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为了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根治麻风病的垦荒牛李桓英
2016年12月27日中午，一场不同寻常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北京友谊医院举行。
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奶奶——李桓英，在鲜红的党旗下，和十几位穿白大褂的年轻医务人员一起举手向党宣誓——为了这庄严的时刻，她特意选了一条大红围巾，打头站在第一排的第一个，分外显眼。
李桓英是谁？耄耋之龄为何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老实话，对这位世界著名的麻风病防治专家，在中国担当了几十年根治麻风病的垦荒牛的人，她的名字不一定人人都叫得上来。
李桓英1921年出生于北京，那一年，中国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同龄人，李桓英入党的时候已经95岁。所有的媒体记者，当然也包括我，都不能不问：“您为何在这个年纪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李桓英先是回答：“入党还分先后吗？”然后又说：“入党和搞科研一样，都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为国家服务快60年了，现在，觉得自己可能合格了。”
入党像搞科研？95岁才认为自己“可能合格了”？
李桓英不爱说大话：“这些年，我取得的成绩，都与党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后，身上不能披上一面党旗，会落下遗憾……”
2019年7月，因为不慎，李桓英在家中摔倒，住进了医院。治伤期间，还查出了心脏有问题，里面有一个“室壁瘤”，占据的位置十分凶险。为此医生不许她激动，不许她长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没办法，我只能趁2021年春节给老人家微信视频拜年时顺便聊了聊。
李教授在视频里看着非常精神，其实她很愿意跟我讲一讲。经李教授的助手袁联潮老师同意，我开始慢慢地询问：“除了‘科研’‘合格’，李教授您还有没有其他的入党想法和机缘？”经这一提醒，李教授说：“2016年9月，我搞出了一件大事——这一年，第十九届国际麻风大会决定在北京召开，我获得了‘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那时候我就想，这是什么？算盖棺定论了吧？我应该有资格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吧？因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人生走到这一步，李桓英觉得“自己可以定型了”“不会走错路了”。她心底那个“沉甸甸”的愿望——入党，可以实现了。身为科学家，严谨的她做什么事都要等见了“成果”才宣告成功，入党也一样，她一生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时此刻，可以说出来了。
岁月年轮
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家后来总结了四个突出的特点：工业技术水平低下，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农业生产落后，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可以说，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同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拼命地封锁和扰乱，国内尚存的敌对势力更是盼着共产党出师告败，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年轻的共产党缺乏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但是，人民群众拥戴和支持共产党，相信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四万万民众一定能翻身做主人，建设好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50年代早期，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以及社会改革。跟着，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多少有志青年报国无望，出走海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阳让这些人看到了新国家的曙光。很多人纷纷离开美加、欧洲，不远万里回到祖国。他们看准机会，投身国家建设，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浇灌有一天一定能够看见的国力军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裕的广袤大地。
1950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写下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得到了52名准备近期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支持；同年，数学家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发声：“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奋斗。”
大约在同一时期，地质学家李四光秘密回到祖国，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克服险阻回到祖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谢绝了恩师挽留，生物学家童第周谢绝了重金续聘，材料科学家严东生冲破回家的重重阻挠。20世纪50年代前后回国的还有邹承鲁、梁思礼、吴文俊、汪闻韶、梁晓天、师昌绪、汪德昭、郑哲敏、曹锡华……
一 “我要回国，就是要回国！”
1958年，对于37岁的李桓英来说，这一年，她站到了人生躲不开的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留在美国读书，续签世卫组织的聘书；还是回到祖国，融入新中国那一片绚丽的晴空下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李桓英在世卫组织已工作7年。“李，你的年薪已经从6000美元涨到了9000美元，不仅收入令人羡慕，而且学术上也应该是满足了的吧？”世卫组织人力资源的主管拿着合同要跟李桓英续约。但李桓英礼貌地回绝了：“是的，我没有什么不满。但，我必须跟你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What?Why?（什么？为什么？）
因为她要回国。
2021年春节期间，我视频采访她时刨根问底：“党和国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吸引了您，让您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执意回国？”
李桓英想了想说：“我今年整整100岁了，我亲眼见证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党来凝聚人心，把十几亿的老百姓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干大事。我后来做麻风病的治疗与科研，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家对全体病人都免费治疗，哪个国家、哪个政党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当初没有回国，而是选择在美国或在世卫组织，或在其他国家其他地方工作，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这不是一个人的‘个人能力’问题，是有没有人给你这样大的‘一个舞台’……”
李桓英作为一个科学家，她不信天、不信命，只信事在人为，这和共产党员是坚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立场相同。而且，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李桓英的志向也是希望自己这一生，只为“人民的需要”而工作——国家与她，她与国家，休戚与共，同体相连。
从小，李桓英在大人们眼中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姑娘。5岁时，她已经跟着在北京怀幼小学教书的母亲开始上小学。随后的12年里，她先后换了9所学校，不仅跟随父母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香港等地生活和学习，还随着留德的父亲在柏林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会说德语，且见多识广，“主意”也越来越“正”。
1946年，已经大学毕业的李桓英在母亲的坚持下，考上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了公共卫生研究院细菌系的一名“特别研究生”，主攻流行病学。因为是中国学生，一定要为中国争气。这是年轻的李桓英内心的种子。慢慢地，品学兼优的她引起了美国教授的关注。一开始，一位叫特纳的性病专家聘请李桓英做自己的助理研究员，接着又推荐她成为刚刚成立不久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首批官员之一和性病专家。李桓英先后被派往印尼、缅甸等国工作。
“在缅甸，我与我的祖国仅隔着一条河。每当夕阳西下，我回到住处都会情不自禁地遥望北方，想念北京，想念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家。”此番情景出现的次数多了，李桓英就明白自己想回国的念头是越来越浓了。这种感觉后来被她总结为“在海外漂的时间越长，思乡之情便越难以抑制”。
终于，当她在世卫组织7年任期届满，对方向她提出续签合同时，李桓英婉言拒绝了。
李桓英要回国，是受了同时代人爱国情怀的影响，也是她自己近乎本能的冲动。她说：“回国的路，其实很不平坦。当时美国和中国还没有建交，我手上的护照还是联合国的护照……遥远的祖国并不知道我要回来，也无法主动帮到我。”最后，她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拿到了回国的签证，然后一个人绕道罗马、雅典、列宁格勒，最后来到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找到了回国的机会。
1958年冬，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祖国。此时她再看北京的北海、景山、天安门、正阳门，发现时光匆匆，这一晃，自己竟然已经离开了整整12年。
二 “名字是爷爷给我取的！”
李桓英的“桓”字，和寰宇的“寰”同音，本义为表柱，是古代立于驿站、官署等建筑物旁的标志木柱，后称“华表”。在今天，“华表”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某种象征。在过去，“华表”还有实际的用途，除了做“路标”外，还做“望柱”，用来提醒皇帝要时常外出体察民情，同时不要忘记按期归朝治国理政。到了明清时期，“华表”又被叫作“谤木”，平民百姓想向国家表达自己的心声时，就把文字写好贴在谤木上。在信息闭塞的时代，这已经是人们能想出来的很不错的办法。
说起李桓英为什么那么想家、想念北京，今天，这位已经100岁的老教授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儿对我说：“谁会忘得了‘自己的根儿’呢？”
我又问：“您在海外学习生活了十几年，为什么使用的英文名字还是李桓英的汉语拼音——Li Huanying?”
