪法”的准备。接着，宣布将在第九年再颁布钦定宪法，实行宪政（有些人把二〇〇八年称为中国宪政百周年，实在是没有认真查历史而闹的笑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读那个《钦定宪法大纲》就清楚了。它的第一条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它规定：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握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不得干预”。(59)《民报》上说得很痛快：“其所以悬预备立宪之招牌者，不过欲假此名义，增爱新觉罗氏万世一系、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君权至尊无限之三大条于钦定宪法上，以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而已。”(60)名实之不相符，有如是者。它在中国历史上只留下一个笑柄，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一九〇九年，各省咨议局成立，在十月十四日开幕。议员中得有功名、曾任清朝官职的士绅最多，从事教育与商业者次之，新式学堂毕业生又次之。立宪派人士虽不占多数，但由于他们具有法政方面的新知识，活动能量大，最为活跃，在咨议局中起着左右局面的作用。不少立宪派重要人士如张謇等担任了议长或副议长，便于他们以咨议局为合法基地，开展立宪派的政治活动。
清政府设立咨议局时，只是想用它来装点门面，它所通过的决议必须经过本省督抚的“裁夺”，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但议员们有了这样一个舆论阵地，便可以用来抨击地方弊政，提出一些发展工农业生产、兴办教育等主张，同地方官吏之间发生不少争执，对打破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多少起了作用。
正是在各省咨议局成立后不久，立宪派在国内先后掀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第一次是由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带头发动的。他发起成立咨议局联合会，并邀请各省咨议局派代表齐集上海，共同商讨促清政府速开国会的事情。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六省代表五十多人到达上海，推定进京的请愿代表团。临行时，张謇设宴送行，并致辞说：
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61)
请愿代表由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领衔到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在一年内召开国会。但清政府以“预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借口，加以拒绝。
第二次是一九一〇年六月间举行的，入京请愿代表一百五十多人，除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商会、教育会、华侨等代表，号称代表三十万人，上书言辞也比上次更为激烈。但清政府比上次更不客气，申斥代表“谓议院一开，即是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宣布：“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且警告说：“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这无异给请愿立宪的人兜头一盆冷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文章评论说：“国民即好虚名，亦何争此区区数年之岁月？而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62)最后那句很重的话，结果真被他说中了。
第三次请愿在十月上旬。这时，在立宪派人士看来局势已更危急：在外，日本强行并吞朝鲜，列强纷纷“协以谋我”；在内，民变蜂起，革命风声日紧。他们在上书时写道：“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现”，“伏莽满山，举国儳然，不可终日”。“今则火既然矣，且将燎原矣。举国臣民，顾影汲汲，朝不保夕，非赖皇上威德，亦复何所怙恃。此所以不敢避斧钺之诛，沥心泣血而思上诉者也。”(63)这些话把他们那种对国家命运坐卧不宁、焦虑异常的心情，那种仍依恋着“皇上威德”的孤臣孽子之心，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请愿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激烈程度上都大大超过前两次。在各地，广泛开展要求速开国会的群众性签名活动。许多省的咨议局议长都前往北京，并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会长，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孙洪伊为执行长。请愿活动得到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十月七日，代表们向摄政王府呈递请愿书时，前来送行的东北学生中有两人割肉写下血书。尽管请愿的情绪如此激昂，遇到的却依然是冷冰冰的对待。
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对这次请愿活动毕竟不能太小视。十一月三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他们觉得如果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将使自己更加孤立，但又深恐答应得太爽快，会造成大权旁落的印象，仿佛朝廷已不能做主了。因此，一定要表示出“此次缩短年限，虽由于臣民之公请，仍出自朝廷之独断”。(64)第二天，清廷颁发上谕：“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引者注：即一九一三年）实行开设议院。”接着，就强硬地声称：“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65)
第三次请愿仍没有达到即开国会的目的，但软弱的立宪派人士大多感到已无能为力，没有再发动第四次请愿活动。而有些地区（如东北和直隶）的立宪派人仍不罢休。这下清政府就不客气了，在十二月下旬将来京请愿的东北代表强行押送回籍，将倡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要求的直隶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此，立宪派抱着满腔期望来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不得不黯然收场。
请愿早开国会运动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把君主立宪宣扬成为当时救国的唯一良策。仿佛只要国会一开，奇迹就会出现在眼前。他们一再告诫，不许有任何越轨的举动，并且明确地把抵制革命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清政府连这样温和的运动也不能容忍，最后采取了高压政策。事实证明：期待这个政府的恩赐，指望靠什么“清末新政”就能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其实无异梦呓。清政府实在做得太绝了，使很多原来维护它的人士也感到寒心。武昌起义后，不少立宪派人士也卷到革命行列中来，不能不说同这种事实的教训有关。许多反动势力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往往出现众叛亲离的大崩盘现象，这也是一个例子。它对辛亥革命无疑是有利的。
腐朽媚外的清政府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和冷酷的生活现实，激怒了一向看起来那样温顺的人群。人们在经历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那一系列惨痛事实的教训后，终于对这个政府失去了最后一点信任，再也不对它抱任何希望。到处都是愤怒和诅咒。变革的要求弥漫举国上下。清政府的最高统治集团对谁都不敢信任了，一概加以排斥，连立宪派以及一些汉族高级官吏也对它离心离德，使它日益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历史车轮的进程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有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即使是远不成熟的力量）首举义旗，登高一呼，就能将各种不满和要求反抗的潜在力量凝聚在一起，而腐朽的旧政权就会像纸糊的房子那样很快倾覆下来。
