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像猪一样地活着,就会像猪一样地死去
一个管道工,没工作的妻子及幼子,他的日渐衰老、体弱多病,且身份并不显赫、退休金也未必丰裕的父母。五口人住在约两居室的公寓内。
以上元素构成了一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
再逐一将之放在显微镜下——
管道工。不超过三十岁。身份是市房管局水暖修理小组的组长,纳米级的“官”。有精神、亦有“禄蠹”层面的追求,正在自修建筑工程,大约相当于中国的自修成人高考之类,以期藉此在将来提升自己的Title与工资。
父亲。似是某企业老工人。社会主义苏联时代的过来人,精神层面遗有“不拿集体一针一线”的烙印。二十多年烟龄,咳嗽是常态。性格正直到执拗,但这种品质在一个属于“食腐动物”的社会中,等同于“窝囊废”。注意,是等于,不是约等于。这正是老头的妻子给出的判断,以片中提及的实例为依托:父亲的某个同事私拿了不锈钢钢管之类的公共物资,为自家更换了水管。在母亲眼中,这是有本事的表征。在“迂腐”的父亲看来,这他妈是小偷,可耻的贼。
母亲。某医院内科医生兼家庭主妇。显然并非身处医院最顶层的权威之流。肥胖,每个脂肪球内都充满了怨气。怨气的主要指向是丈夫和儿子,理由是丈夫和儿子都不会为人处世,欠缺圆滑和适应这个肮脏社会的能力。既然作为主要劳力与经济来源的父子食腐能力阙如,也就直接导致家庭生活的拮据与未来的黯淡。这也即是这位俄罗斯老大妈屡屡河东狮吼的源头。题外话,母亲演得一级棒,看着有种跨种族的亲近感,因为她让我想到了我妈,我妈当年没少埋怨我爸连受个小贿的胆子都没有。另一个不重要的原因是我妈也胖。
妻子(儿媳)。工作就是带孩子。与之相关的其他下文有述。
故事并不复杂——
管道工被喊来一栋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九层居民楼检修水管,发现楼体已开裂,两个侧方的承重墙各有一道直通楼顶的裂缝(“缝”字已嫌细小了,那根本就是两道开裂的伤口,随时会崩裂,“内脏”将不可避免地倾泻而出。也即,住在楼内的八百二十个人下一分钟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管道工听了太多自己的上司(约似吾国的房管局长)贪腐的传闻(其实就是事实,因为这栋楼从未被维修、加固过。所谓的维修不过是弄点涂料刷刷墙体,眼熟吧),因此直接找到了女市长。女市长正在过自己的豪华生日趴,群贤毕至,冠盖云集(群贤在此处是一群流氓的缩写,冠盖在这儿的意思就是盘踞于食物链最顶层的食腐动物,哦,威武的秃鹫。行文至此,油然想起我那本不朽的著作《无尾狗》)。听闻小人物管道工的报告后派人去查,证明前者所言属实。客观地说,女市长确实试图做点儿什么,之后为什么没做不再详述,原因也是中国人并不陌生的,别指望一个烂透了的体制有自我更正与修复能力,人命只要不影响政治生命(在此处的含义是捞钱和掌权),八百二十人就是Nobody。她最终的决定是密令警察局长派人将负有直接责任的房管局长、间接责任的消防与安全事务局局长,以及本片的主人公,报告坏消息的“花剌子模信使”,悉数灭口。并确保永远死不见尸。此时片子里唯一让人觉得心里一暖的一幕出现,一直在咒骂埋怨管道工多事,给自己的仕途添了大麻烦,看上去恨不能除之而后快的房管局长,却在临死之前向警察(杀人灭口犯)替管道工求情,后者方得以免死,代价是从此噤声并销声匿迹。管道工泪别父母,连夜带娇妻幼子逃命,中途经过危楼,下车,嘱妻子带儿子先跑,自是有一番争执,下文有述。之后管道工跑进危楼,挨家挨户以救世般的悲情呼喊——
“楼要塌啦!楼要塌啦!楼要塌啦!”
