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八里桥·五间房
榻上呓语：我觉得脚下的土地在松动，蚯蚓和蝼蛄爬上柞树避险，雨后径流是兴安岭滂沱的眼泪，流淌不止汇成了横扫一切的泥石流。贪高不顾坡陡，失去的往往是根基。
老爷子在自传提纲中提到了北地八里桥。
常寒松记忆中北京城外有个八里桥，那里发生过一场恶战。京郊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乃运河上一座石料单孔桥，扼守通州入京咽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清将领僧格林沁率军在此与入侵联军激战，此桥因而知名。
老爷子提到的北地八里桥也与一场恶仗有关。
北地八里桥位于大岭至罕达气公路上，属于一处军事要地，这里曾长期设有武警执勤的边防检查站。资料显示，1900年这里也发生过一场激战，沙俄哥萨克骑兵越过黑龙江制造了“瑷珲惨案”后，长驱直入逼临墨尔根。在八里桥，清军与侵略者进行了一场恶战，清军兵勇、民团、鄂伦春猎手，以低劣之装备重创沙俄骑兵，尽管此战未捷，但在庚子年抗击列强斗争中，北地八里桥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老爷子自传提纲中提到的八里桥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带着几分好奇，两人驱车直奔大岭。
老爷子自传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八里桥五间房让我懂得一个常识，山坡超过十五度，就应该停下垦荒的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地县领导干部都要下乡蹲点，老爷子选的是八里桥公社五间房大队，关于垦荒的体会就获于此地。
任多秋事先通过县民政局了解，八里桥乡五间房村是个富裕村，人民公社时期该村有三个自然村，也就分成三个生产队，靠近公路的两队已经连为一体，另一个队在三里外的塔头沟里。人民公社撤销后，已经没有大队生产队之分，统一叫五间房村，村委会主任叫侯宪启，六十开外，是个脑子十分活络的村干部。民政局的同志建议，去五间房采访最好找侯宪启，村书记是上级派的，刚去时间不长，对五间房历史知道不多，找侯宪启啥事都能整明白。常寒松问任多秋：“到底该叫村主任还是叫村长，我到农村去，很多老百姓都叫村长。”任多秋解释说，正确的说法是主任，村长是老百姓对村主任的俗称。常寒松道：“主任听起来像个有身份的干部，村长怎么叫也是农民。”
五间房原一队二队两个自然屯坐落在一片开阔地里，站在地势较高的公路上，可以俯瞰两屯全貌。两个自然屯呈哑铃状，中间最窄的连接处只有一个院落。这家院子不仅柴垛大，而且还竖着一根高高的索伦杆[1]。任多秋粗略数了数，沟里民房约有两百余栋，每一户都有木杖子围成的院子，院子里都有一个很大的柴垛。
遇到一个刚从木耳养殖大棚里出来的妇女，妇女穿着部队淘汰的作训服。任多秋上前问路，女人一边擦汗一边指着竖有索伦杆的院子说，侯主任家好找，找旗杆就是了。
任多秋心里笑了，这哪里是旗杆，虽然上面有一面小红旗，但这是货真价实的索伦杆。过去，为了让鸟类不至于因大雪封山而饿死，当地崇尚萨满的居民会用小木船盛满粮食，高高吊于竖起的木杆顶端，喂食过往的飞鸟，为了吸引飞鸟，人们在木杆顶端往往扎上松枝，让索伦杆远远看去如同一棵树。这个习俗始于何年无从查考，今天看来，这是人与自然十分和谐的一幕。常寒松用相机拍下了这根高高的索伦杆，心想，身为村主任的侯宪启能带头传承这种古老的爱鸟习俗，值得点赞。侯家院子里有一条大黑狗，未拴，见院外来了生人汪汪叫了几声。一个面色黧黑、剃着平头的老汉推门出来，先对黑狗喝了一声，然后过来打开了院门，院门是铁艺的，刷了绿漆，这样的门多大的山风也不会刮倒。