李教授有点急了：“我是中国人啊，我只有一个名字，而且这个名字还是我祖父给我取的！”
祖父给孙子、孙女取个名儿，本是很常见、很普通的事情，为什么李桓英把它像“证据”一样跟我交代，而且说这话时，还显得特别自豪？
李桓英的祖父，名庆芳，字枫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爱国人士、诗人。根据北京市西城区整理的《百岁老人口述历史》，李桓英告诉众人：“我祖父出生于1878年，自幼聪明，喜爱读书，记忆力超强。1902年和阎锡山等人被国家官费派往了日本，入学东京庆应大学，在法律系就读，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留学生。”
1909年，李庆芳学成回国，参加了科举考试，中了举人。1913年，在山西上党被选为众议员赴京。中华民国成立后，李庆芳担任过国会参议院的秘书厅长，主办了《民宪日报》《宪法新闻》，竭力主张立宪，在政界和文坛都很有影响。他后来受山西督军阎锡山重视，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司法处处长兼交通外长，同时兼任山西驻京代表。
在北平生活和安家期间，李庆芳创办了很多以“怀幼”为名的慈善机构，包括学校、女校、工厂、印刷厂等，现在北京很知名的宽街小学，其前身就是由李庆芳等人创建的。
1937年11月，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太原，华北的大部分城市也已经失守，李庆芳因长期在北平做国会议员，还在阎锡山手下担任过很多要职，自觉“目标过大”，深恐被日本人胁迫去做汉奸，便乔装打扮回到山西老家——襄垣避难。
此后，国破山河在，抗日的主旋律中总夹杂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怪音，把枪口对准了不该对准的地方。“于家避难的爷爷，后来发现共产党和八路军，他们一直都在无条件地抗日，因此看到了新希望，从此在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1939年2月5日，日本人不知怎么听说了襄垣县的阳泽河村有一些八路军在活动，旋即派出500多人，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村子。李庆芳此时恰巧在村里，当时同38名八路军、民兵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面对敌人的恐吓和明晃晃的刺刀，李庆芳用日语怒斥日军，并亮明了身份，说自己与日军驻上党的司令官关今由长治是东京庆应大学的同学。日本兵听到这里，以为有了“重大发现”，立马把李庆芳请到了日军位于夏店镇的指挥部，设宴诱降。
“爷爷当然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但是他要想办法救八路军，救那些民兵。”
第二天，关今由长治真的与李庆芳见了面，并答应释放所有人，但接着就对李庆芳威逼利诱，要他担任山西省地方的维持会长。李庆芳不从，到最后也没有点头，日本人无奈，只能软禁了他，把他整整关了40天。
李桓英的生命里，延续着祖父大义、耿直的爱国基因，她说爱国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自我标榜的，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2011年，李桓英应邀参加了由日本财团、北京大学、中国人权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号召消除对麻风病及其康复者的歧视和偏见的“全球倡议书2011启动仪式”。她感觉这是中国人向世界发出的伟大的呼唤，备感骄傲与自豪！
“我这一生总结不出什么（辉煌）来，我就是能心跳一天，就为需要我的人做一天的事。我的心是正的，虽然我不会写书法，但我要用我的心写出一个大大的正心。”
“正心”，这是集大成的两个字，也是李桓英用一辈子的行动塑成的一座丰碑。
1958年，李桓英辗转从欧洲回到祖国。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了她，根据她的特长，把她安排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从那以后，她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能辜负了总理、党和国家对她的信任——她要为新中国做事，为人民大众做事。
2021年春节，我在微信采访她时，李桓英说完了“入党的理由”，又说起了“爱国”。她用因骨质退化已经变形的手指反复敲击着自己的面孔说：“我是中国人，黄皮肤！”然后又揪着自己的头发说：“我的头发是黑的，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你说党和国家在我心里的分量……”
回想当年她在美国读书，特纳教授为什么肯聘请李桓英做自己的助理研究员，然后又力荐她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首批官员之一和性病专家？想来当时特纳看中的就是李桓英这位中国女学生的勤奋，除了认认真真对待必修课，各门成绩都很优秀，她还时不时地去听很多不拿学分的辅修课，目的就是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眼界。
特纳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棵“好苗子”，而李桓英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特纳教授的指导下，整天跟小兔子、小白鼠打交道。这种实验室经历对她一个留学生来说真是非常难得。
几年时光过得踏踏实实，李桓英没有辜负特纳教授对她的期望，她利用梅毒螺旋体感染的实验兔，开始研究4种青霉素的疗效，几乎每天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里观察、记录，比较4种青霉素（G、F、K、X）的制动作用，最后证明了青霉素G有快速杀菌的作用，为人类有效治疗梅毒和控制其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果敢、博学，也是书香门第的家传遗风。李桓英说她一生能够赶上好家庭、好国家，能够做自己毕生喜爱的医学研究，就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真的，我是幸运的——我是个幸运儿。”
后来为什么会和麻风病结缘？又怎么成了中国终结麻风病的垦荒牛，同时也为世界防治麻风病提供了“中国方案”？
李教授那天对我说：“这就是后话了，国家的需要、患者的疾苦、时代的使命，正好让我遇见了……”
我本想再多聊聊，但又担心李教授的身体。反倒是她笑呵呵地安慰我：“没事儿，咱还有时间，回头我再好好地跟你说，好好地跟你说，哈哈哈……”
三 “是麻风病选择了我！”
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青春，选择一条正确的路？这是一道选择题，只有一次机会，只能一次过，无法悔棋。
李桓英选择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后来更把目标瞄准了麻风病。她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
麻风是一种病，一种慢性传染病。患者短期没有危险，长期也不会死，只是“麻风”这个名字听起来让人恐惧，它把“病”的“可怕”程度放大了。
当然，很多重症麻风病患者到了晚期，出现的一些症状确实吓人——“麻风杆菌”入侵体内，致使患者从皮肤到骨骼逐渐溃烂，慢慢变得鼻塌目陷、面目狰狞，四肢也会出现残缺，往往表现为秃手秃脚，躯干变形。
英文用“leper”来形容麻风病患者，这个单词还有一个意思，是“被大家憎恶、躲避、厌弃的人”。李桓英不同意，她坚持用“leprosy”（麻风病的通用英文翻译）。但是不可否认，麻风病患者“恐怖的外表”常常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恐惧，尤其是在迷信思想浓厚的时代和地区，人们视麻风病患者为“鬼”，为“魔鬼附体”，认为那是他们造孽得到的报应，他们自己不死，却会祸害接触过他们的所有人。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麻风病与人类相伴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它与梅毒、结核并列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早期的欧洲，人们因“怕”生“恨”，用船把麻风病患者大批运到海上，投入茫茫大海，使其溺死，又或者将其火烧、活埋。人道一点的，是把他们赶到远离人烟的荒山深谷，令其自生自灭。有些地方或责令麻风病患者如果出门走动，必须在脚上和身上绑上铃铛，或者打板出声，以警示他人赶快躲避。
