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钱币
吾国币制大略可分五期，自殷以前，盖珠玉金银龟贝粟帛等杂用，此为第一期。周代渐开金铜并用之端，至秦汉而大定，此为第二期。南北朝以降，黄金渐少，乃代之以帛，此为第三期。及宋而纸币兴，金人效之，元明沿焉，至宣宗宣德三年而废，此为第四期。纸币既已极弊，铜钱又不足，用银乃乘之而起，肇于金之末造，盛于明，废纸币以后，以迄于今，此为第五期。今略述其事。
《汉书·食货志》云：“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此语最确。《史记·平准书》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平准书》本伪物，此数语又在篇末，必读者记识之语，溷入正文无疑。《通考》曰：“自太昊以来，则有钱矣。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此数语未知所出，疑系櫽括古书而成，未必可据。殷以前事，书史无征，然知其为珠玉、金银、龟贝、粟帛等杂用者，以凡事不能突然而起，周以后事，必前有所承。《汉志》曰：“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是周初之易中金铜布帛并用。《管子》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国蓄》。《地数》、《揆度》、《轻重乙》略同。所谓先王，盖亦周武王、齐太公之类，《轻重乙》以为癸度对周武王之言。则周初又兼用珠玉。孟子谓彭更曰：“子不通功易事，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滕文公下》。陈相述许行衣、冠、械器，皆以粟易之，《滕文公下》。粟虽重滞，然切日用，便分割，用为易中，亦固其所。《盐铁论》曰：“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错币》。《说文解字》曰：“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则贝行于夏，至周仍极通用，足征其前有所承。然则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与钱圜函方轻重以铢之制，盖周初所定，其余则皆殷以前旧俗也。此中国邃古之世泉币之情形也。
泉币之用，自以金属为便，故自周以后，他物逐渐淘汰，而金铜专行。《汉志》曰：“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此实上承周之圜法者也。汉虽改秦钱法，又易黄金计重之法为一斤，然其并用金铜，固无以异。晁错说文帝，谓：“珠玉、金银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即《汉志》所谓珠玉、龟贝、银锡之属，虽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者，虽为俗所宝用，要不能径指为钱币矣。
然金在当时，特以供王公贵人之用，不则富商大贾或资焉，与平民实绝无关系。详见附录《二十五史札记》。当时切于民用者，惟钱而已，今试一论其沿革得失。
《汉书·食货志》：“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高后纪》：二年，“行八铢钱”。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六年，“行五分钱”。应劭曰：“所谓荚钱者。”文帝以五分钱太轻小，更作四铢钱，文亦曰半两，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是也。案《食货志》言：汉更荚钱之后，“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而下接“天下已平”云云，则汉之铸荚钱，实在天下未平以前。当时似借铸钱为筹款之策，物价腾踊，固有他因，币价之落，亦必其一。高后时复行八铢，不闻民患其重，则所谓“秦钱重难用”者，乃欲行小钱借口之辞，非其实也。高后虽复八铢，而仍不能绝荚钱。文帝欲减半两钱之半而强齐其价，其不能行固无待再计矣。而放民私铸，为害尤烈。贾生陈其币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是时之币制，固无解于罔民之讥矣。
武帝之初，亦以改币为筹款之策。《志》载其事曰：“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又曰：“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其罔民尤甚于文帝矣。
自然之势不可逆也，逆之者必还从之，而后可几于治，汉武之专令三官铸五铢是也。《汉志》曰：“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真工大奸乃盗为之。”此时所行，可谓与生计原理相合，故币制自此遂定，然亦以汉世币重，铜之流布民间者少，故能致此也。详见附录《二十五史札记》。
古代与金铜并行之物，周以后多废，而金铜专行，此亦势也，无可如何者也。而王莽以周钱有子母相权，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四品并行。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钱货六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黄金重一斤，直钱万，仍旧制。币所以定物价，可一而不可二，而莽错乱之至于如此，其不能行审矣。于是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价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及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主铸钱者。愁苦死者十六七。自有货币以来，未有以私意败民而又自败如此其甚者也。莽乱后，遂至杂用布帛金粟交易。
《汉书·食货志》云：“诛莽后二年，世祖受命，荡涤烦苛，复五铢钱。”是事在建武元年，而《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注：“武帝始为五铢钱，王莽时废，今始行之。”不合。案《马援传》：“初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天下赖其便。”则铸五铢在建武十六年，而复行五铢在建武初元也。
五铢在铜钱中最为民所宝用，汉末董卓坏之，而币制乃大乱，迄于六朝，莫能复理矣。今略述其事如下。据五朝史志及《文献通考》。
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长安钟簴、铜马、飞廉之属以充铸，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伦理文章，不便人用。
先主攻蜀，与士众约：事定，府库百物，孤无取焉。入成都，士庶皆舍干戈，赴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以刘巴言，铸直百钱。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巧伪渐多，竞湿谷造薄绢，严刑不能禁，乃立五铢钱。
