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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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随谈

在中学校毕业是辛亥那一年。并不曾作升学的想头;理由很简单,因为家里没有供我升学的钱。那时的中学毕业生当然也有“出路问题”;不过像现在的社会评论家杂志编辑者那时还不多,所以没有现在这样闹闹嚷嚷的。偶然的机缘,我就当了初等小学的教员,与二年级的小学生作伴。钻营请托的况味没有尝过,照通常说,这是幸运。在以后的朋友中间有这么一位,因在学校毕了业将与所谓社会面对面,路途太多,何去何从,引起了甚深的怅惘;有一回偶游园林,看见澄清如镜的池塘,忽然心酸起来,强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这样伤感的青年心情我可没有,小学教员是值得当的,我何妨当当:从实际说,这又是幸运。

小学教员一连当了十年,换过两次学校,在后面的两所学校里,都当高等班的级任;但也兼过半年幼稚班的课——幼稚班者,还够不上初等一年级,而又不像幼稚园儿童那样地被训练的,是学校里一个马马虎虎的班次。职业的兴趣是越到后来越好;因为后来几年中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自家也零零星星悟到一点儿,就拿来施行,而同事又是几位熟朋友的缘故。当时对于一般不知振作的同业颇有点儿看不起,以为他们德性上有污点,倘若大家能去掉污点,教育界一定会大放光彩的。

民国十年暑假后开始教中学生。那被邀请的理由有点儿滑稽。我曾经写些短篇小说刊载在杂志上。人家以为能写小说就是善于作文,善于作文当然也能教国文,于是我仿佛是颇为适宜的国文教师了。这情形到现在仍然不变,写过一些小说之类的往往被聘为国文教师,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还不曾有人切实注意过。至于我舍小学而就中学的缘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经在五所中学三所大学当教员,教的都是国文;这一半是兼职,正业是书局编辑,连续七年有余了。大学教员我是不敢当的;我知道自己怎样没有学问,我知道大学教员应该怎样教他的科目,两相比并,我的不敢是真情。人家却说了:“现在的大学,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这固然不错;但是从“尽其在我”的意义着想,不能因大学不像大学,我就不妨去当不像大学教员的大学教员。所惜守志不严,牵于友情,竟尔破戒。今年在某大学教“历代文选”,劳动节的下一天,接到用红铅笔署名“L”的警告信,大意说我教的那些古旧文篇,徒然助长反动势力,于学者全无益处,请即自动辞职,免讨没趣云云。我看了颇愤愤:若说我没有学问,我承认;说我助长反动势力,我恨反动势力恐怕比这位L先生更真切些呢;倘若认为教古旧文篇就是助长反动势力的实证,不必问对于文篇的态度如何,那么他该叫学校当局变更课程,不该怪到我。后来知道这是学校波澜的一个弧痕,同系的教员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辞比给我的信更严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丑脸那样笑了。从此辞去不教;愿以后谨守所志,“直到永远”。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识以及好嬉肯动的少年心情,当个小学或初中的教员大概还适宜。这自然是不往根柢里想去的说法;如往根柢里想去,教育对于社会的真实意义(不是世俗认为的那些意义)是什么,与教育相关的基本科学内容是怎样,从事教育技术上的训练该有哪些项目,关于这些,我就与大多数教员一样,知道得太少了。

作小说的兴趣可以说因中学时代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引起的。那种诗味的描写,谐趣的风格,似乎不曾在读过的一些中国文学里接触过;因此我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开头作小说记得是民国三年;投寄给小说周刊《礼拜六》,登出来了,就继续作了好多篇。到后来,“礼拜六派”是文学界中一个卑污的名称,无异“海派”、“黑幕派”等等。我当时的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后来相仿佛,浅薄诚然有之,如何恶劣却不见得,虽然用的工具是文言,还不免贪懒用一些成语典故。作了一年多就停笔了,直到民国九年才又动手。是颉刚君提示的,他说在北京的朋友将办一种杂志,写一篇小说付去吧。从此每年写成几篇,一直不曾间断;只有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将尽了,还不曾写过一篇呢。

预先布局,成后修饰,这一类ABC里所诏示的项目,总算尽可能的力实做的。可是不行;写小说的基本要项在乎有一双透彻观世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够不上;所以人家问我哪一篇最惬心时,我简直不能回答。为要写小说而训练自己的眼睛固可不必;但眼睛的训练实在是生活的补剂,因此我愿意对这方面致力。如果致力而有进益,由进益而能写出些比较可观的文篇,自是我的欢喜。

为什么近来渐渐少写,到今年连一篇也没有写呢?有一个浅近的比喻,想来倒很确切的。一个人新买一具照相机,不离手的对光,扳机,卷干片,一会儿一打干片完了,就装进一打,重又对光,扳机,卷干片。那时候什么对象都是很好的摄影题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这有天真之趣,照它一张;老母亲捧着水烟袋抽吸,这有古朴之致,照它一张;出外游览,遇到高树、流水、农夫、牧童,颇浓的感兴立刻涌起,当然不肯放过,也就逐一照它一张,洗出来时果能成一张像样的照相与否似乎不关紧要,最热心的是“搭”的一扳——面前是一个对象,对着它“搭”的扳了,这就很满足了。但是,到后来却有相度了一番终于收起镜箱来的时候。爱惜干片么?也可以说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于照相的条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长,构图要适宜,明暗要美妙,还有其他等等,相度下来如果不能应合这些条件,宁可收起镜箱了事;这时候,徒然一扳被视为无意义了。我从前多写只是热心于一扳,现在却到了动辄收起镜箱的境界,是自然的历程。

