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白是最受中國人民喜愛的唐代偉大的詩人，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璀璨的明星，他以獨特的成就，把中國的詩歌藝術推上了頂峰，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他的許多優秀詩篇，不但在中國人民中膾炙人口，而且在世界各國人民中也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們將他的優秀詩篇和文章精選出來，彙為一編，供青年人閲讀，顯然是很有意義的。

一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字太白，號青蓮居士，排行十二。自稱“家本隴西人，先為漢邊將”（《贈張相鎬二首》），是西漢飛將軍李廣的後裔。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説，他的祖先曾“遭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據《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記載，涼武昭王李暠字玄盛，乃李廣十六代孫，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四〇〇），李暠在敦煌一帶被部衆推戴為涼公。死後由其子李歆繼位，被沮渠蒙遜打敗而死，諸弟奔逃。李白所説當即指此事。李陽冰《草堂集序》、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也都説李白是涼武昭王李暠九代孫。而唐朝皇帝也自稱是李暠後代，由此可説李白與唐皇室同宗。可是，《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載涼武昭王李暠後代各支却没有李白這一支家族。他在詩文中稱李唐皇室的人為從祖、從叔、從兄、從姪，也往往不符合他作為李暠九世孫的輩分。李陽冰還説李白先世曾“謫居條支”，范傳正則説隋末“被竄於碎葉”，曾隱姓埋名，中宗神龍初（七〇五）纔逃歸蜀中，李白出生時纔恢復李姓。這些説法也存在一些矛盾。據李白在至德二載（七五七）寫的《為宋中丞自薦表》説當時年五十七，李陽冰在李白臨終受囑寫序時為寶應元年（七六二），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稱李白卒時年六十二，都可證知李白生於武后長安元年（七〇一），至神龍初歸蜀時已五歲，説明李白並不是生在蜀中。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陳寅恪先生發表《李白氏族之疑問》（《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認為李白先世“本為西域胡人”，“隴西李氏”説乃“詭托之辭”。日本學者松浦友久亦贊同此説（《李白傳記論·李白的出生地和家系》）。又有張書城發表《李白家世之謎》（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提出李白不是涼武昭王李暠後裔，而是李陵——北周李賢——楊隋李穆一系的後代。看來，李白的種族、籍貫、家世、出生地等，至今還未取得一致的意見。

關於李白的出生地，目前也有蜀中説、中亞碎葉説、條支説、焉耆碎葉説等，但多數學人認為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托克馬克附近），當時屬唐朝安西都護府管轄。李白五歲時纔從碎葉遷居蜀中，住在綿州昌隆縣（後避玄宗諱，改名昌明縣；五代時又因避諱改名彰明縣，今四川江油）。

李白父親的真正名字和生平事蹟均不詳。因從西域到蜀中，蜀人以“客”稱之。范傳正説他“高卧雲林，不求禄仕”，可是他能讓李白長期漫游，輕財好施，因此不少研究者認為他可能是個大商人。李白家庭的其他成員，現存資料很少。李白晚年在潯陽獄中寫的《萬憤詞投魏郎中》詩中提到有一個弟弟在三峽：“兄九江兮弟三峽。”據《彰明逸事》記載，還有一個妹妹名月圓，嫁在本縣。其他情況均無考。

李白從五歲到二十四歲（七〇五—七二四），是在蜀中讀書和任俠時期。他讀書涉獵很廣：“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横經籍書，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長史書》）從書本中接受了各種思想的影響。很早從事詩賦創作：“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二首》其二）開元九年（七二一）春，他在路中拜見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長史蘇頲時，蘇頲就贊賞他的作品“天才英麗”，“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上安州裴長史書》）。説明那時詩賦已寫得很好。據《彰明逸事》（《唐詩紀事》卷一八引）記載，在拜見蘇頲前，李白曾跟“任俠有氣、善為縱横學”的趙蕤學習歲餘。趙蕤著有《長短經》（一名《長短要術》）十卷，論述王霸之道、統治之術。李白一生喜談王霸之道，以管（管仲）葛（諸葛亮）自許，當是受趙蕤的影響。李白青年時代就仗劍任俠，“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與韓荆州書》），“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托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贈從兄襄陽少府皓》）。魏顥《李翰林集序》説他“少任俠，手刃數人”；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説他“少任俠，不事産業”；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説他“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當是真實情況。此外，由於時代風尚的影響，在蜀中時已與道士交往，有《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可證。二十歲後游峨眉山，結識道友元林宗，求仙問道思想已很強烈，《登峨眉山》詩中已嚮往“儻遇騎羊子，攜手凌白日”了。