任多秋说了来意，尤其说了县民政局对侯主任的介绍，并夸赞八里桥景色美，院子像院子，路像路，路上还看到了一处公厕，很有新农村的样子。
这些事都是上面要求干的，侯主任说上面要求干的，马虎不得。“走吧，我们去村委会。”说完径自在前面带路往村委会走。
侯主任走路很快，边走边兀自说：“你们这是搞突然袭击呢，来检查工作也不先打个招呼。”
任多秋道：“我们来采访不是检查工作。”
侯主任说：“五间房三年没来过领导了，现在啥事都靠手机，有大事就微信视频，方便是方便，想见一回面却像牛郎织女那样不易。”
侯主任显然对手机办公不太适应，这是很多年纪偏大者的共识。过去大家聚到一起开会，且不管会议内容如何，单会议创造的碰面机会就很好，可以相互热闹一下，不时还会轮流做东喝上几盅，现在不中了，一部手机让村官们变得既近又远，聚会成了奢望。
任多秋一直以为当下交通发达，干部下乡入户应该比过去容易，没想到原来是这个样子，不来八里桥，还真没意识到这个新情况。当然，网上办公有优势，乡村之事多不涉密，一个群发比发文快得多。乡干部有要事，干脆来一个网上视频，与面对面交谈没什么两样，但在侯宪启看来，见面和视频是两码事。
村委会办公室与侯家相隔只有三户，是一个套了矮砖墙的院子，一排连脊红砖房，铝合金门窗，看上去十分敞亮。院子里还有个篮球架，一个升旗台。任多秋问：“村委会怎么有点像学校？”
侯主任笑了：“不愧是大记者，有眼力。这里原来是五间房小学，一到五年级十个班，后来上面搞撤点并校，把村小学给整没了，孩子都到七里外的八里桥中心小学住宿上学，七八岁的孩子就开始独立生活了。”
“孩子读寄宿学校不好吗？”任多秋问。
“怎么说呢？孩子和父母的感情是靠一个窝里滚出来的，不管这个窝是热是冷，终归是家，那么小就分槽饲养，亲情就淡了，为了所谓的教学质量早早就把脐带斩断，分数换不来亲情。”
任多秋觉得侯宪启思考问题挺深。
村委会办公室桌椅摆放十分整齐，白瓷砖地面上纤尘不染，墙壁上挂满了各种规章制度和领导小组名单，侯主任的照片也挂在上面。照片上的侯主任穿浅色西装，系一条鲜红的领带，与黧黑的肤色不是很搭。侯主任是个聪明人，解释说：“照片是乡里统一安排照的，要求穿西装扎领带，说实话这张照片我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像个拎包卖耗子药的。”
坐下后，任多秋介绍了自己所在的报社。侯主任说：“你们的报纸我太熟悉了，每年订报都是一件大活儿，上面有任务，不完成订报指标考核扣分。”
任多秋脸上有点发热，解释说：“订报的事社里从来都是实事求是，起始口令没问题，不否认层层传下来就变了腔调。”
侯主任说订报纸也不浪费，加工木耳菌棒可以做包装用。
常寒松开了个玩笑：“任兄大作可以催生木耳了，意想不到啊。”
提到木耳，侯主任开始侃侃而谈。五间房老百姓能致富要感谢木耳产业，五间房养木耳不下百年，从没间断过，即使在动乱年代养木耳也没停，在五间房谁不让养木耳，谁等于断村民的生路。
任多秋想，那个年代养木耳不是件简单事，老爷子来此调研时会持什么态度呢？他没有直接问，而是迂回问了个问题：“五间房是否遇到过挫折？历史上那么多风风雨雨，五间房不可能是世外桃源。”
“当然有，五间房的挫折就在养木耳上。”侯主任并不回避。
常寒松道：“养木耳怎么会是挫折？”
侯主任说：“这话说起来很远了，当年五间房恨一个人也感激一个人，这俩人给五间房一个带来阴天，一个带来晴天，村民至今还有个顺口溜。”
“还有顺口溜？”任多秋好奇地问。顺口溜其实就是民谣，在城市叫段子，在农村叫顺口溜，在汉代以前朝廷专门派人收集这些顺口溜，叫采诗官。
“这个顺口溜现在还有孩子会说：‘两人八个兜，一分一背头，分头吃木耳，背头喝豆油。’”
任多秋和常寒松面面相觑，这顺口溜啥意思愣没听出来。任多秋请侯主任解释一下。
