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张天岸马”故事索隐

一

《书法》杂志1981年1期刊登过一副对联照片，“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署款只是一个“抟”字，著录为“宋陈抟书”。图下有何虚中撰写的介绍文字：

陈抟精于书法，喜临北魏《石门铭》，其书风骨之高，真有飘飘欲仙之感。陈抟除“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十字墨迹外，传世绝少，殊足珍贵。此十字乃晚明时所集为楹语者，曾为好事者辗转模刻于碑林中，但面目已非。知有此墨迹者甚少，诚不易得。此联曾落李梅庵、康有为、曾农髯之手，但原迹早在解放前已流入海外。

这段文字其实是对联上曾农髯（熙）题记的白话版本，曾熙写到：

此希夷先生（陈抟）临《石门》册子，其集为楹语当在明之季叶。其书风骨之高，此十字足以尽之。海内流传，展转模刻，乃失笔法。道人（李瑞清）因以重值访购得之，后为长素先生（康有为）假去。道人殁，始索还。仍以墓田丙舍需款，让之彝午世友。海内但知此书显于道人，有功于长素先生，斯得之矣。癸亥中秋后，农髯熙注。

仔细品读曾熙的题跋，显然是话外有音。坊间流传的故事版本甚多，综合郑逸梅、高拜石的记叙，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民国初年，清道人花400块银元买得这轴号称陈抟老祖的对联，用所藏的乾隆旧锦装池，邀请曾农髯一起观赏。曾农髯大为赞叹，题跋说：“此十字直使古今书家一齐俯首，盖别有仙骨，非临池所能也。”

这十个字都出自北魏摩崖石刻《石门铭》，此铭书法最为康有为所推崇，在《广艺舟双楫》中将《石门铭》标举为最上第一的神品，表彰成“飞逸浑穆之宗”。论书诗说：“餐霞神采绝人烟，古今谁可称书仙。石门崖下摩遗碣，跨鹤骖鸾欲上天。”诗后自注：“《石门铭》体态飞逸，不食人间烟火，书中之仙品也。”所以当时也在上海的康有为忽然发现宋初的“道教老神仙”竟然与自己有共同的审美趣味，简直是欣喜若狂，第一时间赶到清道人处，将对联借到手中，把玩再三，不愿奉还。

古物一旦入了康圣人的法眼，一贯都是有借无还，这件当然不例外。1920年夏，清道人病亡，康有为只送了几块钱的赙仪就想把此事敷衍过去。待丧事了结，道人的侄子李健（字仲乾）登门索要，无功而返。于是由道人的挚友曾农髯出面，一方面致函沈曾植（寐叟），数落康圣人乘人之危不厚道，一方面威胁要登报，要聘请律师打官司。软硬兼施之下，康有为终于自认理亏，赔偿一千大洋并归还对联，以了结此事。对联留置曾农髯处两年，乃借口牛首山修建清道人的纪念祠“玉梅花盦”需款，以5000块的高价转售给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彝午）；曾农髯又题写若干段跋语，夸赞赵恒惕眼光独到，并抬出清道人、康有为和自己的名字，共同为这件作品的真实性“背书”。

1949年，赵恒惕将此联携往台湾，秘不示人。道学家萧天石毕生研究炼养法术，对陈抟老祖留下的遗物自然关注。萧天石著有一本《道海玄微》，讲求静坐功法，该书卷五《道海外集》有一篇《陈希夷先生新传》，专门列一标题讨论陈抟书法，并附录此联的照片。据萧天石说，1970年赵恒惕90岁，与张大千、马寿华、张维翰、梁寒操、贺衷寒、萧天石等十余人拟发起筹建陈希夷祠，赵恒惕乃将此联复制公之于世，所得款项用作修造基金。赵恒惕还专门用隶书写了一篇说明文字：

“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墨迹，为宋陈希夷先生抟所书。按，是联略有三奇：相传宋太祖赵匡胤微时在华山与希夷对弈，希夷询：“以何为注？”太祖戏曰：“即以华山为注，何如？”太祖棋败，后即帝位，为希夷令免华山征捐，世所谓“赢得华山一局棋”是也，是人奇。宋诗家石曼卿延年谓是联书法“俯视羲献皆庸工”，清书家曾农髯世伯熙更谓是联“直使古今书家一齐俯首”，是书奇。是联造语豪迈，破石惊天，是语奇。抑有进者，凡盛朝开国，恒有高人奇士点缀其间，为江山生色。如严子陵之于汉光武，虬髯客之于唐太宗皆是。是联存吾箧数十年，无人言及。近张岳军先生屡促影印，小儿佛重，遵即印就。吾国当兹反攻前夕，而此联适出，英光逸气，俨如严子陵、虬髯客之重履人间。由此以恢复国土而开太平，不其懿欤。

