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董卓的扰乱
现在真要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了。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第一个要提到的,便是董卓。董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三国的纷争,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东方州郡的起兵讨伐董卓。其时为公元一百九十年。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把东吴灭掉,天下才算统一。其时为公元二百八十年。分裂扰乱的局面,共历九十一年。政治上最怕的是纲纪废坠。纲纪一废坠,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于地方,野心家纷纷乘机割据,天下就非大乱不可了。
专制时代的君主,虽然实际也无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惯了,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后汉时,离封建时代还近,尊君的思想极为普遍。读过书的知兵大员,虽然很有威望,兵权在手,也都不敢违犯中央的命令。黄巾虽然勾结很广,起兵时声势浩大,幸而张角并非真有才略的人,一起兵,就被官军扑灭了,其余党虽未能尽绝;黄巾以外,各地方的盗贼起义的虽然还不少,都是迫于饥寒,并无大志。倘使政治清明,再有相当的兵力辅助,未始不可于短期之内剿抚平定的。何进的死,虽然京城里经过一番扰乱,恰好把积年盘据的宦官除掉了,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术一般。所以经过这一番扰乱以后,倒是一个图治的好机会。而惜乎给董卓走进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正给有野心要想割据的人一个好机会。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的纲纪全然失去了。所以论起汉末的分裂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首。
董卓初进京城时,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当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权,曾诬指反对的人为党人。把他们杀的杀,治罪的治罪。最轻的,也都不准做官。这个在古时谓之锢,所以史家称为党锢之祸。董卓初进京时,替从前受祸的人一一昭雪,而且还引用了一班名士。有名的蔡邕表字唤做伯喈的,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自己所喜欢的人,只做军官,并不参与政治。倘使他真能听这一班名士的话,约束手下的武人,政治也未始不可渐上轨道。苦于他其实是不懂得政治的人。一上政治舞台,便做了一件给人家借口的事。那便是废少帝而立献帝。在专制时代,无故废立,那是怎样容易受人攻击的事啊!公忠体国之臣,固然皇帝不好,不敢轻于废立。就是奸雄想要专权,甚而至于想要篡位的,也正利于君主的无用,何必要废昏立明?历代篡弑之事,能够成功的,都在权势已成,反对自己的人诛锄已尽之后,哪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击之事的呢?董卓的举动如此,就见得他是一个草包了。
而他所以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当时洛阳城中,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他就放纵兵士,到人家去抢劫。还要奸淫妇女。有一次,他派兵到洛阳附近的地方去。这地方正在作社,人民都聚集在社庙附近。他的兵,就把男人都杀掉。再抢了他们的车,把所杀的人头挂在车辕上,载其妇女而还。这件事,《三国演义》上也曾说及的。《三国演义》的话,有些固然靠不住,有些却是真的。这件事,正史中的《后汉书》上也有,并非写《三国演义》的人冤枉董卓。他的军队如此,就连京城里的秩序都不能维持,还说得上收拾天下的人心么?无怪东方州郡要起兵讨伐他了。
