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贸区发展的背景
第一节 国际经济格局的演替与重构
一、世界经济延续复苏趋势
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实现自2011年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回暖趋势日趋稳固。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波诡云谲，令人难以捉摸。英国公投脱欧事件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至今仍历历在目，后续的退欧程序也将继续牵动全球政商人士的心弦。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意外获胜，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任性而动同样给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蒙上阴影。民粹主义对欧洲政治版图的冲击愈演愈烈，2017年下半年在德国、荷兰、法国、奥地利等国大选中，主张“反欧盟、反移民”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民意支持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无疑将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构成直接威胁。2018年上半年，特朗普不顾国内外的反对之声执意对中国以及传统意义上的盟友挥舞关税大棒，试图挑起贸易战的争端以实现所谓“美国优先”的一厢情愿，更是给世界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复苏增添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将会对世界经济的走势施加着持续且深远的影响。2018年下半年，需要密切关注和重点防范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潜在的“黑天鹅”和“灰犀牛”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冲击。在2018年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3.4%，其中，发达经济体2018年预计平均经济增速为2.5%，其中美国为2.9%，欧元区则为2.4%。同时该报告还预计，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4.9%。该报告维持对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不变，仍为6.6%。同时该报告也指出世界经济虽然正处于复苏当中，但是这一进程的速度却不容乐观且失衡严重。这种不确定性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欧洲的银行体系风险加剧
2016年6月24日，英国的公投脱欧议案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恐慌与震荡更是蔓延到了全球金融市场。但仅从当前来看，相比由于欧盟政局不稳而可能引发的市场风险，欧洲银行业的“风雨飘摇”更值得外界关注。2017年6月29日，美联储公布的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德意志银行已经两次未能顺利通过此种专业的压力测试，而西班牙国家银行设立在美国的子公司更是三次都未能通过压力测试。在《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中IMF认为，在全球系统性银行中，德意志银行是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外部潜在冲击的风险系数最高的金融机构，和该银行对外部造成的溢出风险相比，其对国内所构成的威胁就小得多。除此之外，对欧洲各银行机构来说，由于其股票价格持续走低进而致使其市值不断下降，德银等机构的股价已经跌至谷底，而对意大利来说，其西雅那银行所面临的违约风险令人担忧。总而言之，欧洲银行业的发展有偏离健康轨道之虞。
欧洲的银行体系其实积弊已久。为了释放流动性投放更多货币到市场上以刺激欧洲经济增长，欧洲央行成为全球历史上首次推行负利率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2014年6月5日，存款利率被下调到了-0.1%。之所以推行负利率政策，原本的目的主要是想解决此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各种遗留问题，但是实施负利率政策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给部分银行的发展带来致命性打击。如负利率在无形中会降低银行的吸储能力，耗损银行资本充足率，进而侵蚀银行的利润，使银行资本实力大打折扣。面对欧洲经济不景气和利率为负的大市场背景，欧洲各大行的表现也有好有坏，遭遇到的问题与影响程度也参差不齐。兼之民粹主义在欧洲大地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这无疑将加剧政策的不确定性，欧洲银行业的复苏进程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干扰。
德意志银行资产危机
2013年时，该银行的盈利水平就开始呈现出下降态势，当年其总资产高达1.6万亿欧元但是只获得了6.81亿欧元的净利润，总资产回报率只有0.04%。单就市净率而言，其表现也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无法和高盛等机构一较高下。2015年，此家德国最为知名的商业银行更是经历了诸多的波折，如降薪裁员、更换 CEO 等。虽说其在开拓业务方面倾注了诸多的心血，但最终还是无法实现盈利，该年亏损资金共计68亿欧元。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后此乃该银行第一次出现年度亏损。2015年3月时，德意志银行由于连续两次都无法通过美联储的银行机构压力测试，被给予了严厉警告，由此必须继续追加资本以巩固和完善自身的资本结构。虽说早在上一年度银行已经尝试着借助于借款、再贴现与吸纳存款等方式从央行与各方投资者手中募集资金，以提高其一级资本率，但结果显示这一举措收效甚微。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银行已经成功由国内本土银行成长为国际性的大型投行，在其开展的多项投资银行业务中最重要的业务之一就是固定收益业务。但是从长期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来看，固定收益业务所创造的收入在总营业收入中占据的比例越大，此银行股票的价格就会越低。因此许多欧洲银行随着发展都在逐渐降低固定收益业务的比重，瑞银和巴克莱银行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德银对于大部分固定收益业务却是情有独钟难以割舍，一直坚持保留。在欧洲低利率的环境下，欧洲经济日趋衰落，银行所吸纳到的存款也越来越少，致使其盈利能力持续下降，收益不甚理想。