次年赵恒惕去世，此联下落不明，有人曾在某公的会客厅见此，但究竟是印本还是原作，暂不得而详。其实，我并不关心“开张天岸马”的下落，只是奇怪这件用行话来说属于“一眼假”的货色，如何就蒙蔽了“康圣人”的眼睛。我十分怀疑此联根本就是某“书画托拉斯”为康有为量身打造，作伪的人算准了康有为欲以北碑字体推翻晋唐“俗书”的心思，既然“圣人”习惯于“托古改制”，便故意让他看到古贤对此铭的无比热爱，让他觉得自己的主张有所依凭，不知不觉入其彀中。康有为恐怕至死都没有参透其中的奥妙，以致留下数幅“开张天岸马”的临作，和一段掠人长物的话柄。康有为尚且上当，弟子们自然深信不疑，女弟子萧娴、私淑弟子祝嘉，都有临作。

这副对联也非向壁虚构，其蓝本乃是龙门石窟的一块石刻。

二

石刻位于龙门西山潜溪寺与宾阳洞之间，高70厘米，宽198厘米，上下两层横向刻“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十大字，以及署款“抟”字，其后有石延年、陈肇镛、路璜的跋文。石延年的题跋亦见于对联墨迹，留待后面讨论，先说直接反映镌刻时间并揭示刻石缘由的陈肇镛和路璜二人题跋。同治七年（1868）时任河南府知府的陈肇镛题跋说：

希夷先生十字卷当时书于碧虚观，张之白云堂壁。大中祥符间游客窃去，旋求得于太原，归临颍张氏，摹刻于少室之惠公岩，起希夷阁于岩上，度童子焦景元为阁主，付墨卷使守焉。明洪武间归金华宋氏，遭党难，遂入内府，后赐盱眙李曹国家。国初归阳夏谢氏，道光初为江右曾宾谷先生所得。今河帅高要苏赓堂先生前在京都，于其哲嗣笙巢侍御处手摹一卷。乙丑冬，肇镛奉命擢守河南，濒行，先生出以相授，语曰：“少室之希夷阁先时已无知其故址者，而墨卷完美，历九百余年，殆有鬼神呵护。岂不可寿诸贞珉，俾垂久远？”任事后，清厘庶务，昕宵鲜暇，未遑及也。戊辰夏，政事稍闲，爰命僧智水摹勒上石，刻于洛阳县南之伊阙山。敬识数语，以见先生怀古之深情，而尤窃幸肇镛亦得附姓名于后也。（智水，洛阳人，住持嵩麓会善寺，精通释典，兼工书画。）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夏仲武进陈肇镛谨识。

洛阳知县路璜的题跋紧随其后：

同治丁卯冬，璜奉檄之官洛阳，往谒赓堂河帅，评论名人墨迹，因言有手摹曾宾谷都转家藏陈希夷先生十字卷，在子俶观察处，嘱为摹刻。璜初未识其物也，受篆后日侍观察，公暇出此卷见示，语既雄奇，笔力尤超纵入古，读观察跋语，始知是卷历宋元明数代收藏家，屡易其主，旋得旋失。国朝复归南城曾氏，风雷兵火，尘劫千年，而碎墨零缣，展转流传，迄今尚完好独存，谓非神灵呵护，焉能有此。观察承河帅好古深情，恐久而漫灭，刻庋县南之伊阙山，传之久远，金石光辉，山川增色，即谓希夷阁至今尚存可也。翰墨因缘，璜亦得附名于后，岂非幸事耶。同治七年戊辰仲夏黔阳路璜敬识。

两跋都说，这份“希夷先生十字卷”乃是苏廷魁（赓堂）根据曾燠（宾谷）家藏本钩摹而来，并按照时任东河河道总督苏廷魁的建议，镌刻在伊阙。从叙述来看，陈、路二人只是奉命办事，所说当是实情；同样的，苏廷魁从曾燠之子曾协均（笙巢）处钩摹，应该也是事实。但再往上溯，曾燠的收藏，就未必可靠了。何以有这样的结论呢？

祝嘉在《书学史》中，对此联的字体有一番分析：

陈希夷书，流传无多，然其“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石刻，字大盈尺，逼真《石门》，恐山谷见之，亦当退避三舍。《石门铭》本有“龙”字，而学“陇”字右旁之“龙”，趯笔尤为难能而绝妙。宋代书家神通广大如此者，吾见亦罕矣。

确实如此，这十个字都集自《石门铭》，我们甚至同意，对联中的“龙”字，确实取法碑文中“西带汧陇”的“陇”，而不是直接用“龙骧将军”的“龙”。换言之，这幅字完全是集摹《石门铭》而来。

