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已经有那么多先进分子先后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而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又驱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紧迫感，无法长时间地从事一般议论和研究，而要求尽快把志同道合的人集合在一起，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会那么快创立起来的原因所在。
最早提出并推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正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九二〇年二月，陈独秀化装逃离北京时，由李大钊护送。高一涵在七年后说道：他们“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1)。这件事虽有学者质疑，但高一涵同陈、李都是好友，交往密切，非一般道听途说可比；他的话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所说，也非多年后的回忆可比，似难轻易否定。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一九二〇年初，苏俄平定了西伯利亚地区的叛乱，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军队也被迫从这一地区撤走，中俄边境交通重新恢复。同年四月，俄共远东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他到北京先见了李大钊。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去见陈独秀。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研究比陈独秀精深。而陈独秀有着烈火样的性格，往往更急于行动。这时，他的目光已更多地转向工人运动。《新青年》这年四月出版的第七卷第五号发表了五篇文章讨论“工读互助团”问题，特别是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五月出版的第六号是“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介绍“五一”运动史，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劳动运动和上海、南京、唐山、山西、江都、长沙、芜湖、无锡、北京、天津等地劳动状况的文章。后一类文章，大体都是对当地工人状况，尤其是对他们的痛苦所做的比较系统而详细调查的材料，还有几十幅工人劳作的照片，包括未成年车夫停车喘息时的照片等。像这样集中地发表介绍中国工人状况的资料，以前还不曾有过，反映出中国工人运动问题已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也反映出这些年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潮已在发生很大变化。陈独秀在这一期上发表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的演说：《劳动者底觉悟》。他说：
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2)
《劳动者底觉悟》和以前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两篇文章，都是陈独秀写的，都发表在《新青年》上。两篇文章相隔四年零两个半月，陈独秀的思想已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这自然不是只出于个人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时代和中国社会嬗变的迅速。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农村中产生，而是在城市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这一条十分重要。没有它，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而且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天国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党的成员，在它成立时只有一个工人，就是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做工的李中，其他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称这个党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呢？（解放前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一回事）确定什么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并不取决于它的出身或本人成分，而是取决于它代表着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用哪个阶级的思想来观察和处理周围的一切。
工人阶级（不是说每个工人）的基本优点有三点：第一，同最先进的经济方式相联系；第二，富于组织性、纪律性；第三，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也就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这种社会力量，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所没有的，在近代社会中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形成和逐步壮大的。这三条基本优点是它同其他阶级相区别的地方：同最先进的经济方式相联系，就和封建社会留下的地主和农民相区别；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就和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相区别；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就和地主、资产阶级等一切剥削阶级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相区别。在很远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其他阶级都要消亡，所有人都将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将逐渐消失。共产党代表的就是这个阶级（最后也就是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对工人阶级先锋队每个成员的要求，就是应该具有工人阶级的这三个基本优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后来到农村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时，他们的思想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有着远大的眼光和很强的组织力，而不是农民意识。他们要求用工人阶级思想来改造农民，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是同旧式农民战争区别的根本所在，也是它最终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什么时候正式发起的？最早参加这个发起活动的是哪些人？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说法。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一九二一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3)这位“陈同志”无疑是指陈独秀。