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乃罢之。
晋用魏五铢钱，不闻更有所创。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桓玄辅政，议用谷帛，朝议不可，乃止。河西自太始中不用钱，裂匹为段，索辅言于张轨，乃用钱焉。辅谓徒耗女工，亦用帛一币也。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置法，铸四铢，重如其文。人间颇多盗铸，剪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江夏王义恭议以一大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元嘉中，铸四铢，轮廓形制，与古五铢同。孝武孝建新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二字，其后除去四铢二字，仅留孝建年号。孝建所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于是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严刑，人、吏、官长坐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廓者，悉加禁断。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废帝景和二年铸之，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廓，不磨鑢，如今剪凿者，谓之来子，尤轻薄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明帝泰始初，惟禁鹅眼、綖环，余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又并断，惟用古钱。
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广全用金银。武帝乃铸“五铢”、“公式女钱”二品并行。重皆四铢三参二黍。民间或私以古钱交易，频下诏非新铸二种钱不许用，而私用转甚。普通中，尽罢铜钱，更铸铁钱。铁易得，并私铸。大同后，所在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论贯不计数。于是商贾奸诈，因以求利，破岭以东，黄汝成云：破或庾字之讹，见《日知录》“短陌”条《集释》。八十为百，名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西钱；京师九十，名长钱。大同元年，下诏通用足陌，而人不从，钱陌益少，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铸，又间以锡钱，兼以粟帛为货。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不便，乃讹言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至于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后魏初，置太和钱，货无所用也，孝文始诏天下用钱。十九年，公铸粗备，文曰“泰和五铢”，在所遣钱工备炉冶，人有欲铸，就听铸之。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止用古钱，商货不通，贸迁颇隔。孝明熙平初，以任城王澄言下诸方镇，太和及新铸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并许开铸，从之。自后人多私铸，钱稍小薄，孝庄初益甚，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以杨侃言铸五铢钱，永安二年秋更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自九月至三年正月止。官欲知贵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三市卖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北齐神武伯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钱，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交贸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复细薄，奸伪兢起。文襄欲于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县于市门，私铸不禁，但重五铢，然后听用，不果。文宣受禅，除永安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甚贵而制甚精。未行，私铸已兴，一二年间，即有滥恶。杀戮不止，令市长铜价，私铸少止，然乾明皇建间，往往私铸，武平后转甚，至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初，用魏钱。武帝保定元年，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五年，以布钱渐贱，而人不用，废之。宣帝大象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每千钱重四斤二两，严禁私铸，及前代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常平等。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蜡；锡蜡既贱，私铸不可禁约，乃禁出锡蜡处，不得私采。其后奸猾稍多，渐磨鑢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十八年，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间，私铸颇息。大业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滑，遂多私铸，钱转薄恶，每千渐至一斤。或剪铁叶，裁衣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一千重六斤四两，置钱监于洛、并、幽、益诸州。显庆五年，盗铸恶钱，官为市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民间藏恶钱，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天下皆铸之。然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诏所在纳恶钱，奸亦不息。武后长安中，令悬样于市，百姓依样用钱。俄而拣择艰难，交易留滞，乃令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自是盗铸蜂起，江、淮尤甚，更莫能捕。