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的启蒙

清苦的小商人家庭

20世纪20年代，现重庆市九龙坡区所辖的长江南岸地区还叫作巴县，属于四川省。这一片高低起伏的山城土地，自北周武成三年（561年）始，就被称为巴县，该地名及所辖区域一直稳定延续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重庆设市。重庆设市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巴县迭经市县界限变动和邻县县界调整，1995年，巴县所辖长江以北的全部境域和长江以南的长生桥、迎龙、广阳三镇所属区域划入九龙坡区，其他划入巴南区，至此，巴县从原来的地图上消失。

巴县圆明乡，现属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涂铭旌的故乡。

圆明乡位于巴县西部，距主城区35公里，与江津区隔江相望，交通优势明显，气候条件优越，物产较为丰富。1928年11月15日，涂铭旌在这里出生，是父母的第二个儿子。在他之前，父亲涂南晖和母亲杨玉冰已育有一子二女，即大哥涂铭泽、大姐涂铭芳、三姐涂铭心。在以后的日子里，父母又生下两个弟弟——三弟涂铭昌和四弟涂铭达。

涂铭旌的整个童年及少年时期，大都与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三个兄弟一起生活，一家八口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

涂铭旌的祖父年轻时候以赶骡走马的运输活计为生，积累了一些财富，在圆明乡里购置有三四十亩田地作为家产。但祖父母一共生育七男一女，所以在儿女分家时，祖父母的田地分到每家后就数量寥寥了。涂南晖，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儿子，仅获得四五亩田地。少时读过私塾，有一定文化的涂南晖并没有亲自耕种这四五亩田地，而是将它们租了出去，每年能收租2石谷。

青少年时期的涂南晖去了邻县江津，在当地的一家酒行里当学徒，学习关于酒行里的一切营生——收酒、酿酒、买卖、算账等。出师后，涂南晖在街上的商店里做着店员、账房先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积累够开一家自己的商店或者成为师傅的资本。

涂南晖30岁的时候，社会经济环境恶化，失业人数增多，而他自己也成为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见得志无望，涂南晖回到家乡，一家人在圆明乡的街道上租下一间当街的铺面，开了一间小茶馆。店里摆着四五张桌子专卖老荫茶[1]给过往进店休息的路人，每碗茶2毛钱。但茶馆的收入实在太过微薄，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经过商议，涂家人便把茶馆改成了饭馆。饭馆里面摆着5张四方桌子，门口摆着一个卖稀饭的小摊子。生意清清淡淡的，平日里，往来的路人并不多，上饭店的客人自然稀少；只有等到赶集的日子，店里的生意才能稍微红火一些。

开小饭馆，这本就是一桩利润微薄的生意，除了必要的成本，涂铭旌家里也再没有余钱去请厨师和伙计，于是母亲和大哥挑起了店里所有的担子。从煮饭、洗菜、做饭到洗碗、招待客人，母亲杨玉冰的身影无处不在。她总是从早忙到晚，一整天除了睡觉从不休息；而当时年仅十三四岁的大哥涂铭泽主要负责帮母亲打下手和跑堂的工作，是主要的劳动力。而父亲，受青年不得志的影响，并不愿意更多地参与家庭的营生；再加上他从小读书、做学徒，并无太强的劳动能力，就仅在饭馆里负责收钱、记账。

“民以食为天”，饭馆的生意比茶馆要好一点，但收入仍不够全家的花销，加上家里在乡下的四五亩土地所收取的2石谷田租，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平衡。在清贫的生活条件下，父母并未打算让涂铭旌长久地上学、读书，而是更期望他能够读完初中便回家帮忙。

因此，当时涂铭旌读书交学费都非常困难，特别是他在私立江津县旅宜四川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正值我国通货膨胀严重，据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从1937年中日开战开始，中国通货膨胀势头渐起，逐年递增，1941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73%；1942年为235%；1943年为245%。[2]物价的飞速上涨，对涂铭旌一家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涂铭旌的初中阶段学费基本是哭出来的，涂铭旌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缴两个月或几个月的生活费，你生活费一（缴）完了，因为物价飞涨，每一周或者两周要回到乡里拿，江津离我老家的镇上还有15华里，回去以后，为了要钱就守着妈妈哭，这么哭出来的。[3]

有一次，涂铭旌因没有学费回到家，眼泪汪汪地看着正在劳作的母亲，却又不敢张口跟她要钱。因为他知道，在物价飞涨的时期，家里维持八口人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了，已经懂事的涂铭旌无论如何也无法开口说出要钱的话。就这样，眼泪汪汪地看着母亲近一个上午，母亲终于开口了：“你看，人家那个老板还没来收账嘛，卖米的、卖猪肉的，要等他们来，来了以后我跟他们求个情嘛。”[4]原来，母亲想了一个办法：暂缓付钱给卖猪肉和卖大米的老板，把钱拿给涂铭旌上学。终于，母亲说服了卖肉的好心人，拿本该用于付猪肉欠款的钱先给涂铭旌交上了学费。

“哭着要钱上学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涂铭旌初中毕业。家里再没有经济能力支持他上自费高中了，本来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江津县高中正取生的涂铭旌只好选择放弃读书，回到圆明乡小学教书，但继续学习的梦想并未破灭，涂铭旌一边教书，一边寻找新的读书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