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二十五史札记·论金银之用
中国用金银为币，果始何时乎？曰用银为币，始于金末，而成于明之中叶，金则迄未尝为币也。自明废纸币以前，可称为币者惟铜耳。何以言之？
《史记·平准书》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此为书传言用金银最古者。《平准书》本伪物，此数语在篇末，又系后人记识之语，混入正文。《汉书·食货志》云：“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记识者何由知之？《汉志》又言：“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管子·国蓄》、《地数》、《揆度》、《轻重》皆言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所谓先王，盖亦指周。《轻重乙》以为癸度对周武王之言。则用黄金为币，当始于周也。《管子·山权数》言禹以历山、汤以庄山之金铸币，未言何金，然下文系言铜。然此时所谓币者，与后世之所谓币，其意大异，不可不察。
凡物之得为易中者，必有二因：一曰有用，一曰玩好。《汉志》释食货之义曰：“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布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所谓食，即今所谓消费；所谓货，即今所谓交易也。《志》又云：“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则所谓货者，实兼指金、铜、龟、贝、布、帛言之。是时之金，果可行用民间为易中之物乎？则不能无疑矣。
《汉志》载李悝尽地力之教，粟石三十。《史记·货殖列传》亦言：“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则三十实当时恒价。古权量当今四之一，则百二十钱得今粟一石，一钱得粟八合余矣。此可供零星贸易之用乎？而况于黄金乎？然则古之金，果用诸何处？曰用诸远方。《管子》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国蓄》。《地数》、《揆度》、《轻重乙》略同。又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
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
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山权数》。盖古者交易未兴，资生之物，国皆自给，有待于外者，厥惟荒歉之年。故《周官·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布者铜币，所以通寻常之贸易。《揆度》所谓“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者也。
至于相距七八千里之处，则铜又伤重赍，而不得不以黄金珠玉通其有无也。此黄金珠玉，岂持以与平民易哉？非以为聘币而乞粜于王公贵人，则以与所谓万金之贾者市耳。至于民间，则钱之用且极少，而黄金珠玉无论也。李悝言粟石三十，乃用以计价耳，非必当时之籴粜者，皆以钱粟相易也。《管子·轻重丁》：桓公欲借国之富商畜贾，管子请使宾胥无驰而南，隰朋驰而北，宁戚驰而东，鲍叔驰而西，视四方称贷之间，受息之民几何家。反报西方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其出之中也一钟，其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南方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五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东方称贷之家丁、惠、高、国，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十钟，其出之中钟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北方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余家。凡称贷之家，出泉参千万，出粟参数千万钟，受子息民参万家。可见当时称贷钱谷并用，及当时富家藏粟之多。其中丁、惠、高、国，乃大夫也。桓公又忧大夫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可见大夫与富商畜贾，并为多藏钱粟之家矣。大夫如此，国君可知。《山权数》：北郭有得龟者，管子请命之曰：“赐若服中大夫。东海之龟，托舍于若。”四年，伐孤竹。丁氏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当时以珠玉黄金等为币，皆用之。此等人非如后世帛币用诸寻常贸易之间也。