能够同它相印证的，是施复亮（即施存统）在一九五六年口述并改定的一份材料。他说：一九二〇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无名）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来，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参加了小组”。他又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4)再看他在一九二七年的一篇文章中讲道：“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当一九二〇年五月间陈独秀、戴季陶诸先生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5)这里提到戴季陶，从陈公培的回忆材料看，指的是戴参加了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在的那次关于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并不是说戴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最早成员。而施在一九二七年谈到的时间是“五月”，应该比他近三十年后所讲的“六月”要准确。张太雷在一九二一年春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也说：“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6)他们所拟的党纲没有保存下来，据一九二〇年八月回国的李达说：“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八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7)
组织的名称，经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后，确定叫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这个组织一成立，便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
在它的推动下，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相继成立。北京是在李大钊推动下创建的，最初的成员还有张申府、张国焘两人，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不久又陆续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陈为人等，他们大多是北大的进步师生，便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武汉的早期组织，是李汉俊从上海来同董必武等商议、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推动后建立起来的，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长沙的组织是毛泽东创立的，他同陈独秀、李大钊都有联系，最早的成员还有何叔衡、彭璜等。广州的组织，是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后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联系后建立的，他们大多原来是北大的学生，取名为“广州共产党”。济南的组织，是李大钊派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取得联系后建立的。留日学生中最初只有两个党员（施存统、周佛海），都是在上海入党的。旅法人士中原有三个党员（张申府、陈公培、赵世炎），是分别在北京、上海入党的，以后又发展了周恩来、刘清扬等。
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除发展组织外，主要做了三件事：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开始投身工人运动。
第一件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愿意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以青年学生为多。因此，党的早期组织重视建立青年团的工作是十分自然的。它的成立经过，据一九二二年五月召开的团的一大文件说：“一九二〇年八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8)另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或张太雷）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第一个青年团创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起初这个团叫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之后才改变了团的名称。在这次会上讨论改变团的名称问题时，一部分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成员退出了组织。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其成员全是共产主义者。此后，在许多大城市也逐渐成立了这样的青年团。”(9)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有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八人。不久，就从党举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发展了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刘少奇是在湖南入团后再到外国语学社的。
第二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进行建党准备工作时，《新青年》曾暂时停刊。一九二〇年九月，《新青年》又出版第八卷第一号，逐渐成为党掌握的刊物，最初的内容仍很驳杂，虽辟了“俄罗斯研究”等专栏，但第一号也登载了杜威演讲录，第二号和第三号更以大量篇幅着重介绍在中国讲学的罗素的学说。十一月七日创刊的《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不仅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内容也是宣传党的主张。在它的第一号卷首代发刊词的《短言》中写道：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最新的试验场。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10)
同一个月，党的早期组织还写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没有向外发表，只是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后来留下一份英文稿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它的内容同《共产党》的《短言》基本一致。一九五八年，它的中译稿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内部刊物上刊出，毛泽东看后写了一段批语：
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11)
党的早期组织做的第三件事，是开始投身工人运动。他们出版的供工人阅读的通俗刊物，有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等。在他们推动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同陈独秀等一起参加了它的成立大会，并作了长达两小时的讲演。但这个工会的实际活动是相当温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真正开展起来，那是在党的一大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的事情。
