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玛努埃拉·维特亨案
——这件婚纱让我们得以瞥见玛努埃拉温柔的一面，鲜少有人了解她的这一面，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警察搜过整间房子，对德鲁·维特亨（Drew Witthuhn）说：“还给你了。”黄色警戒带取了下来，前门关上了。警员们工作时的严肃冷漠，帮助德鲁转移了注意力。但现在，他再也躲不开视线。他哥哥和嫂子的卧室就在前门边，厨房的正对面。德鲁站在水槽边，往左一转头就能看到戴维（David）和玛努埃拉床上的墙面，黑色的液体喷射在雪白的墙面上，留下重重斑点。
德鲁佩服自己没吐出来。他们在警察学校都受过训练，了解如何控制压力，不让自己面色煞白，能控制情绪的人才有资格毕业。1981年2月6日，星期五，在亨廷顿·比奇（Huntington Beach）的拉斯开拉酒吧（Rathskeller Pub），德鲁未婚妻的姐姐在餐桌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德鲁，给你妈妈打电话。”德鲁在警校学到的技能，让他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不顾旁人的瞪眼尖叫，保持安静，目视前方。但他从没想过这些技能这么快就能用上，也没想过会因为身边的人而用上。
戴维和玛努埃拉住在哥伦布35号，是尔湾诺斯伍德（Northwood）新开发的单层住宅，附近是旧时尔湾农场中的一片郊区。这里仍然种满橘树，边上是若隐若现的房屋和柏油路，还有一排排整齐的树木、食品加工厂、采摘营地。卡车倾倒水泥的巨响没过数量渐少的拖拉机声，听声音就知道这地方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诺斯伍德的点滴改变显得颇为温和。20世纪40年代，农民为预防圣安娜风的侵袭，种植了参天高的桉树林，这些树林没有因为诺斯伍德的发展而遭到砍伐，而是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开发商利用桉树林将主干道和隐蔽的住宅区一分为二。戴维和玛努埃拉住的“遮阴谷”是一片拥有137幢房子、四种房型的居民区。他们选的房型是6014“柳树”，拥有三间卧室，1523平方英尺。1979年底，房子竣工，他们正式入住。
尽管戴维和玛努埃拉只比德鲁年长五岁，他们的家在德鲁看来充满了成年人的味道。首先，这栋房子非常新，橱柜因为鲜少使用还十分光洁，冰箱里空旷异常，透着一股塑料味。德鲁和戴维长大的房子和这栋差不多大，但他们是七个人挤在一栋房子中，想洗澡时要耐心等待别人洗完，吃饭时因为空间小手，肘会撞到餐桌。戴维和玛努埃拉的房子里有三间卧室，一间用来存放自行车，另一间闲置的卧室放着戴维的吉他。
德鲁嫉妒他哥哥，虽然他想无视这种刺痛他的心情，但事实就是如此。戴维和玛努埃拉结婚五年了，两人都有稳定的工作。玛努埃拉是加州第一银行的信贷员，戴维是梅赛德斯奔驰代理商奔驰之家的一名销售。夫妻两人都有中产阶级的抱负，他们会花大量时间讨论该不该在前院砌砖、该去哪买优质的东方地毯。哥伦布35号这栋房子尚且空无一物，等待他们用承诺的未来填充。对比之下，德鲁感到自己过得幼稚又空虚。
德鲁到他们的房子拜访过一次后，几乎再也没有去过，准确地说他还没到怨恨他们的程度，只是不乐意见到他们。玛努埃拉是一个德国移民家庭里的独生女，性格直率，有时直率得让人难以理解。在加州第一银行，如果有人头发需要修剪或是做错了什么事，她都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她有一个德语写的私人清单，记录着同事们犯过的错误。她身材苗条，外表美丽，有一对突出的颧骨。婚后因为戴维喜欢大胸但她的胸小，所以接受了隆胸手术，她告诉同事这件事时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她不会炫耀自己的大胸，恰恰相反，她喜欢穿高领衫，喜欢两臂交叉放在胸前，就好像故意让胳膊和身体相互打架。