“‘两人八个兜’，是指上级来的两个蹲点干部，中山装不是四个兜吗？四个兜代表干部身份。这俩人一个姓常，一个姓毕。‘一分一背头’是说这两个人一个梳分头，一个梳背头，姓常的梳分头，姓毕的梳背头。‘分头吃木耳’是说姓常的主张种木耳，也就是鼓励社员搞副业。‘背头喝豆油’是说那个梳背头的主张种粮食，尤其是主张种大豆，大豆可以榨油，社员多分豆油吃。”
听了解释两人吃了一惊，没想到常毕之争竟然延伸到了最基层的五间房，而且还形成民谣传唱至今。任多秋问：“那么，常、毕二人谁对谁错呢？”
侯主任道：“不能简单说谁对谁错，要是从发展特色经济来看常县长是对的，要是从贯彻以粮为纲方针上看毕书记又是对的，所以这个段子也客观——一个吃木耳，一个喝豆油。”
常寒松觉得侯主任是个很公道的村干部，想问题看问题很客观，就插话问：“两个领导两个令，大队执行哪一个呢？”
“两个领导谁也得罪不起，五间房人自有办法，当时大队领导就想出了个主意，化整为零，分别对待，具体就是一二小队种大豆，三小队种木耳，毕书记来下乡的时候就去一队二队，常县长来的时候就去三队，五间房是两位县领导抓的点。”
“全县这么多公社大队，毕书记和常县长为什么都选五间房做调研点？”任多秋想，领导干部在选点上最忌讳重叠，两头叫驴无法拴到一个槽子上。
“这个我不太清楚，听八里桥公社领导说，是常县长先选了五间房，五间房大队离八里桥驻军近，常县长是军转干部，喜欢和部队官兵打交道，才选了五间房蹲点。毕书记不知道常县长选在五间房蹲点，他是在听取八里桥公社工作汇报时，知道了常县长在该社五间房蹲点抓养木耳，就决定也到五间房来。
“公社领导知道常县长和毕书记不对付，怕他俩在村里碰头，就小心翼翼给他俩排时间，尽量错开下乡时间。殊不知天下最难之事就是给领导排日程，领导活动随机性很大，公社无法掌握县里的安排，结果有一天两位领导真就差点在五间房顶牛。那天是八一建军节，常县长没打招呼就驱车来到八里桥。公社书记见常县长驾到，脸立马就绿了，因为毕书记正在五间房检查工作，两人万万不能碰到一起。公社书记和八里桥驻军关系密切，灵机一动就叫话务员接通了部队首长电话，说县领导想到部队慰问看看是否方便。部队首长当然很高兴，说今天是八一，欢迎地方领导和驻军官兵一起过节。公社书记心里有了数，赶紧吩咐管双拥的干部做了些准备，然后跑到会议室来见常县长。常县长正在会议室里踱步，样子有点不耐烦，就问公社书记：你们谁有空陪我去五间房走走？公社书记说，县长呀，去五间房的事能不能等等，咱自己家的事啥时候去都成，今天可是八一啊，刚才八里桥驻军来电话，说欢迎地方领导与他们一同过节，我们无论从军民鱼水情，还是从双拥共建方面考虑，都该去部队慰问一下。常县长说好呀，那就快去吧。要上车的时候常县长问公社书记，去部队慰问总不能空手吧。书记指了指车后一辆马车道：准备了些木耳，还有一头猪一头羊。常县长很高兴，说部队官兵戍边辛苦，一定要好好慰问。
“公社书记随机应变化解了一场危机，毕克功和常克勋彼此皆不知情。
“那次慰问部队给常县长留下了深刻印象，关键是记住了三麻袋木耳。于是常县长萌发了在五间房大力发展木耳养殖的念头。常县长认为，墨尔根有棉纺厂，棉纺职工可以定期配发木耳做劳保用品。
“常县长抓木耳生产实行目标管理，也是说对五间房大队每年生产木耳有产量要求，完成了，评先进；完不成，做检查。那个时候不搞物质刺激，但常县长还是动了一番脑筋，他通过部队关系搞到一些老款军装，向全大队宣布：只要完成任务，大队基干民兵每人发一套军装。这个奖励在当时太有吸引力了，五间房三个队，主要劳力都用在了养殖木耳上。”
任多秋明白当时的政策要求，虽然强调以粮为纲，但后面还跟着一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提倡养殖木耳大的方针没问题。