东方的兵一起,董卓的所作所为,就更不成话了。他的兵虽也相当的强,然而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东方州郡的兵,声势浩大,也不易力敌的。于是想到从洛阳迁都长安。一者路途遥远,且有函谷关之险可守,东方的兵不容易到。二者董卓是西凉人,所用的是西凉的兵,长安离他的老家近些。这还可说是用兵的形势不得不然。然而迁都也有迁法。他却令手下的兵,逼着人民迁徙。当时洛阳居民共有数百万人,互相践踏。也有饿死的,也有遇着抢劫而死的,死尸堆满在路上。他自己带兵,仍留在洛阳附近。一把火,把皇宫、官署、民居都烧毁了。二百里内更无人迹。他又使吕布把汉朝皇帝和官员的坟,都掘开了,把坟中所藏珍宝取去。你想这还成什么行为?无怪批《三国演义》的人,要说他是强盗行径,不成气候了。
当时东方的兵。如果能声罪致讨,这种无谋的主帅,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的。至多经过一两次战事,就平定了。苦于这些州牧、郡守,都只想占据地盘,保存实力,没有一个肯先进兵。其中只有曹操,到底是有大略的人。他虽然是个散家财起兵,本来并无地盘的,倒立意要成就大事。替义兵画了一个进取之策。诸人都不听,曹操就独自进兵。董卓的兵力是相当强的。合众诸侯的力量以攻之,虽然有余,单靠曹操一个人的力量,自然不够。兵到荥阳,就给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然而曹操的兵虽少,却能力战一天。徐荣以为东诸侯的兵都是如此,也就不敢追赶。
这时候,董卓的兵似乎胜利了,却又有一个孙坚,从豫南而来。孙坚是做长沙太守的。汉朝时候,湖南还未甚开辟,长沙僻在南方,与中原大局无甚关系。倘使做太守的是一个苟且偷安的人,大可闭境息民,置境外之事于不问。孙坚却是有野心的。他听得东诸侯(当时称东方的州牧、郡守为东诸侯,乃是沿用封建时代的旧名词)起兵讨卓,也就立刻起兵。路过荆州、南阳,把刺史太守都杀了。前到鲁阳,这就是现在河南的鲁山县,为从南阳到洛阳的要道。这时候,袁术因畏惧董卓,屯兵在此,便表荐孙坚做豫州刺史。孙坚向北进兵,也给徐荣打败。明年,孙坚收兵再进。董卓使吕布、胡轸去拒敌。二人不和,军中无故自乱。给孙坚打败,把他的都督华雄杀掉。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的,《三国演义》却说他被关公所斩,这就是演义不可尽信之处了。于是孙坚进兵,离洛阳只有九十里,董卓自己出战,又败。乃留兵分屯关外,自己也退到长安。
董卓这时候,大抵是想雄据关内,看东诸侯的兵将怎样的。果然东诸侯心力不齐,不能进兵。孙坚进到洛阳,修复了汉朝皇帝的坟墓,也就无力再进了。而且这时候,洛阳业已残破,不能驻兵。只得仍退到鲁阳。倘使这时候,董卓的所作所为,成气候一些,确也还可以据守关内。无如他的所为,更不成气候了。他在关中的郿县,造了一个坞。据《后汉书》说:高厚各有七丈。《后汉书注》是唐朝的章怀太子(唐高宗的儿子,名字唤做贤)做的。据说其时遗址还在,周围有一里一百步。他在郿坞中,堆积了三十年的粮食。说:“事成雄据天下,事不成,守此也足以终身了。”你想:乱世的风波,多着呢,险着呢,那有这种容易的事?而且他一味暴虐,不论文官武将,要杀就杀。于是再没有人归心他。再到明年,就是汉献帝的初平三年(192),就给王允、吕布合谋所杀。这件事的大概,料想诸君都知道的,不必细讲了。
董卓虽死,朝廷却仍不能安静。事缘董卓虽死,他手下的军队还多着呢,都没有措置得妥帖。
排布这件事,是要有些政治手腕的。主允虽然公忠,手腕却缺乏。没有下一道赦令暂安他们的心,然后徐图措置。当时董卓的女婿牛辅,屯兵在现在河南的陕县,吕布既杀董卓,派李肃到陕县,要想借皇帝的命令,杀掉牛辅。这如何办得到?于是李肃给牛辅打败了。吕布便把李肃杀掉。这其实也是冤枉的。牛辅心不自安。有一次,营中的兵,有反去的。辅以为全营都反,取了金宝,带着亲信五六个人逃走,他的亲信又垂涎他的金宝,把他杀掉,将头送到长安。
他的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等,本来是去侵略现在河南省的东南部的,回来之后,军中已无主将。又听得谣言说:京城里要尽杀凉州人。急得没有主意,想各自分散,逃归本乡。当时有一个讨虏校尉,名唤贾诩的,也在军中。对他们说道:你们弃众单行,一个亭长(汉时十里一亭,亭有长,亦主督捕盗贼),就把你们绑起来了。不如带兵而西,沿路收兵,替董卓报仇。事情成功了,还怕什么?不成,到那时再想法逃走,亦未为晚。一句话点醒了李傕等,就照着他的话行。大约当时想乱的人多了,沿路收兵,居然得到十几万。就去攻长安城。十天工夫,把城攻破了。吕布战败逃走,王允给他们杀掉。于是长安为李傕、郭汜所据。张济仍分屯于外。
