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拖延的强心剂

大脑科学和动物实验的结论一再表明，拖延的天性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已经写入了人类的基因密码。譬如，人们或许早就习惯了将今天本应该完成的事拖延到明天再做，尽管那样会让他们感到自责。然而，“不到最后一刻不开工”的职场拖延症却正在给越来越多的员工和组织带来一系列困扰，甚至是无法估量的损失。美国在线和Salary.com这两家科技公司曾联合调查了超过1万人的工作习惯。结果显示，每个8小时工作日中就有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往往被用于拖延，其中还不包括午餐和规定的休息时间。

人们每年工作多少个小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早前曾提供了这样的一组数据：美国劳动者的平均年薪4万美元，美国人每年记录在案的工作时间为1703小时，即比每年212个8小时工作日稍多一些。按照上述两家科技公司的估算：全美有1.3亿劳动者，每人在每个8小时工作日内花2小时拖延，也就是每年414小时（即用212乘以2）。每小时的价值约为23.49美元（即用4万美元除以1703小时）——如果他们的公司处于盈利状态，那么价值将不止这些。因此，按照最保守的数据估计，拖延给企业造成了每个员工每年约9725美元的损失（即用23.49美元乘以414小时）。将这个数字乘以美国劳动者的总数，得到的约是126425千万美元。换句话说，保守估计，拖延在一年内对一个国家造成的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

拖延不仅仅发生在职场，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Piers Steel）教授曾专门建立了“拖延与科学”网站，在上万人参与的调查中，80%至95%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有拖延症”，其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拖延已经成为习惯”；普通人群中也有超过20%的人有“习惯性的拖延行为”。根据推算，全球可能有1/4的人患有重度拖延症，剩下的人也均患有不同程度的拖延症。

斯蒂尔教授既是拖延领域的学者，也曾是一位重度拖延症患者。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受到拖延的困扰，直到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博士学位，他才开始深入研究拖延这种现象。在对拖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斯蒂尔教授可谓收获颇丰。在《战拖行动：四大方法告别拖延》一书中，他不仅提出了著名的拖延公式，并荣获过众多奖项，还编制了大量拖延相关特质的测试量表，为数万人进行了测试。目前，他仍在这一领域进行最前沿的研究，且研究成果被多个研究领域广泛引用。

因拖延而焦虑，却又在焦虑中继续拖延，拖延似乎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行为顽症。当拖延慢慢演变成人类的通病行为时，斯蒂尔教授却专注于针对“战拖行动”的研究和实践，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拖延与人类文明一路同行

在公元前1500年，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古埃及朝臣帕黑里的墓志铭的第一句话便是：“朋友莫延迟，归巢当适时。”文徵明之子文嘉的《今日歌》劝诫人们：不要浪费青春，虚度时光。明朝学者钱福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旨在警醒世人不能任凭岁月蹉跎，但这其实是对拖延症的典型刻画。

斯蒂尔教授研究发现，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就有人们推迟做事的种种记录。拖延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9000年前，随着农业的诞生而萌芽。春天播种、秋天收割，这是人类第一个人为的截止期限。这是文明发展以及人类生存必需的任务，并非进化本身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最早的有关拖延的记载都是农耕方面的。4000年前，古埃及人凿刻出了至少8个象形文字来表示拖延，其中有一个特指忽略或遗忘。这些被翻译成“拖延”的象形文字通常与农活连用，尤其是那些与尼罗河泛滥周期有关的农活。因为在每次泛滥时，尼罗河的河水都会漫过河堤，过后则会留下肥沃的冲积平原。

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的记载来看，古希腊人也一直苦苦地与拖延作斗争。赫西俄德是古希腊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当时能与之媲美的只有荷马。赫西俄德在长达800行的史诗《工作与时日》中劝诫道：“不要将工作推到明日或明日的明日。懒惰的工人填不满他的谷仓，拖延工作的人也没有饭吃。勤劳让工作顺利，拖延工作的人终将一事无成。”这个劝诫特别重要，因为当时希腊正处于一场经济危机之中，很多希腊农民不仅将自己的农场，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一并抵押了。而拖延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信誉，还可能让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变成富有邻居的私有财产。