然则货币之原始可知已矣。布帛泉刀，物之有用者也，所以与平民易也。泉为钱之借字。钱本农器名，钱刀并以金为之。械器粗拙之时，日用之物，人民并能自造，惟金所成之械器不然。《易·大传》曰：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则兵及农器，亦不用金。然究为难造之物，非夫人所能为，故为人所贵，而可用为易中也。珠玉黄金，可资玩好者也，所以与王公贵人易也。龟为神物，贝属玩好，龟少而难得，惟王公贵人有之，贝则较多，故民间亦用为易中焉。故曰“古者货贝而宝龟”。《说文》：宝者，保也。字或作
，与俘相似。故庄六年“齐人来归卫宝”。左氏讹为俘货者，非也，对居言之。《书》曰：“懋迁有无非居。”《史记·货殖列传》作“废著”。《汉志》云：“货宝于金。”可见黄金与龟，并皆宝藏，不用于市。周时之钱，则贝之后身也。钱之圜所以像贝，函方所以便贯穿。古者贝亦贯而用之，故《说文》云：“贯，钱贝之贯。”
，“从一横贯”。
，所以像宝货之形也。汉武帝以白鹿皮为币，又造白金三品，以龙、马、龟为文，则古珠玉、黄金、宝龟之属也。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正合古者用上币中币之法。白金欲强凡人用之，则终废不行矣。王莽变法，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宣帝时，谷石四钱。然则挟它金一流者，将一举买谷二百五十石乎？其不行宜矣。买谷十石，用钱四十，取携毫无不便也。用银尚不及三分之一两。古权量当今四之一，尚不及一钱，如何分割乎？王莽造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张晏曰：“刻之作字，以黄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汉时黄金，一斤直钱万。错刀所错之黄金，固必不及半斤，亦以金价太贵，不便分割，故欲错之于铜而用之也。
职是故古所谓子母相权者，非谓以金银铜等不同之物相权，乃谓以铜所铸之钱大小不同者相权。周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是其时金所以宜为币者，以其可分。什之伍之，其价亦必什之伍之。百取其一，千取其一，其价亦必为百之一，千之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三品之金，其物固异，其价安能强齐？今世以金银为主币，银铜为辅币，其视辅币，以为主币若千分之一耳，不复视为本物。犹恐其物故有直，民或舍其为辅币之直，而论其故直也。故必劣其成色，限其用数以防之，若防川焉，而犹时有溃决。汉世钱之重，几牟于今之银圆，安得欲用金银？既不欲用金银，安得喻今主辅币相辅而行之理？既不喻今主辅币相辅而行之理，相异之金安得并用为币乎？《汉志》曰：“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不为币固矣。黄金虽号上币，实亦非今之所谓币也。今之所谓币者，必周浃于日用市易之间，秦汉之黄金能之乎？则亦用为器饰宝藏，特以有币之名，故赐予时用之耳。得之者固与今之人得珠玉钻石等同，非如今之人之得金银也。或曰晁错言“珠玉金银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则固极通用矣，安得云不足为币？曰此言其易藏，非谓其可以易物。可以易物者，凡物之所同。轻微易藏，则珠玉金银之所独也。凡物之有用而为人所欲者，果能挟以周行，皆可以无饥寒之患，然则凡物皆可谓之币邪？
顾亭林《日知录》以金哀宗正大间，钞废不行，民间但以银市易，为上下皆用银之始。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谓专用银钱二币，直至明中叶始定。以生计学理衡之，说皆不误。赵瓯北《陔余丛考》驳王氏之说，殊为不然。然瓯北又谓当时用银，犹今俗之用金，则说亦不误，而又驳王氏者，昔人于泉币与人民寻常用为易中之物，分别未清也。亭林引《后汉书·光武纪》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为当时民间未尝无黄金之证，则殊不然。此特以金计价，非谓真持金一斤易粟一斛，即有其事其人几何。今日荒歉之区，固亦有持黄金易粟者，可谓中国今日用金为币乎？
