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的古典传记理论
一
[8]概述古希腊、拉丁传记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严重不均衡。我们尤其不了解传记起源的公元前5和前4世纪,以及传记研究最为精深的公元前3和前2世纪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对我们而言,相较于古代政治史书,古代传记(暂且把近东排除在外)的情况大不相同。
我们拥有一些公元前5和前4世纪的基础性古典政治史书——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尽管我们佚失了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埃弗鲁斯(Ephorus)和泰奥庞普斯(Theopompus)。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公元前5世纪的传记或自传文学,不得不依靠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埃瓦戈拉斯》(Euagoras)和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Agesilaus)——这两部作品都自称为encomia[颂词]——以及色诺芬的哲学小说《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去管窥公元前4世纪传记的某些方面。
公元前3世纪的普通史书——包括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继业者们的历史学家卡迪亚的希罗尼慕斯(Hieronymus of Cardia),以及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托洛曼尼翁的蒂迈欧(Timaeus of Tauromenium)——几乎全部佚失了;公元前3世纪传记起源作品的缺失情况同样惨重,只有1912年从《奥克西林库斯古卷》(Oxyrhynchus Papyrus)中发现的撒提鲁斯的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传记残篇是个例外。[9]但是我们对公元前4世纪历史学家的著作尚且了解不少,也能通过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乌斯重新拾起线索,这一事实多少减缓了公元前3世纪普通史书佚失的灾难程度。但是在传记这一边,没有现存的公元前2世纪传记能提供同样的帮助。
我们现有最早的传记集出自奈波斯(Carnelius Nepos),他是西塞罗的同代人,用拉丁文写作。接着就是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Nicolaus of Damascus),他的奥古斯都(Augustus)传记和他本人的自传都有残篇传世,内容清晰连贯,真实性毋庸置疑;他在撒提鲁斯之后,足以成为直接传到我们手中的希腊化时期传记和自传写作的最早例证。尼古拉斯也是我们所知最早写作连续的普世史、传记和自传的作家。希腊化时代的博学家们(érudits)写作诗人、演说家、哲学家等人传记材料的活动,几乎全部都是通过后来的摘要(summary)、汇编(compilation)和评注(scholia)才为我们所知晓。关于君王的专论(monographs)在希腊化时期非常常见,但也全部佚失了,这些作品包括最早论亚历山大大帝的史书,以及公元前3世纪作家赫米普斯(Hermippus)的作品,他谈论过一些激动人心的主题,诸如“从哲学家变成了僭主和专制统治者之人的生平”。
一般而言,在古代传记的各个时代中,我们唯一对其原创性作品有直接了解的就是罗马帝国时代。说起古代传记我们首先想起的几个名字——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拉尔修(Diogenes Laerti us)、斐洛斯特拉图(Philostratus)、《罗马君王传》(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都属于帝国时代。此外,传记明显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之后变得重要起来。罗马晚期传记的主题是异教的哲学家和智者、基督教的圣徒和殉道者,想要从中得出希腊和希腊化时期传记的清晰概念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它还不如罗马帝国早期的英雄传记。当然,希腊化时代传记与罗马晚期传记在技巧和内容上具有相当大的连续性。[10]但是罗马晚期传记反映的是一个皈依的时代,而诺克(A.D.Nock)教导我们,要把皈依视为基督教纪元的新特色。
二
近代学者尝试使用各种办法克服传记早期历史中的证据匮乏问题。毫无疑问,以维拉莫维茨《卡里斯图斯的安提戈诺斯》(Antigonos von Karystos)为代表的史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有助于我们辨识后世文献汇编中属于希腊化时代的史料。在维拉莫维茨之后,他的学生和对手施瓦茨(Eduard Schwartz)在《大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的文章中对拉尔修的史料来源进行了一次堪称范本的分析。但是维拉莫维茨和施瓦茨都不曾尝试去概括希腊化传记的一般特征,或者去为其先辈修史。列奥(Friedrich Leo)试图定义希腊化传记的基本样式;布伦斯(Ivo Bruns)则研究了前希腊化时期文学中人物描述方法的发展;米什(Georg Misch)尝试要给希腊和罗马的自传写一部通史;最近,迪勒(Albrecht Dihle)试图把希腊传记的起源追溯到苏格拉底及其弟子那里去。