在这个时期，建党所需要排除的主要思想障碍是无政府主义。
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有优势。这并不奇怪。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数量众多的国家。人们最初接受社会主义思潮时，对社会主义大多缺乏科学而明晰的了解。无政府主义者往往也打着“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旗号。他们提出的那些“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主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很适合当时一些对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的口味，因而有很广泛的市场。他们认为这才是最痛快、最彻底、最激进的新思潮。它在初期对冲击各种旧思想（特别是封建专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是要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对集体起着严重的涣散作用。
五四运动前，无政府主义思潮曾经有过两次活跃的时期：一次是一九〇七年，在东京出版了《天义报》，在巴黎出版了《新世纪》，它同当时日本和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流行直接有关；另一次是民国创立前后，师复等在广州成立晦鸣学舍，一九一三年还出版了《晦鸣录》周刊（第三号起改名为《民声》）。但这两次的社会影响都不大，不久就低沉下去了。初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思想界空前活跃，人们热心关注各种新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想又重新抬头。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凌霜、区声白。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到早期党组织中来，这种状况在广州和北京更为突出，在内部制造了许多纠纷。一九二一年三月，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民声》在停刊四年多后复刊，并且越来越多地把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它写道：“我们要明白时下的所谓共产党，却与期求‘无统治的自由社会、各尽所能各尽（取）所需的共产制度’的无政府共产党完全不同。”(12)它还写道：“从上边给予民众甚至制度呀，组织呀，都很不好，勉强制成机械的共产主义决不生好结果。使民众自身任意组织建设一切罢：用国权去干涉总是坏事。真正自治是由民众任意建设来的。总而言之，俄罗斯革命对破坏是成功的，对建设是失败的。”“我们的原理很是单纯明了的：排斥所有的压制和窘迫，向自治方面进行的，就是企望自由社会的实现。”(13)
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很早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蔡和森一九二〇年八月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革命就是个明证。”(14)《民声》复刊后不久，《共产党》在《短言》中就很客气地批评道：“我们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理想不好，只觉得他的玄虚已去西方阿弥陀佛不远了。人性中恶的部分一天不消灭净尽，裁制人的法律、军队便一天不可少。”(15)下一期，它又发表一篇《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写道：“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至于强制，程度虽有不同，而在某时期，却有行使的必要。”“我奉劝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要按照事实上理论上去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费有益的精神。”“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16)
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被压迫民众在斗争中如果不能凝聚成一股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去战胜压迫者，就只会使自己停留在一盘散沙和软弱无力的状态，再美好的愿望也会成为空谈。这些看法是很正确的。在理论上论战的同时，组织上也出现分化和重新组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也有些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进步青年认识上有了转变，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张太雷一份报告中提到而至今尚未弄清的中共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如果可靠的话，它的主要内容也是排除无政府主义者出党。总之，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建党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没有这样一场斗争，要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党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从爱国救亡的强烈要求出发，痛感现存社会的恶浊和不合理，要求从根本上改造这个社会。他们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认定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从事实的教训中认识到，单靠个人的力量绝不能实现社会的改造，必须把有着相同志向的人结合成一个有组织的有严格纪律的坚强有力的集体，齐心合力去做；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空谈上，不可能真正撼动旧社会的根基。恽代英在《学生加入政党问题》中写道：
我们想罢！政治、经济上根深蒂固的恶势力，是我们这种乌合之众所能敌抗的么？一切复杂的纠纷的政治问题，是我们粗浅的常识，所能帮助我们解决的么？
古人亦说，一木难支，众擎易举。在同样为国家的紧要关头，大家都以为各不相统率，各不相帮助，是正当合理的办法，这亦不可解得很了。
“联合起来便是力量。”真诚爱国的青年注意罢！我们为国家的原故，必须要联合。我们的分离，是仇敌的幸运。(17)
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在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后，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不是什么受到外来力量的支配，而是他们自己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的结果。如果离开当时中国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黑暗环境，离开严酷的现实不断地给予人们的异常强烈的刺激，便不可能懂得这一切是怎么会发生的，而作出一些皮毛的或错误的解释来。
这时，先进分子中还有不少人同样也在考虑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给毛泽东写信说：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8)
