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海与《金石苑》

一

刘喜海，字燕庭，号吉甫，山东诸城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卒于咸丰三年（1853），享年六十一[1]。

清代诸城刘氏地位显赫，刘统勋、刘墉同朝大学士，刘镮之嘉庆朝任吏部尚书，祖孙三刘分别获得“文正”“文清”“文恭”的谥号，一门三公，父子同宰，有名于时，乾隆赐“海岱高门第”匾额，称得上是实至名归。刘喜海是镮之子，墉侄孙，统勋曾孙，嘉庆二十一年（1816）顺天府乡试中举，中年以后宦游各地，道光二十五年（1845）任四川按察使，在川两年，迁两浙布政使，不久因弹劾罢官。

刘喜海的仕宦生涯颇无足道，甚至曾因为昏聩颟顸，被传为笑谈。张集馨继刘喜海任四川按察使，对刘办理教匪诸案草菅人命、恣意诛戮甚为不满，《道咸宦海见闻录》说：“刘燕庭廉访在任时，凡外州县解来匪犯，或先责小板四百，然后讯供；或带至城隍庙，令犯人跪于神前，先揲一筊，如系阳筊则免死，如系阴筊则在神前责毙，或头浆迸出，或肢体断折，惨酷不可言状。而劫杀之风未泯者，由所办未得其要领也。”[2]

刘喜海在浙江与巡抚吴文镕不合，遂以“风雅好古”的理由被解除官职。对文人士大夫而言，“好古”确实不是坏话，所以刘的朋友鲍康在《观古阁泉说》中谓：“因论事辄与中丞不合，遽以好古密劾去，遂诸愿莫偿。然缘嗜古罢官，尚不失雅人深致耳。”

刘喜海痴迷古物，藏书、藏泉、藏碑都是大家，其金石学问最为同侪和后辈学者称道。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赞云：“百衲丝桐藏箧衍，一床金薤整签题。风流罪过登弹事，空有莲台善业泥。”注释引鲍康《刘氏长安获古编序》云：“燕庭先生为文正、文清公孙，文恭公子。韦平之阀，室无长物，惟手辑金石文字逾五千通。服官中外廿余载，所至不名一钱，而箧中钱币尊彝载之兼两，盖博古君子也。”鲍康有《题燕庭金石苑后即送之入都》诗云：“卅载搜奇书满家，藏来宝刻遍天涯。斜阳古市无人迹，为读残碑剔藓花。”乃是刘喜海搜求残碑断碣的真实写照。

二

金石学发端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皆集著录与考证于一体；王象之《舆地碑记目》、陈思《宝刻丛编》，则按政区簿录金石碑刻，蔚然大观。清代金石学复兴，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继承欧赵探微索隐；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王昶《金石萃编》，踵武王陈而有过之。《金石萃编》著录规模虽不及《寰宇访碑录》，但每一条目皆罗列前人考释，殿以作者按语，远较《寰宇访碑录》详赡。不特如此，书中凡是秦汉三国篆隶文字尽量描摹点画，以减少错讹，亦较《寰宇访碑录》有更多的信息含量。因此，《金石萃编》自嘉庆十年（1805）成书以后，备受重视，吸引许多金石学者校勘补订，其著名者如陆耀遹《金石续编》、方履籛《金石萃编补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罗振玉《金石萃编校字记》、罗尔纲《金石萃编校补》等。刘喜海的《金石苑》系列，其实也可以算《金石萃编》的续书。

刘喜海收藏的拓本，以《华山碑》长垣本最为珍贵，这是华山碑存世四本[3]中传拓年代最早者。刘喜海曾手校《寰宇访碑录》，有题记说：“喜海自嘉庆辛未（1811）年十八时始搜金石，每有所得，必于是录记以朱圈，迄庚辰（1820）十年于兹矣。”[4]他弆藏金石拓片五千余通[5]，不仅为满足收藏欲望，更出于研究之需要。

