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家庭都财务健康了，社会就更和谐了，这便是我们的愿望。

前言　一个投资家的20年^[1]

2012年6月～2012年10月

“知不易，行更难”是我们对于投资的描述。

小时候，我经常听收音机中提到“据美国《幸福》杂志报道”，后来很少听到《幸福》杂志了，倒是常常看到美国的著名杂志中有《财富》（Fortune）杂志，隔了许久才知道《财富》杂志就是从前的《幸福》杂志。原来，英文“fortune”一词兼有财富和幸福之意，可见幸福与财富是如此的密不可分。

2012年夏初的5月是我给《钱经》杂志撰写专栏5周年的那段日子，有心将过去的文章整理成册，以便于翻阅，顺便将过去20年的投资经历做个回顾。

对于写这样一个题目，我一直斟酌踌躇、心存顾虑，因为英文中“investor”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投资人、投资者，也可以译为投资家，但在中文的语境里，投资人和投资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反复考量之后，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以投资为主业，在经历了市场周期性考验之后，依然能战胜大盘、绝对盈利，并且以此解决了生活中的财务问题，同时将投资知识传播于大众，使之造福社会，并帮助一众社会家庭通过投资达至财务自由的境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一份贡献，那么这样的人被称为投资家应是无可厚非了。

（一）辨材须待七年期

自1993年算起，我进入投资这个行业已有20年了。一直以来，多会遇见一些朋友关心“今年回报多少”或“去年回报多少”之类的问题，在回答了很多次之后，最终得出的标准答案是：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20年，现在还在。

明白的人在见了上述答案后自然就会明白，无须再多问，因为凡是经历了过去20年资本市场变幻的人都知道其间的风风雨雨。这里虽然没有伏尸千里、流血漂橹的触目画面，却有不亚于取人性命于千里之外、消敌于无形之中的惊心江湖，其间的惨烈最终多表现为青春过后，反而与当初财务自由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不用提那些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曾经的“牛人”。可惜的是，答案往往只有在事情过后，才能被揭晓，这便是常言的“不确定性”。

由于早期没有刻意做记录，这20年（1993～2012年）来，我估计自己的投资回报累计大约为200倍，也就是百分之两万（+20 000%）。而1993年春到今年（2012年）春，上证指数从1550点到2300点，仅仅上涨不到800点，累计升幅仅为48%，折合年复利约2%。股市的涨幅远远跑输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也低于同期的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如果再考虑到80%的市场参与者甚至都跑不赢指数，那么由此可见，过去20年选择证券投资作为职业并不是一个好的抉择。

截至2012年5月，《钱经》杂志专栏投资组合部分显示，过去5年（2007年4月～2012年4月）的累计回报率为112.92%，而同期上证指数则下跌32.20%。由于杂志出版的固定性，这个“戴着镣铐的舞蹈”比我们实际的投资运作要差。例如，我们现实中的儿童财商教育账户在过去两年（2010年4月～2012年4月）中的累计回报率为63.2%，而同期杂志专栏的回报率仅为19.8%。

通常考察投资水平仅看单边的牛市或熊市表现不足为凭，以经历完整周期的记录为佳，犹如白居易诗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恰好今年（2012年）5月整理了一个投资个案，2005年5月～2012年4月底整整7年，其间5年熊市、2年牛市，经历了“熊—牛—熊”的市场循环，表现如下：

2005年5月～2006年4月，回报率为+21.88%；

2006年5月～2007年4月，回报率为+208.00%；

2007年5月～2008年4月，回报率为+22.69%；

2008年5月～2009年4月，回报率为-31.73%；

2009年5月～2009年12月，回报率为+58.52%；

2010年1月～2010年12月，回报率为+23.87%；

2011年1月～2011年12月，回报率为-5.60%；

2012年1月～2012年4月，回报率为+20.77%。

上述7年间，在遭受了火山爆发、海啸、地震、暴风雪、核泄漏、大旱、洪水、金融危机等种种打击，以及疯狂、惊慌、恐惧、绝望等非人境遇之后，每一个当初的100万元最终都成长为703万元，累计回报率为+603%，折合年复利回报率为+32%。同期上证指数累计涨幅为112%，香港恒生指数累计上升51.82%，美国道琼斯指数累计上升28.89%。

这个案例仅仅是现实的大致反映，因生活中每个投资案例的起止时点、市场配置都不同，人们的投资理念认知度、配合默契度不一，导致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这已经构成了我们日常资产管理工作的重大挑战。

