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996”时代的方与圆

“996”能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出吗？

深夜10点，北京中关村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很多公司职员还在伏案忙碌，这样的场景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司空见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用科技提高了工作效率，却增加了工作强度和时间。尤其是互联网从业人员，“996”工作制已成为行业的潜规则。在2021年元旦前夕，拼多多的员工猝死，再次把“996”工作制这一话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场关于“奋斗”和“生活”、“工作”与“健康”、“内卷”与“躺平”的讨论，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共鸣。

“工作996，生病ICU”——这句话更是成了当下许多人的口头禅。

早在2019年3月27日，一则与编程技术无关的文档《996.ICU》在编程技术网站GitHub上一经发布，一周时间即获15余万“加星”（类似“点赞”），成为中外各大媒体的重磅新闻。帖子对部分互联网公司的“996”工作制表示抗议：“工作996，生病ICU。”“996”指每天上午9点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ICU”即重症监护治疗病房。

在被曝光的采用“996”工作制的国内互联网公司中，京东、有赞、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占据着网民投票排名前位。《996.ICU》发起人还为被“996”的员工算了一笔经济账：按照劳动法规定，“996”工作制下只有拿到当前工资的2.275倍，才在经济账上不吃亏。除了“996”，还有更累的“997”（即上午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7天）、“007”（一周工作7天，每天24小时待命）。面对“996”，有人心存怨念，有人甘之如饴；有人口诛笔伐，也有人左右为难。这则帖子虽然无关编程，但与程序员的工作权益，与每一位劳动者的工作权益息息相关。这也启示劳动监察部门，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应有更积极的关注和介入。

随后，关于“996”工作制的话题也迅速扩散，不止程序员，也不止互联网公司，越来越多的行业、企业牵涉其中，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开始在社交网络上大吐苦水。面对“要不要接受‘996'”这个灵魂拷问，很多人的答案都是：其实并没有选择，要么拼，要么滚。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招聘了一位来自日本的研发主管。该日本主管上班第一天对部门同事说：“我在日本是有名的工作狂，希望大家能跟上我的节奏。”一个月后，这位日本主管辞职了，临走时留下一句话：“你们这样加班是不人道的！”

曾几何时，日韩企业的加班文化被国内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追捧至极。一些人甚至将欧美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为“下午5点准时收起桌板的工作文化”。但企业管理者是否想过，如果员工在工作时间“磨洋工”，即使加再多的班也于事无补，只有提升工作效率才是核心所在。换言之，一切不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的的加班行为都是无效行为，一切不能提高工作效率的员工管理都是低效管理。

一边是创业者崇尚的“拼搏与奋斗”，一边是员工对劳动权益的合理维护，“996”工作制这个话题在当下应有其更深远的影响。

现代工作制度的确立，肇始于泰罗制（TAYLORISM），其创立者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写道：“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其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

管理学追求效率优先。那么，一个核心问题就是：“996”工作制真的能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出吗？

早在多年以前，以福特汽车为代表的采用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作业方式的公司，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思考和实践。按理说，流水线作业，作业时间长，一定会效率高。但实践结果发现也不尽然。劳动效率曲线虽然在一定阶段随着时间延长会上升，但有其临界点，过了这个点之后，由于工人对工作的厌恶感上升，疲劳度增加，反而会导致效率下降，差错率上升。国内有一家著名企业发生员工多次跳楼事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员工长期超时加班，以致身心俱疲，心理出现偏差。

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增长核算方程：产出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投入增长率）+（资本收入份额×资本投入增长率）。这个方程式阐述了一个基本经济规律，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驱动力量：技术进步，劳动投入的增加，资本投入的增加。但其中由于加大劳动（包括劳动者数量和劳动时间）与资本投入驱动的产出增加，遵循的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因此只有技术进步才被认为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这个规律的高度概括。

对此理念，应该说我国各界早已经达成高度共识，建设“创新型社会”得到贯彻与落实。但随着“996”工作制争议的发酵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现象表明，虽然理念达成共识，但在具体操作和实现细节上其实尚存在很多问题，有时候甚至出现实践与理念背道而驰的情况。因此如何落实先进理念，对企业管理者是一个重大课题。

从“愚昧山峰”到“开悟之坡”

与“996”工作制引发的广泛热议相映成趣，时间往前推到2018年11月20日，下面这幅图和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的一句管理金句刷屏了：“有担当的管理者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把下属从愚昧之巅推到绝望之谷，至于他能否爬上开悟之坡，就看个人造化了。”