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廓，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镕锡模钱，须臾千百。玄宗开元初，宰相宋璟请禁恶钱，行二铢四参钱，毁旧钱不可用者。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收恶钱，又粜十万斛收恶钱毁之。二十六年，于宣、润等州置钱监，时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亦下。后又渐恶，诏出钱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肃宗乾元元年，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后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法既屡易，物价腾踊，斗米七千，死者满道。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钱一当十。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一当二，重轮钱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一当一焉。
历代善币，五铢而外，首数开元，然开元之能专行及久行，远不逮五铢，则以其时铜已流布，私铸不易禁也。详见附录《二十五史札记》。五代纷纷不足道，北宋币制亦迄不能善，其弊有三：一铸钱太多，流入外国；一多铸大钱；一行用铁钱，皆足以紊乱币制也。宋代铸铁之数见于史者，至道中八十万贯，景德中一百八十三万贯，天禧末一百有五万贯，皇祐中，池、江、建、韶等五州一百四十六万缗，嘉、邛、兴三州大铁钱二十七万缗，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六州一百七十万缗，兴州三万缗。嘉、邛自嘉祐四年起，停铸十年。熙宁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湘五路，各置铸钱监，江西、湖南以十五万，余路以十万缗为额。神宗增监十四，元祐皆罢。神宗弛钱禁，元祐亦复之。张方平言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沿海州军钱出外，但每贯收税而已。盖辽用宋钱甚多，而宋与南洋贸易，当时亦通用钱也。又西北边内属，戎人赍货帛于秦、阶、成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则以钱为输出矣。徒耗鼓铸之劳，以供他国之用，不亦亡谓之甚乎？
大钱之铸，始于陕西军兴之时，初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铜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一当十，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供陕西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铜置监，铸大钱，因敕江南铸大铜钱。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获利十六，钱轻货重，患如陕西。契丹亦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于是知并州郑戬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行之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且行旧钱。庆历末，叶清臣为三司使，与学士张方平等上陕西钱议，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河东小铁钱亦三当一。后又令陕西大铁钱皆以一当二，盗铸乃止。熙宁中，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言：“自行当二钱，铜费相当，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从之，折二钱遂行于天下。其后蔡京党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创议铸当十钱，乃先铸当五。熙宁折二钱之行，不许运致京师，故诸州所积甚多，咸请以铸当十。于是罢当五，各处皆铸当十，除陕西、河东、四川铁钱地外，均许行使，私铸寖广。崇宁四年后，以当十为当五。然小平钱益少，贸易濡滞。乃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钱留本路，罢铸当十，添铸小平钱。时各路当十钱或当三，或当五，俄命行于畿内、陕西、河东北，余路禁之。又命禁用之钱，悉输官藏之于库，然一旦更用，所损甚大。诸路或用或否，亦不尽送官。私贩私铸仍甚，乃许搜索舟车，重官司失察之罪。大观元年，蔡京再相，京之相，在崇宁二年。折十之法，至四年乃渐变。五年，京去位，乃诏谕中外不复用。复行折十钱，重私铸搜捕劝告之法。至四年，获罪者十余万人。三年，京再罢，四年，乃停铸。政和三年，令当十钱并作当三焉。熙、丰时，陕西、河东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绍圣时易二千五百。
宋代行使铁钱之地，尚有四川。元丰间，毕仲衍进《中书备对》，以陕西、河东为兼行铜铁钱之地，成都、梓州、利州、夔州为专行铁钱之地。初，江南西蜀平，皆听用铁钱，铜钱许入界。太平兴国二年，弛铜钱渡江之禁，广鼓铸以给之，铁钱遂不用，惟蜀中铁钱仍不准出界。由是铁钱日贱，商贾争以铁钱入界，与民为市。官亦言民乐输铜钱，增赋税所收铜钱分数，以俸给所得铜钱，厚直与民市。沈伦又增铸铁钱，易民铜钱上供，四川遂成铁钱世界。以交通最不便之地，行运输最不便之币，而纸币乃应运而兴矣。
古代黄金，专供王公、贵人、富商、大贾之用，说已具前。夫资生愈厚，则物之有待于交易者愈多；交易愈繁，则泉币之为用愈广。用币既多，必求轻赍，黄金之流衍全国，宜也。然而卒不然者，则一以金铜异物，其价不齐，并为易中，殊觉不便；一亦以金之渐少也。前说详见予所撰《二十五史札记》，后说则顾亭林《日知录》、赵瓯北《陔余丛考》皆论之。
顾氏之言曰：“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颖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赎铜。”
赵氏之言曰：“汉以来金银皆以斤计。如汉高祖赐陈平金十万斤，赐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赐周勃金五千斤，陈平、灌婴金二千斤。武帝以东方朔谏起上林，赐金百斤。以及南北朝时，犹以斤计。如魏孝文帝赐抱睹生葬事黄金八千斤、梁武陵王以金银百斤为饼之类是也。侯景围城，羊侃率兵御之，诏送金五千两、银一万两赐战士，则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其后陈将周罗