到公元前440年，拖延从农田蔓延到了战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谈到了这一点。这本书记录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还讨论了人格和策略等很多方面，到现在还是军校研习的范本。修昔底德明确地指出，拖延是人性格特质中最邪恶的一种，唯一的用途就是让战争晚一点儿开始，让人们可以多花点儿时间研究战胜之法。

另外一本论述了这一特质的重要希腊文献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他在其中大量论述了“意志薄弱”，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akrasia”。亚里士多德特别讨论了“akrasia”的一种形式“malakia”，就是不做那些明知道应该做的事。很显然，这就是拖延。

再往后几百年，我们可以看到拖延进入了政治领域。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是古罗马著名政治家，他在政坛的对手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西塞罗在一个指责安东尼的讲话中宣称：“几乎不管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缓慢和拖延都是令人痛恨的。”

接下来，拖延慢慢涉足宗教领域，几乎每个主要的宗教都有相关的记载。例如，在最早用文字写成的佛经巴利文《大藏经》中，高僧如是说：“拖延就是道德败坏。”时至7世纪，印度佛学家寂天在《菩萨之道》中讲道：“死亡在取走你性命的时候如此迅猛，这个时刻降临之前便应好好积德！”到了16世纪，“拖延”一词开始直接在英语中出现，而不再使用翻译文本。例如，英国剧作家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在1584年写道：“你会发现，推迟滋生危险，而在危急时刻，拖延更会导致大的灾难。”

工业革命时期，拖延也大行其道。1751年，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给当时的周刊《漫步者》写过一则短文，把拖延描述成“人性普遍的弱点之一，虽然有道德的指引和理性的抗议，但拖延仍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之中”。1755年，约翰逊博士郑重地把这个词记入了他颇具影响力的《英语辞典》，从此以后，拖延就成了常用词语。

很显然，如果拖延的确是人类的核心特点，那么它就像人们所能想象到的那样，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是历史中经久不衰的主题。

从“最优觅食”审视拖延的进化

从本质上说，冲动就是活在当下。通常只有到迫在眉睫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那些长期的需求和时间截止到明天的任务，也就是使未来的成为现在的。冲动这种特质对当今的人类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了，不过进化的运作比较后知后觉，也就是说，它总是更加适应人们过去所处的环境，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或预计。这就是所谓的“生态理性”，即什么是合理的取决于实际所处的环境。好比你为婚礼准备的合体西装，今天穿着帅气十足，20年后再试试，可能紧绷得使你像粽子一样。同样，当人类过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时，冲动的心态是有利的，但在今天，冲动导致了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拖延问题。

斯蒂尔教授研究发现，因食物来源不同，动物的冲动性会有细微的调节，即所谓的“最优觅食”。人类最优觅食的结果是，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能量。因此，猎杀、吃掉和消化所需要的时间越长，这一物种通常就越不容易冲动。总而言之，人类发展出了一定的自控性，以保证下一顿还有得吃。

人类作为杂食性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在自控方面可以算得上动物中的超级巨星。鸟类的延迟满足能力就排不上号了——有10秒钟就算了不起了。对一只黑猩猩而言，10分钟的等待则像永远一样长。

尽管人类拥有无敌的自我控制能力，但在如今旋风般的生活中，这还是不够。在没有超市和冰箱的年代，人们的耐性足以让其捕猎动物和采集果实。然而，面对如今巨大的需求，这点儿耐心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对此，斯蒂尔教授研究还发现，拖延是由于基因遗传出现了断档而导致的，现在人们进行的项目和计划往往需要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来完成，但动机却跟不上这样的节奏。在丛林生活中，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但在城市生活中，贴现率要低得多，今天投资一只鸟，如果幸运，明天就能有价值一只鸡翅的利息。