從二十四歲到四十二歲（七二四—七四二），是李白追求功業的時期。開元十二年（七二四），他認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南窮蒼梧，東涉溟海”。然後到安陸（今屬湖北省），被故相許圉師家招親，“妻以孫女”（《上安州裴長史書》）。從此“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秋於敬亭送從姪耑游廬山序》）。出蜀初期，雖還有任俠舉動，如丐貸營葬友人吴指南的“存交重義”，在揚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萬”接濟落魄公子等事，但通過“黄金散盡交不成”（《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的教訓後，基本上結束了任俠生活。他在《淮南卧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中第一次提到“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他所謂的“功業”，在安陸寫的《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曾申述説：“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海，不足為難矣。”就是要以范蠡、張良為榜樣，輔佐君王，建功立業，然後功成身退。這實際上是儒家積極用世、兼濟天下的思想與道家“知足”、“知止”思想的結合，並帶有明顯的縱横家色彩。從此他為實現這一理想目標而奮鬥了一生。要實現輔佐君王的理想，當時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大部分士子走的通過科舉考試，慢慢地從小官升遷到卿相；但李白“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於是選擇了另一條道路——隱逸以待明主徵召，以布衣一舉而為卿相。這條路在唐前期是可行的，唐代皇帝經常下令各地長官推舉隱逸之士，參與政治。武后時的盧藏用，屢試不第，後來隱居終南山，得到武后召見，出山做官，一直做到尚書左丞。當時著名道士司馬承禎説這是“仕宦之捷徑”（《新唐書·盧藏用傳》）。但李白在安陸隱居未能建立聲譽，從《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可以看出他在安陸受到毁謗，大約在開元十八或十九年（七三〇或七三一），他懷着“西入秦海，一觀國風，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曳長裾乎”（《上安州裴長史書》）的目的初入長安，隱居終南山，結識了玄宗寵婿衛尉卿張垍，請求援引，可是張垍没有幫助他。接着西游邠州（今陝西彬縣）、坊州（今陝西黄陵）尋覓知己，可是位卑職小的朋友們更無法幫助他找到“一佐明主”的機會。李白終於悲憤地吟唱着“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其二），頽喪而歸。應道友元丹丘邀請，隱居嵩山。但當他聽到善於獎掖後進的韓朝宗出任荆州長史兼襄州刺史（治所在今湖北襄陽）時，又立即寫了《與韓荆州書》，並前往揖拜，希望得到他的推薦。可是韓朝宗没有賞識他。他只能借酒澆愁，與好友元演游洛陽、太原，又到隨州去見道士胡紫陽。後移家山東兖州，與孔巢父等隱於徂徠山，人稱“竹溪六逸”。其間有過游仙思想，但始終未能忘情功業，時常發出“功業若夢裏，撫琴發長嗟”（《早秋贈裴十七仲堪》）的感歎。這一時期寫了許多樂府詩，深信終有一天能施展自己的抱負。

從四十二歲到四十四歲（七四二—七四四），是李白供奉翰林時期。天寶元年（七四二），由於好友元丹丘通過玉真公主的推薦，唐玄宗下詔徵召李白進京。李白認為實現理想的機會來了，興高采烈地告别兒女奔赴長安。一開始玄宗確實給李白以殊遇：“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李陽冰《草堂集序》）李白也覺得很光榮，決心“盡節報明主”，酬謝“君王垂拂拭”的知遇之恩（《駕去温泉宫後贈楊山人》），並切盼升遷。但實際上玄宗只把他作為侍從文人，主要讓他寫些《宫中行樂詞》、《清平調詞》等點綴歌舞升平的作品，並没有提拔他做朝廷大臣的打算。據魏顥（原名魏萬）《李翰林集序》記載，玄宗本來準備讓李白擔任中書舍人，可是，“以張垍讒逐”，其事未成。李白對此非常氣憤，後來他經常提到此事：“讒惑英主心，恩疏佞人計。”（《答高山人》）由於佞人進讒，玄宗就疏遠李白，李白就浪迹縱酒，並請求還山，玄宗就順水推舟，“乃賜金歸之”（《草堂集序》）。天寶三載（七四四）暮春，李白終於離開了朝廷。實際只有一年半的翰林供奉生活，使李白對唐王朝的腐敗政治有了深刻的認識，而追求功業的思想却被消極頽放的思想所代替了。

天寶三載（七四四）秋天，是中國詩歌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詩壇兩曜——李白和杜甫終於相遇了。杜甫自結束吴越、齊趙之行，回到洛陽已有兩年。這年五月繼祖母范陽太君（祖父杜審言的繼室）卒於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偃師，杜甫作墓誌，奔走於陳留（今河南開封）、偃師（今屬河南）之間。李白這年暮春被賜金還山出京後，在商州盤桓一些時日，又到南陽與趙悦相處了一段日子，秋天也來到梁（開封）、宋（今河南商丘）。“李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唐詩紀事》卷一八引楊天惠《彰明逸事》）。當時李白一心求仙訪道，杜甫對李白非常仰慕，對自己在洛陽兩年經歷的機巧生活感到厭惡，所以受李白思想的影響，也和他一起求仙訪道。杜甫在第一首《贈李白》詩中就寫道：“李侯金閨彦，脱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當時詩人高適也正在梁宋一帶漫游，於是三人同登吹台，慷慨懷古。又同游“梁孝王都”的宋州，還到單父孟諸澤縱獵。當時詩人賈至正在單父縣尉任，當參與了共同活動。所以“梁宋游”時有不少詩壇明星圍繞在兩曜周圍。不久，高適離梁宋東行，李白赴齊州紫極宫從高如貴道士受道籙，杜甫赴兖州省父，暫時分手。次年春，李白到兖州家中與兒女團聚，再與杜甫同游，泗水邊賞春，同訪范居士，同到東蒙山元丹丘處作客。杜甫《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詩説：“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可見友誼之深。這年夏天，他們還曾一起到齊州（今山東濟南），與李邕、高適、盧象等詩人相會。齊州之會也是詩壇兩曜和衆星相聚的盛事（詳見拙著《天上謫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論集·李杜交游新考》，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版）。這年秋天，杜甫告别李白，李白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詩。從此兩人再也没有見面，但他們都經常思念着對方。杜甫走後不久李白便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詩，杜甫則有更多憶念、夢見李白的詩。

