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止步罗湖桥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几乎同时，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英勇之师所向披靡，捷报不断传来，这让仍在江北的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的将士备受鼓舞。两广纵队在东江纵队的基础上组建，干部和战士主要是广东人和广西人，其中有些人的老家就在宝安、坪山、大鹏半岛，眼看着就要渡江南下，干部战士个个摩拳擦掌，坚定信念打回华南，解放两广，解放家乡。

北撤转南征　不越樟木头

时间回到1946年6月。在广东坚持抗战八年多的东江纵队听从党中央的命令，从大局出发，以战斗骨干为主组成北撤部队，6月29日下午，在深圳大鹏半岛沙鱼涌海滩集结。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6月30日清晨，东纵（包括珠纵、韩纵、南路、桂东南等部队的部分骨干）2583人，分乘美军提供的3艘登陆舰，徐徐驶离大鹏湾。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和同志们登上甲板，使劲挥动手臂，向留下坚持斗争的战友和前来送行的乡亲们告别。曾生是龙岗坪山人，很多干部战士也是这一带人，为了和平，为了革命，他们要离开熟悉的土地，奔赴遥远的北方。将士们一起高唱起《北撤进行曲》：“为了广东的和平呀！我们要离开战斗的故乡，我们要奔赴新的战场，辞别了亲人，告别了战友，飘过海洋到遥远的北方……”这悲壮的歌声，随着海风在大鹏湾上空飘荡。

东江纵队情报处长袁庚也在北撤之列。袁庚是大鹏镇水坝村人，“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加入东江纵队。抗战期间他负责港九地区的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东江纵队驻港联络处主任，作为东纵代表与英军代表谈判。为了革命，袁庚已说不清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往返了多少次。他可能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再回到香港，再到深圳蛇口，炸响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第一炮，成为改革开放、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启幕的前奏。

北撤部队经过5天5夜的海上航行，顺利到达山东烟台，受到胶东军民的热烈欢迎。按照党中央安排，北撤部队仍保留东江纵队的名义，全体人员进行集中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参加实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1947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北撤部队为基础组建两广纵队，任命曾生为司令员。党中央交给两广纵队的任务非常明确，要求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成为一支万余人的战略性部队，最终目的是按照统一部署与其他部队协同解放华南。1947年8月1日，在山东滨县正式举行两广纵队成立大会。两广纵队隶属华东野战军，经过多次战斗锻炼，特别是经过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大兵团作战的锻炼，从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从小部队作战到大兵团作战，成长为一支坚强的野战部队。

1949年3月，为解放华南，两广纵队调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建制。

1949年7月上旬，两广纵队奉命渡江南下，部队陆续由湖北黄石港横渡长江，进入江西省境，9月初抵达赣州待命。

9月11日，新成立的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扩大会议，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主持会议，他不久前从北京接受中央命令后赶来。会上讨论和决定了解放华南的作战计划，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配备，支前工作以及接管城市的政策，外交方针和对付帝国主义的封锁等问题。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再召集曾生和执行入粤先遣任务的几位同志谈话，他明确讲：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广东人民对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但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帝国主义，要告诉广东的同志不要把对象搞错了。在这次谈话中，叶剑英还特地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暂时不动香港”，要求部队不能越过樟木头一线。对先遣组同志的任务交代完毕，叶剑英又单独问曾生，两广纵队回到广东后有什么打算？曾生回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叶剑英点点头，补充说，广东解放后，你们可以一部分干部和部队集中驻守珠江三角洲，另一部分分散到各区去，加强各区的工作。你们驻守珠江三角洲，面对香港、澳门，对内要搞好治安，对外要加强监视，但要避免发生涉外事件。叶剑英最后强调，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抓好。

9月28日，广东战役联合指挥部正、副司令叶剑英、陈赓签发了广东战役“战联字第一号作战令”：命令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为右路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为南路军，指定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华南分局副书记林平（又名尹林平）统一指挥。任务是于10月20日行进至广州、虎门之间地区，截断敌人的南逃之路。

