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舰上，待了将近一周，然后才算是永久上岸了。我的心愿是全面完整地描写出这种军事行动中海军的作为，而海军不会止于把突击部队送上岸而已。登陆后那几天，司令部的舰船在美军区域来来回回地巡逻，关注海岸动向以便提供帮助，引导其他舰船开炮，通过无线电掩护新来的护航船队，面向整个作战区域发布命令和建议；每当飞机出现在天空，这些巡逻船急忙转起小圈。尽管敌人的空军势单力薄，但一天里总有那么几次，几架敌机能溜过来。D日第二天，我们船上一级战备令响了15次。所有人都没有片刻喘息之机，水兵像特洛伊人一样埋头苦干。

每当我想起国内军营里的陆军士兵和水兵，往往臆想出一个被征召入伍人员的形象：此人像男子汉一样进行训练，但依然态度勉强，缺乏干劲。这想法当然是错的，即使没错，一旦他走上战场，曾经的态度也会荡然无存，因为他要一直拼下去——无须别人吩咐，就是为了活着而拼。一级战备令响起的一刻，奔向岗位的水兵们可不像小学生听到上课铃那样，他们两脚生风，横冲直撞。我见过有人只穿着一条内裤便跑到了炮台，也见过一些军官在战斗警报声刚“哔哔”了两次就打翻饭菜，直奔军官室外。每逢这种时刻，为了不被飞奔的人流撞倒，我必随时随地停住不动，静待五分钟左右再说。

这些男孩操作枪炮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他们本没有义务打击飞机，完全出于情不自禁。看到他们紧盯着高高在上的飞机，我怀疑他们是否曾以同样专注热烈的眼神观看过球赛、同女孩子眉目传情。除了可以提供保护，枪还有一个好处：令持枪者心无旁骛。

每逢千钧一发之际却无甚作为，此乃作为记者一大恨事。人忙碌起来往往顾不得害怕。

我们周围水域接连数日受到炸弹袭击，大多数时候，敌机奔着海滩而去，驳船正在那儿卸货，可它们脱险的数量一定令轴心国飞行员沮丧不已。轴心国的电台说滩头乱七八糟堆着我军遇难的和烧毁的登陆船只。事实上，在我们14英里长的战线上，敌机击中之物寥寥无几，但是害我们提心吊胆。

必须承认，敌军飞行员不失为英勇无畏，他们一头扎进我所见过的最密集的防空火力网。我们有十来艘船曾虎口余生。有一次，两枚炸弹擦过我们的舰尾，打在海里。有一天下午晚些时候，一架单枪匹马的意大利飞机对着一百多艘舰船的中央俯冲而下——我绝对相信飞行员疯了，才会做出这般毫无意义的亡命之举。他没有投弹，仅靠机枪扫射，他扫过扇形舰尾时飞得那么低，我们几乎撒网就能逮住他。

附近所有武器立即喷向他，场面仿佛对着墙上一点撒去一把米。他深陷枪林弹雨，不过还是设法改平飞机并爬升回1000英尺左右高度。他如飞蛾扑火，猛冲向阻拦气球，打落并引燃了两个气球。我们的子弹最终还是结果了他，飞机爆炸成一团火球，呈弧线形坠入大海，到最后也不见降落伞飘出。

晚上的空袭比白天更折磨人。敌人不见踪影，只闻其声，偏偏我们却能看见幽冥般的火光和炸弹瘆人的闪光，伴着轰隆声，一波波从岸边传来。

这是敌机与我们之间的捉迷藏游戏。有时我们停在海面，噤若寒蝉，没人提着大嗓门说话，发动机也缄默无声，我们能听见海浪轻轻拍打船身两侧。又有几次，船突然启动，快得似乎要跃出水面，我们全速狂奔，不时急转弯，在磷光憧憧的水面拖出一道明亮的尾迹，所幸每次都脱险了。

