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剧社
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还有两三个小时，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
学员、骡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拖儿带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边那块大草地涌过去，演员们就在那里演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不远的网球场上甚至还有几头羊在啃草。
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1]
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红军大力提倡拉丁化来促进群众教育。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
最后，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红军剧社的观众似乎真的在听着台上的说话。同那些神情厌烦的京剧观众相比，这真使人惊奇，因为在中国，看戏的把时间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热毛巾扔来扔去、到别的包厢里去访客上面，只是偶尔才看一下台上的戏。
第一个短剧叫《侵略》，以一九三一年满洲一村庄为背景，幕启时日军到达，把不抵抗的中国军队赶走。第二幕中，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污辱中国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每一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讯问：
“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
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查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当然，最后村子里的人忍无可忍了。商贩们把货摊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
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藏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是如此。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我后来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个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漫游的羊群引起了哄堂大笑，缓和了气氛。原来它们正在满不在乎地啃球网，那是开场前忘记收起来的。一些学员赶去追逐羊群，把文娱部门这一重要财产抢救下来，引起了观众一阵哄笑。
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由剧社的十几个女孩子优美地演出。她们光着脚，穿着农民的衣裤和花背心，头上系着绸头巾，跳起舞来动作整齐优美。我后来知道，其中有两个姑娘是从江西一路走过来的，她们原来在瑞金的红军戏剧学校学习舞蹈。她们是真正有才华的。
另外一个独特而好玩的节目叫作《统一战线舞》，表演中国动员抗日。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服装来的，忽然之间有一群群青年穿着白色的水手服，戴着水手帽，穿着短裤——先是以骑兵队形，后来以空军队形，步兵队形，最后以海军队形出现。中国人是演哑剧的天生艺术家，他们的姿态十分写实地传达了舞蹈的精神。接着是一个叫作《红色机器舞》。小舞蹈家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的远景。
在演出之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叫喊，要请别人即兴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个陕西本地姑娘——工厂女工——唱了本省的一个古老民歌，由一个陕西农民用土制琵琶伴奏。另一个“点名”演出是一个学员吹口琴，又有一个学员唱一首南方人爱唱的歌。接着，使我感到完全手足无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国新闻记者独唱！
他们不肯放过我。天晓得，我除了狐步舞、圆舞曲、《波希米》和《圣母玛丽亚》以外，什么也不会，而这些乐曲对这批斗志昂扬的观众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我甚至已记不起《马赛曲》是怎么唱的了。他们仍继续要求。我在极度尴尬的情况下终于唱了《荡秋千的人》。他们很有礼貌。没有叫我再来一个。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个节目，我这才感到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这个节目是一个有革命主题的社会剧——一个管账的同他的房东太太谈恋爱。接着又是舞蹈，舞蹈之后是一个关于西南方面新闻的活报剧和儿童们合唱《国际歌》。[2]从灯光集中的一个圆柱上拉出绳子来挂着万国旗，周围伏着许多舞蹈演员。她们慢慢地跟着歌词抬起身来，挺立着，最后在歌声结束时高举着紧握的拳头。
演出结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旧未减。因此第二天我去访问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于一九〇七年生于河南，参加红军已有十年。她原来参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宣传队，一九二七年冯玉祥与南京的政变妥协以后，她就同许多年轻学生一起离开那里，在汉口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共产党派她去欧洲，在法国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后回国，闯过国民党对红色中国的封锁，开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红军剧社的历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绍。演剧团体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据危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吃饭、住宿的问题。
危女士在南方时任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她在江西参加长征，是几十个经历长征而仍活下来的妇女之一。在南方的军队到西北之前，陕西苏区就已有了剧社，但在江西的演员到达以后，戏剧艺术显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诉我，现在一共约有三十个这样的巡回剧社，甘肃也有一些。我以后旅行时还会碰到。
危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
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了是决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3]
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有些短剧是成仿吾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三年前参加红军，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了红军。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总的来说，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如果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艺术的话，那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活的材料和它作为对象的活的人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也是简单的。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
不论他们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做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农民阶级经过两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联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像是一种有力的示威，像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时候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这种个人历史，我后来在红军许多其他领导人身上也会不断听到，只是细节上有很多的不同。我想读者要想知道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下面就是这个故事。
[1] 在这里观众不分职业，不收门票，没有包厢和雅座，领导和家属分散在观众中间，反映了红军内部的平等。
[2]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普军兵临巴黎城下。法国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准备镇压人民。巴黎工人起义爆发，起义工人很快占领全城，人民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而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巴黎公社发起了进攻。1871年5月28日，巴黎失陷，巴黎公社以失败告终。公社的领导人之一欧仁·鲍狄埃创作了诗歌《英特纳雄耐尔》（又译《国际工人联盟》）。1888年，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为其谱曲，完成了这首《国际歌》。
[3] 此处写出了红军剧团的精神面貌，这也反映出红军队伍在困难生活环境中的乐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