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采西学”议论中的“文学”

庚申之变后，冯桂芬提出“采西学”的建议，⁽⁸²⁾西学西法逐渐受到重视，相关议论中蕴含着不同的“文学”认识。

受西力冲击，中国原有的科举考试、学校、书院制度受到质疑，华夷观念的颠倒易位，催生对保守中国文物制度的忧虑。1869年，有消息称江苏巡抚自京师陛见回任后，因京城天文馆开办未果，欲奏请在中国各处挑选少壮文童二百人，前往各西国学习各等技艺。《上海新报》发表评论说：“惟是文童在中国从师受读经书，读毕文理通顺者，固不乏人，然未必尽人皆如是也。倘自幼出洋或五六年或六七年，于西国语言文字及天文技艺等学考教固精，他日返棹中华，于中华语言文学或恍如隔世，不俨然一外国人耶。”为此，设想将文童分为数群，由熟悉经书、文理优者一人，率领幼童若干人，同往各西国，“每日于学习西国各学之后，仍教习中华书籍文理，庶文童中书籍文理已有可观者，固无足畏，同在未解中国文理者，虽于外国本事学成，亦不致抛荒中华书籍文理。是中西学问两不相妨矣”。⁽⁸³⁾则“中华语言文学”大抵等同于“中华书籍文理”。

与派文童出洋的设想相比，变革科举考试的办法更切中时弊且影响广泛。1873年11月，《申报》连续刊文论考试之事，认为考试取士之制为尽善尽美，但以制艺取士却有不足。针对专以制艺取士、限制人才的弊病，指出：“古人之文学、政事，原同一致，后人之文学、政事，竟判两途。”⁽⁸⁴⁾其补救之法，“似当以圣门四科为首务，其余凡能有益世事者，皆可列为一科，以搜取多士，较之专用制艺者，似可多得英才”。⁽⁸⁵⁾孔门四科成为突破制艺取士、汲取西学的思想资源，以探寻“文学”与“政事”的结合之道。不过“文学”的含义还是遵从古义。

报纸议论多流于空谈，而由西人倡议设立的格致书院则立见实效。1874年3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建议创设格致书院，“欲以西学训导华人”⁽⁸⁶⁾。随后引发学习西学的讨论。3月24日，《申报》刊文对拟创格致书院一事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制造事业不如西人的主要原因是，“今中国之所谓文人者，不过高谈制艺，动则曰吾代圣贤立言也。上焉者则为理学，空言性道而已；次焉者则为文学，专工词章而已；又次焉者，则为博学，穷年考据者而已”。⁽⁸⁷⁾“理学”空言性道，“文学”专工词章，“博学”穷年考据，主要是指治学的偏重，而非门类。

上海格致书院创立后，厦门欲模仿设立格致书院采纳西学。《申报》刊文介绍西国书院之制，欲救中国多因袭而少创新之弊，说道：“西国之于人才也，其所以作育鼓励者，法较备于中国。……各书院之中，新旧各项之书，无不齐备，天文、地理、测算、制造、耕种、商贾、开采、泛海、文学、武备等书，项项俱全。”⁽⁸⁸⁾“文学”是众多西国图书分类之一，与《教会新报》中的用法相似。

与成为书籍类别相关，“文学”也逐渐用来指西学科目。1871年，曾国藩等人会奏派遣子弟赴美学习，至1874年已分批前往。⁽⁸⁹⁾针对赴洋学习靡费巨大的问题，福州船政学堂法国教习迈达（L.Medard）上书左宗棠，畅言采西学的必要，并指出在本国建设学堂优于遣派幼童留学，“盖西学分为两途，曰文学，曰艺学。文学者，如躐丁飞躐各古文，西人重之，如中人之经史也。艺学者，如算学、格致、化学、天文、绘事等学是也。西国童子，约自十五岁，始习艺学，兼读古文，至年二十而学完。中人之习西学，宜读艺学亦明矣。惟将西国兼读文学之时，改读中国经史可也。是中国读书童子，亦可按照外国学堂课程，教以西学。”⁽⁹⁰⁾拉丁、希腊语是西学的本源，与“艺学”相对的“文学”，类似于以古文字文辞为基础的经史之学。