从这个层面看，拖延就是一种进化的副产品。斯蒂尔教授深入研究发现，大多数拖延者产生拖延动机的三个基本元素是：期望、价值、时间，它们也构成了拖延的三种类型。

拖延类型1:“期望值低”型。这一类拖延者产生拖延的主要原因是期望值低。有39项涉及近7000名被试的研究发现，虽然有一些拖延与过度自信相关，但更常见的是由于自信不足。拖延者通常都缺乏自信，尤其是对那些他们一再推迟的任务。

比如，如果你拖着不做学校留的作业，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作业太难；如果你拖着不去通过锻炼身体或调整饮食来改善健康状况，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你质疑自己是否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丢了工作，那么你很可能也会拖着不去找工作，因为你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可能被雇用。

拖延类型2:“缺少价值感”型。这类拖延者会因为感到所做的事没有价值而拖着不行动。毕竟，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每个人都可能拖着不做。也就是说，你当下推迟不做的事，很可能是你不喜欢做的事。用来测量这种享受程度的术语叫作“价值感”。

对一项事务的价值感越低，你就越难启动。如果是和朋友喝喝茶、吃吃点心，那么聊几个小时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果是让你处理一下自己的税务问题或者打扫一下地下室，想开始可就难了。如果你同意诸如“工作让我觉得无聊”或“我对持续尽职尽责缺乏热情”之类的论调，那么，你的拖延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情缺少能让你愉悦的价值感。

拖延类型3:“任务回报延迟和冲动”型。这类拖延者总是想要快速得到回报，常常抵制不住诱惑，行事冲动，容易分心。他们更可能承认，“事情变得一团糟”是因为“在开始一项任务之前，我会先做点儿能让我暂时感到轻松的事”，或者“我宁愿选择小一点儿但可以立即得到的快乐，而不是大一点儿但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得到的快乐”。在这里，影响你决策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它可能或确定带来的好处，而是时间。你更看重那些可以很快得到的回报，远远胜过那些需要等待的回报，而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你冲动。

数十项涉及数千名被试的研究表明，冲动以及人格特质中的责任感低、自控能力差和容易分心，都是拖延的核心所在。因为冲动代表着强烈的欲望、缺乏谨慎与保守的态度，以及无法对事情做出全盘预测。

拖延公式

在斯蒂尔教授看来，想要彻底理解拖延，得先找出期望和价值感是如何相互发生作用的。为此，人们往往可以导引出期望理论的一系列公式，其中最著名的是期望价值理论。该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所在，每一个成功的投机商人都深谙此道。它指的是，人们根据期望乘以价值感得到的结果来做决策，即“行动动机=期望×价值感”。

“期望×价值感”的结果越高，人们往往越会选择去做那件事。不少经济学家过去都试图用这个公式来理解人类的所有行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人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从在麦片上浇牛奶到给孩子擦鼻涕，都取决于从中获得多少快乐以及能得到快乐的确定性。

但斯蒂尔教授深入研究发现，不能仅仅用“期望×价值感”来描述人性。这个理论的创立者用它来描述理性决策，也就意味着不能用它来描述任何形式的非理性行为。不管你做了什么，无论是吃个冰激凌还是染上毒瘾，在经济学家看来都是理性行为。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的理论排除了拖延，即非理性延迟的可能性。

斯蒂尔教授由此认定：在讨论人性时，“行动动机=期望×价值感”的经济学模型并非大错特错，只是还不够完善。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相信的（即期望）这些激励在何种程度上可得，来对激励（即价值感）做出反应。不过，这还不是全部，还有第三个影响因素：时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信号理论之父乔治·A．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于199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做了题为“拖延与服从”的演讲。他提到，如果能考虑到人们为何会非理性地认为当前成本要比未来成本更大，他们的理论就会更完善。几年之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oewenstein）在《跨越时间的选择》一书中，审视了经济学如何更好地将时间考虑在内。从此以后，行为经济学，一个考虑了时间因素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应运而生。行为经济学家仅仅通过观察世界就修正了原来的经济学模型，就好比你仅仅用眼睛看就使车保持了平稳行驶。