社会上每个人的成长规律都遵从邓宁-克鲁格心理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也称达克曲线），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绝大多数人的成长都是在“巨婴”期徘徊，往往无法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从而导致认知偏差，容易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优势之中，一直上升到第一阶段的顶峰——“愚昧山峰”。

在职场中，“门外汉”“半瓶子选手”其实都是活在“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境界之中。这里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问题：自己明明是站在“愚昧山峰”之上，为何浑然不知呢？那是因为每一个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的反馈。

当遇到现实困境时，容易陷入对自己的全面否定与消极情绪之中，这时就需要有人将其推至第二阶段——“绝望之谷”（“知道自己不知道”），此时才知道自己的愚昧无知，同时自信崩塌。接下来，困境迫使个人进入持续努力阶段，成为在第三阶段——“开悟之坡”（“知道自己知道”）上的攀登者。

最后，经受攻击和辱骂，积累知识和经验，达到人生的第四阶段——“持续平稳高原”（“不知道自己知道”），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能否早日登上自己的“开悟之坡”，将成为个人能否健康成长、可持续提高的重要环节。

从“愚昧山峰”到“开悟之坡”，也像极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所描述的治学三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说明：“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著名哲学家康德生前给自己写下这样一句碑文：“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打破惯性思维，学会逆思倒想，你定会摆脱平庸，创造奇迹！

衣帽钩的分配问题

2012年，瑞典经济学家约纳斯·弗拉霍斯（Jonas Vlachos）的孩子在暑假过后回到学校，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弗拉霍斯一家的住所离儿子的学校有15分钟步行的距离。上学第一天早上，为了赶上9点的上课时间，儿子8点45分从家出发。第二天，儿子稍微提前了一点出发，第三天又提早了几分钟出发。过了一两周，弗拉霍斯的儿子每天需要提前1个小时从家里出发去学校。

弗拉霍斯很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结果他发现是因为教室后面的衣帽钩不够，后到的学生不得不把外套放在长凳上。（显然，对于爱好秩序的瑞典人来说，即使是小学生也会为此感到耻辱。）

弗拉霍斯一向不推崇自由企业和市场，因为他来自瑞典，而瑞典人对重税和大政府的热爱享誉世界。从个人层面来看，弗拉霍斯一直以来都公开批评瑞典用市场化的方式处理教育问题，这些市场化的方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基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的关于学校选择的愿景，而弗里德曼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代表人物。弗拉霍斯的孩子上的是传统的公立学校，而不是私立学校。弗拉霍斯认为市场在很多方面都不适合瑞典学生的教育需求，他在斯德哥尔摩观察到私立学校过于热衷裁减成本以便提高利润，还会操纵考试成绩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同时挣来更大的名望。这些私立学校还互相争夺富裕社区的优秀学生。

但是分配衣帽钩的问题，市场还是能够轻松解决的。弗拉霍斯受够了儿子每天为衣帽钩担忧，也不想让儿子不断提早上学时间，他在一天傍晚向妻子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为什么不用拍卖的方式把衣帽钩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呢？不愿意让孩子提前1个小时去上学的家长肯定会出价最高，而那些不介意衣服团作一团的孩子则不会介意拍卖。所有的孩子都来自相当富裕的家庭，因此家长有能力参与竞拍，即使家长没有财力参与，低收入家长的竞价也可以得到补贴。而且，“外套税”可以给野外考察提供资金，也可以为课堂添加政府无法提供的东西，这是一种双赢。

弗拉霍斯的妻子非常明智地建议他保留这个想法，他的想法虽然是好意（即使只是半开玩笑的想法），其他家长可不一定会喜欢。拍卖教室里的衣帽钩不仅冒犯了瑞典人的感情——光听这个想法，大部分人（至少是非经济学家）会觉得弗拉霍斯听起来像是社交无能、烦人且愚蠢的人。很难说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偏见，尽管弗拉霍斯只是建议用一种公平且有效的市场机制来解决衣帽钩的分配问题。

但是，大多数人宁愿让问题悬而不决，也不愿让市场介入。自由市场树立的形象一直存在问题，也注定如此。有人认为市场在某些事物中格格不入，比如瑞典的公立学校。但是市场非常擅长处理某些事情，比如分配学校里的衣帽钩。然而，人们很容易搞错市场适用的环境，比如在衣帽钩所处的环境中，使用市场很像是扭曲教育补贴项目，对市场持悲观看法的人尤其会这样认为。

