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二月

其无后乎

一个人的悲哀有许多种，但只有羞于出口的悲哀才算得上是大悲哀。在封建社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所谓的大悲哀莫过于由生理无能导致的无后。如果这种悲哀又被别人视为软肋而设局戏弄，那就实在悲哀到极点了。

有一段时间，秀州（嘉兴）精严寺新塑的大佛香火很盛，据说妇人无子者祈祷于此，并且在佛殿内独寝一宵，往往可以得子。让一个女子独寝于佛殿，自然要有相关措施作为保证的，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当晚殿门由其家人亲自上锁，而且那锁也是他们自己带来的。礼佛最重虔诚，心诚则灵，谁也不会想到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况且也确有妇人回去后不久受孕的，一年四季，因烧香得子前来还愿的人络绎不绝。由是精严寺名声大振，显灵之说被炒得沸沸扬扬，风靡百里方圆。前来求子的信徒中，甚至有不少官宦之家的红粉贵妇。但后来有一个寺内挑水的小头陀因为受到虐待，向官府告发了那个叫也僧的主人。原来那厮是个《水浒传》中裴如海一类的风流和尚，他房中有穴道通向佛殿，直至大佛腹中。每有妇人宿于佛殿，也僧就通过穴道，从大佛的头顶爬出来，与妇人交合。且自称是佛州人，奉大佛的旨意前来送子的。妇人身陷其中，惊恐有如羔羊，又加求子心切，只能任其轻薄。第二天也不敢说出去。机关揭穿后，也僧被官府处死。而远近那些因礼佛降生的童男童女，想必有不少都是那秃驴打的种。所谓大佛香火灵验，一时成为笑谈。

临安离秀州不算很远，精严寺香火的神话行都也有所闻，甚至还传进了宫里。官家盛年无子，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心病，也是影响王朝长治久安的隐患。有一个内侍急于邀功又不知深浅，曾向官家说及秀州大佛的香火很灵，暗示官家带着嫔妃去精严寺求子。官家对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向来不大相信。况且圣驾出行，兴师动众，也不是一桩小事。因此一直没有下文。后来也僧事发，所谓佛门净地竟成藏污纳垢的淫窝，宫里的嫔妃们虽然没有去蹚那里的浑水，但官家每每想起，还是像吞了一只苍蝇似的恶心。不过恶心尽管恶心，也不好说什么，这种事，说出口便让一个男人无地自容。他身边有那么多的女人，用佳丽如云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些青春的身体就像阳光下的土地那样，肥沃、滋润、充满了孕育的渴望，只要落下一粒种子，就会立竿见影地蹦出一个鲜活的生命来。可是官家偏偏不能给他们一粒种子，虽然他也在勉力耕耘，不舍昼夜。种子这个词看似乎易，却体现了一种最残酷的生命逻辑：没有“种”就没有“子”，不管你拥有多少土地。因此，就像一个富翁守着金山银山被活活饿死那样，官家只能面临着一个帝王最尴尬的收获——无子。

平民无子，不过关系一门兴衰；帝王无子，那就是国家大事了。北宋熙宁末年，天下大旱，一般认为这是上天对朝廷的警示。神宗皇帝决定改元，让执政大臣议定新的年号。年号虽只有几个字，但要做到得体却并不容易，首先意思要好，既要吉祥如意，又要体现特定时期的执政理念。第二文字要典雅端庄，又不能和历史上的年号重复。太祖乾德三年，宋军平蜀，缴获的物品中有一面铜镜，上面刻着“乾德四年铸”的字样。太祖大惑不解。有一个翰林学士告诉他，前蜀王衍也用过这一年号。也就是说，在宋朝以乾德为年号的四十多年前，人家已用过了这个年号。太祖还算宽厚，没有追究当初提议用“乾德”的官员，只是感慨道：“宰相当用读书人啊！”间接地批评了该同志的不学无术。再说神宗改元，执政大臣最初拟定的年号是“大成”。熙宁是神宗推行新法的改革之年，现在改革大见成效，这意思不错吧？可皇上说：不行！因为“成”字的字形是“一人负戈”，有打仗的意思。再议。执政大臣们穷尽文思，又取了一个“丰亨”，避开了那个不吉利的“成”字，但体现改革大见成效的意思不变。这下总行了吧？还不行，皇上说：“亨”字下面是“子不成”，有绝后的意思；但这个“丰”字还是可用的。虽然没有通过，但有了一个字就好办多了，于是大家就船下篙，最后敲定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元丰”年号。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无后，这是当年神宗皇帝最怕的两件事，也是这些年来官家一直耿耿于怀的两件事。现在，仗总算消停了，但无后之忧仍旧无解。

在这个世界上，官家本来是最不应该绝后的。他生就一副雄健的体魄，且骑得烈马，挽得硬弓，早在康王府时就在女人身体上的耕耘特别用功，以至靖康之难后，金人向宋朝俘虏“询宫中事”时，宋宫俘虏说：“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他的耕耘也屡有收获，曾先后有过五个女儿。特别是建炎元年六月，一个姓潘的女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旉。当时官家刚刚登基才一个多月，赵旉理所当然地被立为皇太子。之所以说是“一个姓潘的女人”，是因为她当初只是康王身边一名普通的侍妾，没有位号；而且正因为没有位号，康王其他的三个老婆和五个女儿都被金人俘虏北去，唯独她因为不在妃嫔的名册中而得以幸免。那时候官家才二十一岁，正当一个男人生理能力的峰值年龄，当了皇上以后又有源源不断的年轻女人送到他身边。按照这样的趋势，他像一个称职的种畜那样繁育出一大群幼崽应该没有问题，即使要打破他父亲在四十五岁前即有三十二子三十四女的纪录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些美好的愿景不久就被金兵的马蹄声捣碎了。建炎二年二月，官家驻跸扬州。扬州是个好地方啊，春风十里，烟柳繁华，山水和美女都令人销魂。但对于帝王来说，扬州又是个不祥之地，隋炀帝杨广就是在这里丧命的。初春的一天，官家正在寝宫中消受新纳的维扬姝丽，内侍破门来报，说金人的骑兵已攻陷天长，前锋距扬州只有几十里了。官家大惊失色，竟然跌落床下。慌乱中只带了五六名内侍仓皇出城，一路狂奔，经瓜洲逃往镇江。此次扬州之劫，丢了运河中满载着财宝器物、金帛文书的船队只是小事，丢了特地从东京请来的列祖列宗的牌位也是小事，丢了十多万扈从的军士和逃难的百姓还是小事，丢了江北的最后一座城池，任随金兵在那里烧杀抢掠更是小事，最大的悲剧是官家大白天从女人身上跌下来，丢了元阳，留下了“腐萎之症”，一个世界上拥有最多女人的男人从此丧失了在女人身上的播种能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李煜是被赵家的先人用牵机药毒死的，现在再借用他的诗句来形容赵家后人的纠结和无奈，似乎有点刻薄。那就改一下吧：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好在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在这之前，官家已命两名信得过的武将护卫皇太子和六宫粉黛前往杭州。但等到官家逃到杭州团聚时，这两名姓苗和姓刘的丘八又发动兵变，将官家赶下台，把皇太子赵旉扶上了皇位，并改元明受，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说苗刘把赵旉“扶”上皇位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用“抱”。可怜的赵旉不能消受当皇帝的种种好处，却要承受当傀儡的种种折磨。整天在武人的呼斥中像道具似的抱进抱出、临朝视事，一个襁褓中的小孩子如何吃得消？不久，在婴儿的啼哭和士兵的欢呼中，兵变被平定，赵构成功复辟。赵旉用不着再当道具了，但他的一条小命也差不多了。这个皇太子原本就先天不足，他母亲在妊娠期间正值金兵攻陷东京前后，潘氏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病秧子。经历了这次兵变，更加弱不禁风。恰巧有一个宫女不慎踢翻了地上一只鼎，官家虽然立即“斩宫人于庑下”，但受此惊吓，皇太子赵旉当即死于宫中，享年两岁零一个月。