從四十四歲離開長安後到五十五歲（七四四—七五五），是漫游時期，也是其思想極為複雜的時期。游梁宋、齊魯時，道教思想占上風，加入了道士行列。他説：“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贈蔡山人》），以此表示對現實的反抗。其實李白也明知神仙世界是虚幻的，他在告别東魯南下會稽時寫的《夢游天姥吟留别》中寫道：“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所以當他在江南獲悉奸相李林甫在朝中製造冤獄，好友李邕與李適之等横遭慘死、崔成甫受累被貶時，便立即從棄世思想中驚醒，深深為國事憂慮。特别是朝廷内外盛傳安禄山在北方招兵買馬、陰謀叛亂時，他更不顧安危，深入虎穴探看虚實。目睹安禄山囂張氣焰後，預感到唐王朝將出現災難，譴責“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奔到黄金臺上哭昭王。回到江南宣城後，他一直關注着事態的發展。當時楊國忠兩次發動對南詔的戰争都遭全軍覆没，使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損失，李白寫了《古風》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書懷贈南陵常贊府》等詩，譴責將領的無能，表達了詩人對國事的關切以及對人民遭難的同情和沉痛心情。此時李白濟世思想甚切，只恨報國無門。

從五十五歲到六十二歲（七五五—七六二），是安史之亂時期，也是李白報國蒙冤時期。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冬，安禄山叛亂時，李白正在梁園，匆匆攜夫人宗氏逃難，由梁園經洛陽到函谷關，西上蓮花山。次年春又南下宣城，經溧陽到杭州，後來在廬山屏風疊隱居。當時兩京陷落，玄宗逃往蜀中，永王李璘受命為江陵大都督，經略南方軍事。當永王水師東下到達潯陽（今江西九江）時，三次徵召李白，在國家危難時刻，李白認為“苟無濟代心，獨善亦無益”（《贈韋秘書子春》），抱着平叛志願，參加了永王幕府。他天真地認為這是報效祖國的好機會，正當他自比謝安，高唱着“為君談笑静胡沙”（《永王東巡歌》）時，統治階級内部矛盾激化了。此時肅宗李亨在靈武（在今寧夏）即位，尊玄宗為太上皇，並下令永王李璘回蜀中。李璘剛愎自用，不從命，肅宗即派兵討伐。永王部下頃刻之間成鳥獸散。李璘被殺，李白也被繫潯陽獄中。經御史中丞宋若思和宣慰大使崔焕的營救，才得以出獄，但不久又被判流放夜郎。欲報效祖國却反而獲罪，李白痛心疾首。幸而在乾元二年（七五九）春，因天旱朝廷發布大赦令，李白纔在流放途中白帝城遇赦獲釋。回到江夏，又盼望朝廷能起用他，認為“今聖朝已捨季布，當徵賈生”（《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請江夏太守韋良宰回朝時不要忘了推薦自己。經歷大難的李白仍想為祖國出力，可是朝廷不需要他，他在江夏徘徊了幾個月，毫無消息，便懊喪地回到豫章（今江西南昌），與夫人宗氏團聚。後又重游宣城等地，其報效祖國的熱情並未消退。上元二年（七六一），當他聽説太尉李光弼出鎮臨淮時，六十一歲高齡的李白又毅然從軍，希望發揮鉛刀一割之用。不幸因病半途折回，次年冬天病逝當塗（今屬安徽省）。“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臨終歌》），他為自己的理想未能實現而抱恨終生！

二

李白在政治上不得志，未能實現“安社稷”、“濟蒼生”的理想抱負，但在詩文創作上他充分施展了才華，為後人留下了十分珍貴的文學遺産。李白詩今存千首，文六十多篇，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和社會生活。開元時代是有浪漫情調、誘人追求的時代，李白一生以大鵬自喻，二十四歲出蜀時寫的《大鵬遇稀有鳥賦》，後來改寫題為《大鵬賦》，即以“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的大鵬形象，表現自己不同凡俗的性格、氣概和抱負。直到臨終時他還自比大鵬，充分顯示出高傲的個性和宏大的氣魄。他相信自己的才能會有施展的機會，“天生我材必有用”（《將進酒》），“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行路難》其一），“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應未晚”（《梁園吟》），經常在詩中以管仲、張良、諸葛亮、謝安自比，深信自己能成為王者師。“余亦南陽子，時為《梁甫吟》……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留别王司馬嵩》）一旦機會來到，他興高采烈：“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别兒童入京》）歌頌朝廷“巨海納百川，麟閣多才賢”（《金門答蘇秀才》），決心要“盡節報明主”（《駕去温泉官後贈楊山人》）。這些詩句充分體現了時代精神，也就是人們常説的“盛唐氣象”。李白的《古風》其四十六寫唐王朝國勢，《君子有所思行》描繪長安形勢，《明堂賦》鋪叙建築的宏偉，宣揚大唐“列聖之耿光”，最後點出“鎮八荒，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的主題；《大獵賦》寫開元天子大獵於秦，是時“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争雄！”詩人熱情贊頌前所未有的盛唐氣象，都充滿了時代的自豪感。

盛唐時代也有弊政，有許多不合理現象，李白對此都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早在開元年間李白初入長安時，就寫有《古風》其二十四（“大車揚飛塵”），揭露宦官、鬥雞徒驕横跋扈的囂張氣焰，《行路難》等詩抒發了有志之士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古風》其十六（“天津三月時”）揭露了貴族官僚驕奢淫逸的生活，《梁甫吟》描繪了君王被雷公、玉女、閽者等小人所包圍，有才能的人見不到明主的情景。天寶年間，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為宰相，排擠陷害賢能之士，李白寫了許多詩歌揭露“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古風》其十四）、“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古風》其三十九）、“雞聚族以争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鳴皋歌送岑徵君》）的不合理現實。甚至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唐玄宗，把他比作殷紂王、楚懷王，把被李林甫陷害的李適之、崔成甫等比作古代忠良賢臣：“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施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古風》其五十一）詩人晚年還在《澤畔吟序》中為崔成甫的遭遇鳴不平，追叙當年李林甫陷害韋堅案件牽連數十人的恐怖氣氛。

