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战略思想的勃兴
大致扫描完风起云涌的西方战略发展史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回东方。
从古至今，战略都与组织紧密相连。在农耕文明时代，大规模的组织形态通常表现为国家和军队，而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政治和军事史与高度发达的政治和军事体系，因此，中国的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同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先秦至两汉年间，孙子、鬼谷子、韩非子、韩信、曹操、诸葛亮等一座座战略高峰相继崛起，与西方战略遥相辉映，甚至略胜一筹；中古时期，东西方战略一同陷入沉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携市场法则之威扫荡全球、所向披靡之际，中国却仍然沉溺于天朝上国的美梦；直到坚船利炮叩关而来，国人才猝然觉醒，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中国走上了风雨如晦的百年复兴之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新一代组织——企业的战略发展上，的确落伍了。
这当然也很容易理解。企业作为一种迥异于国家、军队的全新组织形态，诞生于工业革命的大生产环境，跨国公司更是全球化的产物，中国本身在工业化时代已经彻底落后，救亡图存尚已举步维艰。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的王铁崖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1]，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侵略者势力范围林林总总，中国被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意欺凌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保尚不可得，更何谈企业的发展，商业战略的发展停滞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回首往昔，中国的这部百年开放史，其本质上就是一部“西学东渐”史。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习惯于将西方当作先进榜样。“德先生”和“赛先生”几乎成了灵丹妙药的代名词，那些深刻改变中国的思想和理论，也大多是舶来品。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由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真正的流通及产业，也就没有所谓的商业战略。
40多年前，中国再度打开国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思想的闸门打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资本市场”这些现在再熟悉不过的词，在当时还都只处于探索和初试阶段。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也随之涌入，比起之前数次的“西学东渐”，其规模和丰富程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兴起不久的商业战略正是其中的舶来品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特殊年代里，中国的社会经济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碰撞、大转型和大变革。奇迹似乎每天都在发生，谁只要能先行一步撬开市场的大门，哪怕只是一个小缝，谁就会一夜之间获得井喷式的财富。
乱世英雄起四方，升起来的就是太阳，在财富效应的带动下，有的人奇迹般崛起，又泡沫般消失；有的人在偶然中成功，又在必然中越走越稳；有的人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转眼已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有的人却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永远有新生，永远有死亡。那我们要问：在新生与死亡的轮回背后，在成功与失败的交替背后，有没有经验和规律可循呢？
很快，有心人发现，若要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与发展，不仅要有机遇，更要有眼光和想法，除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有奇妙威力的东西——知识和智慧开始显现出自身的价值。
打个比方，昨天的中国像是长江里的航船，只需要船老大，不需要船长，凭经验判断就行，东边一个村庄，西边一棵大树，船到哪里船老大心里非常清楚。但当船已经开到了长江口、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时，这里不仅有以前从未遇到的大风浪，而且有暗礁、漩涡，倘若没有航海图，没有罗盘，不知道经纬度，没有潮汐涨落和气候风向这些知识，没有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的分工，就不可能“直挂云帆济沧海”。
一时间，整个社会对智力行业产生了热切的需求，哪怕只是一个点子和一个创意，都仿佛具有了点石成金的魔力。
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供给，正如恩格斯在书信《致瓦·博尔吉乌斯》中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追逐财富的人，首先开始如饥似渴地在充斥于图书市场的西方管理典籍中找寻战略的真谛，大洋彼岸的战略大师的思想也纷至沓来，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乃至于各种模型都成了众人争相追捧的圭臬。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咨询策划行业也应运而生，智纲智库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当社会和经济突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惑和迷茫，却又在官方传统的学科领域和行业分工里找不到解决之道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民间，就像如果正规医院里总是治不好各种新的病症时，所谓的气功大师和江湖术士就会大行其道。但另一方面，又不排除民间确实存在着善于解决疑难杂症的老中医。
那是一个青涩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无论是策划还是战略，都没有形成体系，更多靠个人的阅历和直觉。曾经有一些老板和官员给我们讲：“王先生啊，其实你们用不着策划方案，我们一起吃顿饭，你说三句话就够了，那就是最有价值的。所谓的报告，无非是把你讲的几句话‘兑兑水’，我看起来更麻烦。”
当时的东方式战略就是从这种粗粝原始的形态成长起来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的咨询策划业良莠不分、金石不辨，不乏有些人打着策划的幌子骗钱、装神弄鬼，甚至很多巫婆神汉混迹其间，就像社会上也有些人没有行医资格却还到处行医一样，总有些人上当。