三天以后，敌机突然全体销声匿迹，离我们而去。如果他们仍在战斗，那也是换到其他地方去了。

不止空袭，登陆行动的最初几天，舰上事务动辄被其他许多意外打断：在医院船到来前，偶尔会有受伤的士兵被搬上舰，接受随舰医生的治疗；将军们会在我们的舰上颁奖授勋。同样令人激动的是，我们曾在同一顿饭里吃到了新鲜土豆和西瓜。我们多次短暂往返于岸滩与海上。从海滩回来的维修人员带回了法西斯党旗留作纪念，也带回了岸上见闻，比如西西里人过得多么贫穷，为战争结束感到多么高兴。这时期的天气依然极尽理想。

这片海域和海滩永远充满变数。我记得在第三天黎明时分，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海上的船都不见了，只稀稀落落地漂着几艘军舰。原来庞大的护航船队完成了卸载，一夜之间悄悄离去。接下来几个小时里，海面空空如也，海滨显得死气沉沉，天空也不见了飞机的踪影，很难相信我们居然身在战场。

午餐后，我们往外一瞥，发现海面又航行着一批新来的船，大大小小有上百艘。每一艘顶层都披着一层褐色的东西，像蛋糕上洒着糖霜。再凑近了看，这层“糖霜”原来是密密麻麻挤在甲板上的陆军车辆和穿着卡其布衣服的士兵。

我军源源不断地将人员和装备投向西西里，就像朝一个大漏斗灌水一样。计划事项全部提前落实，这些计划是：某某师于D日第三天到达；几小时后另一个护航船队带着坦克出现；船只卸货、返航、装载下一批货物。进展太快了，我至少一次听到有人说，陆军将人员和装备投入到非洲启运港口的速度还没有船从西西里返回非洲快。

海军派出修建营的打捞队紧跟在突击部队后面上岸，开始修复港口、整理海滩，以便进行卸载。我们舰队里也有几艘开上了海岸，其余则在码头清空。我们的大型货船会通过几百艘突击驳船、水陆两用货车进行驳运、卸载。装满坦克的巨型船有时靠岸，以惊人的速度在半个小时内卸完。大型货船停在海岸线外一英里处，货物被搬到成群结队、声响震天的小船上，前后只不过18个小时左右便卸了个干净。同样的工作量在拥有现代化设施的纽约突堤码头需要四天时间。上岸配合卸载作业的车辆多得令人叹为观止。

陆军工作进展极为顺畅，物资从没有堆积在海滩，而是立即被发往前线。我们有以纽约码头的职业装卸工为班底的装卸团。海军有几位船长，入伍前运营着世界范围的海上打捞作业公司，生意红火。护航队抵达、卸货、离开、再次装货。士兵们在海滩埋头苦干，他们的长官以和平时期包工头从没有的气势东奔西跑，嘴里吼叫着“快快快！”

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大片的钢制浮码头上，无法区分出眼前之人究竟是一个身穿连体服的海军少校，还是一个头戴遮阳头盔的陆军中士。有时候，似乎一半的美国士兵都聚在这边，个个干得热火朝天。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一切岂不正是国人期待已久的生产的力量吗，它终于涌入遥远的异乡，去终结那里的战争。字面上或有陈腔滥调之嫌，但物质的威力势不可挡。继突尼斯战役之后，我们在西西里又一次见识到了这种威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场亲历者清楚地知道，我们能用机器代替人力，而且，倘若其后几个月里我们能靠排山倒海的机器折磨和压制敌人，那么原本生存机会渺茫的千千万万美国年轻人有朝一日能步入他们的家。

我这艘舰上的正规海军士兵占比不到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里老兵更是少之又少。舰员主要由年轻的新手构成，他们纯粹因为战争爆发才成为水兵，都渴望回归平民生活。下面是几个人的简介，他们都是此舰上的螺丝钉。