李白所處的時代發生過多種不同性質的戰争，他的詩歌都作了正確的反映。對於抵禦和抗擊外族入侵的戰争，就寫詩高歌祝頌，如《塞下曲六首》、《白馬篇》等描寫“横行負勇氣，一戰静妖氛”、“叱咤經百戰，匈奴盡奔逃”的英雄氣概，《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等鼓勵友人英勇殺敵，凱旋而歸。對於統治階級發動的黷武戰争，如天寶年間楊國忠發動對南詔的兩次戰争，李白寫有《古風》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書懷贈南陵常贊府》等詩予以揭露批判。而對於安史之亂，李白從國家命運和人民安定出發，寫了許多積極支持朝廷平叛戰争的詩篇，李白在《古風》其十七（“西上蓮花山”）中揭露敵人的凶殘和無耻：“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在《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中責問：“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贈張相鎬二首》表示：“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充分表現出同情人民和仇恨敵人的深切感情。

李白對人民的艱苦生活和不幸遭遇都非常關心和同情。《丁都護歌》寫縴夫的繁重勞動，《北風行》叙幽州思婦在丈夫出征戰死後的劇烈悲痛，《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描寫農家艱苦生活和殷勤招待，詩人都灑下同情之淚。

李白熱愛祖國山川，寫有許多描繪自然景物的詩。李白筆下有廬山飛瀑，蜀道奇險，《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中籠罩着神話氣氛的華山，《將進酒》、《公無渡河》中奔騰咆哮的黄河，《關山月》中的蒼茫天山，《横江詞》中的長江風浪，都寫得驚心動魄。還有寫大自然明媚秀麗的景色，《渡荆門送别》的“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夜下征虜亭》的“山花如繡頰，江火似流螢”，《秋登宣城謝朓北樓》的“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等等，充滿健康明朗的氣息。李白特别愛用具有透明意象的詞寫景，諸如碧山、渌水、白玉、明月等景色，在他的詩中俯拾即是。尤其是對明月，詩中最多。《古朗月行》、《峨眉山月歌》、《静夜思》等，都是賦明月的。李白一生欽仰六朝詩人謝朓，就因為謝詩有“澄江静如練”那樣清新明麗的詩句，説明李白秉性就嚮往光明晶瑩的景物。

李白性格疏放倔強，自視極高，不做小官，欲一舉取卿相，生活瀟灑自在，擺脱家庭、環境束縛。自以為在天下大亂時能施展自己的才華。他在許多詩中自抒抱負。同時，他又表現出蔑視權貴、否定功名富貴的思想。如《夢游天姥吟留别》詩説：“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又説：“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明確表示對獨立人格和自由生活的追求。功名富貴本是士子的追求目標，李白詩却説：“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將進酒》）“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江上吟》）當然，有些詩是失意後的牢騷，但李白對功業的追求確實不是為了牟取富貴，而主要是為了顯示“安社稷”、“濟蒼生”的才能。

以上只是叙述了李白詩歌的主要内容，其實他的詩歌内容是非常豐富的，涉及社會的各個方面乃至日常生活，不可能逐一介紹，只能從略。

三

對李白的評價，我想起馬鞍山市采石磯李白紀念館中有吴鼒寫的一副對聯。其上聯曰：“謝宣城，何許人，只憑江上五言詩，教先生低首。”其下聯曰：“韓荆州，差解事，肯讓階前盈尺地，使國士揚眉。”對得非常工整。尤其是上聯用範圍副詞“只”，下聯用反詰副詞“肯”，把作者揶揄調侃李白的神情巧妙地表達出來了。只，僅也；肯，豈也。意思是説：南朝齊代的宣城太守謝朓，是個什麽樣的人，僅靠“澄江静如練”這樣的五言詩，讓李白低首欽敬；唐朝的荆州長史韓朝宗，頗為明白事理，豈能讓出官場地盤，使不善從政的李白揚眉做官！言外之意是：李白的詩歌藝術成就，早就大大地超過謝朓，所以李白實在不需要一生俯首。而李白不善於政治權術，韓朝宗比較理解李白的性格，怎能讓出官位舉薦他，使詩人忘乎所以？關於這副對聯，早在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我應馬鞍山報副刊特約，寫過《吴鼒對聯乃揶揄李白之作》一文，可惜當時只有上海古籍出版社老編審朱金城先生撰文贊同拙見，不少年輕的同志却不懂古漢語中“肯”字是反詰副詞作“豈”解（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已用大量的例證説明），他們用現代漢語解釋“肯”作能願動詞。而且還加“如果”二字進行解釋説：韓荆州如果比較懂事，肯讓出階前盈尺地，就能使李白揚眉吐氣。他們認為上聯是贊揚李白的謙虚，下聯是批評韓朝宗的不識人。這種看法至今尚有人在。他們認為：下聯稱李白為“國士”，説明是肯定和贊揚李白，其實，“國士”原是李白《與韓荆州書》中恭維韓朝宗的稱呼，這裏移用於李白，與上聯的“先生”相同，都帶有揶揄調侃之意。質言之，這副對聯用調侃的語氣，上聯是對李白文學成就的評價，下聯則是對李白政治識見的評價，雖是揶揄調侃語氣，實際上却是比較公允的。