把握认知尺度

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在《九辩》一文中提出了“方枘圆凿”这个成语，说的是方形的榫头根本没法钻进圆形的卯眼里。为什么榫头和卯眼不相容、不适宜、格格不入？就在于两者的形状不统一，一个方一个圆，自然没法做到严丝合缝。

如何让“方与圆”更好地严丝合缝？经济分析是讲究尺度的。在不同的尺度上观察经济现象、思考经济问题，会产生不尽相同的认识，得到不尽相同的结论，从而提出不尽相同的对策与建议。无论是“996”工作制，还是从“愚昧山峰”到“开悟之坡”的思维开拓，抑或是衣帽钩的分配问题，这里面都涉及“尺度”的把握问题。

经过一些人的话术包装，“996”工作制被美化成了奋斗，合法的8小时工作制反而成了不努力、不奋斗、没未来的代名词。甚至，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奇迹称为“勤劳革命”，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工作制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快乐地劳动，让一切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

与“996”工作制的话题不同，本书将关注到国外企业、精英们是如何把握时间的？行为经济学家又是如何审视时间的？时间如何影响决策？不同的时间观如何塑造不同的个体？人习惯于线性思维、因果思维，这种千万年进化出来的大脑快捷方式，却让我们容易困于时间的限制。显然，要规避这种大脑漏洞，我们需要经常提醒自己变换时间尺度来思考问题。

一位教师开始上课前，拿着一张画有一个黑点的白纸问班上的学生看到了什么，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一个黑点。”老师反问道：“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么大一张白纸吗？”全班寂然。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在阐释“成长型心智”“固定型心智”时，把心智模式比喻成我们时刻戴着的一副眼镜，我们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决定着我们看到的世界。从“愚昧山峰”到“开悟之坡”是一个巨大的思维进步。然而，人的思维有局限性，不懂得从本质去剖析事物，不懂得理智地处理事情。这些盲点往往对人的进步有很大的阻碍。

一直以来，有两样事物或许颇值得人们为之流连：“似是而非”的现象和“似非而是”的理论。所谓“似是而非”的现象，即那些与习惯或常理相悖的现象。当人们还在“想当然耳”（语出《后汉书·孔融传》）地认为从空中同时抛下的重铁球比轻铁球降落得快的时候，物理学家伽利略敏锐地捕捉到与之相悖的现象，并在斜塔上予以演示。此举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的成说，但“似非而是”理论的出现还有待牛顿第二定律的提出。

物理学中如此，经济学中亦然。早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课堂或公开演讲中评价一些解释反常的经济现象的理论时，常常喜欢用一个词叫“长了牙的鸡”。意思是那些理论大多稀奇古怪，颇有哗众取宠之意，而无洞悉问题之心，就像“长了牙的鸡”一样，不可一般化，也不能用于解释其他的经济现象，尤其是悖论和矛盾现象。

地域、行业、场景、年龄、学科背景、个人经历……人都会受到所在尺度的束缚，一旦将思考尺度抽象变形，无穷大或无穷小，往往会收获新的价值。

如果我们以光的速度和光一起旅行，会发生什么？要是你早知道自己不会失败，你会尝试做什么？正是这些极端化的问题，让我们一次次打破时空的藩篱，拓宽与外界的接口，进入更大的世界。事实上，一个人面对外面的世界时，需要的是窗户；一个人面对自我时，需要的是镜子。通过窗户才能看见世界的明亮，使用镜子才能看见自己的污点。其实，窗户或镜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明亮，世界就明亮了。

毋庸置疑，把握好各种认知的尺度，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思维方式。虽不是万能钥匙，但能时常带给我们惊喜，善用它的人，会在处处有异于常人的领悟。尤其是在这个高压、高竞争的时代，到处充斥着阶层固化的焦虑，而把握好各种认知的尺度或将成为这个时代个体崛起的最可靠武器。

当然，要把握好一个个“迷人”的认知尺度，是一个长期的、自觉的过程，愿借中外的两句哲语与读者共勉。

一句出自《孟子》:“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另一句出自德国思想家歌德：“十全十美是上天的尺度，而要达到十全十美的这种愿望，则是人类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