《海东金石苑》是刘喜海《金石苑》系列年代较早的一部[6]，大约完成于道光十一年（1831）前后。[7]刘喜海在此书题辞中说到：“乃参妙谛于文字禅，亦命嘉名为《金石苑》。庶以慰我嗜奇之癖、好古之情云尔。”在“金石苑”后有注释云：“余辑寰宇金石，汇著一编，名《金石苑》，今是书亦名为《金石苑》，而首以‘海东’二字别之。”由此知刘喜海早有搜集宇内金石，编辑《金石苑》的计划。

搜集金石需要机缘，日积月累，非一蹴而就者。《海东金石苑》得益于朝鲜友人相助，馈赠碑拓，提供资料，刘喜海考证研究，撰写题跋，汇集成书。道光二十五年（1845）刘喜海由陕西延榆绥道迁四川按察使，从榆林来到成都，于是有了搜集蜀中碑刻的机会。

三

四川僻处西南一隅，汉代以来的刻石不少，如《尊楗阁刻石》《樊敏碑》皆有名于时，但系统研究之书不多。《郡斋读书志》记有《成都刻石总目》三帙，宋刘泾撰，注释说：“元祐中，蔡京帅成都，以意授泾，纂府县碑板幢柱，自东汉初平，迄伪蜀广政，凡二百六十八。”这是已知著录蜀川碑刻年代最早者，惜久已失传。王象之编辑《舆地碑记目》，后人将其中蜀碑拔出，题为《蜀碑记》，单独成书。李调元称赞说：“中所载东南十六路，于蜀刻尤加详细，皆自为注释，不似《宝刻丛编》于蜀独寥寥数语，是真益郡之金薤琳琅也。”李调元将此书扩充为十卷，曰《蜀碑记补》。除此而外，嘉庆年间杨芳灿纂修《四川通志》也有金石门，后人单刻作《四川金石志》。数百年间，与四川有关的金石著作仅此寥寥数种。刘喜海入川，发愿搜集整理，实在是四川金石学问的大功臣。

刘喜海的身份是“按察使”，主管全省刑名。作为方面大员，各地送呈金石拓片投其所好，或者由其指定碑刻，令下属访求传拓，皆属题中应有。但编辑金石谱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工作的第一步是要摸清碑刻存佚情况。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存有一册刘喜海手稿抄件，所记为四川碑目，按地区分类，乃是其在四川访碑，编著《金石苑》的工作手册。这部手稿的部分内容曾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版的《艺文杂志》上以“四川访碑录”为题刊载，旋因抗战中辍；20世纪80年代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中，拟书名为《燕庭金石丛稿》。

以手稿中成都府下附府之成都县、华阳县条为例，两县仅著录五碑，当是刘喜海获得拓本者，依次是：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记（及碑阴记、碑阴碑侧唐宋题名）、唐石犀寺陀罗尼经幢、唐孔子像、唐龟蛇碑、古之奇县令箴。其后为“待访”，此类甚多，皆据《金石录》《隶释》《宝刻丛编》《宝刻类编》《蜀碑记》等抄录，两县从汉至元待访之碑计两百余种。

手稿中的一些信息对了解《金石苑》的成书经过非常重要，如成都、华阳两县“待访”下有“唐益州学馆庙堂记”，批注“已见”，检《金石苑》成书，果然有此碑，由此可知手稿撰写之时，访碑工作尚未完成。什邡县下有“唐造天尊象题字二种（乾元二年）”，小字注释云：“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日什邡令濮贻孙得于城外，出以见赠。”彭山县待访下有“汉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乃据《隶释》著录，小字注释说：“道光丙午（1846）夏日已遍访无存。”此见刘喜海亦曾实地访求。

从手稿来看，刘喜海在四川的访碑工作直到道光二十七年秋赴浙任职始告一段落，《金石苑》应在浙江才最后写定，并于道光二十八年交付版刻。刘喜海原有金石著作系列出版计划，因故中辍，仅刻成此书[8]。刻本前冠有嘉定周其悫序，其略云：