苗刘之变总共只有二十多天，对官家来说却是又一次脱胎换骨。一个政治家总是在艰难绝境的磨练中走向成熟的，他亲身体验了武将的跋扈与骄横，那阴影将一直死死地纠缠着他。赵旉之死又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夫”，心理上的变态亦由此而滥觞。这些都为绍兴年间的政坛运作和十二年后的岳飞之死埋下了伏笔。

在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又失去了唯一的子嗣，官家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主子的痛苦恰恰可以成为下人拍马屁的机遇，这些人不怕你痛苦，就怕你不痛苦。拍马屁的一个重要诀窍就在于窥测你有什么痛苦，因此，他们甚至希望你痛苦。你一痛苦，他们就给你挠痒痒，给你上心灵鸡汤，这叫作投其所好。一时间，各种神神鬼鬼的祥瑞说法竞相出笼。按照迷信说法，高禖神掌管生育，求子须礼敬高禖。于是每年的仲春季节，就在临安城郊筑坛礼祀。一个临安知府上奏说，在开工的那一天，有六只白鹤自东而来，在祀坛上空翩翩起舞。又说祀坛筑成之后，每天清晨都有红色和黄色的瑞气“光彻上下”，一直延续到日出。这些都是祥瑞现象，“以兆万世无穷之庆”。这种马屁玩的就是个虚无缥缈，他说有就是有，谁又敢站出来说没有？官家求子心切，也只好宁可信其有。如果说所谓的白鹤和瑞气压根儿就不靠谱的话，另一个臣子的说法倒是有根有据的，说真符县有一户人家一胎生了三个男孩。人家一胎多子与官家有什么关系呢？有。因为这户人家姓宋，叫宋仲昌，“姓同国号”。而且他老婆生产的这一天又适逢天申节（官家的生日），所以说这是官家“子孙众多之祥”。官家听了，也觉得有点意思，随即“诏付史馆”。但不管祀神的典礼如何有声有色，祥瑞的闹剧怎样无尽无休，宫里的那些女人们却始终守身如玉，楚腰纤细，不见一点起色。

官家现在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帝王最大的尴尬。在本朝的历代帝王中，他自认为是在位期间遭受磨难最多的一个，扬州惊魂就不去说了，苗刘之变也不去说了，当年行朝在海上流亡时，整个船队只剩下一双鞋子，就穿在他的脚上；整个船队只剩下五张饼子，他一个人吃了三张半，那样的磨难谁曾经历过？从深宫逃到荒野，从淮北逃到江南，从陆地逃到海上，可以说，这皇位即使不是自己打下来的，也是自己“逃”出来的。现在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皇位也坐稳了，可是这九五之尊却没有子嗣来继承，身后只能拱手交给别人，你说这是多大的尴尬？尴尬其实是比痛苦还要折磨人的，痛苦能体现一个人内在的深度，而尴尬只能体现一个人极度的无奈；痛苦还可以呼天抢地地发泄，而尴尬只能强颜欢笑，任自己的一颗心在流血。当年汉成帝无子，遂使王莽篡位，差一点颠覆了刘汉王朝。本朝的仁宗皇帝无子，引起了长达八年的立储之争，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政坛上危机四伏，最后仁宗只得从宗室中挑选了一名堂侄来当接班人，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也是官家的曾祖父。这场论争之所以长达八年，就因为仁宗不甘心继统旁移，总希望自己能弄出个儿子来。而执政大臣们之所以敢于犯颜力争，就因为他们抓住了皇上的软肋——他始终无法弄出个儿子来。有时候官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些年宵衣旰食，艰难玉成，在废墟上中兴了赵宋王朝，这样的功业几乎可以和太祖太宗比肩了，私下里难免有几分“舍我其谁”的自得。有时候却又顾影自怜，悲从中来。你尽管贵为天子，权倾四方，打个喷嚏也会化为满天风雨，但权力再大有什么用？它甚至无法唤起一次性冲动。在这一点上，自己还不如一个山野农夫，那些人即便守着个粗手大脚的黄脸婆，却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照样能生出一窝儿女来，把坑头上排得满满的。“农妇山泉有点田，”小户人家自有小户人家的乐趣啊。有人说，凡是你渴望得到的东西，带给你的总是痛苦大于快乐。官家最渴望得到一个儿子，带给他的却几乎全是痛苦而没有半点快乐。春花秋月何时了，心事知多少，一个帝王的心事谁能体察呢？

于是，仁宗嘉祐年间那些立储的故事又再次上演。但嘉祐年间的立储之争一共只延续了八年，这次却延续了三十多年。而且严格地说，嘉祐年间是争论，这次只能说是议论，因为如今的官员（个别者如岳飞除外）已没有当年那些大臣的凛然风骨了。一个时代的气象往往体现在官员的操守上，像韩琦、司马光、文彦博、范仲淹那样宏博峭拔的文人士大夫，现在朝堂上一个也找不着了。

官家自己没有儿子，立储只能从宗室中选一名子侄辈的孩子，但太宗这一脉的后人都被金兵抓到五国城去了，只有太祖一脉的后人流落在民间。由一个血统上已经隔了八代的太祖苗裔入继大统，这实在是官家很不情愿的。在这三十多年间，他采取的战术无非两招：一招是拖延，老鼠偷木锨——拖到哪里算哪里；一招是匹嫡，也就是选两个孩子养在身边，一视同仁。匹嫡的目的也是为了拖延，因为是两个孩子，名义上就有一个考察和挑选的过程，两个孩子互为替补，所以任何一个人的地位都是不稳固的。

