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戴乃迭先生译的这十一篇作品，是从我的四个不同性质集子中选出的。这四个集子多完成于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七几年间。正是我学习用笔比较成熟，也是我一生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几年。

第一部分取自我的《从文自传》前二章。全书完成于一九三二年夏秋间。当时我正在山东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散文习作，住处恰在公园和学校之间福山路口，一座新经修理的小小楼房里。三角形院子中有三五簇珍珠梅，剪伐成蘑菇状的叶端分布一串串小白花，开放得十分茂盛，且散发一种淡淡清香。公园尽头便是海边，距离不过二里路远近。从窗口可望见明朗阳光下随时变换颜色的海面和天上云影（云彩且常呈粉紫色或淡绿色，为一生所仅见）。当时学校还未开课，我整天不是工作就是向附近山头随意走去。山离海较远，由于视界广阔，感觉上反而近些。夜里至多睡眠三小时。生活虽然极端寂寞，可并不觉得难堪，反而意识到生命在生长中、成熟中，孕育着一种充沛能量，待开发，待使用。就在这么一种情形下，用了三个星期时间《自传》便已完成，不再重抄，径寄上海付印。前一部分主要写我在私塾、小学时一段顽童生活。用世俗眼光说来，主要只是学会了逃学，别无意义。但从另一角度看看，却可说我正想尽方法，极力逃脱那个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养成“禄蠹”的囚笼，而走到空气清新的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诸官觉，进行另外一种学习。这种自我教育方法，当然不会得到家庭和学校的认可，只能给他们一种顽劣惫懒、不可救药的印象，对我未来前途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在尚未成年以前，我就被迫离开了家庭，到完全陌生的社会里去讨生活。于是在一条沅水流域上下千里范围内，接受严酷生活教育约五年，经过了令人难于设想的颠连困苦、穷饿流荡又离奇不经的遭遇。在这个长长过程中，眼见身边千百同乡亲友糊里糊涂死去了，我却特别幸运，总是绝处逢生，依旧能活下来。既从不因此丧气灰心，失去生存的信念，倒反而真像是读了一本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知识。且深一层懂得“社会”“人生”的正确含义，更加顽强单纯的走我应走的道路，在任何情形下既不会因生活陷于绝望而堕落，也从不会因小小成就即自足自满。这份教育经验，不仅鼓舞了我于二十岁时两手空空来到北京城，准备阅读一本篇幅更大的新书，同时还充满了童心幻想，以为会从十年二十年新的学习中，必将取得崭新的成就，有以自见。就这么守住一个“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绝不依傍任何特殊权势企图侥幸成功，也从不以个人工作一时得失在意，坚持学习了二十五年。

这本小书第二部分选译了《湘行散记》中散文四篇。《湘行散记》是我于一九三三年冬还乡，经过约一个月时间写回北京家中一堆通信，后来加以整理贯串完成的。乍一看来，给人印象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琐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三三年夏，我离开学校返回北京工作，九月里成了家，生活起了根本变化。时住在西安门内达子营一个单独小小院子里。院中墙角有一株枣树和一株槐树，曾为起了个名字叫“一槐一枣庐”。终日有秋阳从树枝间筛下细碎阳光到全院，我却将一个十八世纪仿宋灯笼式红木小方桌搁在小院中，大清早就开始写我的《边城》。从树影筛下的细碎阳光，布满小桌上，对我启发极大。但是工作进展却相当缓慢，每星期只能完成一个章节，完成后就寄过天津《国闻周报》发表。到十一月底，得到家乡来信，知道老母亲病转严重，要我回去看看。其时正是江西方面蒋介石集中了六十万大军，对瑞金进行“围剿”，几次战役异常激烈，死亡以万千人计。我家乡地方那份割据武装，因和接壤的黔军争夺烟土过境税，发生小规模战事，僵持局面也搞得极紧张。公路还未通行，水路来回估计至少得一个多月时间，单独上路比较方便。因此事先和家中人约好，上路后将把沿路见闻逐一写下寄回。时天寒水枯，由沅水下游桃源县开始乘小船上行，随时停停又走走，到达沅水中游的“浦市镇”时，就过了二十二天。又赶山路三天，才到达家乡凤凰。由于小船上生活长日面对湍湍流水，十分枯寂。沿河表面上还稳定，实外松内紧，随时随地会发生事故，安全上毫无保障。为了免得北京方面担心，所以每天必写一两个信，把水上一切见闻巨细不遗全记下来，且有意写得十分轻松愉快而有趣，一共就约写了四十几封。由浦市镇开始山行那三天，得通过一个地势荒凉的腰站。路过一个亭子，恰是十多年前几个军中熟人一同被害的地方，心情相当沉重。夜里住小客店时，信写得反而更加使北京方面放心。到了家乡，从我哥哥处才深一层明白许多意料不到的现实问题，在外边我尽管经常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到家乡却肯定我是个“危险人物”，应付外边倒比较省事，家乡事便难言，一犯了疑就无从解释。唯一方法即尽早离开。除了礼貌上必需去见见我那位“老上司”，其他任何亲友都不宜拜访。因为提的问题既无从正面回答，还会出乱子。因此只陪在母亲病床边过了三天，借故北京工作紧迫，假期延长太多，匆匆返回北京了。回来途中又走了十二天，写了约二十次并不付邮的长信，说的还是路上见闻。回来后一面续写《边城》，一面整理这些信件，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篇章，分别在刊物上发表。到后来才集成《湘行散记》这个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表面上虽只像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为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即或我家乡“老总”，还拥有地方武装三万人，割据湘西十三县已二十年，也难免在不易适应的变故中，失去了控制力而终于解体完事。这一切我全预料到。果然不到三年，我的忧虑就证实了。蒋介石在江西取得暂时胜利后，抽出了一个军的实力，来向地方进行兼并压迫，自然不甚费力就达到目的。上级下野，军队改编外调，外来“嫡系军队”侵入成为征服者，地方弄得一团糟。