访碑寰宇，犹多见之书；辑志华阳，仅著传闻之录。倘非涉邛崃之阪，经滟预之堆，问津于万里桥边，取道于五丁担侧，而谓钟可浮江，画能响壁，其谁信之。燕庭先生起家东武，持节西川。绳祖武者，名可重题；颂佛子者，功难尽纪。劝农着实，堂遍嘉禾；立学有谟，师多甘露。挂金想题桥之客，击瓯多作赋之才。于是搜紫府之全文，访青城之轶事。亭重阳兮久圯，台九会兮无存。古楠半僵而半生，灵枣一花而一实。山真富乐，洞是高凉。皇泽则鹦武曾飞，古涧则菖蒲争竞。真卿之离堆细辨，稚子之双阙高撑。游仙无观而难稽，神君有碑而多略。院福昌兮奉圣，庙灵护兮旌忠。刻石访归求之轩，造像贮善济之塔。岩书寿禄，铁铸海山。平梁依山而为城，罗汉得道而有洞。次公牧牛以观其化，真人织履以忘其年。不特碑目所未详，抑亦隶图所不载。玩赏应斟郫酒，洞许留仙；传抄无取涛笺，堂开集古。一篇跳出，新调蜀国之弦；万遍披吟，聊附巴人之唱。道光戊申（1848）长至日，周其悫谨序。

这篇用骈体写成的序言，满篇都是华而不实的泛论，对了解《金石苑》成书帮助不大，详细情况只能从书中寻绎。

四

此书初刻本不分卷，通常装作两函五册或六册，封面书笺“三巴孴古志”，扉页篆书“金石苑”，背面以缪篆体写“三巴汉石纪存”，边款“道光丙午夏日燕庭题于来凤堂”。因为存在三种名称，后人对本书的称呼也不统一。

不仅扉页题“金石苑”，每页书口也刻有此三字，所以多数文献以“金石苑”为本书的正式书名。仔细推考，“金石苑”乃是刘喜海庞大的金石著作计划之总名，如前引刘喜海《海东金石苑》题辞说：“余辑寰宇金石，汇著一编，名《金石苑》。”刘喜海的友人张开福观赏刘藏上起周秦下迄宋元碑拓五六千轴，作《石墨联吟》二十四首，《录碑》一首云：“付与钞胥自校雠，公余恣意极遐搜。庐陵集古番阳隶，鼎足原推东武侯。”自注云：“先生撰《金石苑》，多前人未著录者，汀州苍玉洞一种已刊行。”[9]这组诗作于道光十七年，再次证明《金石苑》的工作计划早已确定，且《苍玉洞题名石刻》也属于《金石苑》系列著作之一。

又据《石庐金石书志》卷七“嘉荫簃搜古汇编四册”条，引咸丰三年（1853）胡琨序云：

壬子之秋，余为方伯编《金石苑》目次，凡得十种。将毕，方伯谓余曰：余尚有六种，葺而未成，其体例标目已定矣。东武为吾桑梓之乡，《山左金石志》采葺未备，思掇其逸文为《东武怀古录》一书；六朝三唐笃信佛氏，造像巨万，蔚为大观，汇而存之，为《造像观古录》一书；余嗜金石，独不甚爱古砖，然左弋瓦当、善业塔砖之属，世不经见者，余独搜之，合之宫殿年号砖瓦，为《宝甓玩古录》一书；长安所得，京市所搜，承霤连环、金铜铺，一切有可名状之物，绘图存之，以待后之识者，名曰《扪槃说古录》；金石之文有补稽考，然一编之中，足资赏鉴者什九，有关典要者什一，余将择其要典者，断章摘句，写为一册，名曰《要言汲古录》；金石之事有诞妄者，其文有谲诳者，其形状有诡异者，其创制有不经见者，从诗话之例，条而书之，名曰《奇觚抉古录》。

胡琨秉刘喜海遗命，编次《金石苑》书目，因故未能付刊刻，所幸稿本尚存国家图书馆，据孟宪钧先生说：

（刘喜海）曾经手辑金石文字五千余通，欲补王昶《金石萃编》所遗漏未收之品。编有《金石苑》稿本一百二十多卷，其子目为：一《长安获古编》，二《刘氏古泉苑》，三《泥封印古录》，四《嘉荫簃搜古汇编》，五《洛阳存古录》，六《造像观古录》，七《昭陵复古录》，八《三巴孴古志》[10]。此书原稿旧藏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抗战初期，日军轰炸，涵芬楼遭劫火，故一说原稿已毁于战火。后经查，此书原幸存天壤间，现藏于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实乃学术界之幸事。[11]