以上内容可见曾生的回忆录。从历史上可知，樟木头因古时周围长满樟树，故名。明置樟木头营，距今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从地图上看，樟木头为粤港要道，1911年广九铁路建成通车，樟木头站是当时广九铁路的大站之一，从樟木头到罗湖桥不到50公里。如果部队到樟木头，再抵达深圳河上的罗湖桥，进入香港可以说易如反掌。

由此可见，1949年9月，党中央对不打香港已有明确的战略布局，两广纵队的任务也规定清楚。有文章说“解放军不打香港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这是没有根据的。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两广纵队9月30日从赣州附近驻地出发，10月8日进入广东省和平县地区。回到离别不久的革命老根据地，见到留下坚持斗争的战友和热情的乡亲，同志们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此后，部队快速挺进珠江三角洲，执行任务，从11月起，展开珠江地区沿海岛屿的作战。其中在11月15日，两广纵队炮兵团长袁庚派两个排组成战斗队，攻打深圳蛇口西面伶仃洋上的大铲岛。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解放军顺利攻占大铲岛。

到1950年12月，两广纵队攻下敌人在广东沿海残存的最后一个小岛——蚊尾洲，全歼守敌。至此，广东沿海的岛屿全部解放。

领袖有远略　着眼大布局

1949年9月，党中央对人民解放军不打香港早已有明确的布局。事实上，从历史文献可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1946年12月，毛泽东对来延安访问的西方记者说，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以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4卷，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1949年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于1月31日秘密来华，辗转到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在与米高扬谈话时说道：“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94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可见毛泽东高瞻远瞩，并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命令人民解放军打香港。不过，在实际中这里还有若干具体问题。

1949年6至7月，周恩来委托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向熟悉香港问题的同志多方征求意见。此时，中共中央已定都北京。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势如破竹，解放华南，进逼香港，指日可待。

廖承志在当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他出身革命世家，其父廖仲恺、其母何香凝均为国民党左派重要人物，曾辅弼孙中山建国。廖承志追求革命，16岁加入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愤而脱党，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受中共派遣到德国汉堡做中国海员工作，曾任“国际海员工会”执委等职。1932年回国，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4年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2月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被张关押并开除党籍，被押解参加长征。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经周恩来解救获释，他恢复党籍，被安排到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正是因为周恩来早与廖仲恺相识，对廖承志熟悉，在“七七事变”后，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对此，毛泽东举手赞同。当时毛泽东习惯晚上十一二点到红色中华通讯社看新编发的消息，与通讯社的几位同志都熟，也了解廖承志的能力。廖承志接到任命后，毛泽东曾专门找他谈话，给予鼓励和建议。与廖承志一起赴港筹建办事处的还有潘汉年等人。后来潘汉年到内地做情报工作，也经常往来香港，可见廖承志与潘汉年熟悉。而廖承志在港辅助宋庆龄成立“保卫中国大同盟”，宋庆龄担任主席，廖承志担任负责实际工作的秘书长。1942年廖承志离港在粤北被俘，1946年出狱后即到陕北工作。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了团结在港的民主人士，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中央再派潘汉年赴港，参与中共香港分局和中共华南局的领导工作。1948年末，根据中央指示，潘汉年不顾港英当局阻挠和敌特的破坏，排除万难，分批将民主人士等350余人，从海路安全送到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从而为新中国输送了一大批宝贵财富。另外，他还亲自部署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和中国民航在港员工起义。

因潘汉年曾在上海有地下工作基础，上海解放伊始，中央即派他到上海，陈毅任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同时兼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等职。

从潘汉年的经历，可见他非常熟悉香港的情况，出于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考虑，潘汉年向中央提出了以下具体建议。

人民解放军不宜进驻香港。因为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它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

廖承志赞同潘汉年的看法。他认为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

廖承志补充建议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港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内地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越往以后，越会为大家所接受。

周恩来本人对香港也有一定认识。他早在1924年从欧洲回国时就到过香港，住在香港大学附近。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曾辗转到香港治病，在中环、上环、九龙等地都留下足迹，这些经历让周恩来对香港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有深远的考虑。