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也伴随着排斥与歧视。相传，1935年，广东军阀陈济堂在白云山下一次枪杀的麻风病患者就有300多人；1936年，高要县县长马炳乾在赵镇一次活埋的麻风病患者也有20多人；1940年，西北军阀马步芳曾强令青海各县将麻风病患者一律枪毙，焚尸消毒，惨无人道。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视“麻”如虎，谈“麻”色变。因此，麻风病不仅仅是一种传染病，更衍生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可怜的病患往往在忍受肉体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更痛苦的精神上的折磨。
人类几千年来与麻风病的斗争，一直都以失败告终，因此，“隔离”是大家的共识。哪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麻风村”也依然被保留，成了麻风病治疗和管理的特殊组织机构。
1950年，中国的麻风病患者大约还有50万人，涉病的地区包括广东、海南、福建、云南、贵州、西藏等。1958到1959年，仅仅一年，麻风病的发病率就高达5.01/100000，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病根本无药可治。
李桓英回国后，先被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分配到了1954年创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现为皮肤病研究所），从事与皮肤病有关的科研工作。当时从国外回来的她，尽管看到研究所的实验条件“简陋到要命”，比如连最基础的“紫外线消毒设备”都没有，但是国家信任她，很快将1960年“五一”节要献礼的一项艰巨任务——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交给了她。这让她备受鼓舞，天性愿意接受挑战的她，不会被任何条件上的困难吓倒。
“我那时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石碳酸的喷雾水来消毒，同时还自制了二氧化碳孵箱，很多用于实验的小白兔和豚鼠，当然也都要自己来养。”
“献礼任务”如期完成，李桓英受到邀请，参加了全国“五一大游行”。此后她又相继完成了提取麻风抗原、从麻风杆菌中提取出特异性的酚糖脂的工作。为了试验其有效性，她干脆撸起衣袖，在自己的双臂上进行验证。这是羊入虎口，一旦感染，她从此也会成为一个麻风病患者，到时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她比谁都清楚，但是她依然……以致后来，她的胳膊上永久地留下了“光田氏反应阳性试验结果”的明显疤痕。
“只要能为国家做事，做什么我都愿意，何况我所从事的科研还与我的专业、兴趣相关，已经是很好了。”
1965年，李桓英被派到北京雕漆厂与河北赞皇县割漆现场，对工人们容易患上的接触性皮炎进行调研。之后又到丹东，研究为什么冬季运煤工人在洗过热水澡之后，很容易发生物理性的刺激性皮炎。
1970年8月，根据中央战备1号令的精神，卫生部军管会指令皮研所全体人员下放到江苏泰州。为何选择下放到泰州？因为当时的三泰（泰州、泰兴、泰县）地区是中国麻风病的高流行区。当时又恰逢“文革”时期，作为从国外回来、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熏陶”的李桓英，需要“好好地改造”，被下放到泰州也是“正好”。
但是被下放并不等于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李桓英被分配在苏北地区的苏陈公社，她在这里一天也没有荒废，相反积极参加巡回医疗，从一只灰黄霉菌株受到启发，开始利用当地的农副产品做霉菌的培养基，又利用旧式的培养箱，成功研制出了灰黄霉素，为苏陈公社160多名患了头癣病的儿童，摘掉了头上厚厚的“盔甲”，解除了他们的痛苦。这项成果后来被推选参加了1972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科学技术成就展览。
“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发出来的光要有用，才是金子的价值。”这是李桓英的人生哲学，也是她无论被放在什么岗位都不会放弃自己对科研的执着的内心动力。
到我2021年要为李桓英“写传”，她所在的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提出要先看看我的提纲，这要求合理，双方事先有所准备，采访起来才更顺利。于是我一口气列了26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1970年，您怎么走进了江苏的一个“麻风村”？这一进村，受到了什么刺激？对您日后几十年开展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有什么影响？
话说到这，“故事”和“缘分”就要来了。
下放时，有一段时间，她被指派到了长江北岸的一所医院——滨江医院。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她来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江边小村，这个村就是一个“麻风村”。进到村来，有一个小女孩儿拉着一个中年妇女的手，小心翼翼地蹭到李桓英的跟前，说：“医生阿姨，你快帮我妈妈看看吧，她身上烂，臭，也不能为我做饭，我很饿……”李桓英轻轻地拍了拍中年妇女的胳膊，然后让她抬起头来。当那女人犹犹豫豫地抬起了头，李桓英心里着实给吓了一跳。这是她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麻风病患者，那位患者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根本闭不上，一只脚溃烂着，流着脓，身体歪歪地，走路必须得让女儿领着……
害怕是一种生理反应，李桓英内心更多的是对患者的同情。作为医生，在她被世界卫生组织派往印尼、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服务的那些年，尤其是在印尼，流行一种叫作“雅司”的传染病，患者的样貌也大致如此，浑身溃烂，肢体变形，面目可怕。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李桓英对麻风病是了解的，只不过当她在自己国家的“麻风村”，突然这么近距离地看见了这样的一个麻风病患者，她依然感到深深地震撼。
因此，当后来很多记者问李桓英为什么会选择去防治和研究麻风病，她总是说：“不是我选择了麻风病，而是麻风病选择了我。”
望着那位痛苦的中年妇女，李桓英联想到了自己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她心里深深地明白：像雅司、头癣，以及麻风这样的传染病，往往都跟贫困、落后紧密相联，这也正是她立志要回国，要为尚未脱离贫困的国家、为在苦难中挣扎的同胞提供服务的原因。
“文革”后期，李桓英被借调回北京的科研机构，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实验室。那是1972年，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老所长胡传揆到上海开会，顺路来看望已经整体搬迁到泰州的老同事。他见到李桓英，立刻想到北医皮肤科正在开展的“荧光抗体”工作非常需要专业的人才，而李桓英早在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荧光抗体”在梅毒血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因此邀请李桓英回北京。对李桓英来说，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突然降临的机会，让李桓英非常高兴。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兴奋，或许是她从小就在北京生活，“根儿”就在北京。北京这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对她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然而，当她再次回京，理想抱负还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却先陷入了窘境。