被选中的这两个孩子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玖。入了皇家，当了皇帝的养子，自然要改名的，这是为了漂白你的身份。而且这种漂白以后还要反复进行，可以说每一次改名都是官家拖延战术的阶段性体现，也都暗藏着对该养子身份的某种定位。若仔细推敲一下这两个孩子改名的全过程，不难看出官家在数十年中那种既想敷衍拖延却又无可奈何的心理轨迹。毕竟是要把皇位传给人家的孩子，钝刀子割肉啊！

赵伯琮和赵伯玖这两个名字，“伯”字标志着辈分，此外没有什么实在意义。有意义的是“琮”和“玖”，这两个字的偏旁都是“王”，不消说，是美玉的意思，因此，美玉就成了这两个孩子宗室身份的烙印。第一次改名是刚入宫成为官家养子的时候，赵伯琮改为赵瑗，赵伯玖改为赵璩，两个字的偏旁还是“王”，还是美玉。也就是说，你们只是养子，不是皇子，宗室身份本质上并没有变。赵瑗九岁入资善堂听读，资善堂是皇家子弟读书的地方，取“乾资始善长”之义。入资善堂读书，似乎表明给予他皇子的待遇。但官家这时候做了一个小动作，他下诏“建国公禄赐比皇子”。建国公是赵瑗的封号，这个“比”字相当暧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你只是“参照”皇子的工资标准，并不是皇子。这个带着宗室烙印的“瑗”字从绍兴二年一直用到绍兴三十年，也就是从孩子六岁用到三十四岁。这时官家也已五十四岁，敬神的香火加上御医的春药，始终没能帮他弄出个儿子来，他只得正式册封赵瑗为皇子，改名赵玮。皇子就意味着承认你是官家的儿子，准备将来接班了，对于赵瑗来说，这总算是上了一个台阶。既然册封赵瑗为皇子，那么赵璩的名分只能是皇侄，当然也就不用改名了。但赵瑗改的这个名字仍旧大可玩味，玮，还是美玉。这就暗示着，你虽然是皇子，但毕竟不是官家亲生的，宗室的烙印还在，因为皇子还不是皇太子，皇位不一定就传给你。这样又拖了两年，直到官家在皇位上坐腻了，才在绍兴三十二年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昚，随后又主动禅让。这个“昚”字是什么意思呢？原先美玉的身份烙印没有了，但官家还是忘不了提醒这位赵匡胤的七代孙：你要小心谨慎哩（“昚”为“慎”的异体字），不要翘尾巴，更不要忘记皇位是谁给你的，以后处理朝政，要看老夫的脸色才是。

现在是绍兴十二年二月，过了年，建国公赵瑗就十六岁了。十六岁标志着成年，按照惯例，成年皇子要出宫居住。这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不好明说的原因是，在后宫里，严格地说只能有一个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其他的人，要么是女人（嫔妃和宫女），要么是不具备性能力的男人（内侍和未成年的皇子）。因此，后宫里不管哪个女人怀孕了，理所当然地就是龙种。这样的制度安排，当然是为了强化皇帝对后宫众多妻妾的性垄断，但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确保皇帝子孙血统的纯正和家天下的千秋万代。如果皇子成年后不搬出去住，这些公子哥儿身份尊贵，又无所事事，整天在女人堆里晃来晃去，难免要和宫女甚至妃子们弄出风流事来，要是暗结珠胎，谁搞得清来龙去脉？那岂不是要把皇家的辈分伦序搅成一笔糊涂账？

赵瑗出宫居住不是个大问题，却是个敏感问题。一般来说，凡是能摆到桌面上来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敏感问题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不能摆到桌面上来明说，或者摆到桌面上来说的是一回事，可影射和暗示的却是另一回事。这种事关影射或暗示的敏感问题，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嗅觉和心机。

围绕着赵瑗出宫居住的礼仪问题，各方面的动向值得关注。

建国公出第

赵瑗出宫的这一天是二月初七，这一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顺便说一下。

这件事就是已故大臣李纲的家属奉旨送还犀带。鉴于宋金和议已成，宋王朝以后除去“岁贡”而外，逢年过节少不了还要给金国送礼的。礼品又无非金银器物、珠宝珍玩。北宋的时候，宫中这些东西很多，随手拿几样送出去倒无所谓。但经历了靖康之难和扬州之劫以后，好东西都落入了金人之手，现在要给人家送礼，只能多方搜求了。李纲这个人，在世的时候官家就一直很讨厌；即便他死了，官家也仍然耿耿于怀。前些时，官家突然想到李纲在靖康和建炎年间主持抗金大局时，朝廷对他有过不少赏赐。朝廷对臣子的赏赐档案上都有记载的，官家一查档案，发现那些赏赐中间有三根贵重的犀带。这样的好东西，放在他家里有什么用？就下诏让李纲的家属送回来。当然名义上用的是一个“市”字，也就是买，因为朝廷给了几贯铜钱作为补偿。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此后官家接待金使时，好几次送过犀带一类的礼品，其中想必就有李纲家属奉旨送还的那几根。这种做法，几百年以后又被金人的后辈发扬光大，且总结为两句话：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回头再说赵瑗出宫。关于这件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如是：

壬寅，诏建国公瑗出外第。

总共只有十个字，简略至极，波澜不惊。

但事情本身并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样平淡。如果一定要说平淡，也只能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此前那些明争暗斗的不平淡，才有了二月初七这一天的平淡。

争斗的中心议题是出宫的礼仪。礼仪无小事，皇家更甚。赵瑗出宫的礼仪表面上看都是一些细节问题，例如以后入宫时在哪儿上马，在哪儿下马，可以不可以骑马进入宫门；参加朝会和典礼时的侍班幕次如何安排，是站在宗室的行列里，还是站在皇子的位置上；扈从銮驾出行时，行马在太尉之前，还是在太尉之后；逢年过节要不要去太庙和景灵宫烧香叩头（请不要小看这点“香火”，取得了这个资格，就意味着成了人家香火的传承者），等等。但隐藏在这些细节背后的，则是承认不承认赵瑗皇子乃至皇储的身份，可见兹体事大。

围绕着皇储身份的争斗，主角一般都不是皇储或准皇储本人，而是宦官、后妃、外戚、权臣和所谓的“潜邸亲随”，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皇帝。一个从民间领进来的、虚岁刚十六岁的孩子有什么能耐呢？他不过是别人眼中的一只潜力股，别人不管是买进还是抛出，哄抬还是打压，都是一种利益算计，甚至是一种赌博。以一个人日后能不能当皇帝作为投注的对象，这应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博了。