《中学生》主干曾嘱我说些自己修习的经历,如如何读书之类。我很惭愧,自计到今为止,没有像模像样读过书,只因机缘与嗜好,随时取一些书来看罢了。读书既没有系统,自家又并无分析和综合的识力,不能从书的方面多得到什么是显然的。外国文字呢?日文曾经读过葛祖兰氏的《自修读本》两册,但是像劣等学生一样,现在都还给老师了。至于英文,中学时代读得不算浅,读本是文学名著,文法读到纳司非尔的第四册呢;然而结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电影字幕还不能完全明白。(我觉得读英文而结果如此的实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和时间,终于不能完全看明白电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读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彻底修习,达到全通真通,当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学校对于学生修习各项科目都应定一个毕业的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问学生果否达到了最低限度,这不能不怪到学校了。外国文字这一工具既然不能使用,要接触些外国的东西只好看看译品,这就与专待喂养的婴孩同样可怜,人家不翻译,你就没法想。说到译品,等类颇多。有些是译者实力不充而硬欲翻译的,弄来满盘都错,使人怀疑外国人的思想话语为什么会这样奇怪不依规矩。有些据说为欲忠实,不肯稍事变更原文语法上的结构,就成为中国文字写的外国文。这类译品若请专读线装书的先生们去看,一定回答“字是个个识得的,但是不懂得这些字凑合在一起说些什么”。我总算能够硬看下去,而且大致有点儿懂,这不能不归功于读过两种读如未读的外国文。最近看到东华君译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清楚流畅,义无隐晦,以为译品像这个样子,庶几便于读者。声明一句,我不是说这本书就是翻译的模范作;我没有这样狂妄,会自认有评判译品高下的能力。

说起读书,十年来颇看到一些人,开口闭口总是读书,“我只想好好儿念一些书”,“某地方一个图书馆都没有,我简直过不下去”,“什么事都不管,只要有书读,我就满足了”,这一类话时时送到我的耳边;我起初肃然起敬,既而却未免生厌。那种为读书而读书的虚矫,那种认别的什么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简直自封为人间的特殊阶级,同时给与旁人一种压迫,仿佛唯有他们是人间的智慧的笃爱者。读书只是至为平常的事而已,犹如吃饭睡觉,何必作为一种口号,唯恐不遑地到处宣传。况且所以要读书,从哲学以至于动植矿,就广义说,无非要改进人间的生活。光是“读”决非终极的目的。而那些“读书”、“读书”的先生们似乎以为光是“读”最了不起,生活云云不在范围以内: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颇想标榜“读书非究竟义谛主义”——当然只是想想罢了,宣言之类并未写过。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够说明我之所以有这种反感,由于自家的头脑太俭了,对于书太疏阔了,因此引起了嫉妒,而怎样怎样的理由是非意识地文饰那嫉妒的丑脸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辩解,总之我确然曾有这样的反感。至于那些将读书作口号的先生们是否真个读书,我不得而知:可是有一层,从其中若干人的现况上看,我的直觉的批评成为客观的真实了。他们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间智慧的宝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得便时抛开了为读书而读书的招牌,就不妨包办一切;他们俨然承认自己是人间的特殊阶级,虽在极微细的一谈一笑之顷,总要表示外国人提出来的“高等华人”的态度。读书的口号,包办一切,“高等华人”,这其间仿佛有互相纠缠的关系似的。

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作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了,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不出的,只觉很合适,更合适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

这样打彩票式的结婚当然很危险的,我与妻能够爱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点儿说,全凭西湖白云庵那位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种便宜,不曾为求偶而眠思梦想,神魂颠倒;不曾沉溺于恋爱里头,备尝甜酸苦辣各种滋味。图得这种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值得不值得固难断言;至少,青年期的许多心力和时间是挪移了过来,可以去对付别的事了。

现在一般人不愿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是显然的,先恋爱后结婚成为普遍的信念。我不菲薄这种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谓“必然”。我只想说那些恋爱至上主义者,他们得意时谈心,写信,作诗,看电影,游名胜,失意时伤心,流泪,作诗(充满了惊叹号),说人间最不幸的只有他们,甚至想投黄浦江;像这样把整个生命交给恋爱,未免可议。这种恋爱只配资本家的公子“名门”的小姐去玩的。他们享用的是他们的父亲祖先剥削得来的钱,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时早就安排停当,他们看世界非常太平,没有一点儿问题;闲暇到这样地步却也有点儿难受,他们于是就恋爱这个题目,弄出一些悲欢哀乐来,总算在他们空白的生活录上写下了几行。如果不是闲暇到这样的青年男女也想学步,那唯有障碍自己的进路,减损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类不灭,恋爱也永存。但是恋爱各色各样。像公子小姐们玩的恋爱,让它“没落”吧!

1930年10月29日作

(原载1931年1月1日《中学生》第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