怎么回事？
离京前，她一直住在北京甘水桥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集体宿舍。回京后，她因为不是“正式调入”哪一家单位，所以没有户口，也没有地方住，自然就成了“一没单位，二没身份，三没住处”的“三无”人员。
回想当初她的祖父把家安置在北京时，李家无论在东城、西城，甚至在京郊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房产。李桓英从小最熟悉，也是在此度过了她美好童年的两条胡同，一条是东城区的灯草胡同，另一条是西城区西直门的马相胡同。马相胡同离动物园（当时叫万牲园）很近，小时候祖父经常带她去那里看动物。
这一段故事很重要，本来2021年春节拜年前，李桓英是同意跟我“好好地谈一谈”的，但她住院了，医生紧跟着又发现，这两天李老的心脏指标突然有了些波动。一问才知道，是因为要接受采访，100年来的很多往事在她的心里波澜起伏，她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不行！万一人一激动，她心脏里的那个室壁瘤一旦破裂，即便是人在医院，也很难抢救！”
我和她都得听医生的话。就这样，我俩之间的“面对面”就只能往后先放一放。可我急着要听故事，李教授就让她的助理——袁联潮老师先给我接着往下讲。
没了地方住，她要怎么办呢？我实在是想象不出一个那么重要的专业人员，回到北京，竟然……
袁老师说：“李教授借住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部外籍顾问马海德先生的家，也借住过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老书记戴正启的家，后来又在西山自己租了民房。直到5年后，她正式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才在北京前门东大街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面积很小的单元房。”
从“居无定所”到“再次安家”，李桓英没有叫苦，也没有抱怨。袁老师说：“李教授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她当年不顾父母反对一个人回国，就是只想到发挥自己的专长，没有想过一旦回国、回到了北京，‘我住哪’？只要能工作，有实验室，这对她就足够了。”
正式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之前，李桓英可以说是一边做着“新北漂”，一边到处“打零工”。除了在北医皮肤科开展“荧光抗体”实验，还曾到北京阜外医院皮肤科开展“红斑狼疮”的“荧光抗核抗体诊断实验”，跟着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学习，做了免疫学的新理论研究……
“工作着就没有烦恼，也没有工夫去烦恼。”这是李桓英对自己的安慰。对于事业，她马虎不得，嗅觉也很灵敏。
那是1978年3月17日，她在报纸上看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刚刚落成。该所是一个集热带病诊治预防和研究为一体的科研单位，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北方唯一的热带医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国最早被世卫组织认定的合作中心。李桓英心里的火苗一蹿老高：“啊，这是我该去的地方！”
于是她又找到戴正启书记。老书记深深地理解她，也为国家珍惜这样一位特殊的人才，于是帮忙介绍。通过审查和面试，李桓英正式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从此，她才有机会大面积地接触麻风病，一颗深埋于内心为国为民效力的种子，才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
我跟袁老师感叹：“真是想不到，李教授还曾有过这样的一段难！”
“是啊，整整5年，身份、居所不确定。”
“那，即使是遇到了这样的不顺，李教授也没有后悔过回国吗？”我心里都有点替李桓英打抱不平了。
“她不是有实验室吗？她的工作可一直没停。”
1981年，李桓英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影响力，成为国际麻风学会理事、印度麻风协会终身会员，同年还应邀参加了在缅甸当时的首都仰光召开的西太区麻风免疫和化学治疗科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桓英获得了一个天大的“利好”，那就是世卫组织已经有了对麻风病联合化疗的最新治疗方案，下一步就要找国家进行实验。她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于是回国后立刻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并提议希望中国赶快向世卫组织递交申请，国家完全采纳了李桓英的意见。
机会，有时你不知道它会躲在什么地方，但是李桓英要让自己的国家进入终结麻风病的世界第一梯队。她该出手时就出手，正好利用自己在世卫组织工作过的经历和便利，向麻风病宣战。这一次，她要整装出发了！
四 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
1940年，曾被日本人软禁了40天的李庆芳因为忧愤，感染了伤寒，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在这一年不幸逝世，享年62岁。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专门刊载了李庆芳“被日军虏获四十日拒不屈从”的事迹，盛赞其劲节可风。
那时候李桓英已经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想和无数爱国志士为了祖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影响，知道祖父的“劲节可风”是什么意思，她在心底暗暗下定决心：要做像祖父那样的人——祖父了不起，将来我也要“了不起”！
为了参加祖父的追悼会，李桓英和父母、妹妹弟弟们回到了山西老家。她听到了更多的关于爷爷的故事，也知道了父亲跟爷爷一样，尽管做着民国的“大官”，但为人正直、磊落，不愿意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同时两袖清风，是个当官只想做事，“不懂得数钱”的人。
说起父亲，他是李桓英成长路上又一个正面的榜样。
早在1917年，李桓英的父亲李法端，从北京汇文预科学校毕业并被官派前往德国留学。李法端被分配到柏林工业大学的电机工程专业，学成后也像他的父亲一样回到祖国，先后任民国杭州电机厂代总经理、政府交通部技士、材料司司长、国家行政院物资供应局顾问，以及中央银行驻关岛代表、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副总干事、中国工程师学会材料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要职。
祖父和父亲两代人言传身教，并没有因为李桓英是一个女孩，就不支持她读书获取知识。李桓英的上面原有一个哥哥，7岁时因为白喉夭折，从此，祖父和父亲就拿小桓英当“长子”来养。因此无论在德国，还是后来在国内的很多城市，都要求李桓英好好学习，长大了要报效国家。
李桓英不止一次跟她身边的人说她这一生之所以幸运，一是因为有一个好家庭，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二是因为长大后回国，更有戴正启、胡传揆、马海德这些对她有知遇之恩的前辈相助。因此个人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冷遇，她根本就不会往心里去。更何况若论吃苦，她本就是经历过抗战的人，和平年代再苦，还能比得过战时？还能苦过躲炸弹、饿肚子，颠沛流离，生死难测……