官家的想法前面已经说过了，他就是三斤半的羊子七斤半的卵——慢慢拖。以前，他拖延的借口是拿年龄说事，“都是小孩儿，且与放行”。现在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不能再拿年龄说事了。这事有点麻烦，承认吧，不情愿；不承认吧，心里的那些想法又摆不上台面。因为皇储乃一国之本，自古储君不立，祸乱之源，这方面的教训不胜枚举。现在皇储长期虚悬，自然会引起各方面的窥测。于是，他干脆不表态，发扬民主，让下面的人说。他相信下面总会有人说出他想说的话。

官家相信的“有人”首先是秦桧。在立储问题上，秦桧是理所当然的反对派，这中间除去迎合官家的阴暗心理外，权力博弈中的利害考量应是主要因素。首先，赵瑗一旦被立为储君，东宫太子的影响力加上将来君临天下的预期，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这对秦桧独相专权的局面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官家通过赵瑗，又多了一条了解朝野动向的渠道；而赵瑗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皇储地位，向官家施加影响，这些都对秦桧操纵朝政极为不利。其次，秦桧在朝中党羽密布，分据津要，几乎可以一手遮天，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赵构在他前面死去，又没有法定的继承人，他就可以操纵废立，而后外恃强邻，内挟强权，逐步取赵宋而代之。这种不臣之心，实际上在秦桧执政的后期已见端倪。据说有一次秦桧找相士张九万拆字，用扇柄就地画个“一”字，张九万祝贺道：“相公当加官爵。”秦桧说：“我位居宰相，爵为国公，复何所加？”张九万解释道：“‘土’上一画，非王而何？当享真王之贵。”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想当皇帝呢？人生在世，所求者无非荣华富贵，而要享世代无穷之富贵，只有当皇帝。因为只有皇帝的子孙可以接下去当皇帝，没有宰相的子孙一定当宰相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除去皇族，一个权力世系若能维持五世，那已经算很长的了，而且最后的下场往往不好。曾经有一个倔强的农民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话说对了一半，你出将入相，官做得再大也不能算是“种”，但当了皇帝就有“种”了，可以一劳永逸了。因此，当皇帝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留下荣华富贵的“种”，让后人世世代代地收获。

但秦桧也没有儿子，有必要给后人留这个“种”吗？从表面上看，他是没有血亲嫡子，现在的一个儿子是从他大舅子王㬇那里承嗣过来的。王㬇的老婆是北宋宰相郑居中的女儿，宰相的女儿脾气都不小，所谓“怙势而妒”自不待言。王㬇喜欢偷鸡摸狗，身边有一个婢女怀孕了，郑氏自然容不得，将婢女逐出门去。这个女人后来生下一子，王㬇就把他过继给秦桧，取名秦熺。一般人只知道秦桧养着人家一个私生子，却很少有人知道秦桧自己也有一个私生子养在人家，而且其身世也与秦熺惊人地相似。秦桧无子，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不行，而是老婆王氏无能。王氏是北宋宰相王珪的孙女，同样“怙势而妒”。看来这些侯门千金都有一种家族病，谁要是自己不想自由，把她们娶进家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年秦桧在北宋任学官时，红袖添香夜读书，顺便把一个婢女的肚子搞大了。不用说，该婢女同样被王氏逐出家门。这个女人后来嫁入了一户姓林的人家，生下的儿子取名林一飞。秦桧南归后，寻访到这个唯一的亲骨肉，自然要着意栽培，现已官至尚书右司员外郎，实际上就是为他老子执掌尚书省。秦桧要整什么人，就让林一飞去示意台谏上书弹劾。秦桧的几个死党曾建议他干脆把这个儿子认下来，秦桧也有此心，但碍于王氏的霸悍，一时未能遂意。但秦桧如果像拆字先生所预言的那样“享真王之贵”，作为龙种的林一飞被立为皇太子是没有问题的。

秦桧反对给予赵瑗皇子待遇，但他也不明说，先做出公事公办的样子，叫吏部、礼部、资善堂和太常寺等部门去制定有关的礼仪。他知道官家的心思，如果那些人搞出来的礼仪不合圣意，他再站出来说话不迟。那样既可以让官家高兴，又可以趁机打击那些拥护赵瑗的持不同政见者。

官家身边有一个叫吴才人的女人。才人是嫔妃的一种封号，并不是说她有才。但这个吴才人倒确实有才，她出身于东京一个珠宝商人的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不仅知书识理，而且工于翰墨，再加上很有心计，因此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却很得官家的赏识。立储问题向来就是后宫矛盾的焦点，深宫孽海，波诡云谲，其中的争斗，即使说你死我活也不为过分。因为母以子贵，谁的儿子被立为皇储，她将来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太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了。官家后宫中的这些女人虽然都没有生育，但他有两个养子，分别由张婕妤和吴才人抚养。婕妤也是一种封号，比才人要高两级。张婕妤的优势在于她的身体语言——长得漂亮，因此很得官家宠爱。两个女人，一个有才但不很漂亮，受到赏识；一个漂亮但不很有才，受到宠爱。赏识和宠爱还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两个女人的封号上，而且体现在她们抚养孩子的分工上，张氏抚养哥哥赵瑗，吴氏抚养弟弟赵璩。赵瑗天资聪颖，而且又先入宫，被立为皇储的呼声很高，这自然是吴才人不愿看到的。这些年来，她一方面暗地里为赵璩力争，让两个孩子至少处于并列地位。赵瑗被封为建国公，她马上给官家吹风，也给赵璩封一个吴国公。另一方面又极力怂恿官家拖延立储，目的是拖中求变。绍兴十二年二月初，她期待的变化果然来了，那个因漂亮而得宠的张婕妤红颜命薄，突然病死，赵瑗由吴才人一并抚养。按理说，赵瑗现在也成了她的儿子，她不应该再阻挠立储了。但这个女人的心机很细密，她以前一直是唱衰赵瑗的，现在赵瑗刚刚来到自己身边，对自己还没有感情，这时候就立他为皇子，他肯定不会感激自己。反正两个孩子都在自己膝下，孰亲孰疏，再慢慢考察不迟。这个吴才人——后来的贵妃、皇后、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很不简单，在南宋前期整整七十年的政坛上，她的身影一直时隐时现，贯穿于高孝光宁四朝，甚至在一段非常时期还曾经有过垂帘听政的短暂表演，但那是我在另一部书中的情节，暂且按下不表。

吴才人的这些想法，自然会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官家，后宫裙带，枕畔香风，从来就是影响政坛的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这些都注定了赵瑗的出宫之礼不会云淡风轻。