彭城之战，拔出萧摩诃于重围，以功赐金银各三千两。梁睿平剑南，隋文帝赐金二千两。又平王谦赐金二千两、银三千两。王谦作乱，王述执其使上书，文帝亦赐金五百两。又文帝尝赐萧岿金五百两、银千两。周法尚破李光仕，文帝赐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则金以两计，银犹以斤计。炀帝以来护儿破杨玄感功，赐黄金千两；以王辨击破山东贼盗功，赐黄金二百两，事俱见《南》、《北史》。则金银之以两计，起于梁、陈、隋之世也。《通考》谓：萧梁间交、广以金银交易，既是民间交易，则零星多寡不齐，自必细及铢两。又《宋书·徐豁传》：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输半两，则国制收银课亦以两计，因而上下通行，俱论两不论斤。且古时金银价甚贱，故以斤计，后世金银日贵，故不得不以两计也。”
其渐少之原因，顾氏论之曰：“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阯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投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又曰：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着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假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十斤，金箔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星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甍栱栾楹，全以金饰，所费巨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纪》：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两。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镕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余谓用金之费，诚为消耗之一因，然其大原因，则仍在于金之渐散。见附录《二十五史札记》。赵氏《廿二史札记》“汉多黄金”一条，历举《汉书》本纪、列传所载汉史多金之事而论之曰：“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之，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愚案，金如俗所宝重，虽有消耗，还本者仍多。谓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尤不其然。历代淘采虽不盛，然产金之数合计之，亦当不少也。
因金少，故用币多者，乃代之以帛。《陔余丛考》曰：“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北史》魏张普惠疏曰：高祖废长尺大斗重秤，后因军国需用，故绢上加绵八两，布上加麻十五斤，是纳赋皆以绢布也。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禄，每户增调绢三匹，谷二石九斗，以为俸禄之用。夏侯道迁岁禄三千余匹，李冲一门岁禄万匹，是官俸皆以谷帛也。张谠妻为魏所虏，谠以千匹赎之，是赎罪亦绢帛也。高允死，赐以粟五百石，绢千匹，高澄生子，魏孝静帝赐锦采布帛万匹，是赐予皆谷帛也。西魏赏擒高敖曹者，布绢万端，是购赏亦布绢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并未尝征钱。天宝中，杨国忠请令各道义仓及丁租地课，皆易布帛，充禁藏。玄宗诏百宫观库物积如山，是亦尚皆用布帛。”愚按，开元二十二年诏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并用，违者科罪。《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以资鼓铸，银者无益于人生。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则明以布帛为货币，而金银不得与焉矣。金银价贵，专用则失之重，与铜并用则比价岂能不变？钱币者，度物价之尺，尺宜一不宜二，此其所以不获为钱币欤？然以布帛为币，究亦非宜，于是纸币兴焉。
纸币之前驱为飞钱。《唐书·食货志》：贞元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此可谓之汇兑，而不可谓之纸币。京兆尹裴武请禁之，元和时，以“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寖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案三司飞钱之不行，以不为商人所信也。一禁飞钱而京师物遂滞销，可见飞钱之行，出于不容已矣。宋太祖取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初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自是无复停滞。至道末，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亦所以省运输耳。逮交子兴，始具纸币之意。《文献通考》曰：“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稍衰，不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宋史·薛田传》曰：“田请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未报。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议，蜀人便之。”二说互歧，未知孰是。《食货志》：“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一似法为咏所创者，恐非也。交子初行，谨守分界之法。天圣以后，界以二十五万三百四十缗为额。熙宁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一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两界并行自此始。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多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熙宁二年，以河东公私共苦运铁钱劳费，诏置潞州交子务。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则盐、矾不售，有害入中粮草，罢之。又明年，复行于陕西，而罢永兴军盐钞务。文彦博言其不便，未几竟罢，盖尚与入中之法相依附也。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自用兵湟、廓，借交子之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逾损。及更界之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大观元年，并改为钱引交子务，曰钱引务。旧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畜本钱而增造无艺，卒致一缗当钱十数。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至宣和中，乃引界复平焉。盖钞之不及百年，而其跌价已屡见矣。