最吸引经济学家的时间理论来自心理学的行为主义领域。行为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叫作相配假说，研究已经证明，它在预测老鼠以及人类的一般行为时相当准确。相配假说最简单的一种公式就是：行动动机=（期望×价值感）÷可推迟时间。

由上面的公式可知，可推迟时间越长（即截止时间越远），动机就越小。

上面公式中的时间有多重要呢？斯蒂尔教授发明了一个游戏，叫作“现在成交还是将来成交”。假设你是一场比赛的选手之一，而且已经赢得了1000美元，10张崭新的百元大钞被交到你的手中，你将其塞进了口袋。不过，你还可以选择一张支票，能选择一笔有保障的钱，只是要推迟到一年后才能兑现。于是，这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至少要在支票上填多大的金额，你才能心甘情愿地交还所有钞票，换走这张支票，然后等整整365天再提取呢？

斯蒂尔教授曾在自己的课堂上让数百人做过这个小小的实验，大多数人都说如果金额在2000至3000美元，他们就甘心等一年，尤其是在斯蒂尔教授要求他们立即决定时，他们更是这么回答。除非学过理性回报率的知识，并且有时间仔细考虑一下以防冲动行事，否则你也很可能这样选择。要交出的钱越多，你就越容易拖延，也就是说，你会越冲动。

不过，人们对拖延的易感度在“行动动机=（期望×价值感）÷可推迟时间”公式中并没有体现出来。斯蒂尔教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相配假说的拼图上，冲动是最后被拼上去的一块。冲动提供了一种对时间更为复杂的理解，其影响体现在加剧或减轻拖延的程度。越冲动就越容易陷入拖延，也越容易漠视未来，在“现在成交还是将来成交”的游戏中，能让你选择等待的金钱数额就越大。没有冲动的存在，就不会有慢性拖延的存在。把冲动加入公式中去，就有了这样的公式：行动动机=（期望×价值感）÷（冲动×可推迟时间）。

斯蒂尔教授宣称，他之所以能推导出这个拖延公式，既受到了导致拖延的基本因素的启发，也融合了社会科学中最强大的动机理论的最突出成果。需要注意的是，运用这个公式能够得出的结果不是一个特定的数值，而是相对程度的大小。期望、价值感越大，意味着回报越大，获得回报的可能性越大，你的注意力就越容易被吸引，因此行动动机会更强烈，更不容易产生拖延行为。而当冲动越大时，就会让人越容易漠视未来，从而加剧拖延的程度，当可推迟时间越大时，也就意味着任务的截止时间被推迟了，拖延会与日俱增，完成任务的动机就减弱了。

该拖延公式还指出了拖延的一个最大危害：意图和行动脱节。研究表明，拖延者通常会和他们勤奋的同事一样制订计划，但执行计划的方式不同。而且，对于拖延者来说，就算他们真心实意地想为下周或周末要做的事制订计划，也没有眼下发生的事来得重要。拖延者被计划拴住了，但他们本应该把自己拴在工作上才对。因此，当一个拖延者又一次哀号着“不管我怎么挣扎，最后还是会拖”时，你听了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奇怪。这样的抱怨反映的就是意图和行动的脱节：你确实不想拖到明天，但你总是会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拖到了下一个明天。

逐个击破非理性的拖延

在斯蒂尔教授看来，理解了“行动动机=（期望×价值感）÷（冲动×可推迟时间）”这一公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并利用四种方法对导致拖延的因素逐个击破。