一九一一年夏秋之交，国内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自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三年前在两天内死去、掌握大权的袁世凯又被清廷放逐后，清朝统治集团高层已是一片混乱。特别是四十多年来一手独揽清政府大权的慈禧太后，毕竟是富有统治经验和权术、比较能驾驭内部各派势力的人物。她一死，在清朝内部就没有一个人能填补这个空缺，代替她原有的作用。这就使本已日趋绝境的清政府更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从滥发铜圆和纸币开始的财政金融危机，使一般民众更加无法生存下去，抢米风潮和抗捐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各省。同盟会发动的广州三二九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的影响更加扩大，发展到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震动了全国，更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新军起义为起点的。
武昌是湖北的省会，和汉口、汉阳一起，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主义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清政府编练新军时，除继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所训练的北洋六镇以外，湖北新军在各省中是最精锐的一支。由于新军是以西法操练的，“招募新军士兵标准，要以能识字为原则，文理粗通者更好”(66)。在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都有不少读书人入伍。旧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入伍当兵在一般读书人历来是不屑一顾的，这时却有那么多读书人因找不到出路而投身兵营，可见社会的剧烈变动已使一切都异乎寻常地脱离原有的常轨了。
新军士兵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家庭比较贫穷，军队中的生活又很艰难，士兵受官长的压迫和虐待十分厉害，自然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年，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群学社、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等先后在湖北新军中开展活动。后来，逐渐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它们的主要负责人蒋翊武、刘复基、孙武等都曾加入中国同盟会，深受同盟会的影响。但这两个团体并不是同盟会的分支组织，而是独立开展活动的。
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有两个突出的优点：第一，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掌握军队，积蓄力量，准备革命；第二，在革命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断然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这是武昌起义能成为一九一一年全国大起义的起点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先说第一点。他们在新军中开展的工作，是在实践中经过长期摸索而形成的。在革命宣传方面，革命党人投身军队后，不仅采取讲演、散布革命书刊等办法传播革命思想，并且同士兵个别接近，利用各种机会由浅入深地逐步进行革命宣传。文学社社员万鸿喈回忆：当他投入军队后，文学社负责人就告诉他：“如果有同营的人问你：‘生为什么来当兵？’你就回答说：‘执干戈以卫社稷，是我们青年应尽的责任。’并可举朝鲜、印度亡国的惨痛来和中国的现状作对比，这就是我们第一步的宣传工作。”到第二年，又告诉他：“你以后对同营的人，要换一个方式宣传。就是说：‘清朝政府腐朽到了顶点，专于媚外，压迫人民，我们要使国富民强，非要先打倒清朝不可。’不过像这种话只能乘机向个别兵士鼓动。如有志同道合的，就把他拉拢来，经过一、二同志审查后，再叫他填志愿书。”(67)尽管他们的革命理论准备还很不够，但像这样有计划地进行比较深入长期的宣传工作，在中国过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们又自己办报来作宣传的工具。文学社办有《大江报》，揭发军队中的“不公平事件”，把公开的革命鼓动同秘密的革命宣传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效果。再看看革命的组织工作，他们也积累起一套有效的做法：一开始往往用桃园结义、换兰谱、拉拢帮会等旧方式同接近的士兵建立亲密关系。然后，逐渐灌输革命思想，个别吸收入会。士兵成分不少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这种由低到高的方式对他们是很适合的。入会时，手续比较严格：需要填志愿书，有两个同志介绍，个别进行，严格保密，并嘱咐对家庭、父母、妻子不得泄露一言。入会后，组织也比较严密，建立了标、营、队（即团、营、连）代表制，分级接受上级代表的命令，工作进行非常秘密。到武昌起义前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会员达到五千多人，占当时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加上革命的同情者，在新军中已取得优势地位。军队中对革命持敌对态度的，不过一千多人。清政府用来镇压民众的武装力量，终于转化为民众发动革命的武装力量。
再看第二点。做好革命的准备工作是重要的，但它毕竟只是准备，只是有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需要把握机遇，坚决行动来夺取政权。那时从表面上看，清政府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有专制统治的严密网络和政治经验，各省督抚都大权在握，而革命力量似乎还很弱小，特别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失败，使不少革命党人灰心失望，连黄兴也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68)但事实上，整个局势正如暴风雨前夕的沉寂，民众对清政府的愤怒已不可遏制。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起义后，清政府抽调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在湖北已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那种紧张气氛了。湖北革命党人虽然还不能科学地分析当前的形势，但也能朦胧地感受到，新军内部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更使他们树立起很大信心。许多革命党人抱着万死不辞的态度：“原不计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69)这种决心和意志，弥补了他们对客观形势分析能力的不足，从而在革命条件成熟时能不失时机地发动起义。
要行动，更需要对已有的革命力量进行整合。一九一一年夏季，文学社、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经过协商，决定合作。《大江报》发表文章，指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以激励民气。在兵营和学堂中，许多士兵和学生纷纷剪除发辫，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十月九日，预定的起义总司令蒋翊武秘密发布起义命令和各部行动计划。但当夜起义领导机关被清方破获，重要负责人刘复基等三人被捕牺牲，起义未能发动。清方传出消息：将按搜得的名单大规模展开逮捕。风声极为紧张。第二天，各兵营士兵不顾一切地基本上按上一天发布的计划行动。革命力量雄厚的工程营首先发难，占领军械所。各军士兵纷起响应，两天内占领了武汉三镇，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由于一时群龙无首，起义士兵和下级军官觉得自己的资望和行政经验都不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又都不在湖北，为了增强军政府的号召力，推出原来反对革命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担任都督。随后，民众热烈参军，声势大振。湖北革命党人以他们的首创精神，揭开了辛亥革命的第一幕。
孙中山是人们公认的革命党领袖。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武昌起义，起义者仍用他的名义来号召全国民众。武昌起义后不久发刊的《中华民国公报》，在十月三十一日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署名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建立共和国”。(70)