由此确定，本书扉页和书口所题“金石苑”，乃是系列丛书的总书名，并非本书专名。换言之，如果道光二十八年刘喜海没有罢官，在杭州继续刊刻《长安获古编》，或者咸丰年间胡琨将刘喜海全部著作付梓，其扉页和书口也应该勒有“金石苑”三字。

至于《石庐金石书志》将本书称作“三巴金石苑”，并解释说：“是志题曰《金石苑》，又曰《三巴汉石纪存》，而各家记载佥作《三巴孴古志》，兹依其署笺，故标兹名也。”这大约是援引《海东金石苑》的例子，也能符合刘喜海的著述本意，但未见作者自称，亦不宜用为正式书名。

本书扉页的背面刻有刘喜海自题的“三巴汉石纪存”，故一些资料将此作为本书的别名，因为刘喜海题署时间是“道光丙午夏日”，《刘喜海年谱》甚至在道光二十六年条下记载：“夏，刊刻《金石苑三巴汉石纪存》不分卷，封面镌‘道光丙午夏日燕庭题于来凤堂’，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善本六册二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善本两部，各十二册。”这都是不正确的。

“汉石”显然指汉代石刻，而本书实际包括汉、蜀、北周、隋、唐、宋代金石，其中明确属于汉代的不足十件。不仅如此，据前引《燕庭金石丛稿》，道光二十六年夏还有访碑记录，至道光二十七年仍有什邡令送来石刻拓片，则道光二十六年夏显然还没有成书。所以我怀疑，“三巴汉石纪存”乃是本书汉代部分的标目，刘喜海或者也为后面唐宋诸篇拟了名字，因故没有刻上去而已。无论如何，“三巴汉石纪存”不可能是《金石苑》的书名。

其实此书的正式名字就是封面书笺题写的“三巴孴古志”，完全不应该存在疑问[12]。前引孟宪钧先生所见《金石苑》子目即如此标题，且子目中《长安获古编》《洛阳存古录》《昭陵复古录》，以及胡琨提到刘喜海拟议未成的著作《东武怀古录》《造像观古录》《宝甓玩古录》《扪槃说古录》《要言汲古录》《奇觚抉古录》，与《三巴孴古志》之名语言结构完全一致。“孴”是聚集的意思，与“获”“存”“复”“怀”“观”“玩”“说”“汲”“抉”一样，表示对古物的搜集整理、研究讨论；所谓“三巴”，当然也与长安、洛阳、昭陵、东武一样，作为地名泛指四川的广大地区[13]。至于《刘喜海年谱》说刘喜海别号“三巴子”，恐怕是因书名中的“三巴”附会而来者。

关于书名还可以有所补充，《语石》引用本书皆称《三巴孴古志》，卷二云：“蜀碑初不显于世，自刘燕庭方伯命工椎拓，始稍稍出。今见于《三巴孴古志》者皆是也。赵叔续平津碑目[14]，即据燕翁书为蓝本，故蜀碑居其泰半。然余所得拓本有刘氏藏印而不见于《孴古志》者又不少，盖皆其续得而未入录者也。”

五

如叶昌炽所言，刘喜海这部《金石苑》实开巴蜀碑刻研究之先声。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四评价说：“是书先图画，后释文，间加考跋。缩丰碑于尺幅，大小真行，各极其态。钩摹之精，镌刻之细，得未曾有。”其说甚为得体。

我友澹轩主人藏有一份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的全套（含碑阴、碑侧）整纸拓本，钤有“东武刘喜海燕庭氏审定金石文字之记”“刘喜海西蜀得碑记”朱文印章，又有“丙午”朱文小印，应该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刘喜海在成都时鸠工精拓，自留或分赠同好者。此碑原石尚在成都武侯祠，且在《燕庭金石丛稿》和《金石苑》中皆有著录，今蒙澹轩主人惠借拓本，四者合勘，正可以了解刘喜海《金石苑》的撰著实况。