在湖北，一九二一年夏季恽代英召集五四后不久成立的武昌利群书社社员和接近者开会。参加会议的廖焕星回忆：“会议举行了三天，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宣言与社章都系恽代英同志的手笔。不久，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代英同志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19)
在四川，吴玉章、杨闇公等也自动成立过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吴玉章在延安整风时所写的自传中说道：
“经过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长期实践”，我得了两个教训：一个是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绝不能讲求改革，这就是说不革命不能建设新的社会；一个是没有革命的党，只是乌合之众绝不能成事，这就使我坚决地相信列宁的革命理论和组织列宁的、斗争的、革命的党是必要。(20)
那时四川的对外交通十分闭塞，他们还不知道外面已有了共产党组织。后来，吴玉章到了北京，见到赵世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就在这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写信到四川去，要杨
公等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取消，它的成员个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些事实说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绝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只靠外来因素造成的，而是许多先进分子当时的共同要求，是客观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时的产物，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尽管建党工作已在积极进行，许多地方已经相继建立起组织，不少组织已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名称，但它们分散在各地，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的党，没有中央领导机构，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和步调一致的实际工作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经过一年的酝酿和准备，召开这次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和参加的代表有多少人，是一个很长时间内没有弄清或有争议的问题。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一九二一年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写道：“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21)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其中的“六月二十日”当为七月二十日的误写。中国学者邵维正考定大会开幕的日子就是这份档案中所写的七月二十三日。这份档案清楚地写明：代表人数是十二人，各有一名代表的两个地方应当是广州和日本，其他五个地方各有两个代表。
一大是二十三日晚上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现兴业路七十六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开幕的。参加的人除代表全国五十三个党员的十二个代表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和正在广东的陈独秀派来参加的包惠僧。三十日晚上，法租界巡捕突然来搜查会场。因此，会议最后一天是在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艇上结束的。
中共一大着重讨论的，是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一条写明：“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正式确定下来，反映出它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党。对党的纲领，规定了四条：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22)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要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抱有高尚的理想。但这个纲领没有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没有对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作出明确而恰当的规定，说明这个党还很幼稚，对中国具体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也部分地反映出党内对这些问题还缺乏共识，难以形成为大家共同接受的明确表述。艰难的探索只是刚刚起步。对一个刚刚诞生的党，存在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党的实际工作计划，在一大有关工作计划的六条决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工人运动放在全部工作中的首要地位。六条决议有三条的内容是这方面的。其中，第一条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第三条规定：“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23)。
在这个幼年的党看来，事情似乎很简单：既然它是工人阶级的党，它的基础自然应该完全建立在工人阶级上，它的力量应该集中到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去，以此作为在中国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根苗。他们多少也觉得要开展农民和士兵运动，但那时总共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力量和能够开辟的工作面很有限，对这些只能先放一下再说。
一大选出了中央局作为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由陈独秀任书记。各地的早期党组织相继改组成中央局领导下的地方委员会或区委员会。这些是原来所没有的。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一大的十二个代表，年龄最长的四十五岁，最轻的十九岁，平均二十八岁，作为湖南代表之一的毛泽东还没有满二十八岁。陈独秀和李大钊恰好有事，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北京，没有来参加这次大会，参加会议的这些代表都是社会上还不知名的“小人物”。这些年轻人以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一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二十八年后，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并开始建设新社会的实际探索。这个事实有力地表明：凡是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新事物，尽管最初力量很小，尽管在成长进程中难以避免种种困难和挫折，会经历一些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它终究是任何陈腐力量阻挡不住的。