乔·雷默，电工上士，家住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南伯吉斯大道51号，已婚，有一个四岁的女儿，1924年至1928年间乔就在海军服役，自然精通舰上工作。他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兄，中等身材，头发里夹带几缕银丝，嘴里总叼着雪茄。不过水兵抽雪茄在我眼里总是怪别扭的。乔在战前是一名旅行推销员，也希望将来重操旧业，他曾在品食乐（Pillsbury）面粉公司工作，负责俄亥俄州中南部区域，业绩突出、诚实守信。重返海军前，他的松饼粉销售量在美国傲视群雄，还因此挣得500元奖金。

沃伦·里姆，加利福尼亚帕拉代斯市人，曾在布洛克百货、巴克兄弟、罗宾逊百货这三家洛杉矶的大商场广告部门工作多年。刚派驻海外的他正好赶上登陆行动，现担任补给下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仅仅看守仓库，事实上，从大扫除到递弹药，他差不多什么都能搭把手。其实他原以为压根轮不到自己上船出海，得到这个机会让他喜出望外。海军生涯同他过去的日子有着天壤之别。他是那种完全有可能对艰苦的海军生活苦不堪言的人，然而有一天，当我们站在栏杆旁，他开口道：“我想知道，曾读过的那支旧海军今儿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一个说法，那些船长们能不带重复地骂上45分钟。但是就我所见，现在的船长们骂得还没我凶，我很失望。”

哈维·哈雷丁是个候补军官，换言之他在军官室用餐，人们得称呼他“先生”。不过人活一世，头衔皆为虚名，而哈雷丁先生相如其人：一个正规的老派军士长。就在我们启航前夕，他刚收到回国的命令，可一个老兵说什么也不肯错过这么重大的行动，他被允许推迟到胜利登陆后再回国。哈雷丁先生曾于1935年退役，结束了十七年的海军生涯（其中十二年在潜艇度过）。后来他在孟菲斯市认识并娶了一名女教师，从此定居在那里，就职于主营氧气制造的林德空气化工品公司。1941年，他以45岁的年龄重返海军。这一仗打完后，他受命回美国担任一所潜艇学校的教官。他有个昵称“斯派克”，家住孟菲斯市唐格尔伍德街1200号。他在国内还曾任伦敦大道基督教会的执事。他请求我在写他时千万不要调侃他说过的脏话和嚼香烟的习惯。没问题，执事。

乔·塔尔博特是一名航空军械上士，可惜此舰没有舰载机，他没了用武之地，当然，他也很无辜。正常情况下，他差不多什么工作都做。打仗时他是炮弹仓库的主管，要依照命令将更多的炮弹递给上面的炮组。乔是一个黑发、溜肩的南方人，来自佐治亚州哥伦布市。参军前是《莱杰寻问者》报社的摄影师，他所拍摄的最后一个热门事件是埃迪·里肯巴克^[1]的飞机坠毁在亚特兰大附近。乔在四年前结婚，妻子在伍尔沃斯商店工作。这是他第二次进海军服役，上一次是在1931年至1935年间，1941年他再次入伍，但他无意于作职业军人，而是另有一份雄心壮志——他说打算在退役后的六个月之内完成，即买一艘能容纳四个人的大游艇，找另一对夫妇同行，顺着查特胡奇河开到墨西哥湾，再沿萨旺尼河北上，一路拍摄沿途风光彩照。

舱面中士汤姆·坦普尔——或者称呼全名托马斯·尼古拉斯·坦普尔（Thomas Nicholas Temple），其父有意取这么个中间名，这样儿子名字缩写就成了TNT。19岁的汤姆高高瘦瘦，严肃认真、心思缜密。说话时语速很慢，时常让我误以为他全部说完了。他希望战争结束后去哈佛念书，然后从事图书出版业。汤姆告诉我，他母亲是长岛法洛克卫镇的高中教师，平时兼职写作，用珍·坦普尔的名字在《故事》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汤姆的父亲在上一次大战中负伤，此后便一直在阿尔伯克基市一家很大的退役军人医院养伤，那家医院离我家很近。汤姆还说，他最初进入海军时，听水兵们出口成脏听得惊呆了，不过很快就释然，也习以为常了。他十分真诚、体贴，是船上我最喜欢的人之一。