關於李白的政治識見，歷史上已有許多人發表過意見。雖然李白有很高的理想與抱負，以“安社稷”、“濟蒼生”為己任，經常以管仲、范蠡、張良、諸葛亮、謝安等自比，但實際上他並没有像上述人物那樣具備“運籌帷幄之内，決勝千里之外”的才能。恰恰相反，當國家政治、軍事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時刻，李白不能清醒地認識形勢，往往提出錯誤的主張和做出錯誤的舉動。安史之亂是李白一生所經歷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對安禄山的叛亂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災難十分痛恨，在詩中大聲責問：“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他表示要“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這種愛國愛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貴的，但他並没有找到正確的出路。就拿他參加永王李璘幕府一事來説，雖然李白主觀上是想報效祖國，建功立業，但他對李璘的“異志”缺乏認識。《舊唐書·玄宗諸子傳》：“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為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采訪等使、江陵大都督，餘如故。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鉅億。以薛鏐、李臺卿、蔡坰為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於蜀，璘不從命。十二月，擅領舟師東下。”由此可知，當時肅宗已即位，並已下詔命永王李璘“歸覲於蜀，璘不從命”，“擅領舟師東下”，目的是“因有異志”。但李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所以當時有些將士如季廣琛等跟隨李璘東下，還以為是去抗擊安禄山叛軍。等到李璘東至丹陽郡，肅宗下令討伐李璘時，季廣琛纔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鋭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絓叛逆，如後世何？”於是諸將都叛離永王而去。其實在此之前，當時有識之士對於李璘東下多持躲避不合作態度。如《資治通鑑》至德元載十二月記載，肅宗敕永王“歸覲於蜀，璘不從”時，“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胡三省注：“璘將稱兵，峴不欲預其禍也。”邵説《有唐相國贈太傅崔公（祐甫）墓誌銘》曰：“屬禄山構禍……尋江西連帥皇甫侁表為廬陵郡司馬，兼倅戎幕。時永王總統荆楚，搜訪俊傑，厚禮邀公，公以王心匪臧，堅卧不起。人聞其事，為之惴栗，公臨大節，處之怡然。”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舊唐書·孔巢父傳》：“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李白自己寫的《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曰：“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鉞，東巡無名。利劍承喉以脅從，壯心堅守而不動。”為什麽崔祐甫、蕭穎士、孔巢父、鄂州刺史韋良宰等都知道永王之心“匪臧”，“東巡無名”，早就認識到永王必敗，所以無論怎樣威脅都不從，而李白却就入其幕呢？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李白的功名心太強，一是李白的政治識見不高。這從他後來參加宋若思幕府時寫的《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也可看出。他認為：“今自河以北，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盜蠶食，割為洪溝……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圖霸迹，隱軫由存。咽喉控帶，縈錯如繡。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吴，永嘉南遷，未盛於此。……伏惟陛下因萬人之蕩析，乘六合之譸張，去扶風萬有一危之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苟利於物，斷在宸衷。”李白完全不理解肅宗駐行在於扶風對收復兩京的重要意義，却認為南北分裂的大局已定，又將出現南北朝局面，所以力主遷都金陵。可見他政治識見極低。李白始終認為永王是奉父皇之命行動，全然不懂何以成為叛逆。他缺乏皇室正統繼承的順逆觀念，認為肅宗和永王只是同室操戈。正因為如此，李白同時還寫下了樂府詩《上留田行》，詩中有“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謡，塞耳不能聽”等句，《樹中草》有“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句，顯然都是用比興手法借古喻今，諷刺肅宗兄弟不能相容。李白始終不認為肅宗是以正討逆。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六引朱文公曰：“李白見永王反，便從臾之，詩人没頭腦至於如此。”在這點上，説得是很對的。所以李白只能做個偉大的詩人，却絶不可能成為傑出的政治家。

四

李白詩歌藝術的最大特點是融會了屈原和莊周的藝術風格。在他的作品中，經常綜合運用豐富的想像、極度的誇張、生動的比喻、縱横飛動的文字，加上充沛的氣勢，形成獨特的雄奇、奔放、飄逸的風格。龔自珍《最録太白集》説：“莊、屈實二，不可以併；併之以為心，自白始。”李白的作品既有屈原執著熾熱的感情，又有莊周放達超脱的作風。這在他的樂府詩、歌吟體詩以及絶句中最能體現這個特點。

李白詩歌藝術成就最高的是樂府詩。詩人自己也認為擅長樂府，晚年在江夏還把古樂府之學傳授給好友韋冰的兒子韋渠牟（詳見拙著《李白叢考·李白暮年若干交游考索》）。李白現存樂府一百四十九首，多為舊題樂府。這些詩與古辭和前人創作已經形成的傳統題材、主題、氣氛、節奏有緊密聯繫。如《陌上桑》、《楊叛兒》等内容與古辭相同，《白頭吟》寫卓文君故事，與本事緊密相連。《夜坐吟》、《玉階怨》等明顯是模擬鮑照、謝朓的同題作品。即使像《丁都護歌》似乎與原曲主題無關，但詩中仍有“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説明創作時對原樂曲的悲慘意境有深切的聯想。李白樂府詩包括《静夜思》、《宫中行樂詞》等新題樂府在内，幾乎都是寫戰争、閨怨、宫女、飲酒、思鄉、失意等傳統題材的，而且在表現這些題材時，總是將個别特定的感受轉化為普遍傳統的形象表現出來。例如《戰城南》，有漢樂府本辭，經過梁、陳的吴均、張正見以及唐初盧照鄰的創作，已經形成描寫北方戰争悲慘形象的特定内容。儘管李白的《戰城南》可能是對唐代某一戰争的獨特感受，也寫到一些具體地名，但很難考證出寫的是具體哪一次戰争，給人的印象並不是某個特定戰役的反映，而是自古以來北方戰争的集中概括，與古辭主題相同。又如《將進酒》的主題也與前人之作類似，但李白詩中充滿樂觀豪邁之情：“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這種合理的極度誇張使黄河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其文筆縱横馳騁，他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擴大題材，改换主題，恰恰相反，他是在繼承前人創作總體性格的基礎上，沿着原來的方向把這題目寫深、寫透、寫徹底，發揮到淋漓盡致、無以復加的境地，從而使後來的人難以為繼，再也無法在這一舊題内超越他的水準。