结局:那些走出危楼的人中的一部分,在一个烂醉鬼的率领与“感召”下,以老拳和老脚报答了恩公。之后众人款步回楼。
剧终。定格的图像可见身穿橙色外套的管道工一个人躺在水泥地上。这幅影像是上帝的视角,祂在俯瞰众生。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上帝和我都没辙。
我等到了字幕结束。
我以为,导演会在末尾呈上最后一个镜头,楼的倒塌。无。
我以为导演至少会在最后呈上危楼倒塌的声音,无。
我评价一部好电影的标准极其乏味,我会说,“这是一部文学电影”,“这完全可以转化为一篇文字”,“这就像是理查德·耶茨的短篇小说”。对这部俄罗斯电影,我还是这么评价——
这就是一部卡夫卡说的那种、能捅你一刀的小说,确切地说是两刀,前面大半部分是契诃夫的刀,后三分之一的凛凛寒光属于伊萨克·巴别尔。
尤其结尾。导演(也是编剧)尤里·贝科夫做到了像契诃夫那样去亲近底层小人物,假如他在现实中不曾如此“亲近”,就无法如此精准地呈现。侯孝贤说,构成一个好导演的基本素质有二:1.足够的文学底子;2.充足的社会经验——导演尤里无疑兼具,在他的镜头之下,作为配角的母亲、父亲、妻子、酒鬼、酒鬼的妻女,以及危楼中其他居民,即使并无一句台词,也完全都是活生生的,像是自契诃夫的书中就活着,并一直活到了苏联解体、活到了普京大帝把持权柄的现今。
而那个令我憋闷的结尾(那时我是恨不得那座危楼倒塌的,认为非此不足以让猪栏中的人醒来),几乎像巴别尔的行文一样干脆、利落,甚至,一刀斩般的狠,绝不取悦任何观众的决绝——
我喜欢这个结尾,优秀的艺术家(含各领域)的共同点之一就是负责激发思考,却绝不负责解决问题,那是其他人类的事。好的导演、小说家折叠于内心秘不示人的那句话是:窗户我已经推开了,呼吸这种事总不能再代劳了吧。
由此又想到鲁迅的“铁屋”。第一个从铁屋中醒来的人,恐怕前景不会太好。身边的人会责怪他破坏了他们的睡眠,会埋怨、会叱骂,这是温柔的,暴戾的人会像危楼中的酒鬼那样对恩人施以老拳。他们的行为会给你造成一种错觉:他们就是在证明那些无耻官僚对他们的判断:那是一群渣滓。他们一起死和逐个死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这不是电影,这就是现实。
假如看完觉得这种事只是发生在电影里或仅仅是发生在俄国,那就算了,以后还是去看些爆米花垃圾吧,不是说爆米花电影就不好就不能看其实我也经常看,我只是想说,你脖子上长的那个玩意儿注定了你只配看那种玩意儿。
绝望推荐。这世上直立行走的,大多数是些人形的猪。不值得拯救,又不得不拯救。片名的直译是“傻子”,由该片名可窥到导演压抑到几乎克制不住的愤怒与悲悯,翻译成《危楼愚夫》的不知名的那位,就欠该罚他被一刚喝完伏特加就大蒜的肥胖俄罗斯老大妈无缝隙熊抱并上下其手一番。留点白会死啊,何况“危楼”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坏如普京,也是能看得出来的。(由此可见俄国与某些国家的审查制度之区别)
妻子与管道工的争吵,发生在后者要去唤醒危楼中人之前的一刻。那位妻子的话正确到令人不寒而栗:那八百二十个人与我毫不相关。她不希望自己的丈夫陷入麻烦的泥淖,不希望自己与孩子受到牵累,不希望一家三口的生活就此毁掉。那么,她错了吗?
她没错。做出她没错的判断是基于她作为一头带子的母兽,而非人。趋利避害是每一头带子的雌性野兽之本能。
她错了。做出这个判断是基于你视她为人。她毕竟不是一头母兽。看到她与他的争执时,我想到沙俄时代的十二月党人及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片中妻子生活的时代与之相去甚远,当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被沙皇允许不用跟丈夫流放之时,女人们选择了与丈夫一起到西伯利亚去。当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做出此决定之后的一百多年后,管道工的妻子在电影中斥责撕扯她的丈夫。管道工临别之时的回答是:
“我们像猪一样地活着,就会像猪一样地死去。”
难免想起汉娜·阿伦特以及她的“平庸人的恶”。管道工无疑是英雄。英雄这个词在某个特定的国、特定的社会,是“傻子”的通假词。比起影片中那些肮脏下作的官僚,作为观影者的我,更加厌恶的(因为前者本就该是他们该是的样子,不是才怪),是那些住在“危楼”中的愚夫愚妇们,这些人形猪的子孙无肤色无国界,前阵子还曾在塘沽爆炸现场现身,他们直立行走,能作人言,开口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前肢可阻挡镜头,可驱赶敌对势力的外邦记者,还可以家国大义之名,协助花剌子模国王诛杀那些报告坏消息的信使。
除了没有自主思维,他们几乎无所不能。
最后是我的推荐语:
假如你认为自己是头人形猪,去看看吧,看看自己怎样就成为了一头猪;假如你不认为自己是头人形猪,去看看吧,你能从中找到自己就是一头猪的证据。
我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