1939年，她从香港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当时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同济大学被迫从上海搬到了昆明，同学们都住在翠湖的八省会馆，不仅生活苦，吃的是牛皮菜和蒿子、荨叶子，生命安全也因为随时会赶上日寇对昆明的轰炸而完全没有保障。
“后来学校不得不再度搬到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镇——李庄。在李庄，日子过得就更艰难了，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宿舍，没有电，同学们晚上看书只能点油灯。”
不过恰恰是李庄的生活，让李桓英真正有机会接触到了中国的底层社会，看到了国家被外敌欺辱、蹂躏，更深地懂得了祖父和父亲装到她心里的那颗拳拳爱国之心的种子。
早年间，有人问她：“您在美国学习了4年，又在世卫组织工作了7年，收入很高，已经习惯了西方的生活，为什么要回国？”
李桓英总会反问一句：为什么我不回国？如果不是因为被世卫组织邀请，让她觉得在这个平台上对她将来的事业有益，李桓英说她一毕业，就会像祖父和父亲那样早回国了。
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的钟惠澜所长对李桓英的工作热情非常肯定，尤其看到她有在世卫组织工作多年的经历和学术研究基础，听说世卫组织要上马治疗麻风病了，便提议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接受世卫组织的资助，先去出国考察。
面对难逢的良机，李桓英非常珍惜。9个月的时间，她跑了6个国家，访问了9个麻风病治疗中心。特别是当世卫组织同意将中国作为“实验新疗法”的地区时，李桓英根据中国的特点率先拿出了联合化疗的短程实验方案。
她拼命地争取项目，不是为了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名誉，而是看中了联合化疗对麻风病患者是一份救命的大礼，她一定要为自己的祖国和患者争取到这个机会。
当时的医学界对“联合化疗”并非没有争议，比如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动物实验”的可靠性；同时，医护人员也不清楚应该给病人施以怎样的剂量和指定多长的服药期限，更不知道究竟要对患者治疗多久、何时停药、会不会复发……
但是李桓英身为传染病专家，她明白联合化疗是由利福平、氨苯砜、氯苯吩嗪三种药物组合而成的一个新套方，这个方子对患者是安全的，而且没有不良的副作用。它就像三颗手榴弹被捆绑到了一起，对治疗麻风病来说，是人类智慧终于绽放出来的一道曙光——为了祖国，为了让中国几十万患者尽快摆脱麻风病，她一定要积极实验，把这件事情做成功！
结束了9个月的学习和考察，她兴奋地“杀”回祖国，急着跟领导汇报，并拿出了具体方案。接下来，为了选择实验地区，她先后来到云南的麻风村寨和山东潍坊的麻风病地区，对80位多菌型患者实施了24到27个月（云南用了27个月，山东用了24个月）不等的精确治疗。此时，李桓英已经57岁了。
在这个年龄，中国大多数妇女都在做什么？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但是李桓英没有，她把80位患者当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爱对象——一路治疗、一路呵护，直至疗程结束，这些人没有一个失败，都被治好，完全康复，从此远离了“麻风村”，重新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五 “李教授，您就不怕被传染？”
李桓英从不避讳自己这一辈子为了医学研究和治疗传染病，没有结婚，没有后代，没有普通人家的天伦之乐。因此经常被人问道：“您不后悔吗？为什么会选择单身？特别是看到别人家逢年过节，热热闹闹，老了也有儿孙绕膝，三世或四世同堂，您不羡慕？”
李桓英总是笑笑说：“我这人比较笨，做什么事就得全情地投入，如果又是老公，又是孩子，牵绊太多，我就做不成‘治麻’‘防麻’这件事喽。”
如此“交换”意味着什么？是一种牺牲吗？
李桓英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当事业和个人生活必然发生冲突的时候，她选择了事业，而且乐乐呵呵，这没什么不好：“人生有很多种幸福，我有我的收获，那就是幸福。”
1979年，她把推广世卫组织联合化疗的试点对象选在了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勐腊县，从此就把生活、时间、情感都给了勐腊。
我在李桓英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张12寸大小的彩色照片，照片中有一个中年男子，怀里拥着一个小男孩，却看不见那男人的手，估计是拍照时让摄影师给故意遮挡了。袁老师告诉我：“照片中的男人叫刀建新，两只手都残疾了，烂得只剩下指根的一点点；那个男孩是他的儿子，初期感染时让李教授给治好了。父子俩先后担任了‘麻风村’的村主任，这张照片也有着长长的故事。”
在勐腊，李桓英筛选出了回菁村、孟捧镇的纳所村、勐仑镇的曼南醒村三个村寨作为自己定制的“短程联合化疗”的试点对象。这些“麻风村”山路崎岖，偏僻封闭，难进难出。比如曼南醒村，这个村子过去叫南显村，在中国的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身影。1983年元旦刚过，李桓英坐了三天的火车，带着从世卫组织争取来的免费新药，又一次来到曼南醒村。她从勐腊县先乘车走六七个小时的公路，然后从镇到村还有七八里牛马踩出来的小道，路旁不时会出现十来米深的断崖，好不容易看到村子了，要想进去，办法只有三种：滑铁索、走独木桥、乘独木舟。
2017年，北京西城区委宣传部在得知李桓英做出“95岁高龄入党”的惊人举动后，组织三位作家编写了《大爱初心》一书，书中有很多照片，其中三幅狠狠地攫住了我的眼：
一张是独木舟——那“舟”真的是一棵大树被凿空了躯干；
一张是独木桥——那“桥”也是一棵大树被放平在河面上；
还有一张滑铁索——照片上，李桓英正绑着安全带，双手抓着铁环，脸朝天，弯腿收膝，身体悬在河面上。
李桓英怎么都忘不了第一次走进曼南醒村时的景象。那时，村里的人，走着的、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各种形状。什么意思？就是人们的脸上、躯干、四肢大多都“奇形怪状”。人们的眼神黯淡无光，麻木中紧绷着委屈、自卑、怨恨、绝望，李桓英知道，“连他们的心，其实也是残疾的”。
曾经有记者请她回忆：“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女，撩起裤腿，腿上全是溃烂了的皮肤；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脱下鞋子，脚指头已经完全不见了……”
麻风病患者不会死，他们只是因为受到麻风杆菌的侵袭，身体一点点丧失对外界的知觉，然后萎缩、溃烂、变形。但患者告诉她：“这病不会死人，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麻风寨”也不是没人管，政府时不时就会派医生来给大家送药。但医生都把自己装扮成“防化兵”：白大褂、白手套、鞋套、帽子、口罩，整个人脸上只能看见两只眼睛。放药的桌子离患者一米远，医生用棍子把药一份份推到患者的面前……尽管患者都知道医生“这样做”实在是“没办法”，但面对整个社会的躲避、歧视，同时也面对自己“吃了什么药都好不了”的现实，麻风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心灰意冷，情愿躲避到“世外麻源”，不与正常人来往。
李桓英进村可与众不同，更与之前的医护人员不同。她进村后，头脸、手上什么“防护”都没有，见了村主任，也就是刀建新，她自然地先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跟大家一一握手，接着巡诊，给患者打针、喂药。她不仅经常住在村子里，一有空还会帮助失去劳动力的患者料理生活，有的人卧床不起，大便干燥，她甚至还会亲手为患者抠大便。这下，整个村子的村民都流泪了：“北京来的女摩雅（医生），天哪，不怕麻风病！”
勐腊县皮防站的工作人员惊讶为什么李桓英不怕被传染，而且她还把“实验室”搬到“麻风村”，就地组织大家在村子里做病理、做涂片——一开始，人们真是不理解！