列奥、布伦斯和米什是三个伟大的名字,他们纵论古代史学的著作是维拉莫维茨时代德国学术的伟大成就。就我而言,我永远忘不了四十年前作为一个大学生第一次阅读他们作品时感受到的震撼。迪勒的著作是另外一个时代和层次的作品,但依然有其用处。然而当务之急是重新检验这些学者建构他们大厦的基础。我认为做这件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单独勾勒出现存传记证据所暗含的最明显的问题,然后看看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布伦斯、米什、列奥和迪勒提出的问题。
三
[11]对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的记叙,我称之为传记。这个定义并不深刻,但优点是可以平息所有关于传记到底该怎么写的争论。传记应该是什么并不由传记历史的研究者决定,然而他可以有所偏好。赛耶(William Roscoe Thayer)在《传记的艺术》(The Art of Biography,1920)中说的也许是真的——“传记的演变有一个恒常的方向,就是从外在转向内在”,但这是一种假设,需要论证。
对我们的目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定义能使我们自由地去研究传记的史前史这种全新文学体裁的构成元素。可能有人反对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没有哪个人曾经成功地,或者说甚至尝试过,去把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全部记录下来。不过看起来这就是传记自相矛盾的特征所在:它永远只能给出partem pro toto[整体之一部],它永远只能通过“选择性”(selectiveness)来实现“完整性”(completeness)。
我必须加一句,我很怀疑是否像一些人坚持的那样,“不完整性”(incompleteness)乃是传记和其他所有史书记叙的共同特征。我相信,我可以构建出一些史学主题,是历史学家在记叙其相关事实时不必进行选择,甚至有义务不去进行选择的。一篇以但丁写过哪些书为主题的史学研究,必须而且能够穷尽它所涉及的事项。但是,既然所有传记都注定是选择性的,我们也就不能把传记与自传区别开来,后者是一个人对自己正活在其中的生活的记叙。除非相信通灵或者预言,自传不可能包括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生。但是像普通传记一样,自传也可以把表现某人完整的一生作为目标。
在古典世界中我们还必须谨记,希腊人和罗马人书写神和英雄,他们有生但是无死,或者至少他们的死亡只是一个新活动时期的开始而已。[12]我们最终还是要把神和英雄撇在一边,因为他们并不是现实存在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前提:神和英雄的传记首先出现,并且影响了人的传记。
第一个问题是,最古老的希腊传记和自传产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后面会详细解答,但在此阶段我们可以猜测,传记写作的最早尝试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1962年霍麦尔(Helene Homeyer)教授在《古典学术》(Philologus)上发表了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提出希罗多德的书中包含了多篇传记。其他证据也支持她的观点,即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已经认识传记。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传记的出现与普通史书的出现在时间上相差不远,这很明显不是一种巧合,然而在古典世界,传记从不被认作一种史书。传记与史书的关系在不同时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们的彼此分离以及它们之间变化着的相互关系。顺便提一句,这更为严谨地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陈述,即一项具体事实(a particular fact)是阿尔喀比亚德做了什么,或者他遭遇了什么(《诗学》[Poetics]9)。
第三,虽然我们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听说过传记,也许还有自传,但是传记成为一种明确的观念并得到一个贴切的名词,则是在希腊化时代。这个名词就是bios,而不是biographia,它第一次出现在达玛西乌斯(Damascius)的《伊西多尔传》(Life of Isidorus,公元5世纪末)残篇中,此书被弗提乌斯(Photius,9世纪)保存在他的《图书集成》(Bibliotheca)181和124里而得以传世。因此我们必须把希腊化时代传记观念的明晰化作为一个问题。这包括研究传记(bios)和颂词(encomia)在希腊化时代理论与实践中的关系。
第四,我们一定不能预先假设,传记一成不变地意味着对某个与其他所有人都不相同的个别人的一生的描述。[13]个性的观念无疑建立在近代欧洲语言的基础上,我很怀疑它能不能被恰当地翻译成古希腊语。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会不由得想到希腊罗马传记作者经常会写作一系列同一类型人物的传记,比如将军、哲学家、煽动家等。因此他们看上去更关心类型,而不是个体。