对德意志银行而言，其经常收到监管部门所开具的罚单，此类罚单主要来自美国。2015年4月，其就因为操作WIBOR（LIBOR以及EURIBOR的统称）被监管部门所警告，在其被调查过程中更因故意误导监管机构与妨碍调查的行为，而被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罚款2.27亿英镑，可以说是创历史新高。另外，据摩根士丹利初步判断，在2016年时该银行还需要支付高达50亿美元的罚款。
分析和解读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该机构共拥有1.63万亿欧元的总资产，而总负债高达1.57万亿欧元，换言之就是其只拥有600亿欧元的净资产。然而德意志银行目前面临着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自身的零售业以及信用卡业务发展较为缓慢。就前一业务而言，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是比较少的，各银行的零售盈利空间相对较小，此项业务不是德意志银行的优势业务，无法改变其收益下降的命运。在此种状况下，此银行若想摆脱危机平稳地渡过难关就更加不可能了。
意大利银行业遭受重创
意大利的西雅那银行是意大利第三大银行，近年来的坏账经过日积月累早已堆积如山，而大量坏账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危机前进行的收购带来的巨大损失。2014年，专业机构对欧洲银行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评估，最终发现西雅那银行的财务状况令人担忧。美国爆发危机以后，意大利政府为了抵御风险曾经制定了向未及时偿还债务的贷款者提供滚动贷款的经济政策，希望借此以缓解贷款者的压力，等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后得以顺利收回贷款。
然而，由于整体经济形势始终踌躇不定，后劲疲软，意大利银行所制定的此种比较宽松的借贷政策，却将各个银行推至万丈深渊，不良贷款数额不断激增，已经超出了各银行可以承受的范围。该国政府在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方面倾注了很多精力，但却一直收效甚微。裕信银行，意大利最大的银行，在当前市值仅仅只有120亿欧元的状况下，其不良贷款竟然攀升至510亿欧元。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通货紧缩形势日趋严重的状况下，信贷需求萎靡不振，而该国各银行机构的业务又恰恰是以普通信贷业务为主，业务本身盈利水平就不高，出现大量坏账的恶劣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虽然20世纪90年代时，该国曾经尝试着借助本币不断贬值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目前的世界、区域经济形势与本身国情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如今，意大利必须要使用统一的欧元并执行欧元区的财政政策，这使得其无法依据本国发展的需要来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而意大利实际施行的财政政策反而促使本国的财政赤字率问题凸显出来。
2015年，欧盟开始实施《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BRRD）手册，该手册主要是旨在解决各银行以及大型投资机构所面临的清算问题，希望可以帮助各银行走出困境，确保欧盟的金融业能够实现稳步发展。BRRD强调，以往银行在遭受损失以后都是由全体纳税人来负责，为避免银行再次陷入危机，严厉打击投机性债券交易行为，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银行各股东以及债券持有者应该积极地履行义务、肩负起自身的职责，除非有特殊情况出现，否则国家是不能动用财政力量来救助危机银行的。
在英国提出脱欧公投以后，意大利乘机向欧盟提出了一个重大方案，即400亿欧元银行业救助计划，希望可以重组本国各银行的债务，但由于此项方案和欧盟之前制定的反救助法案相冲突，因而最终并未被批准。就当下的情况来看，意大利银行业面临着较为棘手的坏账问题，此外其家庭部门所拥有的各种商业银行债券的占比早就突破了30%，若是依照BRRD的规定，让债券持有者来承担相关风险的话，这可能会促使该国金融机构面临着较高的流动性以及违约风险，进而致使前途未卜的意大利银行业的发展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二）西方国家货币政策不断分化
自2015年年底美联储重拾加息步伐以来，美联储加息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经历外界的各种猜测后，美联储依然还是根据自身对美国经济的复苏程度以及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选择加息，这不仅是迎合美国经济现实迫切的需求，更是对美联储信誉的一种维护。一方面，美国重要的几个经济指标已经达到加息条件。如经济增长指标表现出了稳定强劲的态势，2017年美国的GDP增速已经恢复到2.3%的水平，明显高于预期。另一方面是美国股市及房屋市场高涨趋势非常明显，加息以抑制经济过热的需求非常急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股牛市态势已然超出一般规律周期，以股市为代表的金融市场的泡沫风险不断积聚，在此时进行加息尤为适当。但是需要额外指出的是，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然过高地估量了美元基数水平。所谓美元加息刺激资本流入的舆论说法，显然并非美联储加息的初衷，也使市场错判了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不同于美国经济形势良好，货币政策趋严，欧洲及世界其他发达经济体仍然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宽松型货币政策成为其主流。2016年，欧洲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制定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欧央行为例，其主要是借助于每月购买大量政府以及企业债券的方式（此类债券的价值在800亿欧元左右）来向市场释放货币，与此同时将存款利率调整成-0.3%。日本中央银行也制定了大量的刺激政策，如每年增加发售高达80万亿的日元货币，同时将各大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利率的存款利率调整为-0.1%。美国所制定的货币政策和上述货币政策不同，早在2015年年底，中央储备银行就开始着手利率正常化这一工作，首先便是将利率上调了0.25个百分基点。此外，新西兰、土耳其等国家为了应对危机制定了扩张性的政策，依托于降低利息等手段，来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巴西以及俄罗斯等则制定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借助于不断抬高利率中枢的方式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并制定多种政策来鼓励外企到本国投资，希望可以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三）欧洲政局动荡影响欧洲经济发展