李白的樂府詩多表現出渾成氣象，多用比興手法，不顯露表現意圖，這在一些代表作雜言樂府中尤為明顯。同時，他又把瑰麗奇幻的想像注入這些作品，使樂府舊題獲得新的生命。前人對此特點已有評述。如《河岳英靈集》論李白詩説：“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李陽冰《草堂集序》説：“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恍，縱横變幻，極才人之致。”這些都是指李白樂府故意不點出主題寓意，多比興寄托而使之有豐富的内涵。這些特點造成李白許多樂府代表作至今存在很大的認識分歧。妙處還在於這些樂府可以允許有的人認為有寄托，有的人認為没有寄托，所以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説：“樂府妙在可解可不解之間。”但如果我們掌握了這些特點後，對李白一些有分歧的代表作也可以取得較為一致的認識。如《蜀道難》的主旨和寓意是歷來分歧最大的，前人作品中，陰鏗的《蜀道難》已有“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的思想，唐人姚合《送李餘及第歸蜀》詩也認為李白《蜀道難》乃因功業無成而作：“李白《蜀道難》，羞為無成歸。子今稱意行，蜀道安覺危！”由此可以明白李白在詩中再三用“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極度誇張，正是寄寓着初入長安追求功業無門而鬱積的強烈苦悶。李白現存的樂府代表作，大都是出蜀以後追求功業時期的作品，尤其是初入長安失意而作的居多。《梁甫吟》原是諸葛亮出山前隱居隆中之作，李白選用此題表明自己亦未出山。作品開頭就説：“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可知尚未見過明主。詩中用雷公、玉女、閽者等神話中形象以喻張垍等小人，寫出了自己初入長安被小人阻於君門之外的激憤心情。後期的《北風行》則一開頭用極度誇張的形象渲染嚴酷氣氛：“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最後又用“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這樣極度誇張的比喻，將思婦失去丈夫後的深切痛苦刻畫得入木三分。由此可見，李白把舊題樂府發展到頂峰，對舊題樂府作了輝煌、偉大的完成和結束。從此以後，再也没有人能用樂府舊題寫出超越李白的作品。

李白的歌吟體詩現存約八十餘首，有不少是送别留别詩。如《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鳴皋歌送岑徵君》、《夢游天姥吟留别東魯諸公》、《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宣州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應作《陪侍御叔華登樓歌》）、《金陵歌送别范宣》、《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等等，這類詩與樂府詩不同，不僅因為它没有舊題的制約，而且因為它不像樂府那樣寄興於客體，相反，它都用第一人稱表現，而且物件明確，創作意圖都在詩中和盤托出，淋漓盡致。如《夢游天姥吟留别》以色彩繽紛、瑰奇壯麗的夢幻和神話相結合的形式，來抒發對現實的感受，但主題却非常明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並没有像樂府詩那樣因“迷離惝恍”而使後人對其寓意捉摸不定。歌吟體詩與樂府詩特質的區别，大概就是從李白開始的吧！

李白五言古詩較多，以《古風五十九首》為代表，這是編集者將李白數十年間所寫的五言詠懷古詩的彙編，並非一時一地之作。這些詩的内容主要是指斥朝政、感傷己遇和抒寫抱負等。這些詩與李白的樂府詩、歌吟體詩不同，寫得比較嚴密，較少誇張跳躍，也常用比興手法。《唐宋詩醇》説這些詩“遠追嗣宗《詠懷》，近比子昂《感遇》，其間指事深切，言情篤摯，纏綿往復，每多言外之旨”。基本上説得不錯。但應該説這些作品還是繼承了《風》《雅》和楚《騷》的傳統，如《古風》其一（《大雅》久不作）就以恢復《風》《雅》傳統為己任。而五十九首詩中又有不少篇章是學習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來抒發感慨的。此外，其中有些詠史詩是脱胎於左思，游仙詩則顯然受到郭璞的影響。這些詩比起前人的作品來，内容更為顯豁，感情更為深摯，意境更為明朗，語言更為流暢。這是李白對詠懷詩、感遇詩的發展（詳見拙著《天上謫仙人的秘密·論李白古風五十九首》）。