第三部分从《湘西》一书中选出，共计四篇。全书着手于一九三七年冬天。抗日战争发生后，北京陷落，八月十二日大清早，我和北大、清华两校一些相熟教师，搭第一次平津通车过天津，第二天在法租界一个住处，见早报才知道上海方面已发生战事。我们的终点原是南京，由海船去上海路线已断绝，只好等待机会。过了十来天，却探听出有条英国商船可直达烟台。准备先去烟台，到时再设法乘汽车到当时还通行的胶济路中段，再搭胶济车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气运。我们无从作较多考虑，都冒险上了船。还记得同舱熟人中有美术学院赵太侔夫妇、清华大学谢文炳夫妇、北大朱光潜教授，及杨今甫先生等等。辗转十来天，居然到达了南京。那天半夜里，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飞机大轰炸北极阁。南京方面各机关都正准备大疏散，于是我又和不少北方熟人，于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集中。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还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随后向船长介绍，说我是中国大作家，得到不必买票的优待，且在特等舱里住了四天才离开船的。[1]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在湖南组织临时大学，到武汉转车走后，我就和几个朋友暂留武汉借武大图书馆工作，并借住东湖边大革命时一个军长耿丹的别墅里[2]。

不久就有熟人相告，延安方面欢迎十个作家去延安，可以得到写作上一切便利，我是其中之一，此外有巴金、茅盾、曹禺、老舍等等。所以十二月过长沙时，一个大雪天，就和曹禺等特意过当时八路军特派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老先生，问问情形。徐老先生明白告我们：“能去的当然欢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点后方团结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战事不像是三几年能结束，后方团结合作，还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并持久作战。”不久带了几个朋友到沅陵我哥哥新家暂住时，湘西正由苗族头目龙云飞把提倡“读经打拳”的湖南省长何键轰下台，湘西十八县一度陷于混乱状态，一切还不大稳定。军事上后勤物资供应和兵役补充，湘西都占有特别重要地位。南京当时已失陷，武昌军事上显得相当吃紧。正有许多国家机关和教育机构向后撤退，小部分可望上移川黔，大部分却正集中长沙加紧疏散，以湘西最安全。这个大后方必需维持安定，才不至于影响前方战事。

其次是湘西二十年都被称为“匪区”（事实上只是不听南京方面随意调动）。又认为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我生长于凤凰县，家中弟兄移居沅陵又已多年，这两个地区的社会人事我都格外熟悉。到沅陵不久，正值湖南省行署组织成立，新的地方行政负责人，恰是我那个“老上司”。在苗区造反驱逐何键下台的“苗王”龙云飞和我也相熟，其他高级幕僚军官更多非亲即友。我因为离开家乡已十多年，对家乡事所知不算多，对国家大事或多或少还懂得些，这次回来已近于一个受欢迎的远客，说话多些也无什么忌讳。我哥哥因此把这些同乡文武大老，都请到家中，让我谈谈从南京、武昌和长沙听来的种种。谈了约两小时，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才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的‘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所有湘西十八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我明白许多问题绝不会是一次谈话能产生影响，解决问题。因此到达昆明不久，就又写了这本《湘西》，比较有系统地把一条纵横延长将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个支流地方的“人事”“生产”作个概括性的介绍，并用沅陵和凤凰作为重点，人事上的好处和坏处，都叙述得比较详尽些，希望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对于两地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试为加以较客观分析。某些方面实由于外来贪官污吏无知商人的造作附会，某些方面又和地方历史积习分不开。特别是地方政治上显明不过的弱点，新的负责人，也应当明白有许多责任待尽应尽。优点和弱点都得有个较新的认识，才可能面临艰巨，一改旧习，共同把地方搞好。这次译文恰好选的正是“沅陵”和“凤凰”两章，证明我的用心，并不完全白费。

第四部分应说是一个纪实性的回忆录。全部计划分六段写，译文取其三段。记的是我于一九二〇年冬天回凤凰时，应一个同乡邀约，去离县城约四十五里的乡村“高枧”作客吃喜酒，村子里发生一件事情的全部经过。村子不到二百户人家，大族满姓，人并不怎么“刁歪”，头脑简单而富于冲动性是他的特征。和另一村子一个田家兄弟，为了一件小事，彼此负气不相上下，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悲剧，前后因之死亡了二三十个人。仇怨延续了两代，他本人和唯一孤雏，若干年后，先后也为仇人冤家复仇致死。故事原只完成四段，曾于一九四七年分别发表于国内报刊中。现在保存的中间三段，原稿连缀成一整幅，系我过去托巴金代为保存，我自己却早已把它忘了。前年巴金由“文革”时期被没收后来退还的一堆旧稿中清理出来，才寄给我。保存部分虽不完全，前后衔接可以独立成篇，并且全都是亲眼见到的部分。因此用《劫后残稿》题附在香港重印的《散文选》后边，作为一个纪念。

重读这个选本各篇章时，我才感觉到十分离奇处，是这四个性质不同、时间背景不同、写作情绪也大不相同的散文，却像有个共同特征贯串其间，即作品一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我“写”或“不写”，都反映这种身心受过严重挫折的痕迹，是无从用任何努力加以补救的。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虽十分认真写了许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毁都还缺少应有理解。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我作的断语，说我是个喜欢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所有作品始终和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原因或许正在这里。

一九八一年九月于北京
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