第五,希腊人区分了史学(history)和博学(erudition),区分了他们称之为“探究”(historia)的东西和他们不甚清晰明确地称之为“博古”(archaeologia)或“语文”(philologia)、罗马人翻译成“古事”(antiquitates)的东西。这种区分绝非一清二楚、不言而喻的,但它确实存在,我很久之前在沃堡研究院的一次演说中追溯过它的嬗变过程。[1]这两类体裁的基本区别在于,史学主要关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是按照年代顺序写成的;而博学关注几乎其他所有东西,从人物名讳到宗教仪式,更偏向体系化的概述而非编年顺序。也因此,从希腊语和罗马语的词义出发定义史学与传记的关系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问一下传记与博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一问。
“传记”这个名词并不专一表示某个个人的生活,它还被用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上。在希腊罗马时代存在过一些作品,诸如
[《希腊人的生活》]、vita populi romani[《罗马人的生活》],毫无疑问具有“古事”的特征。此外我们知道,希腊化时代的传记因为与语文学(philology)评注和综述相结合而得到发展,比如卡里马科斯(Callimachus)的《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Pinakes),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传记与语文学之间紧密的联系。
但是需要加以审视的一个最重要事实就是,古代传记并不一定遵循编年顺序,即便是近现代传记,编年顺序也不是必要特征。[14]有一种颇具特色的古代传记类型,列奥把它定义为苏维托尼乌斯型,它表面上与博学作品的系统化结构具有相似之处。
最后,第六,我们必须再次面对传记与自传之间那无法确定、模糊难明的关系。如果说“传记”虽然出现在古代晚期但依然是个希腊名词的话,那么“自传”压根就不是希腊名词而是近现代的发明。根据《牛津英语辞典》(O.E.D),英语中第一次出现自传是在1809年,使用者是骚塞(Robert Southey)。而据我所知,“自传”一词另有一个更为有趣的起源。1796年伊斯雷利(Issac D’Israeli)的《杂文或文学散记》(Miscellanies or Litarary Recreations)中有一章是“对日记、自我传记(self-biography)和自我性格的观察”(页95-110)。伊斯雷利这本书的评论者注意到“自我传记”这个词,并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4[1797])上评价说:
我们怀疑后面这个名词是否合法……但是“自传”(autobiography)看上去又过于迂腐。
貌似这位《每月评论》上的无名作家最早发明了“自传”这个名词。然而最终证明过于迂腐的是伊斯雷利喜欢的那个名词——自我传记。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1853年用德语编写的《词典》(Wörterbuch)没有收录这个词。1866年的《拉鲁斯辞典大全》(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Larousse)宣布:
这个词虽然源自希腊,却是英国人编造出来的。
古希腊与此最近似的就是
[论自我传记和自我教育],这是《苏达辞书》(Suda)中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为其自传所起的标题。这个标题无疑出自作者本人,因为共和时代某些罗马人(例如斯考鲁斯[M.Aemilius Scaurus],115年与卢提利乌斯[P.Rutilius]共同执政)会把他们的回忆录起名为De vitasua[我们的生平],正好与此相符。看起来起码在希腊化时代晚期和罗马帝国时代早期,自传类作品是被归入bios、vita类别的,换言之,它们被当成传记。
但是信件、演说、评论(
,commentarii)以及游记在功能上都有自传的性质。[15]它们肯定出现在形态完全的自传之前,需要我们加以研究。维拉莫维茨和列奥否认希腊人知道自传。列奥说:
希腊人没有自传的原因就隐藏在希腊精神的类型化倾向之中。[2]
我很好奇如果列奥把正规传记之外的希腊自传材料算进去的话,他还会不会这样说。与传记和自传的关系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否指望古代作家在写作其他人生平的时候,会比写作他自己生平时更加客观、更加谨慎地对待事实、更不倾向于赞扬或者责备。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警惕近现代的思维方式。现在的自传都是一些极其主观的自我表述。我们希望在自传中看到自白,而不是真实信息,而在传记中则希望看到客观信息而非主观的滔滔不绝。古代传记和自传写作最基本的一些事实警示我们,希腊人和罗马人很可能并非如此。“传记”和“颂词”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能还不止于此。同时自传式评论的写作经常具有直接目的,历史学家可以把它当成原始材料。在传记作家可以很轻易变成颂词作家的地方,自传作家要受到事实的约束,起码在某些例证中是这样。
以上包含了六个根本性问题:
(1)最早的希腊传记和自传是何时出现的?