方法一：适度乐观，建立自信。

很多拖延者都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取得成功，因此不再努力，而一旦停止努力，失败就成了必然。斯蒂尔教授告诉人们：相信自己，是成功者与拖延者之间的分水岭。如果没有这种自信，那么沙发将会召唤你，电视会引诱你，你关于未来的梦想也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关于如何有效增强乐观，学者们已经研究了50多年，并找到了3种已被证实有效的技巧：成功螺旋法、感同身受胜利法和愿望实现法。

“成功螺旋法”是从小处着手，关注一点一滴的进步，将艰巨的任务拆分成小块。波利尼西亚人在他们的国土上看到远处有一个之前未曾发现的隐隐约约的岛屿，这是他们的新目标。他们觉得，只要做了充分的准备，就能到达那里。他们起航了，并最终统治了那片土地。在那片土地上，他们接着又看到了另一个岛屿。每一次新的开拓都依赖于前一步的成果。对于那些长期遭受打击、认定自己会失败的人来说，“成功螺旋法”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开始发起这样的螺旋线路并不简单，因为日常生活很难提供类似结构的系列事件，一步步提高人的自信。不过，也有合适的机会，例如一些野外课程和探险训练等。

“感同身受胜利法”是从他人身上汲取激励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励志电影、自传、演讲等。卡亚达出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父母成天酗酒，如今的她却是一位拥有一家跨国公司的大富豪。她认为自己能够实现这个跨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早年受到的一次激励。很小的时候，卡亚达读到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故事，在叶卡捷琳娜大帝身上，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卡亚达也是一名王室后裔，她的家族是夸克托部落的世袭首领家族。从此，她将叶卡捷琳娜大帝视为偶像。

“愿望实现法”则是用成功假想对抗困窘现状。有一种名为“心理对比”的方法，就是用假想来对抗拖延。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厄廷根（Gabriele Oettingen）用了20年的时间来研究心理对比理论。该理论的第一步是，考虑好你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是一台车，那么请想象你驾着它在街上兜风的情景。如果是一份工作，那么请想象你工作的样子。至关重要的第二步就是对比一下理想与现实。想想你现在开的那辆破车，嘲弄一番你目前那份薪水微薄的工作。经过对比，你会将现实视为追求理想的拦路石。心理对比并不会让人变得更乐观，而是会令乐观转化为动机，激发力量，让人奋发努力，行动起来。练习心理对比的人几乎都会立刻沿着追求梦想的方向前进，拖延也就得到了一点儿遏制。

如果不走第二步，只停留在对美好未来的想象上会怎样呢？答案是“创造性的视觉化”。创造性的视觉化过程就是要生动鲜明地描画出内心的渴望。不过厄廷根认为，创造性想象只可能削弱人的动机，让人活在幻想中。在进行了多项调查后，厄廷根发现，无论是准备考试、找工作、术后恢复、戒烟、与有魅力的陌生人约会，还是改善人际关系，表现最差的都是只靠幻想过活的那组。所以，如果不进行第二步，还不如压根就不知道创造性想象这个方法。

方法二：认知重建，找到价值。

不管是谁，一旦觉得一件事特别无聊就会想拖延。无聊感向人们发出信号，告诉人们所做的事情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分心就到来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与非拖延者相比，拖延者更容易觉得日常事务枯燥乏味。在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所有枯燥工作中，日常文书工作最让人痛恨，例如填写时间表、上交支出报告、提供公司和政府不停索要的数据等，即使这些麻烦事有时真的很重要，也还是让人感觉毫无意义。

不过，枯燥并不是所有工作的固有属性，只要改变看法，任何事情都可以变得有趣得多。举个例子，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一书中，汤姆设法让那些乡下小子们甘愿用自己的东西做交换，竞相替他去粉刷波利姨妈的栅栏。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假装说乡下小子们没水平，使他们对这件本不值得羡慕的苦差事艳羡不已。