然则用银为币，晚近以前果绝无其事，而用金为币，则更从来未有乎？曰是亦不然，特其有之皆在偏隅之地与外国交市之区，犹今日通商之地或用外国之币，不可谓为中国之钱币耳。《五朝史志》云：梁初，“交广以金银为货”；后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或者，不尽然之词。《志》又云：陈时，“岭南诸州多用盐、米、布交易，不用钱”。盖通用盐、米、布；直巨，或须行远，则济以金银。《日知录》引韩愈奏状云：“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诗曰：“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以银。”则与偏隅之地交易，用金银由来已久，且迄不绝。然终不能行之全国者，以其与铜异物，价不齐，相权固不便也。历代钱法大坏，民至以物易物，数见不鲜。据《陔余丛考》所考，其时金银初未尝乏，然民终不用为币。《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则明言银之不可为币矣。宋代交会跌价，香药犀象并供称提，而民仍不用金银。金以银为钞本，亦弗能信其钞。其后民间以银市易，则钞既不用，钱又无有，迫于无如何耳。故知中国人之用银，乃迫不得已为之，而非其所欲也。
夫民之所以不用金银为币者，何也？曰以其与铜异物，物异则价不齐，不能并用为币也。故在古代，患物之重，宁铸大铜钱，与小钱相权。然生事日进，则资生之物有待于交易者日多；交易愈多，用币愈广；用币既广，泉币之数，势必随之而增；泉币日增，其价必落；币价落而交易又多，势必以重赍为患。大钱之名直，与其实直不符，民所弗信也。符则大钱之重赍与小钱等矣。古之作大钱，非患小钱重赍，乃患钱币数少耳。专用铜币，至此将穷，安得不济以金银乎？曰斯时也，实当以纸币济铜钱之穷，不当以金银也。《唐书·食货志》载飞钱之始，由“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而“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文献通考》载交子之始，由蜀人患铁钱重，私为券以便贸易，皆以为钱之代表，而非遂以纸为钱。其后宋造交、会、关子，金行钞，或不畜本，或虽畜本而不足，或则所以代本者为他物而非钱，故为民所弗信耳。若其可以代钱，则唐于飞钱，宋于交子，并弗能禁。飞钱之行，京兆尹裴武请禁之。元和时，遂以“家有滞藏，物价寖轻”为患。交子之行，富人十六户主之。后富人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请禁之。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乃置交子务于益州。金章宗初立，或欲罢钞法，有司亦言“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以钞代钱，有轻赍之益，而无价格不齐之患，实非并用金银所逮，惜乎人民已自发明此策，而为理财者所乱也。故曰：“善者因之。”又曰：“代大匠斫，希不伤手。”
今日纷纷，莫如径用银为币，其直巨者，以钞代之。若虑汇兑之际，外人操纵金银之价，则定一比率，设法维持之可也。银之辅币，不必以铜，可别以一种合金为之，为一角、一分、一厘诸种。此犹以纸代银，视为十分圜、百分圜、千分圜之一，而不复视为本物，特不用纸而用一种合金耳。所以不用纸者，以币之直愈小，其为用愈繁，纸易敝坏，多耗废也。所以并不用铜者，以铜行用久，民或不视为银币之十分一、百分一、千分一，而仍论其铜之价，则圜法不立。用新造之合金，其物为旧日所无，自无固有之价，民自视为银币之化身矣。此亦暂时之事，若论郅治，则必如孔子所言：“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如今社会学家所言，有分配而无交易，乃可。即以小康论，亦必支付，虽用泉币定数，则以实物，如今谓货物本位者。整齐钱币，特姑取济目前而已。
用钞之弊，昔人有言之者，亭林所谓“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也。纸直最贱，贱则弥利伪造矣。其质易败，又不可以贮藏也。新旧钞异价之事，往往有之。钞法行时，民多用钞而藏实币，钞价由是贱，实币由是贵，久则实币与钞异价，而钞法坏矣。固由民信实币，不信虚钞，亦由纸质易败，不可久藏也。旷观历代直小之币，未有能用纸者。宋之交、会，本以代表见钱，金之行钞，则为铜少权制。元中统元年造钞，始于十文，至元十一年，添造厘钞为一文、二文、三文，十五年而罢。明初设局铸钱，后以无铜，乃更行钞，然百文以下，皆用钱。至洪武二十七年，以民重钱轻钞，乃令悉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则钞法亦寖坏矣。钞可以行钱，而不可以为钱，固由虚不敌实，亦由辅币之直愈小，愈便于用。金利分割，坚刚可久，纸不然也。故主币可用纸，辅币用纸易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