石门在汉中，是褒斜道上人工开凿的隧洞，“落成纪念碑”式的题刻甚多，北魏永平二年（509）王远撰文书丹的《石门铭》为其中的一种。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著录了《石门铭》，所看重的只是其史料价值，丝毫不涉及书法艺术。其实，一直到清初，都以平正雍容、端庄秀雅的二王一路书风为主流，狂野疏放的风格几乎不能立足。乾嘉以后，随着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艺舟双楫》的问世，尊碑抑帖渐成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毕沅主持，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关中金石记》第一次表扬《石门铭》的书法：

《石门铭》永平二年己丑正月立，王远撰文并正书。在石门中，远无书名而碑字超逸可爱，又自欧、赵以来不著录，尤可宝贵也。

即便如此，在康有为光绪十五年（1889）撰成《广艺舟双楫》，拈出《石门铭》作为“书中之仙品”大力表彰以前，此铭只是北朝众多书法材料之一品，并没有特别引起书法家的关注。正因为此，同治年间陈肇镛、路璜表扬“希夷先生十字卷”的书法“笔力尤超纵入古”，却完全不了解其与《石门铭》的渊源。当然由此可以确定，这十个模拟《石门铭》的大字，绝无可能是宋初陈抟的手笔。

分析造伪者的心理状态，其目的是制作一份“陈抟老祖的手书真迹”，侧重点在人而不在书；但基于陈抟特殊的身份地位，这份杜撰出来的“真迹”，显然需要个性张扬而不失品格，庸俗、靡弱皆不符合大宗师的身份。造伪者并不希望有人能看破这十个字的来历，自我作古又没有足够的把握，于是选择了一份当时尚属“冷僻”的碑刻，即《石门铭》，来复制这份“希夷先生十字卷”。

三

从《集古录》记载来看，《石门铭》在宋代便有传拓，可直到康有为提倡以前，都算不上热门，又如何对造伪时间作进一步的界定呢？一个“逸”字露出了马脚。

《石门铭》有两个“逸”字，仅第11行“就方轨之逸”的“逸”字完整，对比图例就可以看出，造伪者确实参考于此。但有一细节值得注意，原石拓本“逸”字的“辶”，竖折连续完成，而非另外起笔写卧撇，故左下方没有出头的笔画，原碑“道”“途”等字都是这种写法；翻刻本的“逸”字则按照常规卧撇的写法；无论是“十字碑”还是对联墨迹，“逸”字的写法都与翻刻本一样。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萧娴毕生用功“三石一盘”，对《石门铭》的点画结构异常熟悉，她临写的此联，“逸”字仍然与原石拓本一致，没有遵循对联墨迹的写法。

不仅“逸”字如此，再稍微下点功夫，从原石旧拓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名品》，2012年），以及今天坊间最常见的翻刻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历代碑帖珍品》，2003年），剪取10个相关字（“龙”按祝嘉的说法取“陇”），与“十字碑”和对联墨迹放在一起，翻刻本与“开张天岸马”联的契合度也高于原石拓本（图5）。如此，造伪者乃是取翻刻之《石门铭》来制作，此固无可疑问者。

从供需关系就能推测，《石门铭》的翻刻本出现较晚。按照“十字碑”的流传次序，真正第一个接手的人应该是“江右曾宾谷先生”。据《清史列传》，曾燠字宾谷，江西南城人，道光二年（1822）授两淮盐政，七年以办事不得力，黜为五品京堂候补，十一年（1831）病卒。依陈肇镛说，此卷曾燠得于“道光初”，则应该在巡盐御史的任上，很可能是盐商们的馈赠。至于此卷在宋代、明代、清初的过手情况，恐怕都由送礼的盐商口说，曾燠也就半信半疑地接受下来。

（左起依次为：《石门铭》原石拓本、《石门铭》翻刻本、龙门石刻、对联墨迹）

若所论不误，这件“希夷先生十字卷”其实是嘉庆末至道光初的造伪者所为。再看这十个字的具体内容，也是似通非通的一种状态。“人中龙”好理解，“天岸马”则不辞。或许是根据《石门铭》中的字生造出来的词汇，为了取信于人，造伪者只好在这十个字后面杜撰一首北宋康定庚辰岁（1040）十二月十四日石延年（曼卿）的题诗，来作解释说明：

希夷先生人中龙，天岸梦逐东王公。酣睡忽醒骨灵通，腕指拂拂来天风。鸾舞广漠凤翔空，俯视羲献皆庸工。投笔再拜称技穷，太华少华白云封。

四

手卷应该就是这件伪作的原初形态，道咸之间，甚至晚至咸同之际，苏廷魁从曾燠之子曾协均处钩摹，然后交给陈肇镛、路璜刻石。“十字卷”从此一分为三：手卷原件、苏廷魁钩摹本、龙门石刻本。晚出的对联与这三者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对联下方有两段题跋，上联之下是石延年的题跋，行款皆同于石刻；下联之下为阳夏谢存仁的隶书题跋，不见于石刻者，原文如下：