另一种设学方案则以“文学”取代旧有的词章，成为专门之学。1863年3月11日，李鸿章奏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⁹¹⁾冯桂芬制定的《上海初次议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十二条》中，规定功课“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⁹²⁾。但在1875年11月6日《万国公报》选录上海《益报》的《广方言馆记略》一文中，“词章”却换成了“文学”，称：“上海之广方言馆为西学而设也……始创则李爵相主其议，冯中允桂芬定其规。馆分四，曰经学、曰史学、曰算学、曰文学。学生必择端谨聪颖子弟，年在十四以下者充其选。……各因其质之所近而各为专门之学。”⁽⁹³⁾虽然1870年广方言馆移至上海机器制造局后，课程有所修改，在词章部分增加“课文”的详细内容，⁽⁹⁴⁾但并未出现以“文学”取代“词章”的情况。在后人的回忆中，广方言馆课程也是“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⁹⁵⁾如此看来，文学与词章的置换，只是出现于和外国关系密切的媒体人的心目中。

西学地位上升，学习外国语言文字成为评判“文学之士”的重要标准。1874年11月12日《申报》刊文说，学习外语“可于将来办理外务，为一妥便。……西人之论士也，以为于学内应兼通各异邦之语言文字，方可称为文学中之佳士也”。⁽⁹⁶⁾ 1875年，有消息说，中国王大臣及通商各大臣奏请西学设科，并请简派钦差往东西各洋，商酌通商大小各事，以后再设领事诸官前往外国。8月3日，《申报》刊文以英国为例，说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其与中国通商而后，凡英国文学之士与贸易之人，大半能通中国语言文字。”⁽⁹⁷⁾“文学之士”当指有学问之人。

此时所认为的学习西学，很大程度是指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有人怀疑学习西学虽有王大臣奏请朝廷允准，恐仍归于不能举行，《申报》载文说：“中国因欲学其制造开采之法，已将其化学、算术、制造、开采以及各项有用之书，翻绎为华文，皆有益国计民生之学。……令人习其语言文学，再将其治国、理财、用人、练兵以及各项有用诸书，尽行翻绎，俾可行于中国，与圣教不相悖者。……然欲翻绎，必先能通其语言文字始。”⁽⁹⁸⁾“语言文学”与“语言文字”通用，学习外国语言文学被视为翻译西书的前提。其“文学”不似今日所认为的专门，其“文字”也并非时下所以为的狭隘。

向西人学习的同时，西人身任武事者必兼有“文学”的经验也被接受。1875年12月，《申报》连续刊文与人讨论武科改制问题，认为武科“最妙当选读书人，使之兼文武，而后能济事也。……查泰西各国，重文士兼重武弁，其身任武事者，必兼有文学。中国则以文学为重，故人家子弟，令其读书则欣然，令其当兵则戚然。……用武科甲，究不如练文武兼备之人也”。⁽⁹⁹⁾“文学”与武事相对，被认为是武臣所应当兼习之事，其意当与现在的有文化相近。

晚清西学入华之初，主要偏重格致、天文、算学等实学领域，令中国人产生西学重实际的印象，因此有人反思中国格致之学偏于无形的因由。1876年6月22日，金陵董觉之参观格致书院后，著论总结中国古代之格致，认为格致之学有有形、无形之别，中国自古重有形之格致，“及武侯造木牛流马，运动如生，图式虽存，而得其传者盖寡。自时厥后，讲求文学之朝，蒸蒸日上。晋讲字学，唐取诗学，宋尊理学，元尚画学，明重经学，惟于制器尚象之学，能殚心竭虑，专门名家者仅有其人矣”。⁽¹⁰⁰⁾其中“文学”指除格致以外的学问，晋代字学、唐代诗学、宋代理学、元代画学、明代经学都包含其中，因士人日重文事的无形之学，导致有形的格致实学日趋衰微。这是“文学”流变中的又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