可以说，正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周恩来的具体运筹，并采纳了潘汉年、廖承志等人的建议，才有了中央对香港的基本决策，从而有了两广纵队的明确任务：挺进珠三角地区，但不能越过樟木头一线。

解放广州城　止步罗湖桥

1949年9月28日，广东战役联合指挥部正、副司令叶剑英、陈赓签发命令，下达了解放全广东的任务。按照部署，第四野战军第四兵团的三个军沿粤汉路南下，占领韶关，直取广州；第十五兵团的两个军，经翁源、从化等南下，形成对广州的钳形合围；两广纵队组织广东地方部队由和平、龙川等地东进到东莞地区，切断敌人的南逃退路。

10月13日，左路军从北、东两面逼近广州，右路军则从西面逼近广州。

广州城里早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代总统李宗仁乘飞机逃往重庆，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往台湾，余汉谋、薛岳则逃往海南岛。广州城及周边国民党部队向西江地区撤退，市区只留下少数部队作掩护。

获悉广州守敌西逃，战役指挥部于10月14日12时迅速调整部署，其中，两广纵队从博罗、惠阳越过广九铁路插至虎门，阻击沿珠江南逃的敌军；第十五兵团第43军、第44军沿广花公路向广州市区攻击前进。

第43军先头部队第128师于10月14日18时许，行进到广州市东北郊，然后突入市区，21时，占领总统府、行政院、省政府、警察局等机关。

同时，第44军先头部队第132师也从东郊进入广州市区。随后，大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入城，在10月15日拂晓前占领了广州全城。

至此，华南地区最大城市广州宣告解放。

随着广州解放，兵锋直指香港。10月17日，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第129师和两广纵队攻克惠州。将士们士气高涨，欲乘胜前进到深圳河，跨过罗湖桥直入香港。不料上级命令，部队前进到布吉待命。布吉距罗湖桥仅有10公里，保持这么近的距离，可见上级对香港之慎。事实上，党中央考虑到深圳是通往香港和国外的重要通道，为避免与深圳河南岸一线的港英当局发生边界冲突，引起国际纠纷，已明示要以和平方式解放深圳。

罗湖桥在深圳河之上，这里的水深不过5米，桥长40余米，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人行和铁路两用桥，也是两地人员来往的关卡。深圳河古称“明溪”，发源于梧桐山，自东向西流，注入深圳湾，自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后更名为深圳河，成为香港新界与中国腹地的界河。

解放大军南下，深圳的国民党反动军警闻风丧胆，纷纷南逃伶仃岛、万山群岛、海南岛等地，结果在深圳湾畔的南头县城、沙井一带只剩下一些国民党警察队、保二营和沙井“联防队”约300多人，在深圳镇剩下国民党税警二团和护路大队千余人驻防。

深圳是什么时候解放的？有文章说，解放军十五兵团10月14日解放广州后，挥师南下，勒马深圳河。

深圳资深文化人廖虹雷于1974年、1978年曾先后两次走访东江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的老战士，采访见证“深圳解放日”的当事者。根据他所做的记录，10月16日，活跃在东宝地区的粤赣湘边纵队一支队，早前已接到解放宝安的任务，这时按照部署前行攻击，歼灭了南头城中百余残敌，占领了伪县政府。南头古城宣告解放。

接下来是解放深圳镇。在布吉待命的解放军遵照中央指示，密切注意深圳河对岸香港的动态，避免一切不必要误会和冲突。部队用3天时间演练和准备，在地下党配合下争取不发一枪进入深圳镇。

10月19日下午1时许，沙深宝边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刘汝深，率100多人由解放军军装换上警察服装，佩戴“人民警察”徽章，和60多位佩戴“政工队”袖章的干部，先行一步，从布吉乘坐货运火车直抵深圳，接管深圳镇和九龙海关。