侯主任说：“五间房是个移民村，都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最初来这里的只有三户人家，都姓侯，三户人家就是靠夏季上山采木耳为生，后迁来的人家也都喜欢上山狩猎、采木耳、榛子和榛蘑，当地也种，但收成不好，加之无霜期短，又多坡地，常遇到颗粒无收的年份。环境逼人想活路，村民在采集野生木耳的时候，就想能不能把生木耳的木头砍回家放到院子里，看着它生长，省去上山的辛苦。有人真这么做了，把山上生长木耳的柞树砍回来，截成木耳段，一根根摆好，然后定时往木耳段上浇水，木耳还真的像蘑菇一样长出来了。后来有了木耳菌，做成菌棒，养木耳就变得容易了。”
任多秋说：“看来常县长抓木耳抓到了点子上。”
“养木耳也不是顺风顺水。”侯主任说，“对这件事毕书记有不同意见。”
“这件事毕书记没有反对的理由呀。”任多秋觉得老爷子这项工作得人心，毕书记想反对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理由是啥东西？无非是个借口。”侯主任道，“毕书记没有明说反对养木耳，人家又不傻，知道反对养木耳会触犯众怒，但毕书记对五间房下达了一个新任务，要求开荒种大豆，并规定了开荒和种植的亩数。毕书记给五间房做了个三年计划：第一年，要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力以赴向荒坡开战，把五间房建成全县第一个大豆村；第二年，交够公粮后的大豆由大队油坊全部榨油，除了留足积累外，油和豆饼一律分给社员；第三年，实现五间房社员豆油随便吃，想喝豆油也管够。这就是‘梳背头喝豆油’的来处。”
“三年计划想法不错，”任多秋说，“毕书记还是有点为民情怀的，想着让老百姓喝上豆油，这在三两油的年代多么鼓舞人心。”
“是啊，社员胃口都被吊起来了，你想想，以往只有过年才能烙一回油饼吃，一想到豆油随便喝，这与实现共产主义差不多。”
“有经验的领导总是善于用目标来凝聚人心，”任多秋说，“毕书记有政治家的素质，难怪能走上高级干部岗位。”
“当时的大队干部却为难了，”侯主任摊开两手道，“又要开荒种大豆，又要养殖木耳，你可知道那个年代社员是集体出工，按人头记工分，要是像现在分田单干也好办，当时可不行，社员出工干一不干二，没法分身啊。”
“是啊，上面一条缝儿，下面就是一道沟，两个喇叭响，不知道听谁的。”任多秋也觉得这事大队干部不好办。
侯主任狡黠地笑了笑，他的笑让人感到话里还有话。
“五间房人都是闯关东来的，大鼻子小鼻子见多了，这点事难不住。大队干部一商量。决定把三队开荒种大豆任务由一二队扛起来，木耳养殖专门由三队负责，三队实际上成了副业队，三个队各自记账，年底分配大队统一核算，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还是群众主意多，”常寒松说，“很多发明创造其实是逼出来的。”
任多秋的关注点在老爷子和毕克功的关系上，五间房这种模式是“一村两治”，老爷子和毕克功不可能不正面交锋。他问：“在五间房两位领导没碰上过？”
“碰上了，还不止一次。”侯主任在说这个问题时没有笑，表情变得沉重，“五间房一二队社员全力以赴开荒，当时没有大型机械，只能用牛马拉犁来开，好在山坡上是腐殖土，石头少，社员们先烧荒、再开垦，一片片新地开出来了。有一天常县长来了，看到山坡上的开荒地问大队领导，你们查过水文资料吗？大队领导说没有。常县长又问，你们测量过坡度吗？大队领导说就是目测。常县长说现在这个坡度很危险，一旦下大雨会出问题。大队领导觉得常县长说的有道理，就向毕书记汇报，如何在新开垦耕地上解决排水问题。那天，两位领导意外在村里碰面了。毕书记说，克勋你担心的不是没道理，如果下雨一连几天不停，遇到山洪暴发，别说耕地，就是五间房全村也不安全，五间房四面环山，整个在一个山坳里，大水漫灌全村就会灌包。毕书记话里有话，意思是你这是杞人忧天，什么雨会连续几天下个不停？如果真那样只能靠大禹来治了。