德鲁看得出他哥哥能和玛努埃拉过到一起去，因为他哥哥能够退让忍耐，说话方式也没那么直接。但德鲁和他们在一起总感到紧张局促，玛努埃拉停不下来的抱怨总是迅速充斥她到过的每个角落。
1981年2月初，德鲁听家人说戴维病了，正在住院，但德鲁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哥哥了，也没想着去探望他。2月2日星期一，玛努埃拉带戴维到圣安娜塔斯廷社区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戴维感染了一种危险的胃肠病毒。之后的几个晚上玛努埃拉都反复着相同的行程：到她父母家吃晚饭，然后到医院320房间看戴维。他们每个白天和晚上都会通电话。上周五上午，戴维打电话到银行找玛努埃拉，她同事说玛努埃拉没去上班。戴维又打电话到家里，但始终无人接听，戴维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他们的答录机应该在电话响铃第三声时启动，而玛努埃拉不知道怎么更改电话答录机的设置。之后戴维打给玛努埃拉的母亲鲁思（Ruth），鲁思同意开车到他们家看看她女儿在不在。鲁思敲了前门，无人应答，她就用钥匙开门进去了。几分钟后鲁思火急火燎地叫来了她家的老朋友罗恩·夏普[13]（Ron Sharpe）。
夏普告诉警探：“我就在左边看了一眼，看到她的手就那样张开着，满面墙上都是血迹。我搞不懂她躺在那里，血怎么溅到墙上的。”
朝那个房间看过一眼后，他再也不看第二眼了。
玛努埃拉脸朝下趴在床上，穿着棕色的丝绒睡袍，一部分身体裹在睡袋里。她感觉冷的时候就会睡在睡袋里。她的手腕和脚腕都留有一圈红印，显示她曾遭到捆绑。房子后面的滑动玻璃门旁两英尺处的露台上，有一个大螺丝刀，有人撬开了玻璃门的上锁装置。
在后院西南角，高高的木栅栏旁，弃置着原先在房内的19英寸电视机。这个角落的栅栏遭到轻微损坏，看上去像有人从这里跌了下来或是费力跳了出去。调查员在前院、后院、房子东侧的瓦斯表顶面都采集到了小圆环样的鞋印。
调查员们首先注意到的疑点之一，是卧室的唯一光源竟然来自浴室。他们向戴维提出了这个问题。戴维当时在玛努埃拉父母家，许多家人和友人在听到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后，聚集在那里相互安慰。调查员们注意到戴维深受打击、茫然失措，悲伤满溢他的大脑，他无法集中精神，回答声几不可闻。突然间他换了个话题，困惑于光源的问题。
他问：“那个灯呢？”
那是一个有方形支架、金属铬材质、炮弹形状的床头灯，原本放在床左侧立体声音响的上面。这盏灯的消失让警方强烈怀疑那就是凶手重击玛努埃拉致其死亡的凶器。
警方还问戴维知不知道为什么答录机里没有磁带。戴维先是一愣，然后摇了摇头。戴维告诉警方，磁带的丢失一定意味着答录机录到了杀害玛努埃拉的凶手的声音。
这起案件异常奇特。尔湾的犯罪率极低，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恶性案件。尔湾警察局感到疑点重重，好似跳入了一个圈套。房间内部分珠宝失窃，电视机被拖到了后院，但什么样的窃贼会留下螺丝刀？警方怀疑玛努埃拉认识凶手。她丈夫整晚都在医院，她可能邀请了一位男性朋友来家里作客。他们打了起来，男人知道答录机录到了他的声音，带走了磁带，到外面撬坏了滑动门，最后故意留下了螺丝刀。
但也有警察怀疑玛努埃拉不认识凶手。警方在发现尸体的第二天在尔湾警察局对戴维进行了问话。警方问戴维过去有没有别人徘徊在他家附近的迹象。戴维想了想，提到三四个月前，在1980年10月或11月的时候，他发现过一些来路不明的脚印。那些脚印看上去像网球鞋留下的，从房子一侧一直踩到另一侧并直入后院。调查员在桌上传给他一张纸，让他尽量凭记忆画出脚印的样子。戴维画得很快，看上去专注又疲惫。他不知道警方持有凶手脚印的石膏印模，那是凶手为杀害玛努埃拉在深夜潜入房子时留下的脚印。戴维把纸推回给警察。他画的是鞋底有小圆环形状的网球鞋右脚脚印。
警方向戴维致谢，让他回去了。他们把戴维的画一把拍到石膏印模旁。印迹一致。
