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的呼唤

这些关于森林浴的研究触发了我的思考：在宁静的花园和室内栽植环境中，与在狂野的大自然环境中，我们的感觉有没有不同？研究发现确有不同。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虽说各种形式的自然环境都比城市更能使人放松身心，但是人迹罕至的荒野与自由的联系最为紧密。^[28]

荒野自然未受人类文明的驯化调教，不仅能使我们暂离人造环境的封闭空间，也能使我们突破现代生活无形的束缚。城市固然将我们拘禁其内，但更让我们感到压抑受限的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1930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发达国家的人们以后一周只需工作15小时。^[29]然而在21世纪初的美国，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周末和节假日都要工作，一半以上没有带薪休假。^[30]孩子的自由同样受限，应试教育体系让他们没时间自由探索，家长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全不敢让他们独自出去玩。同时，各种屏幕设备以光影声像诱惑我们，让我们纵情其中，乐此不疲，无心开展有益身心的活动，经营有价值的关系。

荒野自然把我们从老板、考核、文书、邮件中解放出来，释放了我们本性中被日常事务掩盖的热爱自由的原始天性。我想起梭罗的一段描述。有一次，他看见邻居的牛撞开了牧场的围栏，跑到附近的河里游泳，河里刚刚涨起早春的雪融水。他写道：“牛马粗厚的皮下面藏着天性的种子，就像土壤里的种子一样，随时都可能破土而出。”^[31]站在无人的荒滩上，海水扑向沙滩，形成一线碎浪；徒步远足，突然意识到自己已远离人世尘嚣——在这样一些时候，也许你也会感觉到深藏于心底的天性的种子。不管我们有多恋家，在重重责任之下，层层衣物之内，我们都有一颗跳动、呼吸着的灵魂，向往着狂野的自然。问题是，我们应如何把它释放出来？

这让我想起一位刚刚过世的老朋友：博物学家珍·克雷赫德·乔治（Jean Craighead George）。珍为孩子们写了100多本关于自然的书，其中就包括那本让我心血来潮跑到树林里去的《独居山中》。小时候，我家就在她家街对面，我经常穿过我们两家之间的泥巴路，跑去缠着她问问题，那些问题都是我在树林里瞎转悠时碰到的问题。她再忙也愿意指出树上掉下来的是什么坚果，或者赞叹鸟巢的精美。“哇，小英，你看，这多漂亮呀！”她常惊叹道，扬起留着短卷发的头，开怀大笑，笑声直入树梢。

珍写的自然冒险故事源自她自己的荒野生活。她父亲是位昆虫学家，她小时候常在波托马克河边捕鱼和露营，她的两个哥哥在读高中时就自学训练猎鹰，并将此经历投稿给了《国家地理》杂志。所以她的第一只宠物不是狗也不是鱼，而是一只土耳其秃鹫，她给它取名为“诺德”。刚结婚时，她住在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的一个长满山毛榉和枫树的树林里，新婚洞房就是一顶军用帐篷，因为她丈夫研究鸟类学，当时正在做博士研究，她来帮助丈夫跟踪观察鸟类。她每天清晨起来，对着钉在糖槭树上的镜子涂口红，搽睫毛膏，在自筑的石头柴灶上做三道菜，招待客人。秋风吹起，红叶黄叶纷纷从树上落到餐桌上，她就把杯子盘子放在树叶上，以树叶为“秋季野炊的餐桌布”。^[32]她养了一只淘气的浣熊，小淘气把食品罐头的标签全部撕了。还有一只长角的猫头鹰当她的模特，她常在篝火边给它画像。即使在怀孕时，她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一直到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最后她定居于纽约州查帕瓜市，一个安静的地方，住一栋用木瓦盖的房子，并没有远离荒野。她的房子成了很多野生动物临时的家，这些动物包括乌鸦、猫头鹰，甚至臭鼬，它们经常在她家里待一段时间，到迁徙或交配的季节才走。最近她女儿特威格笑着说：“动物从后门进进出出，就像小孩子串门一样。”特威格说话时的笑声让我们想起她的母亲。珍的房子里堆放着她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各种手工艺品。因纽特人的面具挂在墙上，鲨鱼的颚骨放在电视机上。客厅里放着一副巨大的鲸鱼椎骨，看起来像一个石头做的螺旋桨。在通向餐厅的过道上空，珍挂的不是一般的工艺品，而是一片鲸须。鲸须边缘已经磨损了，看起来像一片巨大的羽毛。现在，闭上眼睛，我仍然能联想到那种气息：永不熄灭的柴火灶飘出温热的烟火气，混杂着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异域气息。

到珍家里去玩，就像远游四方但不离家乡。但是她的荒野自然之家，我在我城里的居所是无法复制的。一方面，虽然我能买到野生动物当宠物养，但我的城市单元房对猫头鹰或浣熊来说可不是个适宜久留之地。（现在跟珍的时代也不一样了，野生动物受到了法律更严格、规范的保护。）另一方面，虽然我羡慕珍能居住于荒野自然中，但我知道这种能力是本能外加多年接近自然的经历的结果，而很少人能有珍那样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那么，像我这样的人，怎样才能将荒野自然融入日常生活中？