再说“潜邸亲随”。“潜邸”这个词是指皇帝即位前所居府第，当年的“潜龙”——也就是太子——周围的那些人，亦称之为“潜邸亲随”或“潜邸旧人”。这些人无疑都是太子的基干力量，因为一旦太子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都会飞黄腾达，成为新皇帝的股肱重臣。北宋时期，潜邸亲随不仅升迁超常，而且受到极大的信任。对此，时人张方平在上奏中有过这样的批评，他说的虽然是军职，其实文官也差不多：“臣窃见国朝故事，所除军职，或以边功，或以劳旧，或以肺腑。”这个“肺腑”实在是神来之笔，用以指代潜邸亲信，不仅贴切得无以复加，也不仅蕴含着灵犀相通的感情色彩，还有几分令人猜度的吊诡意味。潜邸亲信当初的品级都不高，只不过是太子身边的教师或跟班一类，而日后的前程却是如此灿烂，实在令人艳羡不已。但要说这样的差事坐赢不输，那也不见得。就投资学的基本原理而言，大凡收益越高，则风险越大，这是成正比的。特别是帝王有诸多王子，接班人意向不明的情况下，一旦介入了立储之争，其后果要么上天，要么入地。因为事涉皇权继承，这个家族内是没有一点人情味可言的，那种窝里斗也比其他的任何家族更加你死我活。新君即位，对自己亲信的封赏自然有如春天般的温暖，对对手的报复也肯定会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既有大是大非，必有大悲大喜，就像一句民间俗语所说的：抬棺材拾到银子——哭的哭，笑的笑。

赵瑗九岁就入资善堂读书，他身边的亲信随从自然也有一个小圈子，而且在这个小圈子的外面，还会有一个大圈子。在他出宫的礼仪问题上，这个圈子里包括两种人，一种是认为应该给予赵瑗皇子以至皇储地位的人；一种是认定赵瑗日后必能成为皇储以至继承皇位的人。前面一种人是卫道者，后面一种人是投机者。但无论卫道还是投机，大抵都有一种共同的判断：官家本人无子，这是几乎可以铁定的；如果能有，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内也早就有了。既然官家铁定无子，那么赵瑗成为皇储就是迟早的事；既然赵瑗迟早要成为皇储，自己何不早点登上这条船，且划上几桨呢？

现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就集中在资善堂、吏部、礼部和太常寺，可以想见，由他们制定的礼仪肯定是为赵瑗量身定做的：他不仅应该享受皇子的规格，而且还要为日后的皇储地位预留伏笔。他们也预见到这样做有相当的风险，便采取了一种“大呼隆”的做法，要求大家在奏章上联合署名，这样既显得人多势众，又可以规避风险，一旦风向不对，可以用“集体意见”来分解个人责任。这种联合署名看似齐心协力，其实掩盖了各人内心不便示人的蠢动，原先各人的那点小算盘只藏在心底，他可以表达，也可以不表达——不表达也不一定就会被划入反对派。但现在不行了，一纸奏章摆在面前，署名还是不署名，实际上就形成了要么拥护要么反对的尴尬局面，你无法沉默，也无法支支吾吾。那么就署名吧，众目睽睽之下，谁愿意被贴上一块反对的标签呢？

只有一个人没有署名，此人名叫施坰，官居太常少卿，也就是太常寺的二把手。与前面所说的那些人相比，他对形势的分析要更务实一些：官家的态度甚可玩味，宰执大臣则明摆着是唱反调的，风向如此，赵瑗这次很难以皇子身份出宫。至于他日后继位的前景，那应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几十年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在用不着急急忙忙地登上他那条船。鉴于这样的形势分析，他决定赌一把：不在奏章上署名。

关于几个部门的联合奏章如何被驳回，接下去又如何重新拟定礼仪规格，这中间的情节后人不甚了了。我们只知道，二月初七这一天波澜不惊，赵瑗出宫时的身份仍然是官家的养子。

赵瑗出宫时波澜不惊，并不说明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腊月的债，还得快，十八天以后，也就是二月二十五日，开始追究了。事关政治原则，“集体意见”并不能分解个人责任，“集体意见”就集体罢免，在奏章上署名的七名官员全部落马，其中包括吏部和礼部尚书、资善堂翊善、礼部侍郎、太常寺丞等。他们的罪名是：

专任己意，怀奸附丽。

这个罪名很模糊。专任己意，“己意”是什么内容？不清楚；怀奸附丽，“附丽”的是什么人，也没有说。但相信眼明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施坰是唯一的收益者，他不仅“居职如故”，而且不久就调任礼部侍郎。礼部的班子在这次事件中几乎全烂掉了，调他去是为了加强领导。虽然都是副部级，平行移动，但两个部门的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太常寺只负责祭享宗庙一类差事，与鬼为邻，闲曹冷灶，当然也没有什么油水。与之相比，礼部却要吃香得多。礼部要参与考论典制，历来都遴选有名望的大儒主持，故有南宫舍人之称。这当然只是虚名，但实权也不小，它最大的权力就是主持科举考试。科举是文官的进身之阶，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宋初规定，五品以上官服为朱色，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色，但“朱紫贵”须是“读书人”，只有从科场考出来的功名才是正途出身，那是官场上的硬派司。即便是专为照顾干部子弟而举行的“锁厅试”，也还是要“试”一下的，通不过就不能提拔。这实际上就赋予礼部半个中组部的功能，可见不是个冷衙门。施坰从太常少卿调任礼部侍郎，无疑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他这一把赌赢了，赢得盆满钵满。

但是与赵瑗有关的礼仪问题才只是开了个头。又过了不到两年，绍兴十四年正月，秀州城里死了一个退休的六品朝奉郎，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消息传到临安，却在朝廷内部引起了一阵波澜，因为这个叫赵子偁的人是赵瑗的生父。自己的亲老子死了，赵瑗要不要服丧呢？这又是一个礼仪问题，而隐藏在这个礼仪问题背后的，同样是对赵瑗身份的定位。官家还是老办法，令群臣集议。经过上一次事件，赵瑗的那个圈子已是人仰马翻，剩下的也不敢饶舌，只能听凭秦桧的党羽们在那里大讲人伦亲情，并异口同声地主张“持服，则非本朝典故”。所谓“典故”，就是历史上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而秦桧的党羽们所说的“典故”，就是宋英宗赵曙为生父赵允让服丧的事。但他们在这里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小伎俩：当年赵曙是在为父亲守丧期间被仁宗立为皇子的，也就是说，赵允让死的时候，赵曙还没有过继给仁宗，他当时的名字也不叫赵曙，叫赵宗实，他当然应该服丧。而赵子偁的这个儿子早在十二年前就过继给了官家，名字也从赵伯琮改成了赵瑗，从伦理上讲，他已经不再是赵子偁的儿子了，现在要他依照赵曙的“故事”去给赵子偁服丧，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他是官家的皇子。对于这样的处理意见，官家当然乐得批准，他用民主集议的形式，又一次表明了自己还不准备立储的心迹。