常县长平时说话有点声高，但和毕书记说话却柔和了许多。他说老天爷的事谁也保不齐，我们能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当年在朝鲜战场，部队穿插到长津湖潜伏准备阻击后撤敌人，因为任务紧急，御寒装备差，军需股长就提建议向预备队借点棉大衣，说夜里潜伏温度太低。有人说温度再低能低到哪里去？长津湖又不是北极。结果潜伏那夜遇到了极寒天气，温度降到零下四十多度，很多战士被冻伤，有的甚至冻死在战位上。这个教训提示我，什么事都是人在做、天在看，大自然是惹不起的。
“两位领导对话都是含而不露，说完也就各自忙去了。但毕书记抓垦荒一直没停。
“两人第二次在五间房碰头是一场水灾过后。事情果然如常县长所料，七月，大岭一带下了场急雨，如果是下它几天几夜还好办，至少村里能有个准备，但这场雨太急了，半天时间降雨超过300毫米，几乎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降雨形成山洪，民房损失不大，问题是新开垦的耕地被山上形成的径流冲刷严重，露出大面积石质山体，地，全废了。在大队部，两位亲临救灾一线的领导碰面了。毕书记面如死灰，听大队干部汇报灾情。听完汇报后，毕书记先让八里桥公社领导讲讲，公社领导检讨说他们准备不足，缺少预判，回去就向县里写检查。毕书记又让常县长讲讲，常县长没有翻小肠，他讲了三点，第一，这场水灾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抵御。第二，八里桥公社和五间房大队不用写检讨，倒是应该表扬你们在抗灾中的表现，这么大的山洪暴发没有死一人，这是了不起的成绩。第三，被冲毁的耕地，灾后抓紧组织社员在石头缝隙中刨树坑，栽植黑松绿化山体。常县长讲话时，毕书记的脸色一直很难看，却没有插话。常县长讲完，毕书记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坚定人定胜天的信心和决心，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胆怯气馁。我知道三队的木耳段也被洪水冲走许多，三队的社员没有被吓倒，他们已经开始截取新的木耳段，这就是一种不屈的抗洪精神。这次碰面没有剑拔弩张，不了解内情和背景的人听不出子午卯酉。”
任多秋问：“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你又没亲身经历，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
侯主任笑了笑道：“不瞒你们说，我父亲是当时的大队书记，见证了这些场面。父亲在世时每次和我说起往事总会这样感慨：最有力量的人不是莽撞易怒之辈，而是那些绵里藏针之人，能把批评当表扬来说，绝对是桩本事。父亲对两位领导很尊重，一直念叨他们的好，夸两位领导有涵养，可惜的是两位领导离开墨尔根后再也没有回来，父亲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会说分头不分了，背头也秃顶了，翻来覆去只说两位领导的头发，我想，大概是那个顺口溜让父亲无法忘掉两位的发型吧。”
原来是这样，任多秋很惊讶，难怪侯主任知道得这么多，在农村，老子卸任儿子继续干的例子很多，就问：“你怎么不当书记却当了主任呢？”
侯主任无奈地摇摇头：“主任也是村民硬要选我当的，现在村官难当，书记上级可以派，主任只能在本村选，大伙瞧得起我，我也就干吧，至少不能给老父亲丢脸，老父亲对我说，老侯家到啥时候都应该是五间房的主心骨，这是你爷爷的托付。”
任多秋有些疑惑：“托付？此话怎讲？”