6月的一个星期五，我就这个问题向萨拉·吕海宁（Sarah Ryhanen）请教，她是布鲁克林花卉工作室“赛普亚”（Saipua）的创办人，这几年席卷花卉产业的狂放自然风常被认为是由她引领推动的。第一次看到吕海宁的作品，我乐不可支。她选择布置的花束与当时流行的程式化的紧实花苞球风格迥异。花朵柔顺散布，花束中还满是卷须藤条和细枝嫩蕨，蓬蓬松松地从长满苔藓的容器里延伸出来。我去听了她几次课，几年后，请她为我的婚礼布置鲜花。之后我们一直有联系。

她的“赛普亚”工作室新装修好，砖墙刷白了，玻璃窗很大，天花板很高，整个空间长而高。她给我泡了杯浓茶，然后对我讲起她“狂野审美”的起源。她有艺术背景，但专业并不是园艺学，她制作花卉是自学的，她的第一批制作是大胆试验的产物。她说：“我第一次去花卉市场，逢人就问‘这花叫什么名字’。那时估计我只认得十种花，真的是从零开始。”也许正因为她没有正式地学习过园艺，不受教条、原则的束缚，所以她才能更自由地遵循自己的本能感受。这使她更能注意到被其他花卉商忽视的植物。她说：“在花卉市场上，我对花苞、花瓣本身没那么有兴趣，我更关注花草的结构质感。”那些枝叶更迷人的植物更能引起她的注意，比如橡树叶绣球花，水果或豆荚的小枝条，带枝叶的桉树果荚等。很多她感兴趣的花，实际上并不是花卉。“我最早喜欢黄栌，现在正是它开花的时节。”黄栌，学名为“Cotinus”（即黄栌属植物），能长到三至五米高。黄栌开花时，紫色叶子间会形成褐红色的似云似雾的梦幻景观。

植物的这些非同寻常的质感特征成为它们独特风格的重要元素。常规的花卉布置把大花朵紧束在一起，形成圆球、三角、椭圆等几何形状。吕海宁也会采用这些大花朵——玫瑰、芍药、郁金香等，但是她不会把它们紧紧地捆在一起，而是将它们散布于层层叶子和果实之中，这样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从野外摘的野花，而不像大棚里的鲜花。典型的布置通常只采用几种不同的花朵和叶子，而雷哈宁会用十几二十种。她说：“如果要我布置花卉，我肯定要使它们有起伏变化，从很大的东西到很小的东西，都要有。质感也一样，既要有质地粗糙的，也要有十分平滑柔和的。要有几样是多籽的，几样稍微大点的浆果，还要有几样带绒毛的。”

多籽的？带绒毛的？这样的词好像不是用来形容美丽鲜的花束的。经过培植，自然物被磨去了粗糙的边缘，绒毛、短刺、小缕消失了，而荒野中的自然物未被改造，这些质地特征保持不变。不仅植物如此，其他自然物也一样。表面粗糙的玉石比经过了抛光打磨的更天然。一张边缘还留有树皮的木桌看起来比用砂纸磨成光亮长方形的桌子更天然质朴。甚至连葡萄酒也可以用更狂野天然的方式酿造。葡萄酒生产商目前采用生物动力学酿酒方式，生产出来的酒更浑浊，味道更奇特，泡沫更多，尝起来感觉仿佛酒也有生命力。

野花与杂草是吕海宁的标志性风格，2008年，经济不景气，这些纤弱易枯的野花开始从鲜花市场消失。花商们不敢冒负债增多的风险囤积鲜花，让它们烂在仓库里，所以他们缩小了品种范围，只购入他们认为好卖又耐寒的品种。吕海宁看到了机遇。“我想要更多的花，更多不同品种、非常规的花，比市场上卖得还多。”因此她开始自己找花农，直接从花农手上订购。2011年9月，她和合伙人买下了阿尔巴尼以西近50公里的一处古老农庄，开始慢慢地把它改造成花卉基地。农庄有一座建于1825年的危旧谷仓，占地约43万平方米，土地中多为硬土石块。他们称之为“世界的尽头”（World’s End）。

改造农庄的工作无比艰巨。吕海宁说：“学会忍耐是一种必须经历的痛苦。在这个农庄，如果你想种一点不一样的东西，首先得找到它的种子或苗子，然后买下来，运到农庄，把它种下，浇水施肥，有时要等两年它才会开花。”但是艰苦的劳动是有回报的，他们获得了自由，可以自由地种植和培育不广受大众喜爱的花草，比如那些有弯曲的枝干、怪异的花色的出人意料的变种。用吕海宁的话来说，它们“不完美得很美妙”，这正如荒野自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