李桓英缓慢而坚定地说：“我这样做就是要打破陈规，不仅不隔离地在现场为患者检查、治疗，而且要把‘实验室’搬进‘麻风村’。这是因为短程联合化疗方案要求我们每天都要给患者服药、观察、做记录，同时还要研究这些患者在接受了‘新方案’以后的各种反应。因此不要说‘实验室’得放到村里，我们医护人员也要做好长期在‘麻风村’工作的思想准备。”
其实，1949年以后，中国对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已经有了两个大手笔：其一，对全国的麻风病患者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隔离；其二，基于当时的条件和医学水平，国家安排力量，在合适的地方，建了一批“麻风村”。这才使得我们国家后来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既实现了麻风病患者的大量减少，也使一些“麻风村”逐渐荒废。跟着，才逐渐完成了从人们对麻风病很少问津，到麻风病患者大规模地“被隔离”，再到逐渐“消失”的全过程。
李桓英一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麻风村寨”工作。她这个说着一口北京话的女摩雅不仅什么都不怕，而且和大家一起吃、一起喝，疲了累了也同意让村民们给她“做做按摩”。
有时候她让患者当着她的面脱下鞋子，那鞋子泥里踩、水里蹚，有多脏多臭？患者往往不从，尤其是一些大小伙子、老少爷们，哪里好意思。但李桓英“命令”他们脱！麻风病患者因为神经受损，感觉不到伤痛，他们的脚指头被老鼠咬了也不知道疼。因此他们下地干活，鞋子里进了沙子或被钉子等硬物把脚划破了也没有知觉。但如果受了伤，伤口会继续感染，也会增强传染性。
整整27个月的治疗、观察、陪伴，李桓英开始是治疗麻风病的医生、专家，然后是患者的朋友、老师，再后来就和乡亲们情同家人。
她不断地告诉患者和家属，麻风病是传染病，但它的传染力其实并不强，10个人里有9个人是传不上的。而且如果我们能早发现、早用药，就不会溃烂，也不会落下任何残疾。
2019年，我的同事、《面对面》栏目主持人王宁采访过李桓英，当时有这样的一句提问：“虽然很难被传染，但那也还是有被传染上的可能啊，您不怕？”
“不怕。”
李教授回答得很淡定，口气里带着一种科学家的权威。过去人们总以为麻风会传染，一见面、喘口气就会被传上，那是缺少医学的常识。
“再说，怕也没有用啊！战士上战场都知道子弹的厉害，但打起仗来，不是还得照样往前冲？”
李桓英拿自己举例：“你们看我跟麻风打了40年的交道，什么时候走进‘麻风寨’，我都是坐下来就喝，赶上了吃饭就吃，从来也不躲着患者，我也没有事。如果什么时候，我真的被传染上了，那我还盼着呢！那样，我就可以给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把自己给治好的。”说完了还“哈哈哈”！
李桓英尽量与患者打成一片，她的这一行为，我相信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主观故意”的，医生要消除患者的自卑，让他们的心情首先轻松起来，然后才能很好地配合治疗。多少患者听说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麻风病能够被治好”时，渐渐发出的笑声里裹着泪，泪水里饱含着崭新的希望。
当世卫组织有了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案，中国有了像李桓英这样的好医生，这种折磨人类数千年的麻风病，在中国，是到了该“拔根儿”的时候了。
六 坚持到奇迹出现
现在要说说那个长长的故事了。
曼南醒村的村主任刀建新，因为患上了麻风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人”变成了“鬼”，在得到国家的治疗后，他又从“鬼”变成了“人”。因此这一辈子，他怎么说感谢李桓英的话都不为过。
原本，刀建新在傣族长辈的眼里是个有出息的后生仔。他毕业于昆明民族学院，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政治上进步得非常快，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了勐腊县的县委副书记。但是1965年，人们发现他忽然从县委的机关大院消失了。一打听，原来他被查出得了麻风病。这对他来说，不啻为一场晴天霹雳！
刀建新措手不及，得了这种病，如果能治好，“水牛角都能被扳直”！他万念俱灰又别无选择，生怕传染给别人，因此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也不得不跟妻子离了婚。而且有件事儿像一根大刺儿，一直深深地扎在他心里。那是他离开工作岗位之前，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忘记要给党组织最后交一次党费。他伸出手、举着钱，但没有人敢接——突然，刀建新醒悟了：“我已经成了鬼，成了灾星魔鬼，谁还愿意跟我接近？！”
他急慌慌地跑出办公室，离开县城，逃进曼南醒村，从此开始自我封闭。病治不好，也死不了，但生活还得继续。不久，村民看到刀建新有文化、有能力，选他做了村主任。十多年来，刀主任也曾尝试过上山采药，熬煮、内服、外贴，尽量为自己和乡亲们治病，但是都没用。他只能看着自己的手指、脚趾一天天地烂，残疾程度越来越重。患难中走到一起的妻子咪香，身上、手上长出了很多的节、红斑，尤其脸上还时常出现类似蚂蚁爬过的感觉，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得了麻风病。
李桓英进村，要得到村主任的支持，村子里没手术室，她得先找人帮忙用帐篷搭起个能做手术的地方。开始的时候，李桓英并没有自己的助手，她是单枪匹马进村的。后来她听了村主任的故事，心也被狠狠地刺痛了。李桓英决心要帮他，还要依靠他，一定要把他和所有乡亲的病都治好！但常年的医治无效，刀建新是绝望的，他不相信李桓英，不相信世卫组织，更没什么兴趣去尝试短程联合化疗。
为了解开刀建新的心结，李桓英觉得得先和他“走近”。一天中午，她不请自来地推开了刀建新的家门，说：“主任，我的驻地离你们村有十公里，今儿要回去再返来，时间就都耽误在路上了，我想在你家蹭顿饭。”
刀建新懵了，人人躲避麻风病患者唯恐不及，这李医生怎么还来蹭饭？还没等刀建新想好怎么回答，李桓英已经端起了碗，坐下来自己开吃了。李桓英一边吃还一边说：“你家的苞谷饭真好吃，我在北京可很难吃到，我得多吃点。”吃完，又起身去盛了一碗。
这还让他说什么呢？刀建新从此以后像变了一个人，从排斥到协助，从一个人到后来组织全村人都主动配合李摩雅。
就这样，李桓英用实际行动温暖着麻风病患者的心，疏解着他们心头已经拧成了疙瘩的自卑。在她看来，身为医生，首先应该让患者感到尊重和平等。她坚信：“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医者仁心，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联合化疗的不隔离短期治疗，既然在中国已经开始，就一定不能让患者“空欢喜”！
1984年5月，李桓英在对曼南醒村全体村民进行复查的过程中，发现刀建新刚刚5岁的儿子岩糯的屁股上出现了一小块红斑。尽管孩子自己没有任何感觉，但李桓英知道这是一块未定类麻风。由于发现得早，马上给孩子进行了治疗，因此岩糯体内的麻风杆菌很快就被彻底地杀死了。孩子成了“早发现、早治疗”的一个鲜活样板。李桓英用这个实例教育了村民，也在教学当中将知识传授给其他医护人员。果然，十几二十年后，小岩糯已经长大成人，他不仅健健康康，再也没有复发，而且还向爸爸学习，努力工作，勤力为民，后来也当上了曼南醒村的村支书。
什么叫作苦尽甘来，春风化雨？尽管一开始推行短程联合化疗的时候，李桓英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中不仅有在村寨要吃苦、孤军奋战、一眼看不到结果，而且还有不被人理解。比如，她非常敬重的一些老专家、老领导，对她的短程联合化疗一开始并不信任，大家纷纷提出质疑：患者长期服药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你用只有两年的“短程”，能成？试都不用去试！
说这话的老专家、老领导都是权威，而且多年以来一直在很多事上都支持自己、关照自己。但科学就是科学，很多时候，“新的世界”恰恰是因为我们“走错了路”，才偶然被发现的。何况李桓英本来就是“实验室出身”，她最相信实验和数据，而且短程疗法副作用少、见效快，也符合中国“多快好省”的国情需要——“那节省下来的药，还可以治疗更多的患者”！