这样，到了绍兴十四年正月，赵瑗又穿上丧服，成了一个六品朝奉郎灵前的孝子。在这期间，秦桧又以持服守丧不当给俸为由，扣除了赵瑗的俸禄。小人毕竟是小人，即使当了宰相也仍旧是小肚鸡肠。其实对于赵瑗这个身份的人来说，几两银子算什么呢？但人家就是要捏手掐脚地算计你，弄得你不舒服。从这种小事上亦可以看出，秦桧是把赵瑗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来看待的，在阻挠立储的背后，他确有不臣之心。官家看到赵瑗的俸禄被扣，只得“自出内帑，月如所除给焉”。这倒也不能说是虚情假意，因为他与秦桧不同，即使在传位问题上，他的对手也不是赵瑗，而是自己，自己没本事弄出个儿子来，皇位终究还是要传给这个养子的。说到底，他只是还没有死心，想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而已。

无雨的江南

古时候称二月为如月。《尔雅·释天》中有“二月为如”的说法，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郝懿行的释义是：“如者，随从之意，万物相随而出，如如然也。”

这个“如如然”很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情态。

二月十五日是花朝节，相传这一天是百花的生日，“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今年的花朝节正值春分，节气中的春天一般是从立春开始的，但人们视觉中的春天却要等到春分才姗姗而来。再过几天，桃花水一下，那就不光是满园春色关不住，而是漫山遍野的浩大春景了。

赏花是这个月里理所当然的娱乐，“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杏花性子急，比桃花李花都要开得早，春分一过，就有点迫不及待了。而且据说杏花还很风流，遇上花不浓或不结果的树，只要挂上少女的裙子，就会花繁果满，这当然很有意思。陆游笔下的杏花说的是临安的市井风情，皇宫里自然要更富丽也更讲究些的。修内司的太监们早就开始排办花市了，他们最擅长的是锦上添花，例如把园子里的花木一株株用绸缎装点起来，即使还没到开花的时候，也是姹紫嫣红的妖娆。花开了，又把花盆搬弄到大厅里，摆出什么吉祥的图案和福禄寿喜之类的字，那就真是花团锦簇了；或者选花形好的连着枝条剪下来，插在各种器物里，作为案前清供。那些花瓶自然都不是寻常器物，最普通的也是官窑定制的雨过天青瓷瓶，还有从泉州上岸的大食玻璃以及名贵的碾玉水晶金壶，连挂在上面标着花名的小牌牌也是象牙的玩意。有时候还要效仿西湖的花市，让小太监在花间摆摊交易，甚至“列肆关扑”——做一种用赌博的方式进行买卖物品的游戏，那交易的都是些与花有关的小物什，虽值不了几个钱，但若能赚得嫔妃们的展颜一笑，也就够了。

西湖是行都最大的盆景，也是官家最神往的地方。自元宵收灯以后，临安府就着手整治西湖，包括南山和北山的规划修葺，亭馆桥廊的油饰妆画，湖滨园林的花木栽培，总共的费用为二十万贯。这笔钱不用从府库里支出，而是依照惯例，由负责管理酿酒行业的“检点酒所”赞助。对于偌大的西湖来说，二十万贯实在算不上大数目，相比于宫内的消费，甚至只能算是一点毛毛雨。宫内的那些消费，这里只说一样。早在二月上旬，福建漕司进贡的第一纲蜡茶就入宫了。福建瓯县的“北苑茶”驰名已久，五代时期，南唐北苑使善制茶，其原料即取自瓯县，故名“北苑茶”。这个季节的新茶是什么价钱呢？一个相当于腰带上那块椭圆形饰物那么大、被称之为“銙”的小盒子，装上几撮茶叶，价值竟为四百贯。而实际上，“仅可供数瓯之啜耳”。福建漕司进贡的这第一纲茶叶，总共为一百銙，你算算这笔账。整治西湖，说到底是为了讨官家一个喜欢，每年开春以后，官家都要带着嫔妃们来湖上游赏的，到时候满眼绿树繁花，龙心大悦，区区二十万贯铜钱就连毛毛雨也算不上了。

寻常百姓若要赏花，走出城门也有几个好去处，例如钱塘门外的玉壶和古柳林、钱湖门外的庆乐园和小湖园。嘉会门外的包家山以桃花最为著名，满山的桃花开了，云蒸霞蔚一般。张太尉张俊家的花园也是很有名的，但那是私家花园，人们只能站在高处看上几眼。最好的去处自然还是余杭门外的东西马塍。塍的本意是指田埂，马塍就是养马的荒地。五代和北宋时期这里都是朝廷的军马场，到南宋初年的苗刘兵变前，仍是神勇步军和神锐马军的教练场所。也许正是长期的马军操练，马蹄将土壤踏成粉尘，又留下大量马粪等优质肥料，使得这里成了临安著名的“花都”，所谓“马塍东西花百里，锦云绣雾参差起”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作为行都最具盛名的鲜花种植栽培基地和营销批发中心，这里的花卉都是贴上了商品标签的，如果有人还想寻一点淳朴自然的野趣，那就不妨到乡村去看菜花。

那乡村里满田满垄的菜花也是一道风景哩。

油菜从食用蔬菜被栽培成以菜籽榨油为主的作物，转型期恰在南宋，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出现了“菜花”一词。虽然最早以菜花入诗的是晚唐时期的刘禹锡，他在著名的《玄都观》中写出了“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的诗句，但这里的菜花显然是作为食用蔬菜栽培的。但到了南宋时期，随着油菜从菜畦进入了大田，文人诗词中的“菜花”也大量出现。历经高孝光宁四朝的项安世有一首诗，题目很长：《自过汉水菜花弥望不绝土人以其子为油》，几乎就是一篇内容提要，其中开始两句为：“汉南汉北满平田，三月黄花也可怜。”这里传递了两个极具农业史价值的重要信息，一是当时油菜的种植面积之广，所谓“弥望不绝”就是极好的写照。其二是油菜的功用说得很明确：“以其子为油。”汉水流域如此，江浙一带当然更甚，这在陆游、陈造、范成大、舒岳祥等人的诗中都有呈现。“菜花随麦长，田水入池平”写的是浙东宁海风光，而“芜菁满地花，柳絮漫天白”则是诗人在任嘉兴县尉时所作。“芜菁”即为油菜，从诗中的“满地花”我们可以想见江南地区大面积种植油菜的壮观景象。