2017年，欧洲迎来了国家大选的密集选举期，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在民粹主义势力的发难下纷纷面临政权更迭的风险。其中，作为欧盟主心骨的德国与法国，其国家元首花落谁家不仅与自身国家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更是关乎欧盟何去何从的关键抉择。随着2016年英国退欧和意大利修宪失败，欧洲局势在2017年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欧盟是否会在民粹思潮日渐泛滥的冲击下逐步走向历史的终结，备受全世界政商人士与专家学者的瞩目。而从2017年欧洲各国元首选举的整体结果来看，欧盟有惊无险通过了“生死大考”，获得了暂时性的喘息之机。虽然民粹主义政党未能在2017年的欧洲诸国的元首换届选举中成功登顶，但民粹主义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和议会席位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民粹主义势力的日趋扩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无疑将继续给欧盟的正常运行埋下隐患，进而也会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效应。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在5月正式落下帷幕。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以65.5%的支持率这一绝对性优势成功击败来自极右翼政党的候选人勒庞，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同时也使得民粹主义借机颠覆法国政局的图谋未能得逞，成功防止欧盟在民粹主义的搅动下进一步走向分裂的结局。但如何弥合社会撕裂所引致的意识分歧将是一道摆在马克龙面前不可小觑的政治难题。相较于法国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的历程，素有“铁娘子”之称的默克尔在2017年寻求第三次连任德国总理的选举之路就显得不太平坦了，事前鲜有人能猜测到这次默克尔组阁进程竟会如此艰辛与曲折。根据德国官方发布的选举结果显示，默克尔所领导的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以33%的得票率领先于其他政党，社会民主党和选择党分获20.5%和12.6%的选票，分别成为第二大、第三大政党。然而，表面上看似亮丽的选举成绩单实则透露出不少的隐忧。一方面，虽然默克尔不出意料再次开启了连任之旅，但其所在政党的得票率相较于四年前大选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从上一次的41.5%大幅下降到这次的33%；另一方面，德国选择党在此次选举中异军突起并一举跃升为第三大党，成为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跨进联邦议院门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些新变化似乎也注定了日后组阁谈判过程一波三折的命运。选举结束之后展开的与其他政党的组阁谈判屡遭挫折，在放弃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背景下，默克尔所面临的选择空间愈发有限，险些动用重新举行大选这一最后手段，最终在社民党成员的投票支持下，默克尔所在政党才如愿与社民党就组阁相关事宜达成共识，打破了持续五个月之久的政治僵局。然而，接下来的四年对德国乃至欧洲而言显然还存在着诸多的未知变数。此外，从荷兰、奥地利等国的选举结果来看，虽然民粹主义政党同样未能实现执政的夙愿，但依旧无法阻挡民粹主义成为欧洲政坛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实际上，近年来欧洲民粹势力的不断膨胀绝非偶然，而是具有相当的必然性。这与欧洲存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深层次矛盾息息相关。正是经济全球化以及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等积弊愈发凸显，促成了民粹主义与激进、反体制政治力量的结合。因而，只要欧洲民粹主义的根源尚未根除，民粹主义势力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困扰欧洲的政治生态，将给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世界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不小的冲击和挑战。
（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韧性不足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为持续的正增长。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世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为8.6%。尽管金融危机产生后，这些经济体增速放缓，但与一些之前较为发达的经济体相比，仍显著高于它们，因此这些新兴的经济体成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根据2010年的有关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后经济刺激措施的作用下经济增速仍然达到了7.4%。2010年往后，其增速逐渐减慢，2014年下降至5%，这一速度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差不大。2009年，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整整比发达国家高出6.4%，而到了2017年，这一差距已缩减到2%左右。
由此可见，当前许多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步伐缓慢，同时在其内部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诸多波折。以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出现了恶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经历异常复杂的路程，2009年俄罗斯GDP 同比下降7.8%,2010年开始触底回升，2010年与2011年俄罗斯均实现了4.3%的经济增速。但好景不长，2012年以后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再次步入下滑的通道，其中2015年和2016年俄罗斯GDP更是出现负增长。但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俄罗斯逐渐从经济衰退的阴影走出，释放出缓慢复苏的信号。由于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巴西整体经济发展也呈现出类似于俄罗斯的特征。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结构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全球油价的调控，两国经济形势开始有了好转。然而截至目前，两国经济仍不尽如人意，仍未实现持续稳步增长。