《燕庭金石丛稿》此碑列成都府之成都县、华阳县条下，属于“已见”，共分为五部分著录，有小字夹注：

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记》。裴度撰，柳公绰正书。元和四年二月。昭烈帝庙中。

唐诸葛祠堂碑阴记。正书，为明景泰壬申黄溥刻字磨去，仅存残字数十。笔致与碑阳同，盖亦公绰书也。《集古录》云崔备撰。

诸葛碑阴题名四种。

唐武元衡等衔名。正书，碑阴记下。

唐杨嗣复等题名。正书，大和九年八月。

唐杨嗣复杨汝偪和诗。正书，丁巳岁八月，考为开成二年。

宋马中行等题名。正书，元符庚辰仲夏。

诸葛碑左侧宋题名二种。

张子定等。安临正书，庆历四年十一月。

李审言等。正书熙宁□□。

诸葛碑右侧宋题名三种。

曹颖叔等。正书，皇祐庚寅仲春。

立之等。正书，辛卯秋望日，当是皇祐三年。吴中复等。八分书，熙宁辛亥九月。

这是根据实物或拓本著录。碑阳明代荣华、滕嵩题跋，清康熙时罗森、宋可发题记，皆未予提及。碑阴记上半被磨去，镌刻景泰壬申黄溥题诗，此即《燕庭金石丛稿》所说“为明景泰壬申黄溥刻字磨去”，对照拓片，完全未拓这一段题诗[15]，这可能是刘喜海对明人破坏古物行为宣示一种愤怒的态度。碑左侧宋题名两段，李审言等在上，张子定等在下。碑右侧宋题名三段，吴中复等八分书题名在上，曹颖叔等居中，立之等在下。

《金石苑》按照时间编排，此碑拟标题为“唐立蜀诸葛武侯祠堂碑”，安排在唐韦皋纪功碑与唐崔文公魏成县灵泉记述之间。此碑螭首龟趺，碑额空白未题，或许由于这个原因，《金石苑》没有绘碑式图，也没有提到碑额，碑题下有小字注释说：“石下泐，高九尺，广四尺四寸，二十四行，行五十字，字径寸七八分不等，正书。”

碑石上下皆有残泐，故拓片上部缺半字至一字，下部缺二至四字。《金石苑》所录碑文，残缺字多以小字补足。按照金石著录惯例，录文之大字表示所据拓本尚存者，与拓片相较，上下皆多出数字。根据存字情况可以了解拓本年代。《增补校碑随笔》“诸葛武侯祠堂碑”条云：

明末清初拓本，“而定其机势”下“于”字完好。“虽死□□怨”之“死”字完好，“怨”字右角虽与石花相连，然未损及字划。“陈寿之评”之“评”字完好，“评”字下尚可见“未”字之首。“美志夭遏”之“美”字上半可见二横。[16]

残字不影响录文，但对照拓片，上面提到的“机势”之下“于”字，“虽死”之“死”字，“陈寿之评”之“评”字，拓本完全泯灭，而《金石苑》皆为大字；但“美志夭遏”之“美”字，《金石苑》著录为“炎”字。检《文苑英华》亦作“美志夭遏”，故疑此“炎”字乃是刘喜海根据仅存下半之“火”臆补。因为明末清初拓本“美字上半可见二横”，则刘喜海所据拓本应稍稍晚于此。附带一说，《金石苑》的这份录文与《金石萃编》卷一百〇五著录的大字碑文基本相同，而《金石萃编》“美志夭遏”作“□志夭遏”，可见刘喜海确实依据拓本录文，而非照抄《金石萃编》。