最早读到的关于投资的书，是我父亲买的《在华尔街的崛起》^[2]（One Up on Wall Street）。1990年，此书中文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标价4.90元，作者之一是美国传奇的基金经理人彼得·林奇。这本粉红色封皮的书历经20余年的时空变迁，如今仍奇迹般伫立在我的书架上。当时读的时候，我对于里面说的很多东西都不太懂，印象最深的是，林奇买的第一只股票叫飞虎航空，该股票在两年时间内从7美元涨到32美元，这解决了林奇的学费问题。他自豪地写道：“可以说，我是靠飞虎公司的‘奖学金’读完了沃顿商学院的课程的。”没想到在仅仅时隔8年之后，我有了与林奇近乎相同的经历。

（二）股市提供的留美奖学金

与今日争相报考公务员的风气截然相反，20年前社会流行的是“下海”，很多热血青年辞去公职、跳出体制追寻理想。1991年，我也加入了“10万人才下海南”的大军。

到达椰风海韵的海口，第一天晚上遇到一个个子不高、戴眼镜的书生模样的人，给我讲《易经》，他叫潘石屹——后来的SOHO中国董事长。老潘精于数字与市场，口才绝佳，好交友，跟他走在大街上，常是三五分钟就能遇到个熟人。后来老潘推荐了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年轻人，是人大的研究生，当时研究生还是很稀少的。他坐在院子里简易的凉椅上，守着陈旧的机器，对我谈中国的未来，他叫易小迪，现在是阳光100的董事长。再后来，见到理想丰满的冯仑（后来万通的董事局主席）、目光深邃的王功权（日后著名的风投大佬）。总之，当时他们没房，也没有什么钱，不确定未来在哪里，有的只是青春、热情、干劲与理想，但是年轻的他们仅仅是暂时的“贫”，却不“穷”，虽然没有钱财，但胸怀远大。在之后的20年中，他们将理想演绎成了现实。

与热血青年的交往对于我后来投资水平的提升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当时中国的股票市场还仅仅局限于深圳、上海两地，其他地方的人很少了解。第一次股票启蒙应该是听当时海南证券董事长张志平讲股票，他后来在中国证监会任职。当时令我印象深刻的关于股票的书是水运宪写的《股票，叩击中国大门：深圳股市大震荡》，但他日后并不以财经文学闻名，很久以后才知道《乌龙山剿匪记》是他的代表作。

我实际进入股票市场的时间应该是1993年，北京投资者成规模地接触股市基本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当时北京的天龙、天桥公司上市了。我最初入市，实际的原因与所有人都一样：能在股市投资赚钱，还不需要特权，不需要关系，不需要送礼，实在是太好了。股票投资的“低门槛”让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能没有阻碍地进入股市。

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股市的“看似低门槛”其实害了很多人，并令许多人前赴后继、执迷不悟。在这个方面，股市的确与赌场有相似之处。视股市如赌场却还在里面掺和的人本身就是赌徒，小赌怡情倒也罢了，想通过赌博取得财务成功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初开户是在华夏证券东四十条营业部，当时经常见到的负责人之一是范勇宏（他后来是华夏基金的老总），还有忙碌的著名股评家赵笑云，那里还有当时籍籍无名、日后却名满江湖的人——姓王名亚伟。

当年入市并不是个好时机，1993年春天上证指数达到1500点，相隔12年之后的2005年上证指数为998点，跌了1/3；相隔19年之后的今年（2012年）春天，上证指数也不过才2200点。当时，整个社会都在摸索中前进，大家实际上都不明白股票到底为何涨跌，于是，各种今天看来甚至莫名其妙的理论活跃于媒体及市井。有兴趣的读者如果翻阅1996年之前的证券类杂志，会发现当年的振振有词在今日看来多是妄言与臆断。

A股在1993年春天达到1500点之后，次年悲惨地跌至300点，这是个近乎浑浑噩噩的阶段。1993～1995年，我也像现在很多人一样处于“玩一玩”的阶段，没有多少钱可用于投资，跌了固然不高兴，但不至于跳楼；涨了兴奋一下，也解决不了问题。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通过认真工作积累着日后被称为“本金”的东西，同时继续如饥似渴于各种可能得到的关于投资的书籍、文字。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日子里，文字信息的获取成本比今天高很多，去新华书店看书，常会舍不得买，为了省下存自行车的2分钱存车费，需要将自行车停在远远的不要钱的地方，再折回书店，好在那时已经开架售书了。即便去图书馆，基本上也是站着看书，舍不得从书架走回座位的时间，这也渐渐养成了我飞速阅读的习惯。