可见，这些新兴的国家经济体势必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才能达到以往的繁盛状态。而在这期间，市场随时产生的变化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全球经济仍处于一个后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后的恢复程度上出现了显著的差距与分化，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在此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增速减缓的内在原因，最主要源自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因此产业转型迫在眉睫。长期以来，这些新兴国家并未找到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产业结构不协调的矛盾仍较为普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虽然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存在着结构失衡问题，但是得益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稳步快速增长的过程，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在不断提高，这种问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尚未显露。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外部需求市场趋于饱和，而其内在增长的动力仍未被充分挖掘，从而造成其经济结构与资源配置存在尖锐矛盾，阻碍了内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大型商品的价格持续下跌，更加剧了上述这一矛盾。举例来说，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作为能源与资源大国，它们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重要输出国，因此该方面的出口额在总出口中乃至国家财政收入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IMF曾在2018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杂志中强调，由于这些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依赖这些商品出口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低迷除了会影响严重依赖大宗商品贸易的国家的总体收入，还会对这些国家的内部经济乃至政治局势造成一定的动荡，例如引发经济下滑，财政恶化，外债偿还能力减弱等负面影响，给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此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环境与背景，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以往经验，美联储的政策会对基础薄弱的新兴经济体产生明显的抑制影响。由于美联储的加息通道在可预期的未来尚不会关闭，这些新兴经济实体的货币政策乃至资本市场势必会产生重大的波动，进而加剧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程度。
二、WTO模式红利趋弱
2001年12月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带来的“红利”是当今中国能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不可或缺的条件。回顾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事实证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是英明的，倘若没有“入世”，中国便不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大量发展机遇，仅凭自身国内的经济力量和国家制定的一些对外经济政策，根本不可能支持中国对外贸易走如此之远，更无从谈及当前的对外贸易大国的地位。换言之，当前成为贸易大国早已不是中国的目标，中国的目的是打造世界一流的贸易强国。然而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制度上的红利被消耗殆尽，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任重而道远。
中国自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之后，便不遗余力地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商品附加值，以达到占领海外市场的目的。海关部门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的这一努力是有目共睹的：2001年我国出口的高技术含量商品占贸易总额的17.5%，而到2016年该比重约为30%，增速明显。其中，机电产品的技术含量普遍较高，也由当年的44.6%提高到60%左右。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红利，即加速中国国内经济改革，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企业为了适应市场大环境，也必须不断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值，拓展海外市场，增强产品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通过这些举措，推动产业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
然而，WTO新成员的15年保护期已经于2015年到期，打开国门已经成为板上钉钉且无法逃避的事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打开国门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我们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会造成哪些影响。可是实际上，它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问题息息相关，因为当国门打开意味着至少有两件事情即将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外资企业可以被允许进入到包括之前国家管制的交通、钢铁乃至金融证券等所有行业，之后的投标项目只由个人财团参加，国家不能参与；第二件事情更是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进出口商品将全部免除关税。