乔·埃德雷尔是一名海军少校，舰上的轮机长，算我在舰上的半个房东，因为我一直在他的宿舍里写稿，不仅如此，我吃了他的糖果，抽了他的香烟，用了他的纸笺，如果我能发现他的信件的话也会过目一遍。埃德少校在海上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出自商船队，经常同正规海军里的朋友们拌嘴且乐此不疲。他家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35街东北2724号。其妻已经习惯了等待，因此天各一方的日子对她而言不像对其他许多军嫂那么艰难。夫妇俩有个15岁大的儿子，是轮机长的心肝宝贝。他的架子上就放着两张家庭合影。

埃德雷尔属于少数几个真正的老水手。他虽非完全就是现实版柯林·格伦坎农^[2]，但确实有诸多共通之处。埃德雷尔在远东航线待了多年，仇视日本人。我们这艘舰船1941年入役时他便在上面服役，盼望西西里之战尽快结束，这样他便能奔赴太平洋战场。和很多水兵一样，他也希望将来有朝一日得五亩良田，建一座小屋，田最好在俄勒冈森林边，屋门口有潺潺溪流，如果梦想成真，他恐怕会高兴疯了。

迪克·米诺格，帆揽上士，在海军服役六年并打算继续效劳，来自明尼苏达州怀特贝尔莱克。在船上人们叫他“明尼”。正是像米诺格这样的人组成了如今这支海军的中坚力量，他年轻、睿智、身强力壮、可堪任何重任。他当然醉心于大海，只不过是现代的海。他颈前挂着水手长的哨子，头上白色三角帽的帽檐低得快遮住一只眼，他说自己在海军最难堪的时刻是吹哨欢迎船上一名英国海军将军，那时他嘴里还含着咀嚼烟，结果在迎宾曲演奏中途，口哨里进了烟液，随即发出咕咕的声音。

阿奇·富尔顿，家住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第129街东493号，电工中士。参战前是克利夫兰照明公司的管线工人。富尔顿已婚，有两个孩子，37岁的他比大部分舰员都年长很多，他出生在苏格兰，17岁时到了美国，父母迄今仍住在苏格兰的基尔马诺克，有个兄弟是英国陆军的军士长，还有个姐姐在英国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他留着一头短小的庞帕多发型，发顶向前卷，整个人看上去仿佛逆风而立。他带有苏格兰式的冷幽默，对海军事务了如指掌。他当初在克利夫兰时就读过我的专栏，足可见是个聪明人。

船上有11个黑人小伙子，全在军官伙食部门服务，比如在军官食堂伺候用餐、管理军官室食品柜，那儿得24小时提供热咖啡。他们都是安静善良的年轻人，为此舰增添了不少光彩。有三人特别高，另外三人特别矮，但都发自内心地酷爱音乐。每当用餐时间军官室的广播碰巧播放动感的音乐，我注意到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扬起嘴角，轻轻踏起舞步，轻得像他们的服务一样安静，而每逢这时我都会忍俊不禁。

其中一个小伙子叫乔治·爱德华·马洛里，弗吉尼亚州奥兰治人，32岁。战争前在家乡小镇上一家连锁货商店作卸货工。他在海军服役了一年，到地中海后做过阑尾炎手术；他一度晕船，不过对此毫不在意。他高个儿、沉静。过去从没在餐厅服侍过，可如今却俨然成了一个行家。