这种黑暗中的摸索持续到1995年，那时有关巴菲特的文字首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如同黑屋中忽然射进一道灿烂的日光，又如茫茫暗夜中的航船发现了指路的明灯。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巴菲特之道》（又译为《股王之道》等），他的诸如“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好企业好价格”等投资理念，现在尽人皆知，但当时简直是天外来音，闻所未闻。时至今日，关于巴菲特的书籍占据着我的书架，达百余本之多，中英文皆有。多年后，我将对巴菲特的景仰之情融入了我写的《巴菲特，生日快乐》一文中。

乘着来自巴菲特投资思想的灵光，我于1996年初倾尽所有，播种于股市。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我写道：“在春节休市前几乎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了，看来收获季节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其后的两年我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方式，仅仅持有两只股票，分别是长虹和兴化，取得约10倍的回报，奠定了后来的财务基础，同期指数大约上升了2倍。这里，重要的并不是“赚10倍”，重要的是“全部身家赚10倍”。

我当时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关于股票投资的通信”系列，分期发表于《金融时报》，以至于时隔10余年后，还有人因此寻找我。在1996年初时，静态数据显示，即便股价不涨，长虹的派息率也能达到10%，当时的1年存款利率为10.98%。之后的20个月长虹股价涨了十几倍，再之后我决定去美国读书，可以说我是用长虹的“奖学金”读了美国的MBA。

如何在远隔重洋、没有互联网信息、没有网上交易的年代，决胜万里之外，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挑战。

（三）危机之后的两年40倍

1997年，《中国经营报》恰巧将我的专访照片与一张有关巴菲特报道的照片刊登在同一个版面上，我兴奋地简略翻译了一下，寄了一份到遥远的美国奥马哈。不久收到巴菲特办公室寄来的感谢信，也令我许下“有朝一日能亲见巴菲特一面”的愿望。

在人地两疏的异国他乡，重拾英文，应付托福、GMAT，直至去圣迭戈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商学院读MBA。这已是巨大的挑战，而生活也需要代价，那时的美元汇率是1:10。我相信很多伟大投资家的种子，被扼杀在了人生早期的生活重压之下。当时我唯一的财务来源就是已有的资本以及由投资产生的或有收益。我对美国市场还有待熟悉，主要的投资仍然在国内。

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已愈演愈烈，市场上无数财富随风而逝，忍至次年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总之，打击连着打击，我就像一个溺水者，每当想喘息一下就再被灌进一口浑水。那是一段没日没夜焦虑不已、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日子。

危机自是有危有机的，我在1998年写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就提道：“以现在的价格买万科B股，即便其股价不涨，分红也有20%的收益。”但当时没有网上交易，B股甚至不能电话交易，只能派人天天去营业部下单。市场极其萧条，有时接连下单数日竟然没有交易成功，因为整个市场这只股票的成交量为零。

当时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非常有限，为了取得国内资本市场的信息，我在洛杉矶的华文书店花高价订阅了海运而来的《上海证券报》，每月取一次，而且这些报纸在时间上是滞后三个月的。这恐怕会令天天盯盘的炒股者难以置信，大家通常都认为股票市场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但我的确是凭着过期的报纸，在远离祖国三年的时间里，取得了A股投资翻番的业绩，投资对象有东大阿派、清华同方等。

2001年秋季，我们在A股市场上遭遇欺诈，遭到较为严重的打击，同时发现很多香港H股价格远低于A股，于是清空A股转战境外，这也是我们进行港股投资的开始。2001年秋天，我在给投资人的信中总结道：“这是我自1996年以来，第一次看淡（A股）后市。”没想到此举使我们幸运地避开了2001～2005年的A股大熊市。移师香港后，我们购买了一系列具有高派息的股票，其中包括后来被巴菲特相中的中石油，当时每股价格1港元多，仅派息就有10%的回报。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喧嚣已久的科技股泡沫开始无可阻挡地大崩溃，股价的坠落如同天上掉下的利刃，令所有敢于中途接手的人鲜血淋漓。在一年的时间内，许多公司跌得面目全非，缩水90%以上。搭上末班车的中国网络股，例如新浪、搜狐、网易，也没能逃脱厄运。新浪从每股55美元跌到每股1美元，网易更是惨跌至每股0.60美元，印象中依稀记得首富丁磊的身价从70亿元跌至0.3亿元。换位想一想，如果自己的财富在下跌99%之后，再下跌一半，怎不让人胆战心惊、形销骨立？！这时，一些有胆有识的人开始出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段永平。在受到巴菲特投资理念的启示之后，他全力以赴投资网易并最终获得超百倍的收益，成就了其一生中最为伟大的经典投资案。