这个队伍在前进过程中，也经历了分化和重新组合。拿一大的十二个代表来说，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的英勇地牺牲了；有的中途脱离党；有的成为党的叛徒，如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有如大浪淘沙，党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变得坚强有力。
也许从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迈出的只是漫长旅途上的第一步，而且显得那样稚嫩。但这却是决定性的一步，有如一声春雷，震醒了原来冰封的大地。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着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它旗帜鲜明地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二是下决心深入下层，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去做群众工作；三是要求建立严格的纪律以达到行动的一致。这些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它给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全新的东西。它日后发展的迅猛，也许是创始者自己都难以料到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学习运用刚学到的科学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的《先驱》在《发刊词》中写道：“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它还写道：“我们要知道那不就客观的实际情形研究，而徒凭个人主观的思想想改造社会的人，他们的罪恶在实际上与反动派保守派没有什么分别。（虽然我们可以原谅他的心迹。）”(24)这最后一句话自然说得太过分了，但它批评那种现象是说得很中肯的，说出如此过分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力求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避免凭“个人主观的思想”去改造社会的那种决心。这在认识上无论如何是又跨前了一步。
当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日益剧烈，给民众带来极大痛苦。这种状况比五四时期更为严重。
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间，发生了两次全国性的牵动全局的大战。它们都发生在北洋军阀内部，目的是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这反映出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已越来越陷于分崩离析中。这种混乱局面在当时使人们感到极大的痛苦，其实正说明旧有的统治秩序已越来越无法维持下去了。这两次大战，一次是一九二〇年的直皖战争，一次是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
为什么这些军阀不惜用战争手段来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从中国传统观念来看，中央政府居于合法的正统地位，它的号令能得到比较多人的认可。人们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些权臣如果不是自己“黄袍加身”，也总要“挟天子以号令诸侯”。同样是封官许爵，由中央政府授予的似乎就比地方势力授予的或自封的要值钱得多。第二，中央政府受到外国承认，有对外签订条约的权力，可以向列强借款。关税和盐税是财政收入的两大来源，当时都已由外国控制作为支付赔款的保证，外国取走后的余额称为“关余”和“盐余”，拨给中央政府。谁控制了中央政府，既可用名位来笼络地方势力，又可有饷源来扩充自己的兵力，自然引起具有较大实力的军阀的垂涎和争夺。
五四运动时，北洋政府的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权力掌握在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手中。他不但操纵督军团等不断兴风作浪，而且利用日本借款组训由他直接控制的参战军（欧战结束后改称边防军），一时权倾中外，威势仿佛如日中天。但民众对他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这种不满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他对外勾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他练成的参战军，共三万多人，钱主要靠西原借款，装备的是日本武器，教练、军需官、顾问有日本人。更使人们愤慨的是，在他主持下同日方秘密签订军事协定，直接导致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二是段祺瑞对内力主“武力统一”，向南方作战，造成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连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说：“中央政府屡借外债，举凡国家所有可以抵押者均已抵押殆尽。此款尽充军费，而未收丝毫实效，万非长久之计。”(25)而段最亲信的徐树铮飞扬跋扈，目无他人，总要独吞一切权益，也引起军阀内部直系和奉系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正当皖系势力仿佛达到权力巅峰的时候，其实已日益自我孤立，伏下了大失败的种子。
直系军阀在冯国璋病死后，由直隶督军曹锟代为首领。他最倚仗的是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吴是秀才出身，严于治军，能征善战，又擅用政治手腕。南北战争开始时，他奉北京政府之命，率部直下长沙、衡阳，直逼广东，造成很大震动。但段祺瑞却把湖南督军的职位授予并无战功的皖系将领张敬尧。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引起天怒人怨。毛泽东等发动“驱张运动”，得到湖南社会各界支持。吴佩孚到衡阳后，便顿兵不进，同南方势力相联络，在一九二〇年五月自动撤防北上。七月十三日，吴佩孚通电指名痛斥段祺瑞：
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钧，认贼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军队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26)
对段祺瑞的这些痛快淋漓的斥责，是很得人心的，使吴佩孚顿时名噪一时，被许多人看作“爱国军人”。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在北京以南的铁路沿线展开。皖系主力是边防军三个师和第五、九、十五师约三万七千人，直系主力是第三师和四个混成旅约二万七千人。(27)皖系军队人数多，装备精良，但成军不久，缺少实战经验。直系军队战斗力强。战争进行了五天，直军取胜，奉军两个师也大举入关协助直军作战。皖系在战争中失败，政治上的势力也随之失去。
直皖战后，北洋政府的总统仍是徐世昌，但实际权力转移到直、奉两系军阀手中，大体说来，在地方上的势力以直系为强，吴佩孚自己在洛阳主持练兵，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称，而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以奉系为强。不久，两者在权力争夺上的矛盾迅速上升。日本政府在段祺瑞失败后便着重支持奉系军阀。九月，张作霖会见日本贵志少将时明白表示：“今后必须实行真正之亲善主义。外国人宣传：亲日之段祺瑞已没落，余将取而代之。既然如此，莫如承认之，索性将一贯依靠日本之态度彻底公布。”(28)奉系军阀支持下出任国务总理的梁士诒一向同日本关系密切。“恰好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争执正在吃紧的当中，梁士诒想取得日本的金钱，电令中国代表退让，为国人所愤怒，于是吴氏捉住这个大题目，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通电反对梁氏。”(29)他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梁士诒的后台张作霖。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经过三个多月的电报战和军事准备，从四月二十九日起，第一次直奉战争开始。双方投入兵力二十多万人，直系约十万人，奉系约十二万人，规模大大超过直皖战争，作战地区在直隶北部。战争进行到五月四日，奉军大败，退出山海关外，张作霖自行改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中央政府支配权完全落入直系军阀手中，但东北仍由奉系军阀控制。徐世昌当年是在段祺瑞支持下由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选为总统的，后来又更接近奉系，为直系所不满。六月，徐世昌被迫辞去总统，直系请黎元洪再度出任总统，并恢复张勋复辟时解散的旧国会。“其实，直系拥戴黎元洪复职，纯系吴佩孚的个人主张。吴之所以拥黎，不过是利用黎与西南各省的旧关系，利用恢复法统之名，完成其以直系为主宰的大一统的天下。”(30)
