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梁启超

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西南端，有个傍南海之滨、依凤山之麓、河流蜿蜒、地沃民丰的新会县城。那里古榕葱郁、花开四季、温润多湿、寒冬无雪，盛产柑橘、陈皮，还有行销八方的蒲葵扇。从县城再往南二三十千米，便是美丽的西江和潭江汇入南海之处。两江入海口冲积而成一块平地，又因河海常年冲刷，平地产生裂隙，逐渐形成了七个小岛，小岛的中央部分便是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现广东省新会市会城镇茶坑村）。

图 1-1 新会梁启超故居

受地理位置和气候影响，茶坑村常遭台风侵扰，《新会县志》载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龙风，其作则黑云翔海，猝起俄倾。”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茶坑人抗拒灾难、善于应变、不惊不慌的性格；又因为世居小岛，常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因此好读书、尚学问、求仕途、向往光宗耀祖便成了茶坑世风。在这样的人文地理风貌中，1873 年 2 月 23 日诞生了一位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梁启超。

他就是梁思礼的父亲。

梁启超自幼受教育于祖父、父亲和母亲。他聪颖强记、文思敏捷，5 岁即熟读四书五经，9 岁能写千字文，12 岁中秀才，17 岁中举人，县试、府试皆名列第一，在新会自幼便有“神童”的美誉。

他从儿时起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还接受着爱国主义教育和诚信教育。梁氏家庭教育不可能不受新会人性格和世风的影响，但是从他们的教育实践来看，他们已经超越了世俗，不再囿于“学而优则仕”的终极目标，“梁家的家教，从梁维清到梁宝瑛，再到赵夫人，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要强调立志和做人”A。1足见其祖辈庭训之严格和教育思想之远见，这对梁启超的成长和走向社会并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

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17 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考中举人，榜中第八名。经同学陈千秋介绍，梁启超于 1891 年进入康有为在广州开办的万木草堂，正式成为康门弟子。同年与康有为同赴京师参加会试。

图 1-2 父亲梁启超

走出新会的梁启超，正处在中华民族最悲惨的历史阶段，朝廷腐败、外敌入侵、国力衰微、民生凋敝。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陷入了被外国列强瓜分、凌辱的惨境，民族尊严丧失殆尽。清政府于 1895 年4 月 17 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白银 2 亿两的消息被披露后，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4 月 22 日，康有为写成 18000 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以下简称《上书》），力言“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即要求清政府拒绝和议、拒绝割让国土、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梁启超为此昼夜奔走呼号，并联络 18 省 1300 名举人在康有为的万言书上签字。5 月 2 日，康、梁二人带领各路举人与数千市民聚集在朝廷都察院门前，请愿将《上书》上奏皇帝（史称“公车上书”）。《上书》被清政府拒绝后，康有为对《上书》的内容做了修改，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建议，撰成《公车上书记》A2并多次上呈清廷，最终获得光绪皇帝的赏识。

康有为从制造舆论和组织社团入手来推动变法维新。1895 年 7 月，他创办了《中外纪闻》，梁启超担任主要撰稿人，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文章，鼓吹变法维新。同年 8 月，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梁启超任书记。后《中外纪闻》被清政府勒令停刊、解散。1896 年 3 月，梁启超秉承康有为旨意，与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通过刊物传播他的政治主张。其间，梁启超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涉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文中大胆批评清廷腐败，抨击顽固保守思想，提出拯救办法。文章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感情充沛、文字流畅，表现出爱国志士的变法决心和勇气，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1895 年，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各地学堂、报馆、学会如雨后春笋，维新思想广泛传播，此时的梁启超担任了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光绪皇帝于 1898 年下达《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是年 5 月 5 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赏六品衔，掌管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由于维新运动触犯了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利益，最终在变法的第103 天后被慈禧扼杀，史称“百日维新”。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于 1898 年 10 月 16 日流亡日本，是年 12 月在华侨资助下创办《清议报》，1902 年又创办《新民丛报》。在这两份刊物上，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新民议》等政论以及经济研究、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还有人物传记、游记、诗歌、小说等。他饱蘸爱国热情，以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地释理，为读者所喜闻乐见，产生了巨大影响。自那时起直至 20 世纪初，梁启超与许多志士仁人一样，以改革中国政治制度为目标，倾注满腔爱国热情，为“广民智”的启蒙民智而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努力将西方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新知识、新思想介绍给国人并躬行实践，在数千年长期禁锢于僵化的封建传统思想的国人眼前，展现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以外的新世界。他在开启民智，放眼看世界，介绍、引进西方制度、思想、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无人能望其项背。可以说，梁启超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迈进的承前启后的拓荒者，是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的建树者。

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梁启超一改过去立场，支持民国，企盼有所作为。1912 年梁启超回国后，曾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币制总裁、财政总长等职，但面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混战的残酷现实，他救国夙愿难酬，民族复兴无望，满怀抱负无从施展。最终，他辞职退出政坛，转而著书讲学、专心学术研究。1918 年，他与蒋百里、丁文江等一行前往欧洲游历。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梁启超代表中国报界进行舆论宣传。参会中国代表曾向和会提出，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取消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及外国在华一切特权。梁启超为此走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参会代表，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由于中国政府早在 1918 年 9 月已经与日本密谈，同意日本占据胶州湾的要求，各国代表对此也爱莫能助。梁启超对北洋政府的无能深感失望和气愤。1919 年，他致电身在北京的汪伯棠、林长民，通报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消息。3 月 24 日，《申报》刊登了梁启超的电文，随后他受国内国民外交协会委托，负责向巴黎和会请愿事宜，力争收回山东主权。但和会于 4 月 29 日做出决议，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日本。听到这一消息，梁启超立刻致电汪伯棠、林长民转国民外交协会，说明和会此项决议对中国极不公平，警告政府、民众严责中国参会代表，务必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 月 2 日，《晨报》发表林长民《山东休矣》一文；5 月 3 日，北京 13 所高校学生决定，在次日（5 月 4 日）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态度；5 月 4 日《申报》发表梁启超巴黎电报全文。自此，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从北京推向全国。在民众的压力之下，中国参会代表最终不敢在和约上签字。可以说，梁启超在促成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过程中，功不可没。

以“公车上书”为序幕，梁启超的人生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维新变法还是流亡日本，无论是倒袁护国还是办校讲学，无论是政治抱负还是学术生涯，他的所思所想都是“爱国”，他的一贯主张都是“救国”。梁启超终身以救国强国为己任，为之做着不懈的努力。他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呼吁变法自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富强呐喊和奔走。他的朋友徐佛苏在《梁启超现身逸事注》中曾写道：“梁先生四十年中，脑中绝未忘‘国’字”，可见其爱国情愫终生镌刻于心。梁启超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忧国之心密不可分的，因为爱国而忧国，因为忧国而发奋救国，这促使梁启超一生勤奋，留下了 1400 多万字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少年中国说》A3振聋发聩：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警醒了一代又一代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最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和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

梁漱溟曾在 1943 年这样评价梁启超：“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为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付出了毕生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梁启超那深厚的爱国思想和情感、勇敢的救国担当和责任，毫无疑问地被他的儿子梁思礼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