性格率真的她，一方面努力说服老专家、老领导，另一方面也叮嘱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定要用事实说话，坚持，再坚持，坚持到最后——让“奇迹”出现。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上苍也不能不为李桓英的真诚、付出而感动——24个月、27个月的短程联合化疗坚持到最后，都获得了大丰收。老专家、老领导们也都笑了，很多同行更默默地为她竖起了大拇指：干麻风的科研，大家都知道太艰苦、太危险，很多人常年对这个题目绕着走。可人家李桓英，却敢冲到第一线，实干、苦干、闷头干——做科研真是要有点“殉道”的精神啊！
当然，除了领导、专家的质疑，短程联合化疗在一开始还有一“难”，那就是村民在服用了一段时间的药以后，身体渐渐地出现了一种“鬼气”，这让人们一下子感到恐慌、害怕和怀疑了。
什么情况？原来短程联合化疗的药物是紫色的，患者服下去之后，药物会慢慢进入细胞，然后再反应到体表，这就会使患者的面部和患处呈现紫色。这本是很正常的药物反应，但患者不理解啊，就开始疑神疑鬼了，有人甚至趁李桓英不注意，偷偷把药扔进了水里。
这样做李桓英可不答应！她一个个找患者谈话，说明这种药的疗效和反应，反复地告知大家可以放心，同时也口气强硬：“没什么说的，必须遵医嘱，严格用药，除非你们不想摆脱麻风的困扰，不然就好好地听我指挥！”
奇迹终于出现了，患者按疗程服药，最后一个个都出现了疗效。大家都说李摩雅说得真对。
面对疗效，面对康复者一个也没有出现反复，李桓英的短程联合化疗被证明取得了成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很快，世卫组织收到了李桓英的报告，并且不断派人来进行考察。
李桓英的临床医治，在“时间”“用量”“反应”“是否复发”等问题上都为短程联合化疗获取了临床参数。因此，世卫组织非常感激中国，也非常感激李桓英。
不过，面对事业上的“首战成功”，李桓英可丝毫没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好好地停下来歇一歇，或过一过安逸的退休生活，或实现多年来她的父母和4个弟弟妹妹一直盼着她“能回美国和我们团聚”的梦想。她觉得勐腊的成功、潍坊的成功，都只是“局部的”，中国除了勐腊、潍坊，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依然受着麻风病的侵扰，她要赶快请求国家把“战果”扩大、推广，她眼前还有“更大更大的一片任务”！
事实上，国家随后很快便批准了李桓英的建议，这就有了之后的30多年，李桓英跑遍了云、贵、川等7个地区的59个县，开始新一轮医治麻风病的“工程”。这项“工程”最终也取得了患者“全部康复”的结果，且复发率只有0.03%（世卫组织的标准是1%）的好成绩。一方面，中国基本阻断了麻风病的传染，李桓英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李桓英也为世界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中国“治疗方案”。她哪里有时间坐下来歇歇脚呢？
七 为国争光，福莫大焉！
57岁开始接触麻风病的李桓英没有觉得当年自己已经“并不年轻”，到68、78、88、98岁，她依然要求自己坚持工作，且精神饱满。
“与麻风病结缘”的40年里，她的团队、助手、领导、同事经常看到她背着一个小包，每天从家或坐两站公共汽车，或步行，来到她的办公室，来到她永远都不想离开的实验室。
说到李桓英的办公室，只有8平方米，很小，和她小小的住所一样，但气氛很温馨，工作起来很方便。
2021年春节前的一天，我被李桓英的助手袁联潮老师领着，来到了位于北京友谊医院内科研2楼的一层，推开一扇双开门，里面是一处不大的套房，外间是实验室，摆着很多实验要用的设备和大大小小贴着“麻风室”字样的塑料盒子，侧身穿过这两间实验房，我来到一个过道，那里很紧凑地摆着6张桌子，6名科研人员正专注地工作。再往里走，有一道窄门，里面就是那8平方米的办公室——李教授如果在北京，每个工作日她都会出现在这里。
袁老师指着对面顶头放置的两张办公桌给我介绍：“长江老师您看，这边是我的，那边是李教授的。”
我点点头，看到腿边有一张很简易的长沙发。袁老师看到我想问，立刻说：“哦，还有这靠门的沙发，每天中午，李教授都会在这儿靠一靠，简单地眯上一小会儿。”
“哦，那吃饭呢？”我还有疑问。
袁老师：“一般都是我从食堂给她打饭，然后就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铺一张旧报纸，坐下来吃，就是普通的盒饭，一餐吃不了还会打包，晚上回家热热再吃。”
李桓英的生活极其简单。她自己会做饭，但通常最爱做的是西红柿鸡蛋面，因为一顿吃不了，还可以再吃第二顿。
“早餐呢？那可就没有食堂的供应了。”我继续问道。
袁老师：“早餐就更简单，因为李教授有早年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每天早餐就是一个苹果、一杯咖啡，这几乎日日雷打不动。”
我坐在李桓英办公桌后面的扶手椅上，看着摆在桌上的老照片，思绪飞到了1958年……
当年她的父母和她的4个弟弟妹妹，为了能跟她聚在一起，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但是家人刚到不久，有一天父母却发现大女儿竟然“悄悄地溜了”。李桓英先是借口到英国学习，然后辗转回到了中国。父母形容她是“悄悄地溜了”，李桓英也承认：“那是因为我回国，真没有跟父母商量，怕的是‘一商量了，就走不了’。”
1964年，李桓英的弟弟靠自己在美国加油站、餐馆打工挣来的路费，让父母到香港与姐姐见面。当时李桓英所在的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领导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才批准了李桓英“出境赴港”。她走后，有人议论：“看着吧，李桓英此去香港，见了父母，怕是就不会回来了。”同时，父母那边，此行还真是有“强烈的目的”要带走女儿——他们年龄越来越大，需要女儿，同时也心疼女儿只身一人在国内，没有家庭，没有丈夫，无依无靠，万一有个病有个灾……因此，这次在香港的会面，父母是“一定要说服”女儿跟他们“回美国”的。
三天的见面，李桓英跟爸爸妈妈说了很多体己话，多次说到对不起父母，“看你们年龄慢慢大了，我也不能在身边尽孝”。但是她也很坚定地告诉父母：“我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我，我能用我的医学专长为国家做事，能解救很多很多痛苦的病人，这是我无法不坚持下去要做的事……”在机场送别的时候，老父亲望着渐渐走远的女儿满含热泪。性格倔强的妈妈不等女儿走到看不见身影，就自己先一转身，生着气走了。
后来李桓英讲起这段往事，说那一刻的画面永远嵌进了她的心里。对父母的亏欠，让她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但心头所能安慰的就是“或许自己对父母的不孝，能换来对国家的大孝”。因此只有工作能够忘记烦恼，唯有工作能够让她暂时地不想爹娘！
投身防治麻风病这个值得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就像“回国”，李桓英从来没有后悔过。
在最艰难的“实验阶段”，曙光已现，但工作非常艰苦，条件简陋，资金匮乏，她就借助自己曾经在世卫组织工作时的关系、声誉，马不停蹄地向世卫组织汇报，利用一切机会向世卫组织申请药物，申请国际专家的技术支持，当中也包括“伸手”要资金、要设备、要车辆……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没办法，我们国家经历了十年“文革”，刚刚才迈开经济建设的步伐，我们还很穷，政府对于所有麻风病患者的治疗又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需要、需要……
云南和山东第一轮的实验证明了短程联合化疗的100%有效，接下来，李桓英又拿出整整10年的时间，继续实验、继续探索。1986年11月，中国卫生部在成都召开了全国麻风联合化疗座谈会，宣布全国要普遍推行麻风短程联合化疗治疗方案。这对李桓英的工作是一个学术上的极大肯定。
1994年，世卫组织开始向全球推广中国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