但这时的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已江河日下。名记者邵飘萍在一九二二年一篇谈铁路问题的短评中写道：“自国内时局不宁，兵额骤增其数，中央无力以供给无限制之军费，政令又不出于都门，于是军阀每以截留款项为理由，割据其军队所驻附近的铁路。驯致交通部无任免局长之自由，铁路上之用人行政皆为无交通知识之军人所左右。”(31)铁路如此，其他方方面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直皖和第一次直奉这两次大战同时，许多省又出现许多地区性的小军阀，自行划定防区，征收捐税，相互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百姓生命财产全无保障。其中，尤以处在南北之间的湖南、四川、陕西、福建等省为甚。一些省的地方军阀为了割据自保，避免为更大的军阀势力吞并，又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大造舆论，一时显得相当热闹。社会各界民众中不少人由于痛恨北洋军阀“武力统一”造成的连年战乱，也有赞成这种主张的，但那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还需要谈到，这段时间内在广东也出现两次重大反复。一九二〇年八月，原来由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此时正移驻闽南的陈炯明部粤军，在得知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准备进攻闽南的消息后，决定回师广东。陆荣廷在西南五省中拥有最大的兵力。“他做梦也不曾想到他的部下健儿几年来在广东搜刮民脂民膏，都已经变成了腰缠累累的富家翁，而前方炮声一响，他们忙于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后方安全之区，那里还有心情作战；特别是桂军士兵一贯骚扰地方，广东人民恨之刺骨，因此当粤军发动攻势并且提出‘粤人自救’的口号后，广东各县民军纷纷揭竿而起，使桂军陷于四面受敌的地位。”(32)十月下旬，陈炯明部粤军重新控制广州。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那时，旧国会议员在广州的还有二百二十多人。一九二一年四月，由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七月，粤军又攻占广西，陆荣廷等逃走，旧桂系军阀基本被消灭。
这时孙中山仍打着“护法”的旗号，积极准备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但羽翼逐渐丰满的陈炯明已有异志，赞同“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北伐。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公开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避居军舰上，在广州白鹅潭同陈部相持五十多天后，终于被迫离开广东，再次回到上海。这次事件给孙中山的打击太大了，也是促成他晚年下决心走一条新路的重要契机。他到上海后，在告国民党海外同志书中痛心地写道：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33)
在这样的乌烟瘴气的恶浊时局下，如果不先推倒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一切美好理想的实现都无从谈起。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一年来首次发表对中国时局的主张。它着重指出，今天的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是军阀统治：
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
它进一步指出，这种军阀政治的背后有着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
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
对民族资产阶级，它有了新的认识，看到在这种状况下的中国实业家在外资竞争和官场诛求等压力下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对国内的民主势力，它也作出新的判断，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寄以希望，这样写道：
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34)
《主张》中强烈地指出：军阀不打倒，解决中国今天面对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它着重用事实来批评社会上对时局三种错误想法：一是主张总统复位、恢复国会以维法统为解决时局的中心问题；二是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之唯一办法；三是以为吴佩孚不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人，和别的卖国军阀不同，而且有力量可解决时局。这三种错误看法，在当时国内有相当的普遍性。
这份《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发表是一件大事。它显然受到这年年初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确实正在“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中共一大时大大前进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等十二人，代表全国一百九十五名党员。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大会宣言，制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它写道：
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宣言》还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最前面的两项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5)。
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八十多年了，中共二大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它还没有提到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宣言》还明白地说明革命要分两步奋斗，实际上阐明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36)