金华宋氏被党难，此书遂入内府，后赐盱眙李曹国家。乙酉冬日，太末刘棤客持来，以秦汉印二百方、汉双鱼飞鸿洗、初拓《醴泉铭》、大观龙凤熏子，强易得之。宇宙灵英，飞入吾手，岂非奇福也哉。顺治八年秋九月，阳夏谢存仁识于萸湾精舍。

前面已经确定，“十字卷”是嘉道之际伪造的，顺治年间的题跋当然出于伪造，跋文中提到以各色宝贝“强易”陈抟墨迹，自然是为了衬托墨迹珍贵的缘故。因为这段题跋的存在，可以排除对联是根据苏廷魁钩摹本改装的可能性。道理很简单：苏廷魁如果钩摹了这段题跋，按照官场规则，陈肇镛、路璜二人没有“胆量”加以删去，且添刻自己的题跋。

至于对联究竟是利用曾燠收藏的手卷原件改装，还是根据龙门石刻再次作伪，因为今天看到的对联墨迹都是印本，无法观察原件是否存在拼接的痕迹，故无法准确结论。但综合一些间接证据和逻辑推定，我倾向于后者。

作为文学体裁，对联大约出现在五代，而书法家参与对联创作，开始于明末清初。传说清初士人有把前代大字书法改装成对联的习惯，但改变作品形制，不仅艺术水平受损，经济价值也会打折，所以一般都是选择年代相对晚近的作手，如张瑞图、王铎等人的断烂残件拼凑成联，难得有愿意割裂完整作品者。作为珍稀之物，任意改变作品的形制，还会面临赝伪的质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颜真卿《争座位帖》只有刻本传世，如果某人获得此帖的“墨迹”，此人绝无可能只是出于张挂方便，就将原件割裱成立轴，然后再展示给公众。思路回到“十字卷”上，如果道光以后某人从曾燠后人处得到这份手卷原件，只是为了便于欣赏，便甘冒受人怀疑的风险，将手卷改成宋代尚未出现的对联书法形制，可能性实在太低。

综上理由，我觉得对联更大可能是根据石刻伪造，为了显示与石刻的不同，故意装裱成对联形式。手卷变成对联，必须有个说法，所以曾农髯在一份题跋中解释说“此十字册，向藏嵩山，好事者改为十字联”，对联边跋上则把时间坐实，“其集为楹语当在明之季叶”，还不忘针对石刻反咬一口，说“海内流传，展转模刻，乃失笔法”。

如果现存对联墨迹是根据龙门石刻再次作伪，石延年的跋文当然也是根据石刻钩摹，为了在对联上与石跋对称，也可以理解为显示与龙门石刻之不同，兼暗示这件作品之珍贵，这位作伪者又根据陈肇镛题跋中的信息，伪造了顺治年间谢存仁的题跋。

萧天石曾从《伊川击壤集》中找到邵康节《观陈希夷先生真及墨迹三首》，专门请梁寒操写出来，刊布在《道海玄微》中，诗云：

未见希夷真，未见希夷迹。止闻希夷名，希夷心未识。

及见希夷迹，又见希夷真。始知今与古，天下长有人。

希夷真可观，希夷墨可传。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

陈抟老祖本来就是传奇人物，传奇人物演绎书法传奇，这件“开张天岸马”，套用邵雍的诗，真可以算是“不可得而言”者。

附记之一

图片搜集承熊长云博士、陈志伟先生、张止堂先生费心，清流轩摄影，谨致谢忱。有关“开张天岸马”对联的研究资料，除本文已经提及者外，作者曾经寓目的文献还有：

1.张永祥：《“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十字卷碑小考》，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6（1）：66。

2.秦冬发：《恭城楹语解谜》，桂林日报，2015年10月9日。

附记之二

本文写成后，请曾熙曾孙曾迎三先生寓目，曾先生又提供几条线索，补记于此：1.此对联在曾熙生前即付石印，曾熙在多件石印本上有题记，内容则大同小异。2.购买此联的赵恒惕也是曾熙的弟子，1970年赵拟建陈希夷祠，因故未果，不久谢世。1977年张大千为《赵氏历代名家法书选萃》题辞，还专门提到此事：“炎午先生生前曾拟建希夷先生祠于基隆，以所藏希夷手迹永藏祠中，而以先师曾农髯、李梅盦两公配享飨焉。其后殿则祀赵清献公。嘱予绘诸公遗像长悬祠中，以资后人景仰。讵意先生遽归道山，所志未遂。予亦未能践其宿诺。今先生宗侄闻起仁兄辑《赵氏历代名家法书选萃》，发先德幽光，为后生楷模，亦炎午先生搜集赵氏文献之遗意也。□□□年丁巳（1977）冬十一月，蜀郡张大千爰。”3.对联原件今仍在赵氏后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