大多数暴力型罪犯都是冲动作案，计划不周，容易被捕。绝大部分犯有谋杀罪的罪犯都是被害人的熟人，虽然他们极力想逃脱警方抓捕，但通常都能被发现并落网。仅仅只有约5%的案件会给警方带来极大的麻烦，这些案件涉及的罪行都经过前期计划，犯罪者冷酷又残暴。玛努埃拉这起案子属于这5%中的典型案例。捆绑又解绑、对死者头部的暴力重击、时隔数月再次出现的带小圆圈的脚印，都暗示着曾有一个内心残忍却极端谨慎的人，在此仔细筹划，且从未向他人透露只言片语。
2月7日星期六正午时分，警方经过24小时搜证，又从头到尾搜查了一遍房子，之后将房子归还给了戴维。此时专业的犯罪现场清理公司还未到场，门把手上盖着乌黑的指纹粉，戴维和玛努埃拉的双人床垫被犯罪学家割下了一块作为证据，床上和墙面上依然可见泼溅的血迹。德鲁知道自己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警察有能力也有义务主动承担清理工作，而且他觉得自己欠哥哥一个人情。
十年前，他们的父亲马克思·维特亨（Max Witthuhn）和妻子大吵一架，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德鲁当时上八年级，正在学校参加一个舞会。戴维当时18岁，是家里的长子，是他在猎枪枪声响彻整栋房子的时候撞开了父亲的房门。他将自己所见挡在了家人的视线之外，独自承受了亲生父亲血肉模糊的画面。他们的父亲在圣诞节的两周前自杀了。这段经历无疑给戴维造成了心理创伤，他总是魂不守舍，偶尔会摆出微笑的嘴形，但他的眼中不再有笑意。
直到遇到玛努埃拉，他才又找回了自己的魂魄。
玛努埃拉的婚纱就挂在卧室门后。警方原以为这种摆放方式是什么线索，但戴维告诉他们玛努埃拉一直都把婚纱挂在那，这种感性的做法在玛努埃拉的一生中确实少见。这件婚纱让我们得以瞥见玛努埃拉温柔的一面，鲜有人了解她的这一面，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德鲁的未婚妻当时学的是护理专业，她帮德鲁一起完成了现场清理工作。那之后的日子里，他们育有两个儿子，结婚28年，最终离婚。即便是在两人关系最僵的时候，德鲁的情绪也会因为未婚妻曾帮他清理现场而瞬间缓和，他永远忘不了彼时未婚妻愿与之共患难的坚定。
他们拖来了一瓶瓶漂白剂和一桶桶清水，戴上黄色橡胶手套。现场一片狼藉，但德鲁在清理时始终面无表情，一滴泪也没流。他想把现场清理当做一次学习机会，作为警察就需要冷静判断事态的发展，就算从黄铜床架上清理下来的是嫂子的血迹，也要保持坚强。他们花了近三个小时将房子整理干净，准备迎接戴维的归来。
清理完毕时，德鲁将余下的清洁用品都放到了自己车的后备箱里。他坐上驾驶座，插上车钥匙准备发动，下个瞬间他突然僵住了，像要打喷嚏似的定在那里。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无法抑制的感觉蔓延全身。那可能就是所谓的精疲力竭。
他不是要哭，不是那种感觉。他甚至不记得上次哭是什么时候，那不是他的作风。
他转头凝视着哥伦布35号，脑内闪现的是他第一次驱车到这栋房子时的画面，他还记得进入房子前他坐在车里想的事。
“我哥真的做到了。”
他极力克服着悲伤的情绪，但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抽泣。德鲁的前额压在方向盘上，泪水奔涌而出。那哭声不再是无声的抽泣，德鲁毫不掩饰自己撕心裂肺的悲伤情绪，任凭眼泪倾泻而出。而那时他车内还弥漫着一股氨味，指尖的血迹也仍将残留数日。
哭过之后，他告诫自己要控制好情绪。他有样小东西必须交给犯罪现场调查员，那是他在床下发现的，而警方没能发现。
一块玛努埃拉的头盖骨。
周六晚上，尔湾警察局调查员罗恩·维奇（Ron Veach）和保罗·杰瑟普（Paul Jessup）为进一步调查玛努埃拉的人际关系而造访了她父母在格林特里（Greentree）街区洛马街（Loma Street）的住处。玛努埃拉的父亲霍斯特·罗尔贝克（Horst Rohrbeck）应声开门。前一天，警方刚宣称玛努埃拉的房子为案发现场并围上警戒线后没多久，就把霍斯特和他妻子鲁思请到了局里，由年轻警官对两人分别进行了问话。而负责该起案件的杰瑟普和维奇探长是头一次见到罗尔贝克夫妇。二十载留美生活没能弱化这位德国佬的暴脾气，他和别人共同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店，号称靠一个扳手就能让一辆奔驰散架。
