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经济格局的困境与需求

一、新时代下经济转型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走向繁荣复兴，持续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当前经济增长率降至6%～7%，步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产业竞争力不足，价值链低端锁定等问题，在全球贸易中遭受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两头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仍处于较低的层次，凸显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发展结构的迫切性。当前全球贸易形式发生了诸多深刻复杂的变化，如今不再仅仅局限于最终产品的商贸往来，产品内贸易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重头戏。尽管从贸易体量上看，我国位居贸易大国的行列，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主要承担简单组装加工的职责，实际上并无法为全球商品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因而也只能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获取有限的增值收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充分利用自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参与到全球化生产的体系中去，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就是出口以劳动力制成品为主的低附加值商品，转而进口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而如今，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显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机电产品、重型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攀升。企业也逐步更加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打造自身优质品牌，由原来的加工制造过渡到重视附加产值的增生。这既是依赖低廉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另寻他路，也是国家主动作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抉择。

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但同时也遭受着不少的困难与挑战。首先便是来自劳动力、土地、物流等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其中以物流成本的上升尤为明显。物流成本的节节攀升渐渐对中国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物流成本的传导必然将抬高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进而导致产品竞争力的下降，更为重要的是，物流成本的居高不下不可避免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资金，进而会进一步挫伤企业创新能力。据有关学者测算，中国目前的物流成本水平与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大约为18%，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该比值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可以说中国当下的物流成本是处于较高的区间的。过去一段时期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是因为明显的成本优势所造就的竞争力，而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要素成本面临着不可逆的上升趋势，无法如同之前仰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来驱动制造业的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已是迫在眉睫之举。其次，传统驱动力日渐枯竭，创新驱动新引擎有待进一步发力。由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成本不再低廉，仅仅依赖要素驱动乃至投资驱动已渐渐没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而言，创新驱动力的经济增长乘数效应开始得以显现，但完成新旧驱动力的迭代还为时尚早，仍需要要素驱动以及投资驱动共同发力。因此，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的地位，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是新时代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双轮驱动”

双轮驱动机制，主要用于国际金融的发展当中，它是指主权国家的行为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世界经济，第一是国际贸易，第二是国际金融。在我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实现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双轮高效运转显得尤为重要。2015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文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着重突出了“资金融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支撑与引领作用。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所蕴含的难得机遇无疑将给我国金融业发展注入强力推进剂，但与此同时也对未来金融服务和驱动贸易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逐步成为中国全方位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而深化金融合作交流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西亚、南亚和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开展了包括但不局限于双边本币互换结算、金融机构合作与互通等形式多样的金融合作，针对需求导向以及问题导向定期对金融合作交流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阻碍，及时采取妥当的举措予以化解，进一步完善创新区域融资保障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在促进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所担负的引导作用。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金融服务贸易合作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中国国际金融服务目前无论从贸易规模还是国际竞争力方面总体偏低。因而只有通过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化进程，注重金融产品创新，培养“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人才，强化互联网金融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才能真正提升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是党和政府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所主动发起的倡导，其核心要义便是深化国际贸易合作，这离不开对国际贸易效应的深入研究以及提高相应的驾驭能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国际贸易合作，既要在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上狠下功夫，也要注意将区域一体化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想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须着重铲除阻碍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的各种无形或者有形壁垒，并提高相关贸易规则的透明度，而就进一步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要致力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市场经济，提升对外吸引力，深挖区域合作的潜力，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融合发展。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仍将拥有不可小觑的发展前景，“一带一路”建设将毫无疑问给国际贸易格局带来全方位的深远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贸易便利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例如，当“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以落实，也会对中国跨区域的产业转移乃至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反过来又将继续对国际贸易格局带来深刻的变化。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深化国际贸易合作的重要方式，涉及交通运输行业、国际贸易行业、信息行业以及文化行业等众多行业，给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借助国际贸易与物流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有效提升我国各行业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加快企业国际化交易和拓展经营业务范围，转变和实施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促进国家经济的国际化、市场化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境外投资和运营安全，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协同及物流企业发展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结合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形势，通过提升倡议实施意识、抓住发展机遇、创建协同发展新环境及加快物流企业国际化发展等措施来实现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协同。

三、改革攻坚期的金融风险防范

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启动，美元的强势归来，加上特朗普号召制造业的回归，更加助推了全球流动性转折点的降临。美元的过度强势，不仅加速了资本流出中国的速度，更让我国的货币政策在被动收缩的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囚徒困境。加之多年来我们并未真正有效地清算和解决悬在我们头上的名为高杠杆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杠杆、人民币贬值、资本外逃成为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三大最为危险的因素。政府和企业债务、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等这些高杠杆风险也就真真切切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发展，是当前我国不可回避的工作重点之一。金融的发展壮大理应更好地哺育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增长，但金融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监管的缺失等难免会引致风险因子的积聚，因而我们需要竭力防止“黑天鹅”事件以及“灰犀牛”风险直接或间接给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既要不遗余力加强市场监管与加大整顿力度，排除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风险隐患点，又要毫不动摇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双向互哺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