(2)古代世界中的历史和传记究竟具有怎样一种关系?
(3)“传记”的观念究竟如何在希腊化时代形成?
(4)自传是如何在与传记的联系中发展起来的?
(5)个体传记(individual bios)和集体传记(collective bios)之间究竟存在怎样一种关系?
(6)传记在何种条件下属于博学而不是史学?
[16]背景中还存在其他问题,但是现在都能很容易地加进去。例如:如果不是一点没有的话,罗马人对古典传记和自传的发展做出了哪些特殊贡献?又或者(虽然这个主题在后文中不会被提起)基督徒接手之后传记和自传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与布伦斯、列奥、米什和迪勒所提出的问题只有部分一致。我会先考察布伦斯,然后是迪勒,然后是米什,最后是列奥,马上就会讲到这样做的理由。
大家都知道1896年布伦斯出版了《基督降生之前第五和第四世纪希腊人的人物描述文学》(Das literarische Porträtder Griechen im fünften und vierten Jahrhundert vor Christi Geburt),并在1898年再版时增补了短篇论文《古代史书中的人物》(“Die Persönlichkeit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Alten”)。简而言之,这部书第一卷的目标是发现古代阿提卡作家如何描绘和欣赏个人。第二卷的意义可能比第一卷更加重要,布伦斯发展了以下论题:修昔底德和李维这样的历史学家间接地刻画了人物,而其他历史学家——像写作《长征记》(Anabasis)的色诺芬和波利比乌斯——则通过直接的人物刻画和评判表达对具体历史人物的看法。虽然李维从未说起他对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Major)的观感,但是他搜集的事实表达了一种印象,波利比乌斯则直接表达了他对大西庇阿的评判。虽然布伦斯承认李维也有例外(例如《建城以来》39中有名的对加图[Cato]的直接描述),但他还是总结说年代史(annalistic)作家如修昔底德和李维更喜欢间接描述,而专论、传记和自传则更适合直接的方法。
布伦斯受布克哈特影响,他想知道古代世界是否——像布克哈特所认为的文艺复兴时代那样——了解并欣赏个人。这个问题倒也不算离题太远,但是它一方面太模糊,另一方面又太精确了。说它太模糊是因为布伦斯从未试图解决传记或自传的起源问题,虽然它们完全符合他的年代顺序条件。[17]鉴于布克哈特认为传记和自传在文艺复兴时代对人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很令人惊讶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布伦斯的问题又过于精确了。我已经暗示过,我们没理由相信诸如人物描述文学(literarische Porträt)、个性(Individualität)和人物(Persönlichkeit)以及其他一些名词能够被直接翻译到希腊罗马世界里去而不需要大费周章的解释,无需解释是不可能的。
我把迪勒的《希腊传记研究》(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Biographie,1956)放在布伦斯之后,因为我感觉迪勒继承了布伦斯对希腊个人主义问题的态度,此外他还受到了贡多尔夫的影响。迪勒假设说传记需要受到伟大人物的启发才能被发明出来,他认为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搜集能够表现苏格拉底个性的蛛丝马迹,最终由漫步学派(Peripatos)确立了传记的形式。
但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现有证据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传记和自传在苏格拉底去世一百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同时我们也不知道任何苏格拉底的弟子——包括亚里士多德——是否写作过苏格拉底的生平。传世的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辩护词以及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都是传记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但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记。许多早于苏格拉底,更远远早于苏格拉底学派(Socratics)的作家就已经写作过辩护词,还可能写过言行录。迪勒正确地强调了苏格拉底学派在传记和自传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我自己的研究也支持他的观点。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启发传记的发明,苏格拉底学派也没有在传记艺术的发展史上铸就不朽的丰碑。