历史的发展是一种活的流体，一旦时机成熟，它便会不可遏制地向前猛进，而且往往会加速度地向前推进，不断呈现出原先没有的新的色彩。
武昌起义发生后十二天，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在这个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它们集中地发生在九天以内。它表明武昌起义不是一个局部性事件，而是全国性危机的产物，使整个局势顿时改观。这些省是在全国局势尚未明朗、革命成功并无把握的情况下独立地决定发动的，因而格外值得注意。
这五个省的独立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新军在这些省都是起义的主要动力。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动，迅速控制局势，对起义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发展得比较快，也不仅因为他们掌握新式武器，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因为在当时有如一盘散沙的社会中，他们是组织得最好的力量，有着严格的建制和纪律，能够步调一致地采取有力的行动，这是当时其他任何社会力量无法做到的。第二，起义的发展都异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很多省革命党人的准备并不充分，事先掌握的有组织力量相当小，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要少数坚定的革命分子挺身而出，登高一呼，大群人便随之而起。而清政府官员一般是听到起义枪声便作鸟兽散，即使组织一些零星抵抗也很快解体，没有多少人肯为倾覆中的清政府卖命。第三，这些省起义成功后，都站住了脚跟。到十月底，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联成一块，山西、陕西两省联成一块，云南在西南地区有着巨大影响。接着，革命浪潮便向华东和华南迅速扩展。
给清政府第二波决定性打击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在十一月上旬相继独立。这个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国际观瞻所系的焦点。在这些省的独立中，新军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力量，但有了更多不同政治倾向和实际利益的人参加，成为前此没有的新特点：第一，上海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民族工商业者中有些人早已秘密参加同盟会。上海没有新军驻防，全国商团联合会控制的商团参加攻克全国主要兵工厂之一的江南制造局。民族工商业者在革命中直接发挥这样巨大的作用，在其他地方还不曾有过。第二，江苏由当地最高长官江苏巡抚程德全出面宣布独立，并出任都督。这虽不是出自他本人的主动，但毕竟表明清朝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已到了何等地步。第三，国内立宪派的政治态度，明显地从支持清朝政府转到支持民主共和国这方面来。这以前，两湖地区立宪派的重要人物汤化龙、谭延闿已公开支持共和，但国内立宪派的领袖张謇仍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曾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协助镇压武昌起义。但客观形势的发展使他看清，革命浪潮已不可阻挡，只有表示赞同，才能站住脚跟，在革命阵营中构成温和的一翼，继续发挥影响力，使社会秩序不致发生更大的动荡。另一立宪派重要领袖汤寿潜也出任独立后的浙江都督。这种变化，对扩大革命阵营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孤立清政府、加速革命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他们同旧社会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向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又增强了使革命中途走向妥协的力量。
和东南各省相继独立的同时或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西南、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这时，清朝地方当局已无斗志，几乎是不战而屈。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依然处在清朝统治下的只剩下南京一座孤城。清政府在南京驻有重兵，领军的是极端忠于清朝的江南提督张勋。江浙联军经过苦战，在十二月二日光复南京。南北对峙的格局终于形成。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刚从海外归来、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孙中山当选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就职誓词中说：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71)
成立共和政体，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临时政府成立后，除举师北伐外，以很大力量立法建制和除旧布新。当天就宣布改用阳历。在立法中，最重要的是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后来说过：“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72)，可见他最看重的是这一点。这是一部有着进步意义的大法。它规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73)（但在袁世凯控制政权后，它已成为一纸空文）临时政府公布的法令，规定废止刑讯，人民享有选举权、参政权，禁止贩卖“猪仔”，改变“贱民”身份，赋予妇女以同男工完全平等的权利等。在除旧布新方面，改革社会恶习的政令有：严禁鸦片，革除前清官厅称呼，限期剪辫，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废止跪拜，官员实行低薪制等。孙中山在致内务部令中提出官员是“人民之公仆”，说：
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74)
传统和习俗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惰力，改变它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临时政府这些政令，依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解放思想、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很多人认为，传统生活中的陈规恶俗不符合时代潮流，接受西方的社会生活习尚才是文明、开化，才算新派人物，以致连穿“洋式衣服”、吃西餐等也流行起来。
还有两件事也值得注意：一是临时政府成立后，鼓励民间兴办实业，减免厘金，取消了清政府一些苛政，使社会上掀起一个振兴实业的热潮，大量实业团体涌现出来；另一件是随着民众参政热情的高涨，入党结社蔚然成风，各种政党和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都和晚清时期不同。人们热烈地期待着中国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浙江独立后几天，杭州《汉民日报》时评写道：“革命为破坏之手段，破坏为建设之预备。”“革命非行乐时，乃万不得已而为此剧烈之举动也。”(75)这反映了当时不少人的心情。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实际处境却很困难。它面对的最严重困难是财政极端匮乏。临时政府的经费也好，北伐军费也好，都必须支付，政府却拿不出钱来。军队的状况也十分令人担忧。看起来，临时政府控制的兵力人数着实不少，但“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乡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虽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从汉口、汉阳失败的经验看来，想依仗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76)。胡汉民回忆道：“以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哗溃。于是克强（引者注：黄兴字克强，时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益窘，则为书致精卫与余，谓：‘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77)