在所有农作物的花中，大约只有两种可以称得上华丽，一种是向日葵，另一种是油菜花。向日葵传入中国较晚，这里就单说油菜花，那是一种华丽的高贵，又是一种华丽的朴实，好大一片烂漫的金黄色，汪洋恣肆，云霞一般铺展开来，你只能用华丽来形容。虽然菜花是乡土气的，人们一般也不会把它和华丽联系在一起，但华丽有时是一种气势，本来并不华丽的个体，汇聚在一起就有了华丽的视觉冲击力。菜花开了，乡村里到处浮动着若有若无的香气，那香气不妖娆，不媚俗，是平民品格的质朴，又有着乡野风情的浪漫，足以让人陶醉的。蜜蜂和蝴蝶飞来了，追逐着香气也追逐着明媚的春光。女人们从田间走过，衣衫上沾满了金色的花瓣，于是走到哪里，蜜蜂和蝴蝶就跟到哪里，真可以用“招蜂惹蝶”来形容。有时候，菜花也被女人们插在发髻上，就那么极随意的几枝，却使女人整个地鲜亮起来、生动起来，一颦一笑都流溢出不着铅华的自信，这是乡村妇女特有的“艳福”。

过了年，天气渐渐转暖，江南的春耕就开始了。二月初一是中和节，也是春耕的启动仪式，这一天官家要亲行躬耕，并象征性地赐给百姓五谷种子，以示奖励农桑。民间也在这一天用新酿的宜春酒祭祀勾芒神——那是专门掌管植物生长的神祇——祈求丰收。但今年遇上了春旱，立春后有一个节气叫雨水，这说明春雨的重要。有经验的老农早在上一年冬天就预见今年少雨，因为每年立冬后的逢壬日谓之入液，至小雪出液，这期间得雨谓之液雨，无雨则主来年干旱，故有农谚云：“液雨不流箨。高田不要作。”上一年不仅没有下液雨，而且整个冬季一直雨雪偏少，进入正月以后，索性一滴雨也不曾下。老天就像一个不识时务的浪荡子，不管你怎样忧心如焚，他都是喜笑颜开的好脸色。迎神求雨的社戏到处锣动鼓响，可东风吹，战鼓擂，老天就是不肯换一副面孔。广袤的江南大地有如嗷嗷待哺的弃婴，被干旱折磨得奄奄一息。各地由于干旱引起火灾的奏报不断送到朝廷，二月，镇江大火、芜湖大火、池州大火、太平州大火。三月初三，清明节的后一天，行都临安又发生了火灾，还差一点延及太庙。清明前的桃花水历来是农家的命根子，有“一寸桃花一寸金”的说法，这时候麦子正圆身拔节，遇上卡脖子旱，夏熟的收成就很难指望了。而冬闲的土地要翻耕播种，也苦巴巴地等着雨水的滋润哩。

百姓急，官家也急。百姓急是因为自己的肚皮，每年的春荒是最难熬的日脚，贫下小户为了度荒，连坛坛罐罐里的种粮都倒出来吃光了，原指望新麦登场以后能吃上几顿饱饭，再用麦子兑换秋熟的种子。如果夏熟的收成打了折扣，再缴去租税，不仅吃不上饱饭，秋熟的种子还要东挪西借，一年的日子就没有巴成了。官家急是因为国脉所系，在乎农桑。宋室南渡以后，朝廷困于立国之需，一直奉行战时财政体制，对百姓的征敛相当苛猛，以至朱熹认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这个“刻剥”当然是动词，也当然比我们后来所用的“剥削”要更形象。在一个农耕社会里，朝廷的“刻剥”主要来自农业。羊毛出在羊身上，土地上的收成不好，税赋就成了无源之水。若征收不足，则政府无法运转，再加上给金国的“岁贡”，财政势必陷入危机。若催逼太急，又容易激起民变，一旦出了大事，动用军队，花的银子就更像流水似的了。这是就国计民生的大局而言。即使从小处看，春旱也并不遥远，例如朝廷诸军的五万多匹军马，每天都要喂大麦和豌豆，喂了这两样东西才能强筋骨、长耐力。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就是给它吃山珍海味也是白搭。因此官赋中的“马料”一色，就是夏熟的大麦和豌豆。这就是说，如果春旱加剧，夏粮歉收，大麦豌豆征不上来，连军马都会跑不动的。

前些日子，官家去天竺山敬香。天气仍然一如往常的晴好，沿途的风景也很养眼，这无疑是一年中最适宜出行的季节。途中经过一处叫九里松的地方，官家又顺便看了自己写的“九里松”匾牌。这里原来的牌子出自大书法家吴说的墨迹，去年官家经过这里时，应地方官员之请，御笔亲书“九里松”三字，替换了吴说的牌子。上路以后，官家仍丢不下对吴说的欣赏，认为吴的字绢秀大雅，如春风著纸，运笔之间有虞世南、黄庭坚的神貌。又说自己反复写了三遍，现在看来，终究不如吴说的那块。銮驾不紧不慢地迤逦而行，路转溪桥，竹外桃花，官家的心情也很不错。但这样的好心情却被一幅人力拉犁的画面破坏了，那是怎样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图景啊！一张原始的木犁，把一家三代拴在一起，他们的形体姿态组合成一尊力的雕塑。老者在后面扶犁，青年夫妇和几个孩子在前面背着套绳，那样子就像拴在绳子上的一串蚂蚱。仲春天气还带着寒意，可男人却打着赤膊，阳光软软地照下来，映着他那斜斜地朝向天空的脊梁。拉犁的人一律弯着腰，身子向前倾过去、倾过去，和地面成一个危险的锐角。江南多硬质黏土，天一干，更是硬得像石板似的。犁铧艰难地且进且停，划出浅浅的一道痕迹——却仍然是白的。夹在男人和孩子之间的是一个女人，有一绺黑发从额前垂下来，几乎垂到地面了。她捋起头发抿上耳根的当儿，稍稍扬起头来，于是官家看到了一张在宫中从来不曾看到过的那种女人的脸，虽然看不清眉眼和肤色，但那张脸就叫农妇。

这样的画面以后又一再出现，以至成为春日乡野上的一道风景，尽管拉犁人的组合不尽相同，但那些身姿却书写着同样的艰难生计。官家的心情黯淡了，他不是一个昏聩之主，从各级的奏报和官员陛见的述职中，他对民生疾苦也是有所了解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例如江南地区的地租一般来说都是五五中分，但是这中间还要看佃户是不是用主家的耕牛和农具，如佃户用田主的耕牛，则田主取六成，“谓之牛米”。这个“牛米”厉害啊，光是这一项，就占去了一成。还有些贫穷的佃户，连农具和种粮也要田主提供，则又要减去二成。佃户辛苦一年，最后只能得到二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农户为什么要用人力拉犁了。因为农具和种粮这两项你没有就是没有，是无法替代也无法简省的，只有耕牛一项，可以用自己的力气和汗水来置换。为了那一成的“牛米”，他们只得背上套绳，低头弯腰，在春日的田野上演示一幅力的雕像。人的力气毕竟和牲畜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当牛做马”一词才被用来形容极度的劳役。但对于那些贫苦农民来说，这样做也许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力气和汗水。俗话说：“力气不是财，用掉有得来。”如果他们也能用力气和汗水来替代农具、替代种子，从而能够挣到收获的五成，那该多好！诗人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其实早在禾苗出土之前，那土地已经被汗水浸泡过多少遍了。那些农夫和农妇们肩上背负的，不仅仅是一张原始的木犁，而是整个宫廷的靡费和满朝文武的俸禄，是艰难前行的大宋王朝啊。