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加入第三国际、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等九个决议案。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还提出要先行邀请国民党等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这和一大时也不同。可以说，没有这些，就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会有“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的出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实际工作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都以主要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浙江萧山县衙前村、广东海丰县，也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但只是开始，规模还很有限）。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一大后不久便在八月十一日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各地成立分部。
过去，中国产业工人很少，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工人中只有行会、同乡式帮口、青红帮等秘密结社和同孙中山有联系的少数南方工会。工人有过一些自发的罢工斗争，大多是经济性的，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扩大。五四后不久的六三运动中，上海工人声援被捕的北京学生，罢工的大约有六七万人，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工人的力量。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欧洲一些国家的工人革命达到高潮。“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37)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有计划有组织的推动下，中国的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工作重点，最早从京汉铁路（特别是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安源路矿、开滦煤矿和上海小沙渡一带的纱厂集中区开始。
那时的共产党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如何深入到工人中去，在他们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五十多年前曾听陈望道说过：他和沈雁冰（茅盾）常在工厂放工、大批工人从厂门里出来时站在稍高处对工人演讲，却没有多少人听这样的讲话。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举办工人学校，帮助他们补习文化。从这里着手，一面同工人们熟悉起来，和他们交朋友，从中发现和培养一些积极分子，不断扩大团结面；另一面，在讲文化课时加上一些内容，帮助工人了解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真相和需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道理。到条件成熟时，就组织工会或工人俱乐部，团结更多工人，为他们谋福利，组织他们进行斗争。这样，就把工作局面一步步打开了。
一九二二年一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这个高潮持续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前后共十三个月，大小罢工在一百次以上，参加罢工的人数大约在三十万人以上。
这次高潮是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的，它并不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最初参加罢工的海员有一千五百人，一星期内就增加到六千五百人，随后又得到运输工人的响应，罢工人数增加到三万人以上。香港的港口和运输事业全部陷入瘫痪。港英当局力图镇压，结果罢工扩大到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菜场以至家庭仆役等。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罢工持续达五十六天。最后，港英当局不得不同意增加工资，恢复被封闭的工会，释放被捕工人，罢工取得胜利。这件事震动了全国。
在北方，唐山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也很大。唐山有矿工五万人。工人工资低微，一般要连做两班（十六小时）才能维持生活。连年物价猛涨，工资却十几年没有增加。矿难频发，“每年绞车轧死者在四百名以上”(38)。死难者抚恤金只有二十元。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都先后派去十几人开展工作。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起，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抚恤，宣布罢工，参加的有五万多人（其中正式工四万多人），罢工坚持了一个月。最后在矿方部分提高工资后结束。
工人运动中，成绩最显著、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安源路矿（包括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两部分）。中共湘区书记毛泽东派李隆郅（立三）、刘少奇等到安源从事工人工作。他们从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着手，逐步建立党团组织。一九二二年五月，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九月，爆发了工人大罢工，路矿两局工人两万人完全停工。工人们喊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据当时《申报》报道：“罢工之后，两局恐工人或有暴动，特调北兵一旅，驻山弹压。而工人举动则极为文明，特推出监察二十人，手执白旗，到处巡视，工人对此监察者，亦如军士之对于官长，异常服从。弹压兵为所感动，亦与之表示同情。路矿两局不得已，乃请当地商会出而调停。”(39)罢工最后取得了胜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还促成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一九二三年春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仍坚持下来。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40)
这次罢工是因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而起的。那时候，吴佩孚正标榜“保护劳工”，作为他的四大政治主张之一。一九二二年五月前后，李大钊通过同吴佩孚几个亲信的私交关系，介绍了一些共产党员到交通部担任密查员，利用公职人员身份在各条主要铁路上开展工作。到这年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陆续建立十六个工人俱乐部，并商定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全路的规模宏大，员工约三万余人，江岸（即刘家庙）、郑州、长辛店是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41)总工会的地点就选在全路的中心站郑州。那时，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工人的罢工使他的收入遭受损失，因此他便抛开“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坚持镇压。总工会成立那天，各分会代表和来宾约二百人整队向会场出发，遭到荷枪实弹的军警阻止前进，相持两个小时，最后代表们冲入会场宣布总工会成立。下午，代表和来宾住所被军警包围，总工会会所也被军队占领捣毁。当晚，总工会秘密会议，决定全路在二月四日起罢工，总工会移至汉口的江岸办公。四日那一天，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驶。