李白的律詩現存一百十八首，絶大多數為五律，七律僅八首。詩人早年曾花相當功夫攻五律，現存最早詩篇之一《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就是一首工穩整飭的五律。開元年間寫的《渡荆門送别》、《送友人入蜀》、《江夏别宋之悌》、《太原早秋》、《贈孟浩然》等等，平仄對仗都合律，意境也是律詩氣象。天寶初應制立就的《宫中行樂詞》，律對非常工切，也可説明李白對五律是有功力的。即使在後期，李白也還有格律嚴整的佳構如《秋登宣城謝朓北樓》等作。《唐詩品彙》説：“盛唐五言律句之妙，李翰林氣象雄逸。”沈德潛《唐詩别裁集》也説李白五律“逸氣凌雲，天然秀麗”。從上列諸詩看，李白五律確有一種飛動之勢，英爽之氣，與王維、孟浩然、杜甫不同。尤其是李白還有不少律詩不屑束縛於對偶，往往只用一聯對句，甚或全用散句，有時平仄也不全部協調。如《夜泊牛渚懷古》，按平仄協調是一首律詩，但却没有一聯對仗，而且最後兩句：“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含不盡之意於言外，不符合意象應起訖完整的律詩原則。又如《送友人》首聯對仗，頷聯却用“此地一為别，孤蓬萬里征”散句，它和尾聯的“揮手自兹去，蕭蕭班馬鳴”都呈現出詩意的不完結狀態，這是絶句的意境和氣象。七律《登金陵鳳凰臺》雖然平仄對仗都符合要求，但首聯反復出現相同的詞語，全詩的氣氛、風格也不像律詩。所以，胡應麟《詩藪》認為“杜（甫）以律為絶，李（白）以絶為律”，是有道理的。

李白的絶句今存九十三首，歷來一致公認“冠古絶今”。絶句的特點除調平仄與律詩相同外，其餘却相反。即要求散句，不要對仗；要意脈疏放跳躍，突出一點，不要完整嚴密；要含蓄，留有餘地，不要完全説出表現意圖。而這正好符合李白性格，所以李白的絶句寫得最好。王世貞《藝苑卮言》云：“五七言絶句，李青蓮、王龍標最稱擅場，為有唐絶唱。”胡應麟《詩藪·内編》卷六説：“太白五七言絶，字字神境，篇篇神物。”又説：“太白五言，如《静夜思》、《玉階怨》等，妙絶古今。”“太白七言絶，如‘楊花落盡子規啼’、‘朝辭白帝彩雲間’、‘誰家玉笛暗飛聲’、‘天門中斷楚江開’等作，讀之真有揮斥八極、凌屬九霄意。賀監謂為謫仙，良不虚也。”李白有些描繪山水和抒發憂憤的絶句，用極度誇張的比喻，充滿超邁奔放的激情。如：“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寫出雄偉氣勢；“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顯示深廣憂憤，都富有強烈感染力。李白絶句的特點是：語言明朗，聲調優美，感情深摯，意境含蓄，韻味深長。上列諸詩都有這些特點，所以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傳誦不絶，確實無人能企及。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説：“七言絶句，以語近情遥、含吐不露為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這些説法都並非過譽。

李白的賦、表、書、序、記、頌、贊、銘、碑、祭等各類文章，大致與他的性格和詩風相似，都有飄逸英爽之氣。《大鵬賦》、《大獵賦》、《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等作品抒寫豪情壯志，文筆縱横恣肆，有一往無前的氣概，受《莊子》的影響最為明顯。《與韓荆州書》、《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等文章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千百年來膾炙人口。《澤畔吟序》則感情深摯，沉鬱頓挫，表現出對奸臣的刻骨痛恨和對友人的深切同情。一般人寫碑文，叙述家世行事容易板滯，而李白的《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等却寫得層次井然，叙事具體而生動。這些文章或散或駢，或駢散結合，大都剪裁得當，既富文采，又無雕琢堆砌之病，堪稱唐代文章的上乘之作。

李白詩文是他文學主張的實踐。他在《古風》其一（“《大雅》久不作”）詩中提出文章貴“清真”，反對“綺麗”，其三十五（“醜女來效嚬”）又提出反對模仿、“雕琢”，主張“天真”、自然。他一生敬仰謝朓詩的“清發”，提出詩歌應當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這些就是李白的美學理想。李白的詩文，確實以真率的感情和自然的語言構成“清水芙蓉”之美。方回《雜書》論李白的詩説：“最於贈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麗句？亦焉用玉溪，纂組失天趣？”他認為李白的詩能袒露真情，不像李賀、李商隱那樣雕章琢句，全賴人工。李賀、李商隱的詩，使人總感到如霧裏看花，隔着一層，而李白的詩却能使人洞見肺腑，這在許多贈送親友的詩文中特别顯著，他從不掩飾自己的真實情感。追求功業，就給韓朝宗上書説：“而君侯何惜陛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奉詔進京的喜悦，他就説：“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别兒童入京》）希望升官，就寫道：“恩光照拙薄，雲漢希滕遷。”（《金門答蘇秀才》）得志時人們巴結、失寵後無人理睬的世態炎涼，他寫道：“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一朝謝病游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一）他被流放遇赦歸來後，認為皇帝又將起用他，就寫道：“聖主還聽《子虚賦》，相如却欲論文章。”（《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即使是些男女冶游言笑，他也不掩飾：“千金駿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旁側挂一壺酒，鳳簫龍管行相催。”（《襄陽歌》）坦率得何等天真可愛。李白詩文的語言都不假雕琢，自然流暢，明白如話，音節和諧，渾然天成，即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謂“以自然為宗”。“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二首》），何等雄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贈汪倫》），何等深情！“一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何等豪放！“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静夜思》，不同版本用字稍有不同，今用通行本），又何等清新雋永！這些語言，似乎都不假思索，信手寫出，實際上這是李白長期從漢魏六朝樂府民歌和前人優秀作品的語言中吸取養料，加工提煉，終於達到爐火純青之境界的結果。