“我们三户姓侯的是五间房最早的住户，又是本家，爷爷那辈来自蓬莱潮水。在八里桥一带落脚后，老家那些讨生活的亲友纷纷扑奔而来，爷爷说老侯家在五间房就是三个土豆母子，土豆母子就要舍得自己、催生新苗，所以后来闯关东的老乡只要到五间房，都会得到侯家接济，侯家口碑自然就好。我爹是土改时入党的，后来当了大队书记，一干40年，经历了从集体到单干的过程，酸甜苦辣尝了个遍。父亲说当村干部不易，明晃晃说出的话还得学会咽回去，破了的鼓非要擂出响，瘦驴拉硬屎，破车揽重载，到最后能赚个好名声就算没白干。我理解父亲，也体会到父亲的辛苦，父亲一辈子就是为了名誉活着。小时候常常看到父亲蹲在门槛前抽烟，父亲不抽烟袋，自己卷烟抽，他把你们的报纸裁成两指宽的纸条，放入旱烟卷起来抽，所以大队每年都订报，看过的报纸也不浪费。当地产的旱烟劲足辣眼，但父亲一抽就是连着三颗。父亲卸任后有个本家叔叔接着干，干了几年全家进城了，乡里就动员我当书记，被我婉拒，我想自己建大棚养木耳，再说了，当时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剩下些老弱病残很难把人组织起来做事，就不想抻头来当这个书记。没想到换届时村民硬是选我当主任，我就想，人还得识抬举，五间房毕竟是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待见谁待见？这样我就干了，上任那天我在自己院子里竖起一根索伦杆，每天出门都会看一眼这根高高的杆子，目的就是长长志气。啊呀对不起，我有点扯远了，怎么唠起自家的事了。”
任多秋正听得仔细，没想到侯主任突然打住了，就问：“你当主任也很多年了，主要精力投放在养木耳上吗？”
“我这个人不喜欢标新立异，今天一个口号，明天一个举措，一天一个想法村民怎么受得了？我就想，还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弄好，别瞎折腾。所以我上来就抓住木耳养殖不放，一手抓养殖，一手抓销售，现在五间房木耳就像杏花村的酒、五常的大米一样，已经成了国家地理品牌。”
“现在村民是不是很感谢常县长？”常寒松问。
“大多数村民都不知道常县长了，人们只知道那个顺口溜，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历史有时候就在顺口溜里。有些事不能下结论太早，就说毕书记吧，他没有把五间房建成大豆村，但现在整个墨尔根却成了大豆县，这说明毕书记当时想法并不错，错就错在了天时上。父亲以四十年大队书记的经验告诉我，错误的东西放到正确的时间，错误就成了正确；正确的东西放在错误的时间，正确就变成了错误。这句话我琢磨了半辈子，过了60岁我才想明白，父亲是在告诉我一种工作方法：审时度势。”
两人为侯主任的深刻而吃惊，这哪里是一个村主任说出的话？但很快任多秋就想开了，在自媒体洪水泛滥般的当下，一个环卫工人也可能金句惊人，这一点不奇怪，媒体话语权已经不再属于少数人，因为一部手机就是无数张报纸、无数台电视。
“那么，你养殖木耳有何体会？”任多秋总是不自觉回归记者角色，一个接一个连续提问。
“也没啥体会，就是通过养殖木耳悟出一些零零碎碎的道理，侯主任很谦虚地说，人不一定都能做大官做大事，十几亿人天天都想着做大官做大事那是国家的灾难。身为村官，能牛屎里栽黄花、羊粪里种韭菜，把人生这个圆圈儿画圆也就行了。木耳长在朽木上，废物出美食，等于化腐朽为神奇，坏和好总是像陀螺在转。我爷爷说过，知府头上的虱子捉不得，名树枝上的木耳不能吃，这个道理我服。比如说枫木上的木耳吃了会要命的，知府头上有虱子一定要装看不见，否则会惹祸上身。五间房木耳多是椴木耳、柞木耳，出在春、伏、秋三季，品质以春秋两季为佳，道理很简单，春秋两季木耳生长慢，木耳肉质厚，尤其是秋木耳，你用开水泡上二十分钟然后蘸着青酱吃，能吃出牛百叶的味道。不好吃的是伏耳，原因是长得太快，速生，肉薄味寡，由此我的体会是，农村工作不要短平快，切忌急于求成，饭要一口一口去吃，肉要一点一点去长，想一口吃个胖子，当年大水毁地的悲剧就会重演。”