另一个黑人是弗雷德·穆尔，身材矮小，性格温顺，留着一撮小胡子，温厚的脸上永远挂着受惊的表情，平时话很少，很羞怯。家住亚拉巴马州南伯明翰第10大道1910号。他只有21岁，几个月前才加入海军，却很喜欢这里，打算战争结束后继续留下来。加入海军前他在陆军军营和水果园里打杂。弗雷德在做烘焙食品和精美甜点方面很有天赋，军官餐厅的糕饼甜点由他一手包办，然而他加入海军前从不下厨，最多在一家快餐店煎个汉堡。他自己也说不清如何修得这等造诣，就好像有些人无师自通便能弹得一手好钢琴。大家对这个天赋异禀赞不绝口。弗雷德说他从没晕船过，也不是特别想家，但有几次战斗中，近距离舰炮轰击把他吓坏了。

战争时期有一条真理：越靠近前线，越不了解战事。西西里战役期间，我们内部交流时常说，要是回纽约就好了，这样就能明白我军进展如何。行动头两天，我们在自己的作战区域，同右边两个战区的美军完全没有联系，即使能看见和听见他们的炮火，对战况也一无所知。我们云里雾里，反而美国的民众知道。我们这些在船上的人多多少少比地面部队更有数，还能从广播电台获知些许资讯，而很多登陆的地面部队不知道轰炸罗马等事件，等他们知道已经是一周后了。

舰上的新闻主要来自伦敦的BBC公司和柏林的德国广播电台，那份简单的日报是我夜晚收听和收集世界各地的短波广播汇总而来。舰长鲁弗斯·杨认为缺乏新闻不利于士气，遂不遗余力地让舰员们知晓时事。正是他让我编辑油印日报，他还解除了一位无线电报务员的例行值班，让后者坐下来采集确定不同的电波频率，以便我们收听新闻。

这位报务员叫弗兰克·多诺霍，报务中士，家住长岛杰梅卡第87大道13949号，他自孩童时便加入商业电缆公司入了行，年纪轻轻却有18年的无线电报务员经验。他1942年进海军服役前就职于美国新闻无线电公司，多诺霍对记录新闻稿驾轻就熟，所以拥有出色的新闻敏感度。他和我一样，对我们的小报引以为豪。记录完成后，他会按主题对新闻稿件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在凌晨三点叫醒我。接下来，我对素材进行整合、改写，而他会泡两份咖啡，在油印机的钢板上刻字。我们在一间很大的钢板船舱里开展工作，约30个无线电报务员也在那里用打字机记录密码电报，所以有点报社办公室的气氛。整个西西里战役期间，我们只有一天未能发行报纸，那就是D日上午。

每次收工时，天已经亮了，这时我会在舰桥同值早班的人们聊一会儿。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白天无法补充片刻睡眠，这样的日子结束前我差点吃不消了，不过我也从中收获了不小的满足感，自己在舰上总算不是百无一用。况且西西里的海域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一天中最美的时刻就在黎明——如果你振作精神，起床看到那一刻的景色的话。

整个西西里战役期间，我们每晚都会收听柏林的广播和针对美军官兵的特别宣传节目。一个据说是美国人的女主播米琪（小伙子们给她取的绰号是奥尔加）舌灿莲花，对大家说，他们为了“犹太人”罗斯福，远渡重洋去打一场虚假的战争，而他们的恋人却将另嫁他人。还说大家回国之日便是失业之时。小伙子们收听她的节目有的是因为对她着迷，有的是因为节目里总是有动听的音乐，还有的是为了听笑话。他们自加入海军以来笑得最乐不可支的一次是某天夜晚，叛徒奥尔加控诉罗斯福总统干下的一些龌龊事，她说自己为此耻于为美国人。

奥尔加有一副诱人的嗓音，一口地道的美国话。每晚我都听到小伙子们津津乐道于她的容貌，有人猜她约莫是个丑老太婆，满脸横肉、头发染过，而大多数人倾向于幻想出一个长相和声音一样娇滴滴的可人儿。舰上最常听到的点评是，若是有朝一日打进柏林，第一件事就是给奥尔加一耳光——然后和她上床。