高宗绍兴六年，行在置交子务，旋罢之，令榷货务储见钱印造关子。关子始绍兴元年，令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以给婺州军也。二十九年，户部造会子。三十年，诏会子务隶都茶场。会子初行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隆兴元年，江州置会子务。四年，立三年为一界，界以千万贯为额，然有展限及前后界并行之弊。绍定五年，两界会子之数至二亿二千九百万。嘉定四年，乃令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盖以数界并行，轻重不等，民益眩惑，故用此举。然纵能齐诸界会子价，不能使会子不跌价。况《宋志》云：“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更印，已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更立永远行使之法，伪会不益无术剔除乎？贾似道执政，又造关子，与会子并行。《五行志》云：“宋初，陈抟有纸钱使不行之说，其后会价愈低，有‘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之谣，似道恶十九界之名，乃名关子，而关子价益低。”案《食货志》：“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则新出关子，不及八折矣。
川引自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给军需，增印日多。前宋时，放出两界，每界一百二十万余缗。绍兴七年，三界至三千七百八十万。末年，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淳熙五年，以四千五百万立额，然嘉泰末，放至五千三百万。旧例引三年一易，开禧始展年收，遂两界、三界通使。嘉定九年，定以十年为一界，著为令。宝祐四年，以台臣奏，拘印造之权归之朝廷。咸淳五年，以会板发下成都运司掌之，从制司抄纸发往运司印造毕功，发回制司，用总所印行使，岁以五百万为额。
辽铸钱甚早，《辽史》谓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是也。然实取中原钱为多。《辽史》云：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更益以宋代钱禁有名无实，其为数之巨可知矣。然辽自景宗以后，历代亦皆铸钱，新旧听民并用，故其钱币极为饶足。
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贞元二年，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二年，始议鼓铸。三年，于中都立钱监二，曰宝源，曰宝丰；京兆一，曰利用。世宗大定十八年，于代州立监，曰阜通。二十七年，曲阳别为一监，曰利通。章宗即位，罢代州、曲阳二监，以役民运铜有弊，而铜仍不足，复销铜器及旧钱以铸也。阜通、利用两监，岁铸十四万贯，所费至八万贯，其弊可谓深矣。
金初既患钱少，亦患铜少。初括民铜器以铸，于是铜禁极严。铜器初皆官造，其后官不胜烦，民不胜弊，乃听民造，而官为立价。以售铜不许越界，与外国贸易，亦不许用钱。以宋用铜钱，淮南乃用铁钱，以防流出。陕西有用银布姜麻者。承安三年，立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其后乃渐兴窑冶，然无大效。钞法既敝，钱遂为所逐，虽立七年之限，极力设法流通，而亦无济矣。
金代行钞，始于海陵。贞元二年，以户部尚书蔡松年请行钞引法，遂设交钞库及印造钞引库，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盖以铜少权制之法也。章宗即位，有欲罢钞法者，有司言：“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从之。《食货志》论之曰：自此“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寖轻之。厥后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案当时交钞之制，上有文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则钱钞相易，皆有定处，此其所以不便，初不关七年厘革之限也。自厘革之限既废，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渐苦钞多，乃欲以银权之。承安二年十二月，尚书省议，官俸军需皆以银钞兼给，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亦代钞本，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后私铸者多，杂以铜锡，寖不能行。五年十二月，罢之。卫绍王时，钞法大敝，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充军赏。宣宗立，欲重之，贞祐二年，更造二十贯至百贯、二百贯，至千贯钞。三年四月，河东宣抚胥鼎言：“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请权禁见钱，从之。自是钱多入于宋。《志》谓“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三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宝券初行，民甚重之。已而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民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市买，物价顿昂。乃令宝券路各殊制，河北者不许入河南。四年，以河东行省胥昇言，仍许不限路行使。兴定元年二月，造贞祐通宝，一贯当贞祐宝券千，四贯直银一两。五年闰十二月，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元光元年二月，诏行之。是年五月，造元光重宝，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宝泉几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值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重宝、珍货。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七月，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至义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焉。
