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二十五史札记·续论金银之用
予尝论古代之黄金，仅行于王公贵人、富商畜贾之间，人民初未以为用，故不可以为钱，观于亭林论铜之语而益信。亭林之言曰：“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铜为兵。《汉书·食货志》：贾谊言：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韩延寿传》：为东郡太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原注：《三辅旧事》曰：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云：董卓坏以铸小钱。吴门杨氏曰：门当为王之误。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练（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亭林论铜之渐少甚精，然谓铜所以少，由于攻争纷乱，铜不充用，则非也。果如所言，秦、汉而后，天下统一，兵争旷绝，民亦不挟兵器以自卫，往往历一二百年，即战争亦不以铜为兵器，何以铜不见多乎？盖铜之少，非真少也，乃以散在民间而见其少耳。铜之所以散在民间，则因人民生计渐裕，所以资生者降而愈厚，用为器者多也。无论如何巨富之家，一人之藏，断不敌千万人之积。秦始皇帝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重各二十四万斤。此数尚未必实。散诸民则家得一斤，有铜者亦仅二百八十八万家耳，不见其多也。推此论之，则古代黄金之多，亦以其聚觉其然耳，非直与后世相去悬绝也。今日中国人口号四万万，女子半之，姑以十分之一人有黄金一钱计，已得二百万两，当汉八百万两、五十万斤矣。
贾生说文帝“收铜勿令布”。武帝时，钱法大乱，卒之“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钱法乃理，所行实即贾生之策也。汉世钱重，宣帝时粟石四钱，汉权量当今四之一，则一钱得今粟六升余矣。其时之民，所以资生者尚菲，所用之钱盖无几，故可悉收而改铸。若在今日，虽黄金岂可得而悉收，虽银圆亦岂易尽改铸邪？汉世黄金一斤直钱万，以宣帝时谷价除之，得粟二千五百石，岂人民所能有邪？
金之渐见其少，始于南北朝时。以《陔余丛考》考金银以两计始于梁，而《书疏》谓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也。案《齐书·东昏侯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此虽用之侈，亦府库金渐少，民间金渐多之证。盖三代以前，贵族平民阶级甚著，秦、汉而后，天下一统，封建废绝，官吏虽或贵富，较诸乡者传世之君、卿大夫，则不可以道里计，其数之多少，亦相悬绝矣。昔之富有者，既以世变之剧烈，人事之推移，其财日趋于散。新兴者之数不足与之相偿。平民之财产，则以铢积寸累，而日有所增，财货之下流，夫固不足为怪。然因此故，而钱币之措置，乃较古倍难，何者？钱法当大乱时，必尽举所有改铸之，然数少收之易，数多则收之难，贾生“收铜勿令布”之说，惟汉武几于行之，后世卒莫能行，以此也。后世尽收旧钱而铸新钱者有两次，一隋一明也。隋已无以善其后，明则以销铸有利，旧钱逐渐消磨以尽耳，非国家能悉收而改铸之也。详见《日知录》“钱法之变”条。铜禁金世最烈，铜器不可缺者，皆造于官。其后官不胜烦，民不胜弊，乃听民冶造，而官为立价以售。然其铸钱，资铜于销钱如故也。明初，置局鼓铸，有司责民输铜，民毁器皿以进，深以为苦，乃改而行钞。凡此皆铜散而不可复收之证也。北齐以私铸多，令市长铜价。隋时，铸钱须和锡蜡，锡蜡既贱，私铸不可禁约，乃禁出锡蜡处不得私采。此二者，一禁之于售卖之处，一禁之于开采之乡，亦非今日矿产遍地，冶肆遍于穷乡僻壤者之所能行矣。清雍正间，李绂疏言：钱文入炉，即化为铜，不可得而捕，惟禁断打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其弊不禁自除。此仍“收铜勿令布”之意也。然其事岂可行乎？晚近康有为又欲令金肆之金，先尽国家收买，积之以行金币。一时之积或可致，然如是金价必贵，私销之弊必起，非尽积之银行，而以纸代之不可。然民信实币既欠，金不可见，而纯以纸代，信亦不易立也。若谓钱币之用，只在市买；市买必须，虽不见金，民亦不得不用；不得不用则信立矣，则又何必用金乎？谓金价贵，利轻赍，纸币不益轻乎？故行金币，究劳扰而无益，尚不如就见已流通之银，而权之以纸也。
欲齐币制，所难者不在私铸，而尤在私销。私铸但能行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即可防，政治苟清明，虽恃法令，亦足齐其末也。私销则钱一入炉，即化为金，无形迹可求。其事不待技艺，人人可以为之，又不必集众置器，可各为之隐屏。此直防无可防，非特防不胜防矣。以银为器，贵不如金，用不如铜，私销初无所利，但使名直与实直相符，即为能行不爱铜之论矣。以纸为币，制必极精，务使奸人不能仿为，所以行不惜工之论也。纸质无直，不虑私销。辅币以合金为之，故无此物，众所不贵，使用之数不待限而自有限。故无此物，则莫以为器，自亦不虑私销。或谓可以为币之物，不能使人不以为器，则造此物，专以为币，可定法令，不许以造他器。苟见此物所造之器，即为奸，法禁之自易，非如金银铜等为法为奸，卒不可辨也。然则私铸私销，两无可虑，不劳而币制可理矣。
《日知录》“以钱为赋”一条，引《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李翱集·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宋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顾氏《钱粮论》曰：“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其与蓟门当事书，谓“目见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请举秦民之夏麦秋米及豆草，一切征其本色，贮之官仓，至来年青黄不接之时而卖之，则司农之金固在也，而民间省倍蓰之出。”清任源祥《赋役议》亦谓“征愈急则银愈贵，银愈贵则谷愈贱，谷愈贱则农愈困，农愈困则田愈轻”。昔人之非折色而欲征本色者，其论大率如此。予谓此固由民贫，平时略无余畜，欲完税即不得不急卖其新谷；亦由乡间资生，皆属实物，即有余畜，亦非银钱也。近代之民如此，况于古昔。予谓古者金铜之多，特以其聚而见为然，审矣。《钱粮论》又曰：“今若于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虽尽征之以银，而民不告病。至于遐陬僻壤舟车不至之处，即以什之三征之，而犹不可得。”可见银钱特乏于乡间。或谓如此则近世之民，其乏泉币与秦、汉等耳。予谓金铜散之民间，岂尽在城市间乎？日金大略在城市间，钱则近世乡民亦皆有之。然征税又不以钱而以银，此其所以觉其难得也。读顾氏论火耗之说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