任多秋站起身，双手握着侯主任的手道：“侯主任，你给我上了一课，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原来最高深的理论一直在老百姓这里，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不过是小学生！”
“我是瞎说，哪有啥理论。”侯主任有些腼腆。
常寒松建议到当年的三队去看看，想拍几张木耳养殖照片。其实常寒松已经意识到，在五间房给老爷子招魂只能去三队。
三人步行去三队。路上，看到了山坡上连片的黑松林，侯主任说这就是当年开荒被大水冲掉土壤的坡地，黑松长势不错，但只能绿化景观，成不了经济林。侯主任叹了口气说：“当年社员在这里流下无法计算的汗水，无非是为了能喝上豆油，为了一套绿军装，过去这么多年，五间房没人抱怨这事，倒是有些老年人至今还在津津有味地唠叨当年垦荒会战的情形，可见五间房的村民有多实诚。”
来到三队，这个靠养殖木耳富裕起来的自然屯竟然没有一处木耳大棚。家家户户的木耳段都整齐排列在房前屋后，木耳段被横木垫起有三寸高，肥硕的蒲公英和苣荬菜从缝隙里探出长长的花茎，点缀在黑色的木耳段间。这是真正的田园景观，没有混凝土，没有沥青，绿植随处可生，蚱蜢随地可蹦，摄入镜头就是一幅久违的油画。
三队村民坚持不用大棚养殖木耳。侯主任用赞许的口吻道：“养殖户都认为好木耳一定要吸取天地日月之精华、雨露百草之灵气，大棚里养出的木耳，品质会打折扣。”
“三队出产的木耳价格肯定高吧？”常寒松问。
“当然，市场上难得一见，每年都被预订一空，但他们不扩大生产，不搞萝卜快了不洗泥那一套。曾经有个上级领导来视察，要求三队把木耳品牌做强做大，不能局限于小打小闹。领导的话我们当然重视，在商量怎么落实时，三队村民组长老胡举了一个例子，这事便搁下了。”
“老胡举了个什么例子？”任多秋很感兴趣。
“老胡女儿在法国留学，应该是女儿回来说给他的，否则他一个农民不可能举出洋例子来。老胡举了法国著名红酒罗曼尼·康帝酒庄的例子。罗曼尼·康帝酒产量极低，年产量控制在2500公升，以这款酒的市场和价格来看，按照国内一些人的思维完全可以快速扩张、做强做大，但人家没那么干，酒庄年产就是6000瓶，所以品质得以保证，市场上一支难求。我们三队的木耳也是这个道理，要是贷款建大棚，扩大规模，产量肯定上去了，可那还是三队木耳吗？”
任多秋点了点头，“农民能拒绝暴富想法的真不多，五间房是个例外。”
路边一片木耳段区，每截木头上都长满黑黝黝的小耳朵，肥嘟嘟的很可爱，任多秋不禁想起一位古人写的诗句：“木耳有才持紫橐，楮皮无计换青趺。”他对常寒松说：“在这里给我和侯主任拍张照片，我今天认识了一位老师。”
拍照后，任多秋向侯主任介绍了常寒松的身份，说这位摄影家就是常县长的儿子，他回来是替老爷子招魂，老爷子说他的魂落在了北地。
侯主任听后先是惊诧，然后拥抱了常寒松，说：“我父亲去世前留过话，要是常县长能来五间房，一定要送他两袋三队木耳，您来了，正好了却我一桩心事。”侯主任有些激动，深情地望着常寒松说：“当地有种说法，木耳是树木朽后树魂所生，能听懂人言、辨明兽语，收木耳之前，有经验的耳农会在前一晚到木耳段前祷告几句，次日收获时木耳便会弹性十足，若是少了这一环，有些耳子就会无缘无故变干巴。你带回木耳，就等于招回了树木之魂，我猜想，病床上的常县长一定想吃三队木耳。”
回程的车上，常寒松把两袋三队木耳紧紧抱在怀里，心里一直在想侯主任刚才说的话。
[1] 索伦杆，又名索摩杆，汉语意为“神杆”，为满族祭天所用。木杆下端镶在夹杆石中，上端有一个碗状的锡斗。祭天时，锡斗里盛放碎米和切碎的猪内脏，供乌鸦、喜鹊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