《元史·食货志》：元初“有行用钞，其制无文籍可考。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按《王文统传》云：中统交钞，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此所载止九等。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五年，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致低昂，仍给钞一万二千锭，以为钞本。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十五年，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印。然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文；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伪造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五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本纪作一厘，此当系误刻。《志》又云：至大通宝钞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可见。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矣。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
至正十年，丞相脱脱议更钞法，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十一年，置宝钱提举司，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行。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值海内大乱，军储赏犒，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交料散满人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焉。
明太祖初设局以铸钱，京师曰宝源，各直省曰宝泉。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洪武七年，乃设宝钞提举司以造钞。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曰四百文，曰三百文，曰二百文，曰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遂罢宝源、宝泉局。越二年，复设宝泉局。二十五年复罢。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六年，户部置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入则广源掌之，出则广惠掌之。在外卫所军士月盐，各盐场工本，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成祖时，乃行户口食盐之法，大口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之。税粮课程赃罚俱折收钞。盐官纳旧钞支盐，发南京抽分场积薪、龙江提举司竹木鬻之军民，收其钞。应天岁办芦柴，征钞十之八。仁宗监国，令犯笞杖者输钞。及即位，加市肆门摊课程。宣宗宣德初，府县卫所仓粮积至十年以上者，盐粮悉收钞，秋粮亦折钞三分，门摊课钞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纳钞五百贯，果园、骡车并令纳钞。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乃益严其禁。四年，始设钞关。先一年六月，停造新钞。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灭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而已。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孝宗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俱收钞，各钞关俱钱钞兼收。其后皆改折用银。世宗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明初铸洪武钱。成祖永乐九年铸永乐钱。宣宗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孝宗弘治十六年以后，铸弘治钱。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税课抽分诸厂，专收嘉靖钱。民患钱少，乃令通行历代钱。先是，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用给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钱与前代杂钱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当银一分，余视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悉禁不行。小钱行久，骤革之，民颇不便。又出内库钱给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俸钱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骚然。乃采御史何廷钰议，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且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诸滥恶小钱，以初禁之严，虽奉旨间行，竟不复用，而民间竞私铸嘉靖钱，与官钱并行焉。时以两京铜贵，就云南鼓铸。越数年，部议“钱法壅滞者，由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恶滥相欺，钱少则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钱愈滞。自今准折听民便，不必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俱用银”。乃罢云南铸钱。于时铸钱日恶，盗铸日滋，从大学士徐阶言，停鼓铸，税课征银而不征钱。民间又止用制钱，不用古钱，隆庆初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言：“今钱惟布于天下，而不以输于上，故其权在市井。请令民得以钱输官，则钱法自通。”