玛努埃拉是罗尔贝克的独女，她每天都要和父母共进晚餐。在玛努埃拉的个人日历上，一月只标记了两个日期，那是她父母的生日，上面写着：妈妈，爸爸。
霍斯特第一次接受警察问话时说：“有人杀了她，我要杀了那家伙。”
霍斯特拿着一杯白兰地站在前门。维奇和杰瑟普步入房门，看到罗尔贝克夫妇有六七个亲戚朋友因为这场悲剧聚集在这里。探长们做自我介绍时，霍斯特无法保持冷静，情绪突然爆发。他长得并不高大，但愤怒助长了他的气势。他带有德国口音，叫嚷着自己如何厌恶警察，控诉警方如何无能。等他长篇大论到第四分钟，维奇和杰瑟普意识到他们来得不是时候。霍斯特伤心欲绝，正无处发泄，他的怒火像一颗炮弹当即炸裂。两位探长只好将名片放在前厅桌子上匆匆离去。
霍斯特的痛苦多少也出于对自身的悔恨。罗尔贝克家养了一条名为波斯姆（Possum）的大型军用级德国牧羊犬。戴维住院的时候，霍斯特建议玛努埃拉把波斯姆养在她家保护她，但玛努埃拉拒绝了。霍斯特总忍不住想，案发时波斯姆在的话，就会露出锋利的牙齿、流涎的门牙，猛冲向正在撬锁的入侵者，吓得他屁滚尿流。
玛努埃拉的葬礼于2月11日星期三在塔斯廷（Tustin）的马鞍峰教堂（Saddleback Chapel）举行。德鲁看到一些警察在街对面拍照。葬礼后德鲁和戴维回到了哥伦布35号，兄弟俩在客厅里交谈到深夜，戴维喝得烂醉。
戴维突然提到警察：“他们认为是我杀了她。”德鲁看不懂他的表情，觉得戴维要向他坦白些什么。德鲁认为戴维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杀害玛努埃拉，但他不确定戴维会不会买凶杀人。他感到作为警察接受的训练要派上用场了，眼中坐在对面的哥哥缩小成针孔大小，德鲁知道这是个机会。
德鲁问：“是你吗？”
戴维向来是个容易害羞的人，听到德鲁的问题，他自然一震。作为幸存者的罪恶感压抑着他。戴维的心脏上先天有一个洞，如果有个人一定要死，那也应该是他。玛努埃拉父母的悲痛之情无处安放，他们投向戴维的目光加重了他的苦痛。但面对德鲁的提问，戴维言辞坚定。
“不是，我没有杀害我的妻子，德鲁。”
德鲁自玛努埃拉遇害以来第一次松了一口气，他一直都想听戴维说这些话。德鲁看向戴维的双眼，那双眼睛尽管憔悴但眼神闪过一丝坚定，他知道戴维没有说谎。
德鲁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戴维清白的人。当时奥兰治县警局犯罪学家吉姆·怀特帮忙处理了犯罪现场。优秀的犯罪学家就像人形扫描仪，他们进入陌生脏乱的房间，就能从蛛丝马迹中筛除无关信息，分离出重要证据。犯罪学家总是面对重重压力，因为犯罪现场是有时效性的，随时可能遭到破坏，任何人进入都可能影响取证。他们到达现场时总是带足了收集和保留证据用的工具，比如纸质证物袋、密封条、卷尺、拭子、取证纸、熟石膏。在维特亨家中，怀特在维奇调查员的指导下完成了取证。他收集了床边泥土的碎屑，拭取了马桶上已经稀释的血迹。玛努埃拉的尸体被翻了过来，怀特和维奇发现她头部遭到重击、身上有捆绑的痕迹、右手上有擦伤、左侧臀部上有一块印记，验尸官事后说明那可能是一记重拳留下的伤痕。
犯罪学家接下来的工作在实验室完成，他们在这里分析收集来的证据。怀特将凶手留下的螺丝刀上的棕漆与知名品牌做了对比，发现其最可能属于百色熊[14]的牛津棕。犯罪学家不是调查员，他们的工作通常止步于实验室，他们不会审问、不会追踪案情的来龙去脉。但怀特的身份非常特殊。虽然奥兰治县的各警察局都只调查其辖区内的案件，但他们用的实验室基本都是县警局的实验室。因此，虽然维特亨案件的调查员只了解在尔湾发生的案件，但怀特了解的犯罪现场横跨全县，从圣安娜到圣克利门蒂（San Clemente）均有涉及。
对尔湾警察而言，玛努埃拉·维特亨案件实属罕见。
但对吉姆·怀特而言，该案同类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