与此同时，其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的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2009年，我国已在世界贸易出口国排行中占据第一的位置，2013年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不过根据2016年世贸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在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之后，又被美国反超。依据有关资料， 2016年美、中两国的货物贸易总额分别为3.706万亿美元、3.685万亿美元，中国落后于美国。尽管在进出口额同比比较中，美、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美国减少了3%，而中国的进出口额却分别同比减少了5%与8%。由于美国进出口额减幅都小于中国，2016年中国还未能捂热仅仅保持了三年的全球贸易额首位的宝座就又把位置腾出给了美国。但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105万亿美元，又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三、东南亚国家替代性要素供给能力趋强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需求不断扩大，东南亚国家已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过，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而东盟有关各国则在制造业上展现了巨大的竞争潜力。由于东盟各国在人口资源、城乡结构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其在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上相对拥有较强的竞争性。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上，东盟一些国家，如泰国、菲律宾等国已逐渐成为我们越来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本地原料主导型的加工工业方面，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这些产业不但是东盟一些国家工业发展的主要领域和出口商品最多的行业，而且依靠的是低廉的劳动力和孱弱的产品附加值。
东南亚各国在吸引产业发展角度具备了诸多优势。从人力成本角度讲，东南亚一个熟练工一个月基本工资是220～30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一个月1 300～1 800元，普工差不多110美元，中国大陆普工人民币3 000元的基本工资要比其高出一倍，甚至更多。例如国内一个普通车工月薪是人民币4 000～5 000元，镗床工月薪8 000～12 000元。新德里，印度最发达的城市，普通工人工资是80～100美元，甚至更少都有人做，很像中国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人们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从用地成本角度，中国厂房地价差不多是每亩4～8万元（当然有的地区有补贴），一个像样一点的厂房需30～50亩，如果要在印度或者孟加拉国开厂，地是免税的，成本相当低廉。值得注意的是，在较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业领域上，东盟国家也“十分具有优势”，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制造业。那么毫无疑问未来在承接这一领域的国际产业转移时我国西部地区与东盟国家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东盟国家中当属泰国和越南在该领域中最具竞争力。就泰国而言，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作为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成为泰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目前泰国坐拥世界四大硬盘组装公司即美国西部数据、希捷科技、东芝以及日立环球在本国分设的生产基地。迄今为止，泰国已成为世界上不可小觑的硬盘制造基地。至于近年来越南的电子制造业迅速崛起的缘由，这与大量外资电子企业从周边国家向越南迁移不无关系。因而面对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我国必须狠下功夫，抢占跨国公司巨头和引大项目入驻的难得机遇，着力于延伸产业链条以及增加生产附加值，吸引更多相关配套的厂家和商家进驻，才能在与东盟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争取能够有效承接起高技术型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项目。从目前国家间产业转移的特征来看，不难发现传统加工制造业的转移正处于持续减少的下降通道，由最初的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为表征的产业转移逐步开始转变为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为主体的产业转移，转移的梯次级别愈发高端。因此在产业转移结构日趋升级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仅仅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获取相对比较优势的道路已经走不通，应该着眼于长远并明确自身的行业优势，利用好相关产业基础和国内配套能力，不断深挖发展潜力，方能吸引更多高质量有价值的产业转移项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科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区域分工方式已经出现了深刻长远的变化，即从原有的产业间的分工转变为产业发展的要素分工。这一重大的趋势变化无疑将意味着产业边界由此将不再如同以往清晰可见，跨产业间的合作与融合会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给予我国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承接的阶段以重要的启发，中国不应过多依赖和满足于加工贸易型产业的承接，而应当立足资源禀赋优势的角度，整合优化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行业，延伸符合本地优势的产业链条，并把握好国际直接投资产业转移的引导方向和力度，使我国能够更加注重高附加值领域的引资而纠正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同时也要着眼于促进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当地产业的融合以发挥出“1+1＞2”的合力效应。另外，也不可忽略产业承接阶段中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将有利于后进地区自主创新的内生性培育。