碑阳还有弘治十年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荣华、蜀府承奉滕嵩，康熙十一年抚蜀中丞罗森、粤东藩使宋可发题跋，《金石萃编》皆有录文，《金石苑》则付阙如。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阴较一般碑版复杂[17]，大致情况如下：1.原石上半是柳公绰书写的碑阴记，其下是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武元衡、监军王良会率领下属三十余人的题名，题名分上下两层书写。这是元和四年（809）二月立碑之初的状态。2.至大和九年（835），曾经题名的杨嗣复，现在已是剑南西川节度观察处置云南安抚等使，再次来游，率僚属数人题名于其下。3.开成二年（837）杨嗣复再度来游，题五古一首，杨汝士和诗一首。两诗写在前一次题名之侧。4.元符三年（1100）马中行等数人来游，题名于元和四年武元衡及僚属第二层题名之空隙。5.景泰三年（1452）兵部右侍郎李贤、巡抚四川监察御史黄溥来游，磨去柳公绰书碑阴记之上半，改刻两人题诗。

《金石苑》因为没有绘碑图，对各段题记的位置、错落关系，著录含混不清；与《燕庭金石丛稿》一样，只是在描述碑阴记的状态时提到“上截为明人磨去”，甚至没有提到李贤、黄溥的名字，更没有涉及所题诗文内容。

碑侧为五段宋人题记，著录较《燕庭金石丛稿》为详，左侧：“上下两段。上段三行，行九字，字径二寸，正书。下段五行，行二十字，字径八九分，正书，作行文。”右侧：“上中下三段。上段三行，行十字，字径寸五分，八分书。中段四行，行十字，字径寸余，正书。下段二行，行存八字，字径二寸余，正书。”此五段题跋皆依样描摹，与拓片对勘，残泐情况基本一致，由此确认，著录所依据的就是道光年间的拓本。

著录之后则是刘喜海的考证文字。《金石萃编》有长篇跋文，取碑文与《文苑英华》《唐文萃》所载文本比勘，认为相互出入的文字，“大抵皆传写之讹，当以碑为正也”；又注意到碑文存在误空格、衍文等现象，认为是“前明补刻时滋讹耳”。《金石苑》晚于《金石萃编》，题跋需要另辟蹊径，刘喜海乃据史志，摘出撰文者裴度、书丹者柳公绰，以及碑阴、碑侧题名的唐宋人物事迹，并有简要考证。在叙述武元衡僚属的情况以后，刘喜海感叹说：“史言元衡镇蜀，宾佐极一时之选，观此亦可见一斑矣。”这恐怕就属于刘喜海拟编《要言汲古录》中“金石之文有补稽考”者。

六

《金石苑》是清代地方金石文献中，是一部资料搜集完备、编辑水平较高、文字摹刻精良的著作，对研究巴蜀金石文字，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若能与《燕庭金石丛稿》配合使用，意义更大。

在刘喜海之后，姚觐元又著有《金石苑目录》一卷，手稿影印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属于《金石苑》的续书，惜未能最后成书，研究者亦可搜求。录其自序，以备参考：

诸城刘丈喜海于道光年间开藩四川，取蜀金石之现存者钩摹其字画，加以跋尾，勒为一书，名《三巴孴古志》。雕刻致工，考证尤为精博，薛尚功《法帖》后，此为巨观，不仅为蜀碑目之续而已。顾其书前无叙目，又每种各自为次，不分卷弟，书贾褶装，每多淆乱。盖此书统名《金石苑》，随所得而续于后加，不可以数限也。光绪戊寅夏，因搜求蜀金石，翻阅及之，乃手录其目，都为一卷，以州县为纲，仍各依时代先后，以次编列。其金石之所在，或城或乡，某山某水，凡书之所载，与书所不载而已确知者，亦附注于下，庶使后之求者得以按籍而索者。余尝考之，自欧赵以来，言金石者多矣，或谬误相沿，或遗彼失此，虽通人不免。此无他，身未历其地，而徒执故籍以求之，所以蔽也。今刘氏以宦游所至，故目验之墨本，著之于篇，宜若可信矣。然证以余之所得及所身历，或尚不无遗憾。鲁直西山题记，及万州西亭记、何伣等题名，实在万县之鲁池，与岑公洞一江之隔，相距甚遥，而题曰岑公洞。余惟身历其地，故知之，其未身历者，不敢臆说也。又如綦江吹角坝之建安残石，德阳之上庸长，云阳之梁天监鄱阳王，并蜀广正张匡翊等题名，南部之唐鲜于氏里门记，富顺之唐薛公造阿弥象赞，巴县之宋淳化经幢、龙门题字、东坡诗帖之属，以及涪州之石鱼，万县之鲁池、岑公洞，其题名题记题诗，殆不下百余种，不可偻指数。今其石俱存，余皆得有墨本，而书中概遗而未载。而奉节之隋龙山公墓志、唐舍利塔下铭，彭水唐田府君墓志，其出土在此书之后者，更无论已。夫以刘氏生当盛平，出全力致求以副其好，而亦不免于讹谬。且若汉、若梁、若隋、若唐、若宋，若宋石之佳且好尚在人间者，竟不能罗而致之，若余者虽幸而见之，又不能钩摹考订续为一编以继其后，然则金石之学，固易言哉？故并著之以告后之君子。是岁六月望，归安姚觐元书。