近现代的前提假设在米什的《自传史》(Geshichte der Autobiographie)中更加明显。这本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907年,立即被维拉莫维茨誉为杰作。[3][18]米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难民在英国修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重写了这本书,但是我们必须回到第一版中那些他真正喜爱的、激励着他的思想上去。
米什是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学生和女婿,他把自传定义为一部“人类自我觉醒的历史”,[4]明显受狄尔泰影响。因此米什并没有把自己限定在我们称之为自传的那一类作品里,他甚至否认我们有权在真正的自传、某人对自己时代的回忆录和日记等事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他检验了所有与个人元素有关的诗歌和散文,无论它们的性质或目标是什么。他把西塞罗(Cicero)和塞内卡(Seneca)的信件也算了进来,并给予奥勒留(Macus Aurelius)的《沉思录》(
)以极高的评价,虽然他知道除了第一章以外它并不具备自传的性质,全书属于“独语录”(soliloquia)这种文学体裁。到此为止的成果是一些令人意兴盎然的东西:它阐明了古代人如何感受自己,但是作为自传的历史它实在让人疑惑。恺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ie)(起码很大一部分)是自传性的,但很难说它是一篇自我觉醒的文学。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自传是我们所能找到最早的原创样式,很明显是用于自我辩护的。第一部完美结合了自传信息和自我意识觉醒的作品当属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但是这就意味着米什的这部“古代自传史”作为一部自我觉醒的历史恰恰就在它应该开始的地方结束了。
列奥的《文学样式视角下的希腊罗马传记》(Die griechisch-römische Biographie nach ihrer literarischen Form,1901)不那么令人激动,但最为持久。列奥从苏维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开始,并证明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传记的两种不同类型。苏维托尼乌斯型结合了按照年代顺序讲述的故事和对个人性格与成就的系统论述,很自然地适用于作家的生平。[19]普鲁塔克型是对事件简单直接的年代记叙,非常适合讲述将军和政治家的生平。列奥的观点是,普鲁塔克型传记由早期漫步学派发明,用来讲述政治家的故事;而苏维托尼乌斯型则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文法家在漫步学派的教导影响下发明的。列奥还认为,苏维托尼乌斯主要是一位文法家,他不仅用这种类型来书写文学家,而且还书写罗马皇帝的生平。
列奥重构的传记史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1927年吉伦班德(Woldemar Graf Uxkull-Gyllenband)做了一次十分微弱的努力,他试图证明普鲁塔克型传记并不是受亚里士多德的启发,而是在帕尼提乌斯(Panaetius)和波塞多尼乌斯(Posidonius)的启发下出现的。[5]据我所知帕尼提乌斯和波塞多尼乌斯都没有写过传记,虽然帕尼提乌斯在他巨著中讨论哲学的部分里确实探讨了一些传记式的细节。
魏茨泽克(Weizsäcker)在1931年、[6]施泰德(W.Steidle)在1951年[7]试图否认或者弱化列奥对两种传记基本样式分析的重要性。魏茨泽克观察到,即便是普鲁塔克型也不都是按照年代顺序组织的——这倒不假,并就此总结说它与苏维托尼乌斯型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这就值得商榷了。施泰德对苏维托尼乌斯型传记的特定特征进行了更为复杂的分析,他试图指出其中哪些是罗马人特有的,并把它们作为次要的、不相干的样式特征排除掉,而这些正是列奥认为意义重大的东西。施泰德指出苏维托尼乌斯按照罗马价值观来评判罗马皇帝,这很对,虽说也不令人意外,但是他总结说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Caesars)对普通政治史书的改动远远不如普鲁塔克的英雄传记大,这就有失偏颇了。
[20]列奥的分类中依然真实的是,它证实了苏维托尼乌斯受到了博学方法的影响,而普鲁塔克则更加接近于政治史书。对列奥的其他批评,像巴尔布(N.I.Barbu)就更加保守地强调普鲁塔克作为史学家的权利,虽然普鲁塔克宣称自己不是。[8]