李傕、郭汜的不成气候,自然也和董卓一样的。纵兵到处抢劫。当时长安附近,人民还有几十万家,因此穷到人吃人。两年之间,几乎死尽了。后来李傕、郭汜又互相攻击。李傕把汉献帝留在营中,做个人质,却派公卿到郭汜营中讲和。郭汜把便把他们都扣留起来。幸得张济从外面来,替他们讲和,汉献帝才得放出。
献帝知道在李傕、郭汜等势力范围之下,总不是一回事。派人去请求李傕,要东归洛阳。使者来回了十趟李傕才答应了。献帝如奉到赦令一般,即日起行。此时护卫献帝的:一个是杨定,乃董卓部将;一个是杨奉,本来是白波贼(白波,谷名,在今山西汾城县。白波贼,是在白波谷地方做强盗的)帅,后来做李傕部将,又反李傕的;一个是董承,是牛辅的部将。走到华阴,有一个带兵的人,唤做段煨的,把献帝迎接入营。
段煨的为人,是比较成气候一点的,却和杨定不合。杨定就说他要造反,发兵去攻他的营。恰好李傕、郭汜把皇帝放走了,又有些懊悔,乃合兵去救段煨。杨定逃奔荆州。献帝乘机脱身。而张济又和杨奉、董承不合,和李傕、郭汜合兵来追。杨奉、董承大败。乃诈与李傕等讲和,而暗中招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等和南匈奴的兵来,把李傕等打败。李傕等合兵再来,杨奉、董承等又败。乃逃过黄河,暂住在山西安邑县地方。韩暹又和董承相攻。
董承逃奔河内,就是现在河南的武陟县。河内太守张杨,叫他到洛阳去,把宫室略为修理,发兵迎接献帝,回到洛阳。此时洛阳城中,房屋都没有什么了,到处生着野草。百官都住在颓墙败壁之间。有的自出樵采,有的竟至饿死。在洛阳护卫献帝的,是董承、韩暹两人。他俩依旧不和。董承暗中派人去唤曹操进京,以后的大权,就归于曹氏了。
我们总看,从董卓入洛阳以后,到献帝迁回洛阳之时,汉朝的中央政局,可说全是给董卓和他部下的人弄坏的。这件事,别有一个深远的原因在内。我们且看蔡文姬的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此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这十个字,是西凉兵骂俘虏的话)
岂复借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
蔡文姬名琰,就是蔡邕的女儿,是后汉时的一个才女。这一首诗,写尽了西凉兵野蛮的情形。
看了“来兵皆胡羌”一句,可知当时西凉兵中,夹杂了许多异族。原来羌人的根据地,本在今甘肃东南部。战国时,才给秦国人赶到黄河西边。羌人就以今青海省城附近大通河流域为根据地。西汉时,中国又经开拓,羌人又逃向西边去了。到王莽末年,乘中原内乱,又渡过大通河来。后汉初年,屡次反叛。中国(汉朝)把他打平了,都把降众迁徙到内地。一时来不及同化。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欺凌剥削他们,于是激而生变。从安帝到灵帝,即大约从公元一〇七年起到一七六年,七十年之间,反叛了好几次。中国(汉朝)这时候政治腐败。带兵的人都无意于打仗。地方官则争先恐后,迁徙到内地。凉州一隅,遂至形同化外。后来表面上虽然平定,实际乱事还是时时要发动的。
羌人的程度本来很低。他的反叛全是原始掠夺性质。胡本来是匈奴人的名称。后来汉朝人把北边的异族都称为胡。其初,还称匈奴东方的异族为东胡,西方的异族为西胡或西域胡。再后来,便把西字或西域字略去。竟称之为胡了。这一首诗中“来兵皆胡羌”的胡字,大约是西域胡,也是野蛮喜欢略夺的。
而中国(汉)人和这一班人打仗打久了,也不免要传染着他们的气习。所以当时的西凉兵野蛮如此。带兵的人就要约束,又从何约束起呢?况且董卓自己也是这样的。《后汉书》上说:他有一次到郿坞去,汉朝的官员替他送行。他将投降的几百个人,即在席间杀害。先割掉他们的舌头,再斩断他们的手脚,再凿去他们的眼睛,然后用锅子来煮。这些人要死不得死,都宛转杯案之间。大家吓得筷子等都丢掉了,董卓却饮食自如。他的性质如此,又怎会约束他手下的人呢?他的这种性质,是哪里来的?《后汉书》说他“少游羌中,尽与其豪帅相结”。可见董卓的性质,有一半被他们同化了。不但董卓如此,他的部将和他的兵,怕大都如此。后来“五胡乱华”时,有一大部分人还是带着这种性质的。
可见后汉时西凉兵的扰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其中实含有很深远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在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