破解在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中被“边缘化”的风险，需要学习并熟悉国际有关规则。目前国际在优化境外投资的便利化水平和提高对外开放的透明度的惯用做法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是不再实行“审批制”而转为“备案制”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近年来我国不断致力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行实施，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一是主动在国内设置的自贸区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二是通过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方式来倒逼国内改革。主动出击和倒逼机制看似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其实对立中包含着统一，完全可以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既能充分发挥出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探索作用，也能通过外部压力来突破改革中所面临的困境。当然，我们始终要高标准推进国内各项事项的改革，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朝着国际化、法制化、透明化的目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注重培育并提升国内企业竞争力，实现与世界经济更具深度的融合发展。
越南电子制造产业市场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索尼、东芝、三洋等日本消费电子制造商，通过至越商来料组装生产方式开发当地市场，越南政府则陆续全面豁免电子零组件进口税以扶植国内电子制造业发展，越南开始以电子零组件进口建立供应链市场。之后，越南于1995年加入东盟，分别签订一系列国际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接着履行各项国际承诺开放进口市场，逐渐调减包括电子制品和零配件在内的商品进口，如此一来，进口电子产品价格相较于当地组装出厂价更具市场竞争力，因此索尼由2000年直接输入销售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工厂产品，同时逐渐撤出越南组装生产链，造成胡志明市Viettronics Tan Binh、Viettronics Thu Duc以及Viettronics Quan 10等曾经长期替索尼组装电视机、DVD播放机以及收录音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越商，在失去索尼的支撑后逐渐没落，转向进口经营电子产品。例如Viettronics Tan Binh于2014年成为美国电子品牌Pioneer越南总代理商。
近年来由于越南政府持续招商引资，尤其提供电子制造业许多投资优惠，外国电子行业亦相中越南外销市场日益扩大，国内社会稳定、人口年轻、工资相对便宜等发展有利因素，于2000年代后期相继前往越南设厂， Samsung、LG、Panasonic以及Intel等国际大厂亦皆现身越南，其下游厂商也紧随而至，开创另一番电子制造业供应链。并让越南自2013年以来电子产品出口比重与年俱增，2014年跃升至全球排名第12的电子产品出口国，在东盟地区排名第3名，年均增长10%。
根据越南投资事务局统计资料，当地电子产业总共吸收100余亿美元国外投资，其中手机制造商最积极，当中Samsung独领风骚。其他电子零配件制造商也跟随而至，相继成立KSD Vina、Morips Vina、Orientech Vina、Rftech Vina、KET Vina、Kybye Vina、Melfas Vina、Dongsung Vina等外资电子零配件制造厂，跟随大型跨国电子制造商在越南布局开发市场。
实际上，越南电子制造业供应链仍有极大的困境需要克服，首先是越南机械制造业长期发展落后，迄今仍只能出厂制程简单的机械设备，而且工作母机老旧，精密度低，无法争取当地外资企业机械设备采购合约。根据越南冶金工业科技协会于2014年年底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地约500家铸造企业中，仅约200家的加工金属基本达到当地外资制造业要求的标准，且大部分未能切入当地外资企业采购供应链。例如Samsung在越南80多家下游厂商中，越商占比不足10%，而且只能供应包装材料、纸箱、海绵盒、塑胶模具等附加值最低的配件环节。因此进口机械设备的需求长期兴旺发展。根据越南海关总局的统计资料，2015年上半年越南合计进口139.6亿美元机械设备和零组件，较2014年同期大幅增长36%，其中外资企业进口90.4亿美元，较2014年同期增长50.6%，本地企业进口49.2亿美元，增长16%。显示短期内越南的电子零组件仍依赖进口设备来制作。
其次，根据越南塑胶行业协会（VPA）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地塑胶行业原料产量目前仅能满足市场20%～30%的需求，主要为PVC、PET、PP 等， 70%依赖进口。另一方面，越南塑胶产业目前仍以生产消费塑胶产品为主（2014年出口30亿美元塑胶制品），高科技塑胶制品则尚有待发展。同时，越南充沛的劳动力、勤奋的劳工以及相对低廉的工资仍吸引大量日、韩为首的电子制造业者进驻。比如三星电子于1995年初开始在越南成立了Samsung Vina消费电子联营企业，迟至2013年以后开始大规模经营越南工厂，分别在越南北宁省和太原省各投资25亿美元和20亿美元设厂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及零配件，并于2015年另在胡志明市西贡高科技园区投资14亿美元制造消费电子产品。
2014年Samsung越南工厂出口260亿美元产品，约占越南当年整体出口总值17.5%（出口金额第一位）,2015年Samsung出口30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15%。为此英特尔于2017年开始在胡志明市西贡高科技园区投资3亿美元组装和封测第4代Core i处理器（chip Haswell）;2014年年初开始制造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处理器SOC（system on a chip）以及第4代Haswell CPU。据了解，外国电子制造商近年多选择在越南北部地区投资设厂，除出于邻近中国方便进口元件的考量外，制造商也相中日本Honda和Toyota等外国汽机车制造商长期在河内和永福省等地投资设厂后，带动当地金属加工及精密机械制造业起步，造就出较南部地区深厚的电子电工熟手技术人力资源，加上北宁、海防、永福以及兴安等省份与首都河内市咫尺之隔，较容易与中央政府机关直接沟通等有利条件。