更严重的问题是：革命政党内部已陷入各自为政、分崩离析的状态。吴玉章说：“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的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78)他们对革命胜利的迅速到来，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轻易得来的胜利，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他们认为只要把清朝政府推倒，革命就算成功，别的都不在话下。新得的权益，更使不少人心满意足，急于结束这场革命，尽快享尝到手的果实。革命精神废弛了，妥协的声浪压倒一切。
这时被清政府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下重新起用为内阁总理的袁世凯，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权谋的野心家。他手握自己训练的北洋六镇，在英国等列强支持下，玩弄权术，先率师南下攻陷汉口、汉阳，对南方施加压力，又同南方展开和议。南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只要他能逼使清帝退位和赞助共和，就举他为大总统。袁世凯随后又对已束手无策的清廷施压。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在接受优待条件后宣布退位，宣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十五日，南方的参议院改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这样落到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的手中。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这次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朽统治长期郁积的愤怒的大爆发。它的结果，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扫除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道路上这个巨大障碍；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政体。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亲身经历过这场革命的林伯渠，在辛亥革命三十周年时，曾很有感慨地说：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同时中华民国的诞生也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民主。古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不能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忽视它本身的光芒，以及由它而揭开的新的斗争的序幕。(79)
林伯渠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就入会的老会员。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十分中肯。他那时所说的“青年”，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至于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总是过低估计，就更“不足怪”了。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确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不断被灌输着“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每个人在这种制度下，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曾国藩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作“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要从如此沉重的传统束缚下摆脱出来，大胆地建立共和政体，其难度可想而知。远的不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要“创立民国”，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并且从此深入人心。其实，从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只有法国和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罗斯等大国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原来还很陌生、并没有传统影响的共和政体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中国人广泛接受？根本的原因是极端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已经把中国引到灭亡的边缘，在民众中失尽了对它的任何期望，可以说是物极必反。在人们对旧政府的普遍愤怒中，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就变得可以接受了。革命党人大力宣传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故事，华盛顿、拿破仑的名字已被许多国人所熟悉，美、法所代表的共和政体也为许多人所憧憬，认为是最新的政体。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到日本，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鼓吹学习西方时一定要学它最新的东西，要知道世界的进步，迎头赶上而不是跟在它的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这些话是很雄辩、很能打动人的。他这样说：
有说欧米（引者注：日本人称美国为米国）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80)
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它的意义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而且牵动着整个社会以至思想文化等方面。最重要的可以举出几点。
第一，它将中国旧社会经营了千百年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完全打乱了。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这以后，从北洋军阀到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着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种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有一种看法：似乎革命只能破坏旧的，却建立不起新的来，徒然造成社会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目光十分短浅的看法。如果从稍长时段的眼光来看，那是社会转型期间常需经历的过程。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正给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道路。
第二，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常说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诚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改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的区别不能小看。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做决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或者“蚁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忠君”和“爱国”被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尽管许多事在实际上依然如故，但人们在观念上有了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孙中山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因此，社会舆论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民国初年的民众心理和清末有很大不同。没有这种变化，七年后五四运动的兴起，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它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小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特别是先进分子的思想和行动。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文章说：