在这期间，我投资了新浪、搜狐，并在之后的两年取得了约40倍的回报，这段历史后来被记录在一篇名为《让钱努力地工作》的文章中。但眼见太多的惨烈，这次冒险并不敢倾尽全力，心境已不复当年“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侠倜快意。

也是在这一年（2001年），我终于实现了一个怀揣已久的梦想——亲见巴菲特。初次见面时，巴菲特说：“你可能是我第一个来自北京的股东。”多年之后，我将和巴菲特、芒格的合影放大后挂在办公室里。这张三人照片在六年前被媒体首次采用时，被裁成两人照发表，芒格的身影很不幸地被裁去了，原因是“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

身在国外，才能感受到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对于祖国的眷恋已渗透到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当相隔数年首次飞在首都机场上空，隔着舷窗望见祖国的大地时，我耳畔回旋的满是歌曲《我的祖国》的旋律：“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在心里说：“祖国啊，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在海外这些年，认识到财务自由的意义，上至民族尊严、国家统一，下至家庭和睦、安居乐业，多与经济基础相关。钱不再仅仅是钱，它是过去的青春与岁月、奋斗与汗水、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是未来幸福的保障、家庭和睦的源泉。

2004年已是A股下跌的第四年，在温哥华纷飞的大雪中，我意气风发地给国内投资人写信，题目是《播种季节》。

（四）财富管理者的唯一美好结局

其实早在1996年，我就开始接触日后被称为投资管理（或称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的行业。当一个人管理自己的投资时，投资人与管理人角色是合一的。当投资成为职业时，便产生了投资人与投资管理人的分离。

2001年秋，由于认为A股被高估，我专门从国外回来将众人的委托解散。当年正经历呼机升级为手机的时代，时隔三年，一些人已经联系不上，辗转之下才将翻了番的资金各归其主。这个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携款外逃”完全相反的事迹，竟为我日后留下了意想不到的好名声，更让人相信：社会需要有能力的好人。然而证明这一点需要时间，一个好名声的建立需要很多年，如果一年不行就用五年，如果五年不行就用十年，如果十年不行就用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不行就用一辈子，几无捷径。

“就资金运用而言，我比你自己更关心你的钱。”这是我在2004年给投资人的信件中说的话，但这并不表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投资没有损失。实际上，在帮助一众家庭达到财务自由境界的同时，失败的案例也是有的，而失败的原因总结到最后只有一点：没有按照规矩办事。

在付出青春和资本的代价后，我们最终总结了16字的工作原则以提高胜算：理念认同、资金合适、沟通顺畅、配合默契。通常而言，投资知识、经验等仅仅占投资成功因素的1/3。很多投资之外的因素，例如坚韧、毅力、资金性质、投资规划、沟通能力等，这些看似与投资无关的因素，却可能决定最终的投资命运。

我自己的投资风格可以概括为“守正出奇”，大约是希望在物有所值的基础上还能有所增长，如果全是“守正”可能平稳有余而增长不足，皆为“出奇”可能过于冒进而风险太大。但是任何方法与体系，均利弊共存，没有完美的世界。

对于投资对象的选择，我们渴望“好企业好价格”，即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运营优秀的企业。至于何为优秀的企业、何为合适的价格，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的解读，就像一千个《红楼梦》的读者心中会有一千个不同的林黛玉一样。

必须承认，我有很多的不擅长，例如判断ST之类的企业如何能起死回生、判断短期大势走向等，但我们最大的擅长在于避免做不擅长的事。我们喜欢的企业类型至少具备以下条件：①盈利；②持续性盈利；③可增长的持续性盈利。我们较为重视的指标有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市盈率、市盈增长比率等，以及管理者的品质。但现实总是较书本复杂得多。