于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时钱八文折银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高拱再相，言：“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请一从民便，勿多为制以乱人耳目。”帝深然之。钱法复稍通矣。万历时十三布政司皆铸钱。嘉靖钱最工，隆、万钱加重半铢，故鼓铸后十年而钱价犹涨至加倍。天启元年，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种大钱，于是“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崇祯时，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钱价亦稍落矣。初制，历代钱与制钱通行。自神宗初，从佥都御史庞尚鹏议，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民间市易亦摈不用，盖自隋世尽销古钱，至是凡再见云。《日知录》曰：“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革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文物而销毁之。”然“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惟王莽一行之耳”。南北朝皆铸五铢钱，隋悉禁古钱而所铸亦为五铢钱，唐则二百八十九年独铸开元通宝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只为奸蠹之窟。故尝论古来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昔时钱法之弊，至于鹅眼、綖环之类，无代不有，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其必用开皇之法乎？”案亭林谓当时“听炉头之说，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钱销尽，新钱愈杂”。以此推之，金代虽事窑冶，而仍销古钱，虽日事铸造，而钱仍不足于用，其弊亦当如此，时莫能道其详耳。当日钱销为铜，仍在中国，设欲铸造，不过重费功力耳。有清之季，内外竞铸铜元，以牟余利。购铜于外国，而固有之钱，遂为奸徒销毁以尽。民国之初，至有特设公司以销小钱者。青岛役起，日人占据山东，又广搜小钱，销镕运载以去，而赤金之流于外国者，不知几何矣！使亭林见之，其感慨又当如何乎？又案先生《钱法论》谓：“莫善于明之钱法，莫不善于明之行钱。”“古之行钱，不特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明之钱下而不上，伪钱之所以日售，而制钱所以日壅。”此由当时官吏利征银不利征钱也，读先生之《钱粮论》可知。
清代承明，钱法极敝，又鉴于宋、金、元、明四代钞法之弊，不敢用钞，自不得不鼓铸铜钱，与银并行。案历代论钱法者，每以不爱铜、不惜工为鼓铸之良规，清代颇能力行其议，所惜者未明泉币之理，徒欲使银铜并用，而不知定其一为本位，又不知既已成币，即当论枚，不当论重。时时变铜钱之重，欲求适宜，转益纷杂，且使人民益视钱与铜为同物耳。
历代铜钱之重，《清通考》尝考之曰：“钱之轻重，古以铢与累黍计，今以钱与分厘计。盖分厘之数，古者但以为度名，而不以为权名。权之为数，则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二十四铢为两。自太公圜法轻重以铢，汉以后每以铢之数铸于钱文，唐开元通宝为二铢四絫，积十钱重一两，是每文为今之重一钱。后人以为繁而难晓，故十分其两，而代以钱字，盖宋之前已然。考宋太宗淳化二年诏定称法，其时以太府权衡但有一钱至十觔之数，乃别为新制，以御书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一铢四絫为一钱，就黍絫铢参之度尺，以忽丝毫厘各积分为一钱之则，然后制取等称。新制既定，中外以为便。是则十厘为分，十分为钱之计数，始于宋时。所谓钱者，即借钱币之名，以为数名。所谓分厘者，即借度尺长短之名，以为轻重之名也。若夫古之称法，至后世而加重。隋文帝铸五铢钱，重如其文。而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则古称三斤为隋一斤而少。《隋书》亦谓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孔颖达《左传正义》谓周隋称于古三而为一。杜佑《通典》谓六朝称三两当唐一两。今以古称三之一约之，则汉之五铢钱，止当今七分而弱。而今之重一钱二分者，实为古八铢有赢。”顾栋高《汴宋历朝钱文记》云：“乾隆四年，余就九江榷使幕，设馆大孤山塘，西去府治德化县四十里，又东十里为青山，俱滨鄱阳湖，为设税口岸。十月水涸，有客舟青山下，移舟举碇，重逾常，悉力举之，则累然有物，发视之，皆古钱也。居民闻之，竞来取，日集三四十小舟，凡得钱数十百万。盖往日运钱，曾覆舟于此，积水中六百余年矣。钱皆宋时物，杂出唐开通钱一二文，兼用八分篆隶。余取其轻重一一较之，唐开通元宝重一钱。开通系武德四年铸，每十钱重一两，历代遵为定式，世目为开元通宝者，读误也。余较其轻重果信。又有唐国通宝，重一钱一分，盖南唐李氏所铸。宋太宗时，始用纪元铸钱，曰太平通宝，其轻重一准唐开通，重一钱或钱二分不等。真宗朝，天禧重一钱二分，咸平重一钱，祥符重一钱一分或九分半不等。景德重一钱三分或一钱。仁宗朝，嘉祐及至和俱重一钱一分，景祐一钱二分。天圣一钱五分，庆历一钱八分。又有皇宋通宝及圣宋通宝，俱重一钱一分。《文献通考》云：国朝钱文皆用通宝，而冠以年号。及改号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诏学士议，因请改曰丰济元宝。仁宗时，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乃复冠以年号。神宗朝，熙宁重二钱四分或一钱不等，元丰二钱或一钱八分。哲宗朝，元祐一钱一分，绍圣二钱一分或九分不等。徽宗朝，元符二钱二分或一钱一分，大观三钱，崇宁三钱二分。余所见钱文之重，无逾于此。且铜质润泽坚厚，轮廓端好，钱文堆起如金剜成。宣和二钱，政和二钱七分。自是汴宋亡矣。自熙宁而后，钱重者文俱云重宝。高宗朝建炎一钱七分，绍兴一钱六分，南宋钱止此两年号，盖余之所见止此。”观此知历代之钱皆重在一钱左右，庆历之钱独重者，以时方有事，元昊用张奎、范雍言，铸大钱与小钱兼行也。自熙宁至绍兴重至一钱六分以上者，准此皆非小平钱也。予案钱币所以须铸造者，固以鉴定成色，亦以省称量之烦也。若既为币，仍权其轻重而用之，则与用未铸之金何异。泉币初行，民之重之，仍以其质，固不能无计较轻重之情习焉。则此等见解，当化除矣。乃中国之行泉币，载历三千，而其斤斤于轻重如故。轻重小有歧异，民听即为眩惑，贪吏奸商乘之罔利，而国法遂致靡靡大乱，实由只知泉币为交易之媒，而未知其为度价之尺，知铸造当求美精而不知行用当统于一。即号圜法整治之时，亦仍有多种泉币并行于市。民之用之，实未能全与生金异也。此等见解，不能化除，实于币制整治颇有关碍。然非统一泉币历有年所，此等见解亦不易尽行化除也。