總之，李白詩歌把我國古代的詩歌藝術推向了頂峰，對後代産生深遠影響。李陽冰《草堂集序》稱李白詩“千載獨步，惟公一人”，皮日休《七愛詩》稱李白“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吴融《禪月集序》説：“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唐代韓愈、李賀、杜牧都從不同方面受過李白詩風的熏陶；宋代蘇軾、陸游的詩，蘇軾、辛棄疾、陳亮的豪放派詞，也顯然受到李白詩歌的影響；而金元時代的元好問、薩都剌、方回、趙孟頫、范德機、王惲等，則多學習李白的飄逸風格；明代的劉基、宋濂、高啓、李東陽、高棅、沈周、楊慎、宗臣、王穉登、李贄，清代的屈大均、黄景仁、龔自珍等，都對李白非常仰慕，努力學習他的創作經驗。

現在，李白詩歌不僅在中國廣泛流傳，有許多學者在認真研究，而且流傳到世界上許多國家，得到外國人民的喜愛，許多國家的學者也在研究李白的詩歌藝術，李白已經不僅是中國而且是全世界的文化名人。

五

本書是應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約而編寫的。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於朱金城先生的推薦，何滿子先生約我為《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撰寫《李白選集》。我用了大約三年時間，一九八六年選注完成。何滿子先生審讀後感到很滿意，即請曹明綱先生為責任編輯，負責全書的審稿。不久審稿完成，即交印刷廠排印。當時上海只有中華印刷廠能排印繁體字的書，而中華印刷廠正接到《辭海》繁體字版的任務，於是拙著便在中華印刷廠整整躺了三年。後來我請王運熙先生幫助，將拙著從中華印刷廠抽出來，轉到常熟新成立的一家印刷廠，到一九九〇年十月才出書。此書初次印刷一萬册，深受讀者歡迎，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二次印刷又印了五千册。

去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約我重新修訂《李白選集》。於是這半年多時間，我集中精力將此書在原來的基礎上認真修改一過。主要修改有如下幾方面：

（一）一九九〇年版《李白選集》的原文，是以王琦《李太白文集輯注》（又名《李太白全集》）作為底本的，此次則改為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影印静嘉堂文庫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為底本（簡稱“宋本”）。參校元至大勤有堂刻本宋楊齊賢集注、元蕭士贇補注《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簡稱“蕭本”），《四部叢刊》影印明郭雲鵬重刊《分類補注李太白集》（簡稱“郭本”），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胡震亨《李詩通》（簡稱“胡本”），清康熙繆曰芑翻刻《李太白文集》（簡稱“繆本”），清乾隆刊本王琦《李太白文集輯注》（一作《李太白全集》）（簡稱“王本”），清光緒劉世珩玉海堂《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簡稱“咸本”），並參校唐宋總集《河岳英靈集》、敦煌寫本《唐人選唐詩》、《又玄集》、《才調集》、《文苑英華》、《唐文粹》、《樂府詩集》等，擇善而從，重要異文皆在注釋中出校。凡宋本明顯的錯字，則據各本改正，亦在注釋中説明。限於選本體例，校語中並不特意指明版本，以示異文為要。

（二）本書精選李白詩三百二十首，幾近李白現存全部詩作的三分之一。與原書一致，只有個别篇目作了調换。精選書序賦表等文章十八篇，占全部文章的四分之一有餘，與原書完全相同。所選詩文多為代表性作品，力求各體兼備，並兼顧各個時期，使廣大讀者能從這個選本中領略李白詩文的大致風貌。其中有些詩文過去未引起人們注意，一般選本未予選録，實際上它能幫助我們瞭解李白的思想和重要事蹟，故本書酌予選録。入選的詩文根據筆者的考證儘量予以編年。但由於李白詩歌長於抒情，不著事蹟，所以給編年增加了許多困難。有些詩篇實在無法考知寫作年代，只得暫不編年。所以本書所選詩歌分成編年和不編年兩部分。編年部分也只是根據本人的見解，可能與各家看法不同。此次修訂，個别詩文的編年根據新的材料作了相應調整。如《贈何七判官昌浩》詩，原書不編年。現在《何昌浩墓誌》出土了，證知何在肅宗至德二載（七五七）入宣歙采訪使宋若思幕府，而李白也正在此年由宋若思營救出潯陽獄，並參加宋若思幕。可知兩人是同僚，李白此詩必為此年之作，故此次列入編年詩。《寄遠十二首》原不編年，現考定其中十首為初入長安之作，故此次選十首都列入編年詩。《望廬山瀑布二首》與《望廬山五老峰》原編入晚年，現根據任華《贈李白》詩可知當為早年之作，故此次編入初出蜀游廬山之時。不編年詩部分，由於已單列於“不編年詩”，則不再一一指明其作年不詳。

（三）在注釋方面，主要是説明題中和文中的人名、地名和官名、爵位名，訓釋難懂的詞語和典故，疏通文字，對個别較難理解的句子進行串解。凡用典故或化用前人詩文典籍的句子，盡力注明出處。

（四）為了幫助讀者領悟詩意，本書在每篇詩文後儘量選録了一些歷代名家的評箋，同時還用“按”語的形式，發表了筆者對該篇詩文的一些見解。希望能對讀者的鑒賞有所幫助。當然，限於水準，未必完全能符合詩文旨意，僅供讀者參考。

本書撰寫過程中，曾參考和吸收了前輩和今賢的一些研究成果，未能一一詳加注明，謹致歉意。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劉賽先生對本書的選注工作曾給予指導和幫助，謹在此一併致以深切謝忱。

二〇一二年六月於金陵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