在实际的操作中，通常采用持仓为主、集中投资的方式，根据市场变化不断选择性能价格较优的对象。这种方式在具有优点的同时，面临两大风险。

持仓通常表现为重仓或满仓，这种行为源于受到现实中最为成功的财务阶层的启发。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通常只有一类人——优秀企业的持有者。观察这个财务上最为成功的阶层，会发现成功的企业家在面临经济困境时通常会选择坚守，他们很少有“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先止损，等好了再说”之类的态度。其中大部分还有一个特点——使用负债，即财务杠杆。

集中投资是达成投资目标的重要手段，否则仅以1/100的资本，即便抓住了上涨10倍的股票，也于事无补。了解对象的集中投资较之不明就里的分散投资，实际上更具安全性。

持仓为主的风险在于系统性风险，例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应对这种系统性风险需要的是合适的人和合适的资金，而不是所谓的“止损”。

在我的投资体系中，没有通常而言的基于股价变动的所谓止损概念，因为无法认同10元的物有所值的东西，跌到7元反而要卖掉。我早在1997年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就提出过自己卖出股票的三个原因：目标公司质量恶化，价格高估，有更好的选择。多年以来，我所坚持的这三个原因依然没有改变。集中投资的风险在于投资对象货不对板，控制这一风险的手段是勤奋工作，别无他法。

投资目标的线索通常源于阅读与生活细节。我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阅读，感谢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便利。大量的阅读可以让我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以去芜存菁、去伪存真，正如林肯曾言：“没有谁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长期阅读的习惯使我觉得，看文字甚至比见面能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热爱生活应该也是发现好目标的方法，一些投资对象的线索完全由生活细节引发而来，例如谈天中确定百度，看冯小刚的电影后投资中联重科，街头闲逛发现谭木匠。投资过程大体是搜集、研究、判断、执行、忍耐以及再重复的过程。我的整个时光基本上处于这种不断的阅读与热爱之中。

对于那些“崽卖爷田心不痛”的胡乱花钱行为，我也是常有腹诽的，这几乎成了职业病。除了间或参加一些股东会，我很少做所谓的实地调研，这与很多机构喜欢花费巨资进行上市公司实地调研不同。唯一的例外是我在中国香港市场上投资的一家加拿大公司——历史跨三个世纪，涵盖银行、投资、保险业务，为了了解该公司，我甚至到该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投资过程中，我们不怕遇到不懂投资的人，最怕的是总有主意的人。这种半信半疑往往在市场走牛时演变为全信（或导致高点入市的风险），在熊市中演变为全疑（或导致底部清仓的遗憾）。

找到合适的投资方法或合适的管理人是投资成功的法门。但在投资的过程中，无论我们付出多少努力，也只能增大胜算，无法消除风险。

公募基金中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突然有了合法募集的数十亿元陌不相识的投资人的资金，做坏了拿固定管理费，做好了成为“大佬”，这样的好机会就连巴菲特年轻时也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是在公募基金还是在私募基金，一个合格的财富管理者，应该是责任与能力的结合，他们最终的美好结局只有一个：在经历周期之后，战胜大盘并取得绝对盈利，如果能解决问题就更好了。这种“不负如来不负卿”的两全其美的投资成功像所有成功一样，因稀缺而令人着迷。

（五）信念的好处

金秋十月是《钱经》杂志创刊整100期，这期间我有5年多时光与它的“青春月月”交织在一起，这是我之前没有料到的。

我原本每年会给投资人写一两篇投资回顾，日常也多会遇到需要解答的投资问题，多有重叠之处，为了提高效率，渐渐以文章的方式统一答复，一来二去便有了写财经文章的习惯。这种理念的传播无意中起到了对投资者进行教育的作用，在日后一次次经济危机中起到了坚定人心的效果，信念的好处在于它能让人度过艰难的时光。

写这个专栏的本意是希望让人们知道，即便在没有内幕、不听黑嘴、不跟庄家，甚至不懂投资、不天天炒股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投资成功。这些看似轻松的文章，本来兴之所至地偶尔写写倒也罢了，可每个月还需要固定交稿，开始时多有令我痛苦不堪的情况，时常想到放弃。我原本答应写一年，不期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撞个正着，于是咬着牙坚持到现在，没想到倒是渐渐得了一些读者的嘉许。

尽管我一直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作习惯，但在2007年牛市行将终结之际答应写这个每月专栏，终究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在这个“牛尾巴”时刻做出的决定令我日后懊悔不已，自己经历悲惨也就罢了，还要将这悲惨展示于人前，实在是有苦难言。这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预测市场，我也不例外。好在有足够长的时间，让我有机会证明，长期而言，我们并不需要靠运气胜出。