古代草昧初开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他才能居然统一国土。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81)
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绝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的冲击。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来看，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这时还远没有成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还很薄弱；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苦难的广大贫苦农民大多仿佛沉睡着，或者只能做一些无望的分散的反抗，仍远远在革命者的视线之外；以游民为主要成分的会党，刚编练起来的新军，可以在革命中成为重要的冲击力量，却难以靠他们来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站在革命运动前列的是一批受过近代教育而没有实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周围几乎一片黑暗的环境中，勇敢地高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火炬，进行了一些比较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几乎处于绝望状态的中国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这是他们的巨大功绩。但他们通常长于言论而短于行动，过于看重个人的力量而容易脱离群众和各行其是；书本知识多而对中国的复杂社会情况了解少；由于年轻和地位低而在社会上缺少足够的号召力；更重要的，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足以依靠的社会力量而显得十分软弱。在辛亥革命中，他们的弱点明显地暴露出来。
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来。他们中许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是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样，辛亥革命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改变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支配地位。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许多人由于家庭和原来所受教育的缘故，同封建制度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他们中大多数人把清朝统治者看成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种种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明确方向。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这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同广大下层劳动民众的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社会土壤中盘根错节的强大敌人，要推倒他们在中国的统治，离开广大民众的充分发动是办不到的。然而，恰恰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几乎完全在当时革命党人的视野以外。在革命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自然也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对革命的积极参与，这和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况显然不同。而没有广大工人农民的积极参与，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使他们不能不走向妥协。
还需要看到，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它的成员十分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民国的迅速成立，使他们喜出望外。原来的穷措大和流亡客转眼间成为国会议员或“民国伟人”，使许多人心满意足，并开始争权夺利。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核心，也难以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根本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具有这样的条件后才能实现。
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使中国从此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实现人们原先对它的期望。正如参加过中国同盟会的董必武所说：“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它在广大的人民中造成的民主精神的高涨，为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它“根本没有打碎封建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更是原封未动。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82)。
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由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经过一个多世纪前仆后继的顽强努力，才取得了胜利。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它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梯。
二十世纪只是刚刚开始，辛亥革命无疑跨出了很大的一步，但等待着中国人要走的路依然还很漫长。
(1)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8月版，第172—174页。
(2)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67页。
(3) 《南方之三大铁道》，《江苏》第7期，记事，第147页。
(4) 飞生：《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浙江潮》第1期，大势，第2页。
(5)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6页。
(6) 朱宣：《发刊之旨趣》，《河南》第1号，第2页。
(7) 沧江：《日本并吞朝鲜记》，《国风报》第1年第23期，第43页。
(8)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14页。
(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1月版，第388页。
(10) 《论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势》，《新民丛报》第20号，第110页。
(11)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36页。
(12) 明水：《日人论中国整理财政策》，《国风报》第1年第33期，第38—43页。