清自太祖、太宗时即已铸钱，天命元年所铸者，曰天命通宝。天聪元年所铸者，曰天聪通宝。入关后设宝泉、属户部。宝源属工部。二局，铸钱曰顺治通宝，嗣后历朝所铸，亦均用其年号。每文重一钱，颁其制于直隶、河南、陕西等省，令开局设铸。二年，改为每钱重一钱二分，七文准银一分，旧钱二当新钱之一。后又禁用前代旧钱。四年，更定钱直，每十文准银一分。八年，改钱重每文一钱二分五厘。十年，又改为一厘，铸一厘二字于其上。十五年，又改重一钱四分，铸满文于其幕。以各省铸造不精，概令停铸。十七年，以难于流通，仍命开铸。康熙初，以钱多价落，又命停铸，改每文之重为一钱。四十八年，以私铸竞起，仍复一钱四分之制。先所铸重一钱者，每百准银七分。雍正十一年，复定钱之重为一钱二分。乾隆时同。嘉庆时，乃改为八分。至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六分。三十四年，又定为三分二厘，则以其时已视为辅币也。乾隆五十二年，各省炉局复先后开炉。五十九年，以其私行减小，停之。嘉庆元年，因各局员役生计艰难，仍许开铸，盖铸钱之弊窦深矣。旋以钱小而劣，复令停铸。至二十一年，乃又许开铸焉。
清铸大钱，始于咸丰三年，所以济军饷也。分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五种。当千者重二两。四年，以不能流通，只铸当十、当五十两种，然流布仍艰，而私铸竞起，其后卒废不行。时又议铸铁钱，设局四，未几，即废。至光绪二十五年，又造当十大钱，亦不能行。三十年，停之。时则各省铜元已竞起矣。
清自乾隆以前，钱文铸造颇精，嘉、道渐劣，咸丰以后，乃日坏。恶钱既多，良钱稍绝，末造颇以钱荒为患，故以铜元之名实不副，初起亦能通行。铜元铸造，始于广东，事在光绪二十六年。明年，谕令各省仿造。于是相继设局者十有五省，无不借以图利，而其价遂日跌。各省颇有减折行使者，清末物价之骤昂，铜元实阶之厉也。
金银加以铸造，由来甚旧，而其铸之为币，则实始晚近。《清通考》云：“古者金银，皆有定式，必铸成币而后用之。颜师古注《汉书》，谓旧金虽以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犹今时吉字金挺之类。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铸为麟趾褭蹄之形，以易旧制。然则麟趾褭蹄即当时金币式也。汉之白选与银货，亦即银币之式。《旧唐书》载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是唐时银亦皆系铸成。《金史·食货志》载，旧例银每锭五十两，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此今日以重五十两者为元宝，重十两或五两、三两者为中锭所由始也。元至元三年，以银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宝，嗣后或铸重四十九两，或铸重四十八两。又有扬州元宝、辽阳元宝等名色。此元宝命名之始。盖古者多以元宝之名，铸于钱面，自元以后，银始蒙钱文元宝之称，于是钱面始专铸通宝字矣。其称银为锭者，考锭字，《说文》：镫也。《广韵》：豆有足曰锭，无足曰镫。又《博古图》有虹烛锭。当时皆以为器物之名。其在古之称银，多称为鉼。《三国志》魏嘉平五年，赐郭修子银千鉼。《水经注》岭南林水石室有银，有奴窃其三鉼归是也。亦有称为钣及笏及版者，犹之称鉼之意。所谓鉼者，以其倾银似饼，则与今所称锭者，其式原自不同。盖今之称锭者，即古之称铤。《南史》梁庐陵威王续子应至内库，见金铤。《唐书》太宗赐薛收黄金四十锭。原注：《旧唐书》作挺。《唐书》耿先生握雪为铤，爇之成金。《五代史》贾纬言：“桑维翰身后有银八千锭。自宋以后，遂转称银为锭云。”又曰：“直省解银，由布政使起解者，曰地丁银；由运使起解者，曰盐课银；由粮道起解者，漕项银；由关监督起解者，关税银。皆必倾镕成锭然后起解。其解银之具，曰鞘，每银一千两为一鞘。或委员押解，或即由吏胥押解。例填给勘合、火牌及兵牌，于所过地方，拨夫抬送，拨兵防护，所以慎重帑项也。”予案《汉书·食货志》言：太公为周立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疑亦言其铸造之式。秦人盖有意于变古，故改以镒计。虽有此制，未及改铸。当时之金，盖仍以一斤范为方寸形者为多，故汉仍行周制。《管子》言：禹以历山、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虽未知其式何如，然既言铸，则必有定式。可知古之用金，皆以为币。用为币者，岂容即仍其出土之形哉？则金银之加以铸造，并不始于夏、殷矣。然加以铸造，是一事，铸为泉币，又是一事。铸为泉币者，不徒必当有定形，并亦不容有两形。今观古金银之称，曰挺，曰版，曰笏，曰鉼，曰方，曰圆，观其名之不同，即可知其形之各异。故汉世金有形制，而及其用之，则必以斤为名。清代银已广行，而千两为鞘，特就起解之便，此断不能谓之铸币以供民用也。清时银两通行较广者，为元宝及马蹄银，用之则仍权其重。而计重之法，又错杂不一，库平、漕平、关平等皆不能通行全国，于是外国银元乘之流入矣。
外银输入，亦由来甚早。清慕天颜尝谓“银所由生，一为矿产，一则番舶。顺治六、七年，海禁未设，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绝迹不见”。足征明、清间已有之矣。其后海禁重开，外银又复输入，以西班牙、墨西哥所铸为多。论者皆谓其以杂有他质之银，易我纯银以去为不利。然自铸造，直至光绪之世始有之。首创之者为粤，文曰光绪元宝，重漕平七钱三分，形制重量皆准外国银元，所以便推行也。时为光绪十三年，张之洞督粤所为也。二十二年，湖北继之。二十四年，山东继之，江苏、安徽、浙江、直隶、奉天等省亦次第铸造。二十七年，谕“近年各省所铸银圆，以广东、湖北两省成色较准，沿江沿海均已通行，应即就该两省所筹银款，源源铸造，即应解京饷。亦准酌量拨作成本。仍以每圆重七钱三分为准，并兼铸小银圆，以便民用”。自是银圆、银角铸出日多，然主辅之制不定，民各以市价用之，又增一纠纷矣。
厘定币制，始于光绪三十年。度支部奏定银币之重为七钱二分，辅币三等，曰三钱六分，曰一钱四分五厘，曰七分二厘，文曰大清银币。铜币亦四等，最重者四钱，当小钱二十；次二钱，当十；次一钱，当五；次四分，当一。文亦曰大清铜币。明年，裁宝泉、宝源局，设户部造币厂于天津。三十三年，并各省铸局为九处。宣统二年，定造币厂章程，宁、鄂两厂始铸大清银币，总厂及奉、粤等厂，则先铸铜币。仅铸成当十、当二十两种。未几而清社覆矣。
清行纸币，始于咸丰二年，谓之银钱票。招商设官立银钱号，以司兑换收放。地丁杂税均得以钱票二千，当银一两。其推行不广，末造乃又有行钞之议。光绪三十一年，户部银行始印行纸币。三十三年，设印制局于北京，造纸厂于汉口。宣统元年，定通用银钱票章程。二年，又定纸币则例。时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以发钞之权专归之，然交通银行亦发纸币，终未能统于一也。
民国既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于时造币总厂仍铸宣统元宝银币，川厂则别铸大汉银币。三年春，始定造币厂官制，又定国币铸造条例。定银主币之重为六钱四分八厘，又定造币厂及化验新币章程。始铸袁世凯肖像之银币，津、宁、鄂、粤等厂继之。五年，津厂又铸半元、二角、一角银辅币，仅行于北方诸省。七年，议改金本位，颁金券条例。先是定交通银行则例，许发兑换券，后又明令中国、交通并为中央银行，而以政府借款过多，两行所发兑换券，尝两次停兑。其余银行发行纸币者亦多，虽有取缔条例，定于三年十月。不能尽行也。开国时曾铸开国纪念铜币及国旗铜币，四川亦别铸大汉铜币。六年，津厂铸一分及五厘两种铜币，中有圆孔，面绘嘉禾，亦不行于南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