如何使那些沉闷的任务变得有趣起来呢？斯蒂尔教授提出了三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为了让工作变得不那么枯燥，可以试着加大它的难度。当然，也不能过度，因为任务太难会让人产生挫败感。在工作难度和你自身能力之间寻找平衡点，是实现“心流”的关键。可以给自己设立标准，提出反馈意见，并试着打破自己的纪录，比如看看你能否用以前一半的时间完成任务等等。又如，一个薯片工厂的老工人通过收集形状酷似名人的怪异薯片而充实每一天。擅长游泳的人则想象池中有鲨鱼，从而不至于感到沉闷。

第二条思路，为了减轻拖延，你可以充分发掘自己与任务之间的关联性，增强动力。当任务和你相关，并与对你有意义的话题和目标密切相连时，拖延的风险就会降低。

第三条思路，为了进一步强化内在动机，你可以将长期计划表述为你希望达到的成就，即趋近型目标，而不是想要避免的失败，即回避型目标。人们在有了长期目标之后，拖延现象就会减少，表现就会提升。相反，向一个摇摇欲坠的人大叫“别摔倒”，或者叮嘱一个歌手“别忘了歌词”，反而会增加他们犯这个他们正极力避免的错误的概率。因此，“我真想让这本书得到好评”比“我希望这本书不会被公开嘲笑”更好，怀着“我希望她喜欢我”的信念比想着“我不想再遭到拒绝了”更有用。几乎所有目标都能从“避免”轻易翻转为“接近”，从“千万别要”翻转为“我想要”。

方法三：拒绝分心，按步前行。

分心是拖延的主要制造者，因此，学习如何有效地应对分心是你的必修课。你需要贬损、消除或替换掉那些诱惑你的因素。通过“内隐致敏法”来贬损诱惑你的选择，想象它们变得恶心的样子，或想象拖延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把贬损后的情况或产生灾难的过程想象得越栩栩如生，这个方法就越有效。

当遇到令你分心的诱惑时，专注于它们最基本的元素。例如，三层巧克力奶酪蛋糕可以被视为一种脂肪和糖的混合物。如果可能，请完全清除能导致你分心的因素，让工作环境不再混乱能帮助你做到这一点。在净化了工作环境之后，把原来让你分心的因素都替换成提醒你“为什么工作”的有意义的信息或图像。对一些人来说，在桌上摆一张心爱的人的照片就很有效。另外，尽可能完全隔开工作和娱乐空间，可以强化刺激工作的因素。

方法四：整合技巧，提高行动力。

在斯蒂尔教授看来，整合前述三个战拖方法，并运用到生活中去，观察自己或别人在做决策时，大脑边缘系统和前额叶皮层之间是如何交互作用的，这对提高行动力的作用颇大。

比如，沉溺于对高脂高糖食品以及电视节目的即时满足，推迟了节食和锻炼计划；动不动就发怒发狂，推迟了必要的反省和协商；这些例子都反映了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以前适应生存，现在已经完全不适应了。人的本性是无以复加地高估现在的价值而忽视未来。拖延公式强调，非理性的延迟是一种倾向，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可以接受内心偶有波澜，我们就能克服它。不要相信人类的性情是完美的，要接受事实，接受人生来就是有缺点、会妥协的物种，因此，我们可以运用人性来调和自身并依此行动。无论如何，只有承认自己有局限，并始终带着这个理解来采纳建议，或许才可以翻过人生中非理性的延迟这一页。

换言之，在人类进化所处的环境中，人们渴了就喝，饿了就吃，有动力就劳作。实际上，人们想做的和该做的是一回事。可是，当人们开始对未来有所期盼、进行规划，并按自己的个性行事时，人们就得做一些可能会违反自己天性的事情。根据天性来说，人类更适合生活在一个古老和不确定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食物会迅速腐败，天气变化无常。而实际情况是，人们用即时反应型的思维去处理长远的考虑和机会，且将永远和拖延斗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