四、区域经济协作模式的“反全球化”浪潮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邻近国家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近些年来，频频就自身出现的巨大贸易逆差向中国等主要贸易大国发难，美国仅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全球化市场的失灵和中国的“搭便车”行为，使美国未能从全球化的浪潮中谋取预期所应得的利益，并开始将中国视为挑战其在全世界的经济霸权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扭转外贸巨额逆差和经济增长略显乏力的颓势，并进一步压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动作频频。早在奥巴马执掌美国期间，美国凭借自身在农产品、高端制造业以及服务业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于2009年年底高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开始主导TPP 的谈判进程。然后在2013年美国又着力启动与欧盟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上述所提及的TPP和TTIP分别涉及的12个APEC国家和欧盟成员国均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对外经贸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虽然基于政见不同的考量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从此放弃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遏制。从特朗普竞选期间关于中美贸易问题的言论到执政之后单方面挑起贸易战，种种迹象均表明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实力发展壮大进而威胁其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顾虑有增无减。面对这股反全球化的逆流，中国应当坚定自身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的立场，一如既往维护并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投资机制建设，以高标准建设的自贸区和秉持着开放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提高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架构，同时深化与东盟、欧盟、金砖国家等组织与所属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促进多方在产业、文化、金融、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与优势上的互补。
五、国际合作进程略显迟滞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的同时开始注重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并以此为契机营造宜商宜居的环境条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合作的水平。迄今为止，中国在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该体系涵盖着对外开放合作的方方面面，包括了内容详实、细节具体的双边投资协定及自由贸易协议；合作框架与边界泾渭分明的上海合作组织；相对务虚有待深化发展的各种伙伴关系；旨在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支撑力度的诸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践行区域共同繁荣、发展、开放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配套筹建的丝路基金等，逐步实现了较为广阔的地方区域与合作领域的辐射与覆盖。虽然我国在双边和区域合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面对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也逐渐暴露出不少不足之处。
首先是双边投资协定标准参差不齐并渐渐无法满足时代发展要求。截至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超过130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了相应的双边投资协定。虽然涉及的国家众多，但协议文本的内容互不一致，其中大多数协定更倾向于保护利用外资的相关合法权益而相对缺乏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难以适应对外投资迅猛增长的发展趋势。其次是自贸区协定成果略显平乏。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已签署了涉及全球24个国家与地区的16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些相关国家与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的状况，主要散落于靠近海域的陆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尚未与除了东盟以外体量较大的经济体系达成自由贸易机制安排的意向。再者是第三伙伴关系的合作深度亟须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所建立的75对类型多样的伙伴关系涉及70个国家以及5个国家集团，涵括东盟主要大国、欧洲国家与所有金砖国家。顾名思义，伙伴关系的建立旨在为我国与全球国家、地区与组织搭建深化合作交流、共谋促进合作的对话平台。但就目前而言，伙伴关系的确立途径略微单调，严重依赖于政府层面上一轨外交的联系沟通机制，而缺乏通过深挖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潜力来寻求更多伙伴关系的确立。此外，伙伴关系在经济合作领域中所发挥的实质性作用相对有限也是伙伴关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第四，在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过程中的相关协调机制尚不明确。一个比较鲜明的案例便是具体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想要让“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果惠及更多的国家与地区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对此我国也牵头成立了诸如金融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为此专门筹建的丝路基金，这些无疑将更好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缔结更多丰硕的成果从而真正落到实处。但如何协调统筹好上述金融机构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所扮演的角色将是未来不可回避的工作重点之一。