注释：

[1] 胡昌健著：《刘喜海年谱》，《文献》2000年2期，第132-151页。此谱内容详赡，本文涉及刘喜海行止，多有参考。

[2] 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92页。

[3] 华山碑明代毁于关中地震，仅有四种宋拓本存世，即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顺德本，其中长垣本被认为北宋拓，年代最早，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关于华山碑拓本流传及各本题跋情况，可参《汉华山碑题跋年表》（施安昌编著：《汉华山碑题跋年表》，文物出版社，1997年）。

[4] 王雨著，王书燕编纂：《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5] 刘喜海的全部收藏，身后散出，拓片半数为缪荃孙所得。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自序说：“（光绪二十二年）是冬，薄游吴门，遇南汇沈均初家拓本三千余种，皆刘燕庭方伯故物，以重直收之。”

[6] 关于《海东金石苑》之成书，参看柳向春：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刊行始末，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七辑），2009年，第342-352页。

[7] 《海东金石苑》前有道光十一年朝鲜人李惠吉题辞，陈宗彝道光十二年《海东金石存考》序言中已经提到“民部尚有《海东金石苑》八卷”。

[8] 鲍康《观古阁泉说》在提到刘喜海的另一部金石著作《长安获古编》时说：“布政浙江时，方思尽付梨枣，因论事辄与中丞不合，遽以好古密劾去，遂诸愿莫偿。”可见刘喜海确有将所有金石著作交付出版的打算，这本《金石苑》只是其中之一，最先交付手民。至于《金石苑》初刻时间，一般根据周其悫序署“道光戊申长至日”推定。按，“长至”有两说，一说据《礼记·月令》以夏至为长至，一说以冬至为长至，后世往往根据个人习惯使用。考《清代职官年表》，刘喜海以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召休，若长至指冬至，则时间太紧迫，故认为此书上版时间在道光二十八年夏至之后不久。此书刻成，刘喜海罢官，原定的刻书计划全部打乱，如《长安获古编》诸书，皆未能刊刻。

[9] 《石墨联吟》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嘉荫簃杂著》。

[10] 从目前已知情况推测，《金石苑》系列还包括《苍玉洞题名石刻》和《海东金石苑》，正好符合胡琨序言所称的十种。

[11] 孟宪钧：《刘燕庭与〈金石苑〉》，《收藏家》，1995年6期，第57页。

[12] 本篇为行文方便，径称为“金石苑”。

[13] 三巴本是巴郡、巴东、巴西的合称，《华阳国志》云：“建安六年，鱼复蹇允白璋争巴名，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也泛指四川，如杨炯《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云：“遵文翁之遗训，学富三巴。”

[14] 指赵之谦所编《续寰宇访碑录》。

[15] 拓片上部从碑阴记残字开始，并钤盖有“东武刘喜海燕庭氏审定金石文字之记”及“丙午”小印，表明原始拓片即从此处开始，而非在流传过程中，某一任收藏者将明人题诗割弃。

[16] 方若原著，王壮弘增补：《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第631页。

[17] 《金石萃编》未提到碑阴、碑侧，应是王昶没有见到拓片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