列奥的著作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权让漫步学派承担发明传记的重任。很多证据显示某些希腊传记出现的时间很早,列奥当然非常熟悉它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但他被围绕在早期漫步学派身上的种种谜团搞得神魂颠倒。有足够证据显示,早期漫步学派搜集过传记素材,书写过确确实实的传记,并且总体上促进了我们所称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学术。但是任何仔细阅读了列奥著作中论述漫步学派章节的人都会承认,列奥把亚里士多德当成了一位古代的蒙森,敦促他的学生们去完成他已经没有时间完成的事业,并为发展新的知识门类创造条件。这从侧面反映了从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到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和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再到蒙森及其弟子——列奥喜欢把自己视为其中之一——的德国学术理想的生命力。《科学工作的组织》(Die Organisatio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1884)是巫森纳(Hermann Usener)论述柏拉图学派(Academy)和漫步学派的著名论文的标题,列奥对它非常熟悉。[9]
希腊科学就这样被创造出来,如我们现在所见那样,这项工作历经了两代人,严格来说是两个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是智识活动的神奇组织的结果。
[21]传记和自传可能诞生在粗心大意的伊奥尼亚水手或者面目可疑的肤浅之辈和诡辩家中间的想法,对于那些自认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智识传统的大人物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布克哈特、狄尔泰、格奥尔格、蒙森(或者不如说是蒙森眼中理想的柏拉图学派)都对希腊传记研究做出了贡献。布伦斯受布克哈特启发,米什受狄尔泰启发,迪勒受格奥尔格启发,列奥受巫森纳和蒙森启发。
这样就清楚了,年代顺序是评估古代传记的历史时最为重要的问题。1928年斯图尔特在萨瑟讲座(Sather Lectures)上发表《希腊罗马传记的时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在搜寻公元前5世纪传记的起源时有些三心二意。我之前说过,霍麦尔教授搜集到许多相关证据,我们亏欠她一个更为精密的分析。[10]
我想我能在霍麦尔教授搜集的证据中加入几点事实。但是首先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研究的复杂起源上,以此为例来说明传记的诞生。作为一种强大的动机,“好奇”(curiosity)对史学研究的最古老形式的决定性作用远远比当代学术界所准备接受的重要得多。希罗多德会点头赞同鲍文(Catherine Drinker Bowen)的格言:“史学在本质上是激动人心的。”[11]1934年朗埃克(Mark Longaker)很敏锐地观察说:
现在的读者们更加经常地阅读传记,因为他们对自己产生了兴趣。[12]
这并不一定适用于古代读者。我首先就怀疑希腊读者并不是因为对自己有兴趣才去阅读传记。他们想了解英雄、诗人、非同寻常的人,比如国王和僭主。[22]他们喜爱传记仅仅就像喜爱异域风情一样。但是,后来同样是希腊读者把传记当成了一面反映人类天性的镜子。传记并不一定非要变得更加关切精神方面的事物,但它确实变得踌躇满志了。
[1].现收录于我的《历史编纂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1965),页1-35。
[2].Geschichte der röm. Literatur I(1913)342.
[4].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1950)8.
[5].Plutarch und die griechische Biographie.
[6].Untersuchungen über Plutarchs biographische Technic.
[7].Sueton und die antike Biographie.
[9].Vorträge und Aufsätze,2nded.,Leipzig-Berlin1914,67-102=Preussische Jahrbücher53(1884)1-25.
[10].Philologus106(1962)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