当今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更宽松的自由化和更高效的便利化这两大鲜明特点。面临时代发展背景的深度变化，我国应当主动把握并适应区域经济合作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其中关键在于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与标准。一方面，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所释放的政策红利实现经济地位的崛起，无论在产业宏观层面抑或是企业微观层面都具有一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和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上述两个方面意味着对接国际规则的客观条件已逐步成熟。在明确对标国际规则必要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该做法不仅可以拓宽海外发展的经济格局，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更能在新一轮国际化竞争的浪潮中避免陷入规则制定与优化被“轮空”的尴尬处境。从国外的具体实践经验来看，国际上目前较为通行的做法是采用“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相结合的双重举措。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落地生根，以此进一步缩小与国际规则的差距，深化“放管服”改革成效。而当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多只是应用于国内自贸区与双边投资协定等有限的领域，而未能普遍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下一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根据现行阶段的先行先试适时进行完善，积极稳妥扩大推行范围，并加紧研究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备案制的可行性方案。
六、经济增长动能趋于枯竭
全球市场的需求增长速度乏力，世界范围内的新市场开拓难度加大，导致经济增长动能仍处于疲软的状态。市场的开拓从理论上可划分为依赖地理维度上市场新发现的外延式市场开拓以及借助存量市场发展壮大的内涵式市场开拓。而目前想要通过如同哥伦布一般发现新大陆来实现外延式市场的开拓机会渺茫，只能更多寄希望于现有市场需求的扩大。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历程看，我们不难发现市场需求的强弱往往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与日本面临着战后恢复重建的迫切需求，形成了相当旺盛的市场需求。因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走上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反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全球市场需求日趋饱和，市场经济运行出现失灵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陷入经济增长的低谷，经济增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后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释放出强大的需求，全球经济拨开云雾见月明。
一般来说，当市场需求萎靡不振之时，往往伴随着产能过剩的产生。更为糟糕的是，当市场需求疲弱，经济增长放缓之际，贸易保护主义通常有所抬头，贸易争端也会呈现出高发的态势，不可避免将会对贸易全球化的趋势造成短期的障碍效应。虽然目前全球贸易体系的确存在不少亟需完善的地方，但贸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甚至不惜发动贸易战并无助于解决现行多边贸易体系所潜存的种种弊端，只会导致“一损俱损”的局面形成。因而，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应当通过自身的革旧除弊来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而非采取以邻为壑的危机转嫁方式。
七、全球经济发展不平等加剧
不平等程度加剧是全球经济新格局的鲜明特征之一。经济发展不平等加剧既包括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包括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经济不协调。其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被专家学者们视为是“全球不平衡问题”，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前后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表面上看似由经常账户的不平衡所引致的，但实际上应归因为全球分工的不合理和储蓄投资结构的错配，进一步势必会造成国家内部不同部门和不同主体更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问题。与此同时，不平等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英国意外脱欧背后正是源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阶层不平等。脱欧公投的投票结果显示，大多数英国精英阶层是赞成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的，反观绝大多数来自草根阶层的普通民众则选择支持脱欧，道理很简单，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从加入欧盟以来自身在工作待遇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所带来的幸福感有减无增，正是阶层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使得他们愤然促成了英国的意外脱欧。类似地，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而意外当选事实上也与贫富差距加剧的背景下底层民众源于阶层不平等所产生的不安全感紧密相关。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直戳国内贫富差距渐趋扩大的痛点，并给出了引发社会底层共鸣的解决方案。特朗普极具煽情的竞选宣言笼络了草根阶层的信任并最终使其成功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缓解不平等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合理分配收入。中国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民币82万亿元，在做大做强蛋糕的同时，怎样分配好这块大蛋糕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资本、劳动、税收等环节作出合理的安排，即要素分配结构的合理性，它将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消费率和储蓄率，决定着总需求的强弱，也势必关乎经济增长的动能。此外，阶层不平等加剧同样是产能过剩问题的罪魁祸首之一，势必会危害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