到了1998年左右，社会对策划的狂热和追捧逐渐降温。一方面，西方的一批大牌咨询公司纷纷抢滩中国，被国内的一些著名企业奉为“座上宾”，洋顾问不菲的收费价格、一步到位的国际化色彩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给刚刚萌芽的中国本土咨询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另一方面，所谓的“点子”和“公关”等战术层面的一招半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企业家们通过与走马灯似的策划人几轮过招之后，不禁发出“谁教谁呀”的感叹。
与此同时，策划业内专业化分工正在迅速形成。大量的专业代理公司、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纷纷出现，各分一杯羹，各专业层面的分工也越来越细。社会对策划业的认识逐渐清晰，策划业已经从云端落到了地面上。
在一段时间里，随着曾经名噪一时的策划人或者锒铛入狱，或者销声匿迹，或者改弦易辙，舆论仿佛跟我开了个大玩笑：“某某倒下了，某某疯了，下一个就是王志纲！”在策划界纷纷易帜的大潮下，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放出风来，我成了一些人不遗余力攻击的对象：有说工作室只会玩虚的；有说王志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更有人拿国际知名的洋咨询和不知从何而来的土策划与我们相比，预言王志纲的终结，甚至连智纲智库的内部，也产生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
面对种种质疑，我对团队说：“只要你不自己打倒自己，就没人能打倒你。”我一直坚信，这个时代呼唤科学的方法，更呼唤坚持的勇气。不是凭着之前的市场感觉或山寨式的模仿，就能成为草莽英雄，东方式战略想要迎来真正的勃兴，必须经过严酷的淘选，只有本事到位，我们才能历风波而不倒，才能像汪洋大海里的一条船，一次次地探底，一次次地冲上风口浪尖。当很多人以为我们已经成为过去时，却又一次次在风暴眼中看到我们弄潮的身影。
多年以来，在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潮下，中国的大学、商学院、学者们所传授的理论与分析问题的武器几乎全部源自西方。国内从事战略咨询的专家，基本上都是西方战略学派的拥趸。我们要承认，西方的理论是鲜活而伟大的，见解是深刻而震撼人心的，但其生长的土壤和背景与中国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打交道，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底蕴和精髓，战略的效果往往会南辕北辙。
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城市和地区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具有复合型特征的东方思维方式很适合中国国情。近20年来，我们积累了上千个政府和企业的咨询案例。实践使我们更加坚信，在专业、技术、管理与执行之上，必须有一套适应于中国特色的解决之道。当国人经历了对西方理论和经验的敬畏、崇拜之后，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不排斥西方的东西，但也不能囫囵吞枣，更不能盲从，将中国本土的智慧和哲学贬得一钱不值，还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深入把握东方战略思维的内涵。
作为一家中国本土战略咨询公司，我所理解的东方战略思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东方思维带有很强的感性直觉思维。我们做咨询讲究的是“顺瓜摸藤”，这就是经过考察调研之后，形成初步的判断和结论，甚至在具体的调研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大致的把握。练就这种“一剑封喉”的能力，绝非一日之功。
第二，东方思维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会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同样是医治发烧，不同的中医有不同的方案，同样的方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药，相同的药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剂量，不能一概而论。而西医就是降温杀菌，许多医生都是一个药方、一个治疗方案。
第三，东方思维是复合型思维，相对来说，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偏向于线性，擅长理性逻辑思维，注重个体，其分析方法是切块、细分，偏工业化、机械化、数据化。东方思维更偏向于多维度的整体观瞻，用“整体混沌”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追求“和而不同”，矛盾各方可以寻求共存、共生、共利、共同发展。因此东方思维有着更大的包容性，更大的解释空间、想象空间和创造空间。
当然，东方思维还很注重形象思维，这个在做品牌定位的时候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我们的“彩云之南，万绿之宗”，“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这样的广告语，西方的4A广告公司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在科学理性、逻辑思维上相对偏弱，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增长总体上来说是一种粗放式、跨越式的增长，我们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建立在数据之上的决策体制，也不可能像兰德公司那样用数据分析法来做出未来预测。我们的决策更多采取的是模糊数学的方式。如麦肯锡、罗兰贝格、波士顿、安永、毕马威等国际咨询机构是建立在数据库上的线性思维方式。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与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同台汇报。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报告，在很多情况下结论是一样的，只是研究分析的方法不同。如果用与我们合作的一家企业老总的说法就是：“一个项目，如果是创新性和突破性的，选择智纲智库；如果是规范性和复制性的，选择国际咨询公司。”
当今中国，正处在数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300年走过的路。”“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这两句话，前者说的是变化的速度，后者说的是变化的难度。
巨龙翻身，风起云涌，三种文明同时升腾、激荡。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行业巨头，短短几年内，它们赖以生存的范式已经改头换面，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必然被时代淘汰。充分认识这种国情，从战略上把握大势，把握社会、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文化底蕴，是做好战略的前提。