舰员里有一个成员未随我们出征，“她”是舰上的狗，主人是正规军人，一位服役多年的三级军士长，他有文身和风吹性皮肤炎，单身，相当离经叛道。他的长官说他是个敬业的舰员。

约莫在登陆行动的几个月前，几个水兵捡到一只小德国牧羊犬，它本属于全舰，却爱黏我们这位朋友，他也很喜欢它，于是经大伙儿一致同意，它就归他了。小狗出落得越发漂亮，它机灵、敏锐又可爱。可是随着天气变热，它染上疥癣，我们的朋友用尽一切办法医治它，其他水兵也来帮忙，可病情还是一天天加重。最后，他们剃光了它的毛，给它全身上下抹了药，但依旧无济于事。

此舰到达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港口后，我们这位朋友上岸寻找有法国或美国兽医的村子，但是一无所获。水兵们彻底绝望了，事情也不能再拖了，大家把决定权留给我们的朋友，无论他选择做什么都会得到认可。后来，他告诉我，他不能把它留在岸上，它自小在舰上长大，根本不知道在陆地如何照顾自己。

于是，这位朋友按自己的方式了结了此事——那天早上我已经来到这艘舰上。他没有叫人帮忙，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打算。他在它脖子系上重物，让它沉入大海，它的生命就这样按照海上传统走向终结。

几个小时后我听说了此事，我在栏杆边停了一会儿，对他表示遗憾，他闭口不谈，只是说：“我们下去喝杯咖啡吧。”

又过了几个小时，我注意到他喝过咖啡之外的饮品。当天下午，我又看到一个军官板着脸同他说着什么，气氛显得颇为紧张。舰上是禁止饮酒的。第二天，我们的朋友被叫去接受舰长审问，结果被记一次小过。晚餐时，小伙子们拿这事打趣，而他回应说：见鬼去吧，他才无所谓，毕竟他们总得做出点表示。

晚上，我碰巧同处分了我们这位朋友的军官坐在一起。我纯粹为了寻个话题，提了一句，那只狗死了真令人难过。

军官站起身：“你说什么？”

我说，是的，那只狗死了。

他失声：“天哪！”然后说：“他是舰上最优秀的舰员之一，我也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我花了半个小时，想撬开他的嘴，可他不肯告诉我。”

他又坐下来，脸色有些难看，末了，吐出一句：“原来如此！我的天哪！”

西西里登陆战第一周行将结束时，我们的滩头阵地难觅战斗的迹象。德国电台每晚都播报说我们在挨炸，其实我们上空平静到乏味的地步。我们渐渐感觉，舰上悄悄回归到正常工作和生活。警戒级别下降到三级，换言之与和平时期基本无异。关闭了几周的洗衣房重新开放；晚餐后人们放映起借来的电影胶卷；白色帽子不再被禁止。士兵们在船舷外游泳，从艏楼找来钓竿和渔线轮钓鱼。舰长又有了空余时间，在我写得疲惫不堪时拉上我玩几局金拉米牌。到最后，放假的人可以上岸观光了。那时我便知道，对我们这个特定阶段聚在一起的舰上大家庭而言，战斗结束了。

于是我背起我的行军袋，深一脚浅一脚地独自踏上西西里岛并留了下来。短短几周同海军官兵相处的时光弥足珍贵，离开新结交的朋友们令我百般不舍。安逸的生活也是一种陌生又愉悦的体验，然而不可理喻地，我却向往回归陆军老兵们的日常生活——风餐露宿，餐前不洗手，奋力驱赶跳蚤。

男人真是一种有趣的生物。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1941年2月26日，他乘坐的DC-3型客机在亚特兰大郊外撞进树林，两名飞行员和11名乘客死亡，而他只是受了点伤。

[2]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美国作家约翰·盖伊·吉尔帕特里克创作的短篇小说人物，一名苏格兰水手兼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