吴佩孚早有准备，下令在二月七日南北一齐下手，进行大屠杀。在长辛店，军队先从工人宿舍捕去工会负责人等十一人，然后向齐集军营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的工人三千多人开枪，死者四人，重伤三十余人。在郑州，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被杀害。在江岸，由湖北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指挥包围总工会，乱枪环击，赤手空拳的工人被打死者三十二人，伤者二百余人。“同时军队包围工人宿舍，搜捕工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被捕。被捕工人数十皆缚于车站电杆上，张厚生（庵）亲自提灯找出林同志，回顾段长说：‘此人是否工会长？’段长答：‘是！’张乃令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同志下上工命令，林同志不允，张乃令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林同志抗声说：‘不上！’张又令再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同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张复令再砍一刀。此时林同志鲜血溅地，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林同志切齿大骂：‘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王八蛋的军阀手里！’……张听了大怒，不待林同志说完，立令枭首。林祥谦同志就此慷慨成仁了。”(42)担任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的共产党员施洋也被杀害。
由于遭到军阀残酷镇压，二七惨案后，各地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安源外都遭到封闭，工人情绪一时趋于消沉，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一系列斗争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坚强战斗力，也提供了重要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为了战胜它，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到处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中的两个根本问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从实际生活中初步得出的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1) 《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2)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1页。
(4)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2），第34、35页。
(5) 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第157号，1927年8月30日。
(6) 《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2页。
(7)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8)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年3月版，第124页。
(9)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52页。
(10) 《短言》，《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
(11)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1页。
(12) 《正名》，《民声》第31号，1921年4月15日。
(13) 《评平民的独裁政治》，《民声》第32号，1921年5月15日。
(14)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51页。
(15) 《短言》，《共产党》第3号，1921年4月7日。
(16) 江春：《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
(17) 《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383页。
(18) 《蔡和森文集》，第51页。
(19) 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始末》，《一大前后》（2），第301页。
(20) 《吴玉章文集》下卷，第1301、1302页。
(21)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11页。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页。
(2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7页。
(24) 《发刊词》，《先驱》半月刊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25) 叶恭绰：《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之经过及其内幕》，《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22页。
(26)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5册，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58年5月版，第164页。
(27) 陈志让：《军绅政权》，第53页。
(28) 《日本外交文件选译》，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4），第27页。
(29)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59页。
(30)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2005年9月版，第72页。
(31) 《邵飘萍选集》下册，第372页。
(32)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5册，第196页。
(33)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页。
(34)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3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4、115页。
(36)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01页。
(37) 《邓中夏文集》，第434页。
(38)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136页。
(39) 《萍乡路矿工潮之经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522页。
(40) 《邓中夏文集》，第493—494页。
(41)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80页。
(42) 《邓中夏文集》，第507、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