也许时代又在呼唤一次新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了。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这篇著名的报告中，毛泽东号召全党从实际出发，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3]
到了今天，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温这篇报告的精髓。当我们在海纳百川的时候，不能把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智慧和文化丢在脑后，只有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对整个东方文化的精神、哲学有相当的理解和体验，并辅之以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我们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疑难问题。
实话说，这条坚持东方式战略的路并不好走，这么多年来，依旧有人在说风凉话：“美国的麦肯锡、波士顿、贝恩已经成了国际化的顶尖咨询公司，而你们智纲智库只能在国内向土豪们讨生活。”面对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我的回答很简单：看任何问题，都要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否则就是坐井观天。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美国最初一批咨询公司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候，一是大工业流水线生产催生科学管理思想，二是经济步入萧条，需要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
麦肯锡咨询公司最初是一家会计公司，经济危机后帮助别人整理烂账和从事企业兼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企业管理的问题，并意识到其中的商机，于是开始从事管理咨询，一步步发展成为咨询公司的代表。
兰德公司诞生于“二战”期间，最初是作为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参谋机构，战后成为军工企业的研究发展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ctions，RAND）。伴随大量军事工业转化成民用工业（比如计算机及后来的互联网），军事服务业转化成民用服务业，原来服务于军事需求的兰德公司就继续服务于国家安全，以及进行相关发展趋势的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来看，一家咨询公司要想成长到具有麦肯锡、兰德那样的规模和影响力，离不开案例、口碑和方法论的累积，这些都需要时间，现在整个中国的咨询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别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麦肯锡可以说是美国工业化走到顶点的必然产物。今天我们看到的麦肯锡的背后，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相信，当时除了麦肯锡之外，还有约肯锡、杰肯锡等数以千计的人也在做这些工作，但最后沉淀下来的只有一个。
麦肯锡和兰德不仅是两家公司，更是整个西方咨询业发展历程的缩影。它们这样的机构在美国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机构持续的研究工作，使得美国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商业领域，做决策都能够从长远着眼，比别的国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国家的全球化，就谈不上智库的全球化。麦肯锡成功的背后是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麦肯锡是美国文化霸权的代言人之一。如果没有美国实力的支撑，麦肯锡也好，兰德也罢，都无法随着美国的企业或政治军事力量把触角伸向全世界。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前途。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西方没有现成的答案，现有的理论家也解答不清楚。而社会又在快速变化，成千上万的人急需寻找坐标、确定方位。
从商业机会的角度看，中国是未来全世界的机会洼地，也是未来世界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源之一。谁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中国，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先机。
从技术进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的技术进化史，技术及其衍生的技术族群定义了时代的边界。人类自社会化生存以来，就是在不断通过劳动实践、技术发现以及哲学抽象，来增强对客观和主观世界的认知，核心目的在于应对生存世界的不确定性，提高驾驭现实和预测未来的能力。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数字化生存时代。20年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对数字时代就有这样的预言：“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随着商业流程的在线化、数字化，企业内外部组织边界逐渐模糊，内部打破了刚性金字塔式组织架构，商业要素在企业间的灵活流通引起了外部的变化，构筑了开放协同的网络生态，有别于传统企业的新型组织形态正在出现，并且大放异彩。基于大工业时代的战略理论不再能够适应于全新的商业实践。
从数据来看，中、美引领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形成。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多年蝉联全球第一，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第二，规模达到5.4万亿美元。在理论层面，东西方的战略体系终于又被拉回了同一起跑线，要共同应对新技术突破、新型组织形态、新商业逻辑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在这一全新的领域中，中国丝毫不弱于西方，甚至犹有过之。
从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来说，我们呼唤东方式战略，就是呼唤全球文明的交融与共生，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和哲学的复兴。中国的企业要想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并走向世界，就必须将西方伟大的管理、战略理论同中国企业深刻的生存发展实践相结合，舍此，别无他途。
[1]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5-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