1998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成功消除了麻风病。”世卫组织官员诺丁博士在会上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荣誉渐次向她走来，但“名与利”根本不是李桓英长期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心理期许。想当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读完了硕士，她是两年后才从学校拿回了毕业证书；回国后，她先后供职于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领导多次为“评级”的事找过她，一个“正教授”的头衔，她拖了整整20年才认真地去填写了第一张表格。
“为了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李桓英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中国符号”，替中国人在世界麻风病治疗领域站到最高的实验台，这已经是对她最好的回报。除此以外，她还在乎什么呢？
1990年，云南西双版纳庆祝泼水节时，勐腊县人民政府在曼南醒村敲锣打鼓地开了一个大会，宣布了一个“大好消息”，那就是：长达30年，一直戴在我们县4个村寨头上的“麻风寨”的帽子——从今天开始——彻底地被摘掉了！从此，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地图上，人们再也找不到“麻风寨”的存在。
那一天，李桓英也被邀请回去，很多在外面生活和工作的老病友们知道李教授也会回来，便纷纷赶回“麻风寨”。人们抱住李桓英，紧紧地拉住李桓英的手，说：“谢谢谢谢，谢谢李教授，谢谢李摩雅。没有你，哪有我们今天的新生？”
李桓英则说：“我们相信科学，也相信自己！我们的党和国家要终结麻风病，你们，当然也包括我，都赶上了好时代、好机会。”
其实新中国成立不久，针对当时中国人所患疾病的四分之一都是皮肤病（比如麻风、梅毒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周恩来总理就曾说过：“要建立一个与普通卫生系统区分开来的垂直系统，就叫‘皮防系统’吧。”国家随即派出专门人员“搞皮肤病的防治”，在防治目标中，麻风病是最大的一个工作重点。
李桓英作为医学专家，当然很懂得防治传染病的三个办法：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必须“三管齐下”，但是具体怎么做？她想到社会主义中国有自己的体制优势，可不可以利用过去的“皮防系统”进行“垂直管理”？跟着，她积极尝试并创立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工作模式。这个“垂直”的好办法，1996年被国家认可，随后便在全国展开了“消除麻风病”的攻坚运动。世卫组织后来也知道了，还把“中国的做法”推荐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李桓英和她所带领的团队，用有效的实践，把“垂直管理”的这张大网，织得更密，也更牢固了。
八 “百岁算什么？我的事还没做完！”
1972年，李桓英正在江苏泰州的麻风病防治前线没日没夜地工作着，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母亲去世。她悲痛难抑，深深地自责——自己这一生，长大成人，性格养成，都跟母亲分不开，这不只表现在当她还没到适学年龄时，母亲就把她送进了学校，而且从小到大，母亲反复叮嘱：“作为女人，要受教育，要独立，要有自己的胸襟！”
学医是母亲的主意。当年，李桓英好不容易从同济大学毕业了，母亲又建议她到美国去继续读硕士。母亲初中毕业，跟同龄者比，文化已经不低，但是在旧社会的大宅门，她忍气吞声，明白上学的重要，她要让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强大。
母亲走后很多年，包括2021年我采访李桓英的时候，她还说着：“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父母接过来，赶快接过来，就在我的病房，让我陪伴他们，我要为他们养老送终……”
但是，1964年，李桓英和父母的会面，已经是此生最后一别。
后来出国便利了，去美国看看父母已不是什么难事，但每一次都是因为忙……不知不觉，父母走了，她自己也将近百岁。
1988年，领导考虑到李桓英的身体已经不能够再独立支撑科研工作，遂派了翁小满医生作为她的第一任助手。年底，翁小满到首都机场去接从云南回来的李桓英。从机场出来的李桓英，头上缠着绷带，一只胳膊吊在胸前，羽绒服也只能半穿半披着——这是怎么了？
车祸。自从李桓英把“实验室”搬进了“麻风村”，云南对她来说就是常来常往，经常坐车翻山越岭，已经不知道“翻车”过多少回。受的轻伤就不说了，就说1987年夏，正值雨季，李桓英从云南文山返回昆明的途中，因为坡陡路滑，汽车不慎翻到了路边的玉米地，造成她右锁骨骨折。紧跟着，1989年1月，她只身参加完西昌联合化疗工作资料的年终会审，赶着回成都，途中，因为雪天，汽车行驶到大凉山篱笆山的时候，一下子滑到了50米以下的山底，造成她左手骨折，三根肋骨骨折，头上还缝了七针……
受伤回来的李桓英住进了友谊医院，因为身边没有亲人，翁小满就想来陪护，但李桓英说：“我的腿又没断，生活还可以自理。你赶快回去做实验，这次我带回来的200多份血液标本，都放在冰箱里……”
1989年，非隔离短程联合化疗试点在云南全省推开，时年68岁的李桓英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2001年，李桓英因为主持“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防治技术和措施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让她心里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欣慰。“一个科研人员，有什么能比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来得更重要？这一点就像医生救死扶伤，患者好了，起死回生地活蹦乱跳了，那是对医生最大的奖励。”
从事麻风病治疗与研究的40年，用李桓英自己的话说，她得到了来自国家的太多的荣誉，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以及“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等荣誉，后来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三八’红旗手”“北京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麻风防治先进个人”“全国医德楷模”“最美奋斗者”等30多项荣誉……2005年，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在友谊医院成立。2010年，李桓英研究员学术思想研讨暨90寿辰座谈会在友谊医院召开。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高度肯定了李桓英的工作，北京友谊医院历届的领导和全体同仁更把李桓英教授当作“镇院之宝”。
面对这些不曾想过的收获，李桓英能不高兴吗？悠悠百年岁月，她初心未改，初心没变。
因为麻风病的传播方式、发病机理、检测方法还没有被彻底地突破，李桓英虽然年近百岁，但始终都觉得自己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
2021年，她跟我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等我好了，新冠肺炎疫情也过去了，我还要再去云南！”
我说：“是吗？太好了。您什么时候去，我也跟着您去采访。”
她说：“好啊好啊，到时候我一定通知你。”
“那您就得好好地保重身体，等您出院了，医生也同意了，我们就去。”我建议。
李教授听完，爽朗地大笑，语气非常坚定、声音非常洪亮：“没问题，你放心。我现在吃得下、睡得着，还不做梦。”
“啊——吃得下、睡得着，还不做梦？！”这句话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耳膜，气贯长虹又让我浑然不觉她的年龄。
难道永远“忙”就可以让人状态逆袭？青春就可以“常驻”“永驻”？
保重吧李教授，等机会到了，云南——我真的，真的还要跟您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