乡村田间人力拉犁的镜头，显然深深地触动了官家，贫瘠的土地和更贫瘠的脊梁，那不是风景，而是王朝的病灶。对于农耕民族来说，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牛耕田曰“犁”，牛拉车曰“牵”，这从篆文的原始字形中都可以看出来，因此，尊重牛，爱护牛，轻易不杀牛，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他也认为喂养鸡、猪和狗，用来杀了吃肉是很正常的事，但他没有说到杀牛。杀牛往往是重大祭祀活动，即所谓的“太牢”。耕牛金贵啊！绍兴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官家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令福建漕司买牛发来临安，借与没有牛的贫困户耕作。第二件是叫人画了一幅人力拉犁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左右，“庶不忘耕穑之艰难”。两件事做好了，又上纲上线地做了一番总结：

汉文帝每下诏，必曰农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谓知民事之本矣。

这中间有没有作秀的成分呢？当然有，因为作秀从来就是领导艺术的一部分；但也不全是作秀。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是当家人，本朝税赋之重他是知道的，但也没有办法。包养知识分子，要花钱；包养武人，要花钱；通过“岁贡”买太平，也要花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只能向民间征收。小民的艰难和贫困，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的一种宿命。所以要发展生产，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发展不光是让权贵和富人发财，富人和权贵当然应该吃肉，但也要让穷人喝一口汤。如果他们连汤也喝不上，那就是竭泽而渔，弄到最后谁也没有肉吃没有汤喝。汉文帝务本舍末，奖励农桑，开创了西汉初期“文景之治”的全新局面。他这个人比较讲究实际，甚至在临死前还下了一道遗诏，要天下臣民祭祀他只在三天之内，过了三天，就要脱去丧服，该干活的干活，该婚嫁的婚嫁，该喝酒吃肉的照常喝酒吃肉。都说他是无为而治，其实他是大有作为的，文景两朝凡四十年，历来被史家誉为盛世。盛世不是王婆卖瓜自己喊出来的，而是要后世公认的，几千年来被后世公认的盛世能有几个？

官家喜欢读史，也喜欢拿历史说事，这次是拿汉文帝说经济政策，而就在几天之前，他还说过另外一番话：

征战之事，各有地利，北敌骑兵，虽中国所不能及，若要驰骋于江淮，恐未易得志。

接下去便列举了孙吴之对抗曹魏、东晋之对抗苻坚、拓跋氏虽雄踞中原而历六朝衰乱，却终不能奄有江表。真可谓纵横捭阖，雄论古今，侃侃而滔滔，但中心思想无非是说江南可踞，偏安有理，我们不用去招惹人家，也不用唱什么收复中原的高调，就守住江南这一亩三分地，图个长治久安。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汉文帝也好，吴大帝也好，东晋六朝也好，这些符号加在一起其实就是官家的执政理念：对外苟且偷安，不生事端，当好小媳妇；对内发展经济，休养生息，过好小日子。

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恰好可以作为这种执政理念的一条注脚。

宋金和约签订以后，接下来就是具体落实条约中的有关条款。从二月十五日起，两国代表开始划分边界。从纸上虚拟的指向到地面上山川原野的勘定，这中间自然有不少纠纷，也自然都以宋方的退让来了结，这些都不是问题。为了讨好金国，宋方还主动做出了一些亲善示软的举动，例如改四川岷州为西和州，这是为了避早已死去的金太祖完颜旻的名讳，以表示承认大金是宗主国，自己是臣子。那么就西和州吧，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不就是一个“和”吗？再一个问题就是遣返北人，这中间包括南宋初年所遣使臣的家属。那时候南宋方面急于求和，始终以各种名义死皮赖脸地遣使北往。而金人又不给面子，连起码的外交礼仪也不讲，这些使臣都被扣押，有的还被迫接受了金廷的官职。建炎二年，官家寻求出使金国的使臣，既然有去无还，大臣们一个个都像缩头乌龟似的，只有宇文虚中慨然应诏，以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充大金祈请使。只要看看“祈请使”这样的名字，就知道这种差事有多屈辱。宇文虚中当然也被扣押。次年，由于宋金关系略有松动，金方放宋使南归，宇文虚中说：“二圣未归，我不能回去。”独留虎狼之地。由于他仪表堂堂，才华出众，金人很看重他，给他加以官爵。但宇文虚中始终心系故国，每每派人持密信告以金国动向，还想方设法干扰金人的南侵计划，实际上充当了宋方的卧底。

绍兴十一年年底，金方移文南宋，索宇文虚中家属北迁。宇文密奏官家：“若金人索我家属，就说我的家属早已在靖康之乱中失散。”这本来是一个很好打的马虎眼，但官家担心得罪金人，于碍和议，不仅不保护这位赤胆忠心的功臣，反而亲自下诏派中使前往闽中执行。或许他的想法是，让宇文一家在北国团聚，也好无牵无挂地为金人效劳，省得他人在曹营心在汉，惹是生非。希望自己的忠臣死心塌地为敌人服务，这样大度的君王真是少见。宇文虚中有两个儿子，长子师瑗，次子师琮，都居于闽中。宇文氏一家想把小儿子师琮留下来延续宗嗣，可守臣程迈不允。师瑗便叫姐夫赵恬用海船带着师琮逃往温陵，自己去临安应命。程迈得知，派人从海上把师琮截回。师瑗到临安上疏请留其弟，朝廷亦不允，强行把宇文虚中的妻子黎氏与全家老小送往金国。而就在宇文一家从闽中扶老携幼地北上时，福建漕司的耕牛也按期发送临安，两拨人“牛”，走的应该是同一条路线。

宇文虚中的家属走了，福建漕司的耕牛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都是值得官家高兴的事。

三年后，宇文虚中暗中联络义勇之士及内外官员七十余人，密谋在祭天大典时劫杀金主完颜亶，挟钦宗夺兵杖南奔。事败，全家百余口被活活烧死，悲惨之状，据说连苍天都为之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