军事接管人员一到站，迅速占领国民党的警察所和镇政府，接着，很快接管了火力发电厂、铁路东站、深圳商会、银行等重要部门。约下午5时30分，解放军大部队进城，上千各界人士和群众闻讯赶来，挥动彩旗，鸣放鞭炮，击鼓舞狮，欢迎大军进城。简单的入城仪式上，走在最前面的是红旗队，接着是腰鼓队，后面是整齐的方队。当时香港有十多名记者采访和电影公司拍摄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廖虹雷：《深圳民俗寻踪》，5～6>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年。）

第二天（10月20日），香港《大公报》头版以醒目的题目报道：深圳昨日宣告新生人民政权正式建立。

由此可见，解放广州后，解放军并没有直驱深圳，而是慎重前行。

很快，解放军担负起罗湖桥等地的守卫任务。不过，当时在罗湖桥边的许多战士想不通：清朝无能，与英国签订卖国条约，把香港租让给英国。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为什么不恢复行使主权呢？为什么看着香港的劳动人民还要受英国人欺负，不能过去解放呢？罗湖桥驻守部队负责政治工作的祁峰后来回忆道，他曾多次向战士们宣讲中央文件精神，帮助战士们提高政策觉悟。

解放军在罗湖桥、深圳河界按兵不动，毫无南进解放香港之意。随后港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央通过秘密途径传递的香港维持现状的“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这三条要求合情合理，港督欣喜地感到不能错过这一良机，他力促英国政府决定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1949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致电周恩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八字方针定　卅年见影响

1949年10月19日，抵达深圳镇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毛泽东、周恩来“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没有跨过罗湖桥一步。

1950年10月，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中国急需大批物资，此时香港的地位非常明显，正是通过香港，购进中国当时急需的橡胶、汽油、有色金属、棉花、麻袋等重要物资。

1951年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对港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关于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此后中央多次予以说明。1957年4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24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958年，中央设立外事小组，陈毅为组长；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陈毅为主任。1958—1959年几次工作会议上，陈毅多次阐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意义，强调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汇，发展外贸；跳板作用——掩护人员的出入，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信息渠道作用——香港是东西方了解的必由之地。

当时，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积极配合陈毅，组织在港工作的新华社分社和中资机构的同志们进行讨论，把中央“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精神吃透。

正是中央对港的八字方针，很长一段时间，保证了香港的地位稳定，促进了与大陆的贸易，推动了香港的经济繁荣。

20世纪70年代末，对港八字方针的影响显现。1977年，恢复工作的廖承志重新主持外侨工作，负责港澳事务。1978年的一天，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一封信，写信人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先生，信不长，内容却吸引廖承志反复读了几遍，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查先生在信中建议：

“可以在国家的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鼓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定居。”

“我提此建议的主要精神，是在国家计划下，让港澳、华侨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既可以在国内客居乐业，体验社会主义生活，又不中断与海外的联系……从经济角度看，我的建议也对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可以起多快好省的作用。”

无独有偶，此后不久，复出工作、素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荣毅仁到香港访问，廖承志特意交待新华社香港分社帮助组织荣氏亲属团聚，远在美国的亲人也特地赶来，聚会十分圆满。荣毅仁返回时，侄子荣智鑫送上一份详细的建议，是关于设立华侨投资区的若干建议。建议转到廖承志手里，他越读越兴奋：香港的查济民，国内的荣毅仁，一个境内，一个境外，却都想到一起去了；提出的建议非常可行，把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如此重要之事，要尽快上报给中央。廖承志提笔写道：

这是荣毅仁提出的在广东宝安、深圳一带设立投资区的意见。我觉得可以研究，但没有把握。请先念、秋里、耿飈同志指示。

签上自己的名字，注明日期1978年9月5日，廖承志搁下笔，心情一时无法平静。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总方针。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文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也被称为“深圳生日”。

自此，深圳如大鹏展翅，乘风高飞！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当年人民解放军跨过了罗湖桥，占领了太平山和维多利亚湾，那还会有今天的深圳吗？还会有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吗？

我们敬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谋远略；我们感奋东江纵队的斗争精神，听党指挥和服从纪律的精神；我们赞美促成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言者和决策者。

我们将铭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