(13)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版，第285页。
(14) 《东方杂志》甲辰第3期，第178页。
(15) 《论商部与商业之关系》，《时报》甲辰十二月初四日。
(16) 《陈天华集》，第61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254页。
(18)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中华书局1964年8月版，第87、88页。
(19) 《论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中外日报》1907年7月28日。
(20)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类编》（上），壬寅（1902）年本，第2页。
(21) 梁启超：《论学会》，《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34页。
(22) 《严复集》第2册，第361页。
(23) 《吴玉章文集》（下），第953页。
(24)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册，通信，第12页。
(25) 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7、112页。
(26)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第451页。
(27) 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
(28) 《邹容文集》，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8月版，第40页。
(29)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
(30)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第28、29页。
(31)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32) ［日］狭间直树：《中川恒次郎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信》，《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33) 《陈天华集》，第79页。
(34)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第232页。
(35)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5页。
(36) 《学生军缘起》，《湖北学生界》第4期，留学记录，第120、121页。
(37) 《密谕严拿留学生》，《苏报》癸卯五月初十日。
(38)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4期，社说，第9、10页。
(39) 《邹容文集》，第38页。
(40)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318页。
(41)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1月版，第203、204、199页。
(42) 《咄！满汉两种族大争讼》，《江苏》第4期，记事，本省时评，第119、120页。
(43) 《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第545、546页。
(4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2、283页。
(45)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台北）《革命文献》第2辑，第18—77页。
(46) 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第17页。
(47) 饮冰：《现政府与革命党》，《新民丛报》第89号，第24、25页。
(48) 《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11月版，第22页。
(49) 江炳灵：《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版，第2—3页。
(50) 太仓：《粤吏所谓预防军界革命者技止此耶》，《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10月版，第536、537页。
(51) 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华书局1963年1月版，第129页。
(52) 《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7月版，第113页。
(53) 陈春生：《广州三月二十九发难决定之经过》，《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四》，第146、147页。
(54) 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8、129、130页。
(55) 哀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9册，论说，第2页。
(56) 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论说，第1页。
(57)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101、102、106页。
(58)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103、104页。
(59)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第58、59页。
(60) 義皇正胤：《南洋华侨史略》，《民报》第26号，史传，第33页。
(61)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国风报》第1年第2期，第122页。
(62) 沧江：《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1年第17期，第16、17页。
(63) 《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上资政院书》，《国风报》第1年第26期，第87、88页。
(64) 《阁会之风丝雨片》，《民立报》1910年11月15日。
(65) 《谕旨》，《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143、144页。
(66)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9页。
(67) 万鸿喈：《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17、118页。
(68)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科学出版社1956年8月版，第48页。
(69)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6页。
(70) 原件藏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
(71)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1页。
(72)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4月版，第497页。
(7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10页。
(74)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55页。
(75) 《邵飘萍选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45、246页。
(76)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第201页。
(77) 《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册，第67页。
(78) 《吴玉章文集》（下），第1040页。
(79)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80)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0、283页。
(81)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第90、91页。
(82)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487、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