生活中的点滴或多或少地成为文字素材，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所闻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我被称为“投资界写文章最好的人”。甚至在发表《第一最好不炒股》之后，有人认为我是搞文艺的，而非投资业人士。我也常回顾一下过去的写作，原本是怕写重复的内容，却发现有些文章确实悦目，就如同不经意间翻出10多年前在美国读MBA时写的论文，看着大篇流畅的英文，心中竟升起自豪之情：“这竟是曾经的我亲手写的？！”

我较为中意的文章有《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彩色的经济学家》《秋凉中寻桂花香》《投资的目标》《巴菲特，生日快乐》，文采与理念俱佳。至于被广泛关注的《15年1000万》，应该是无意中切合了许多人心中的愿望，但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理解之后全力以赴的执行和义无反顾的精神，“知行合一”绝非易事。

我尤为喜欢的是2009年4月专栏两周年时的《有人夸我文章好》，题目潜在本意是想说除了文章好之外，我们实际上投资干得更好。我清楚地记得，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身体像是燃烧了一般激动地发抖，这才明白老一辈作家所言“如果想感动读者，需先感动自己”的含义。这篇文章至今读来仍然觉得清新无比，其中一段“春天来了，去年的樱花再次盛开，窗外是一株大大的樱花树，一束束粉色的花朵竞相地开着。早晨起来，窗外透过繁花，印着清澈蓝天的背景，刚刚割过的草地散发出清新的青草的味道”，本是源自我在海外时写给北京亲人的信。

当时正值温哥华的春天。时隔3年，前不久（2012年）再次旧地重游，坐在同一片草地前，樱花盛开的季节已过，满目青翠依旧。老友相对，仍然记得2009年4月的对话：“再过3年，也就是2012年4月，估计这次金融危机应该就过去了。”但是残酷的世界告诉人们，我们实在低估了本次危机的长度与烈度。一如当年所言：“即便我们的精神可以穿越眼前的迷茫而窥见未来的锦绣美好，我们沉重的肉身仍然要留在此刻的时空，历经必要的磨难。”

这个10月（2012年10月）正值本次金融危机整整5周年，自2007年10月上证指数6100点跌宕直下到如今的2100点，累计跌去约2/3，市值缩水7万亿元。而相形之下，本轮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其股票市场在经历危机之后，却已几乎完全复原，这之间的反差确实令人深思。

这5年以来，眼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打开媒体至今仍是不断跳入眼帘的悲惨。面对萧索零落的市场，有谁知道是满地鸡毛还是黄金遍地？想起麦克阿瑟著名演讲中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我想说：“投资不死，只是凋零。”（Investo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即便是过往失去的5年，人们也见到有沙漠之花的盛开。

已有的日子，唯一遗憾的是，在证明每个人都有达成财务自由可能的同时，却没有过多地提醒其间的艰难与残酷。不要指望每一次努力都有正向的回报，我翻阅10多年前的笔记，见上面有一段文字：“我们今天播下的种子，在未来的道路上，如果能有80%发芽，60%开花，30%结果，我们的幸福就已经足够了。”

（六）投资成功的策略与道路

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是绝大多数人的追求，这种境界被称为“财务自由”（financial freedom）。多年以来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们：如果人们过得富裕一些，通常他们会更幸福些。查理·芒格说：“有智慧的人可以用金钱获得幸福。”曹仁超说：“85%的幸福可以用金钱获得。”诚哉斯言！

财务自由的境界如果没有前人荫庇，通常需要一砖一瓦地建立并认真地加以呵护。社会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正在奔赴成功的人和已获成功的人，而并非常言的穷人和富人。

前者以职场白领“杜拉拉”为代表，应在关注自身的工作之外，通过执行适当的财务规划达到财务自由的境界。这个阶段约用三个经济周期的时间完成，在资产配置策略上需要注重适当“集中”，集中火力，才有可能打翻身仗，可参阅《一场战斗和战争的区别》《李牧之战》。

后者以成功企业家为代表，目标应是财富的保全和增值，因为从“有”到“无”的例子并不鲜见。这个阶段资产配置的策略应是适当“分散”，可参阅《写给潘石屹的信》《奋斗8年却或许少了300亿的企业家》。

“杜拉拉”们往往因为目标太过遥远而放弃；企业家们往往由于过于自信、囿于已有成就而坐失良机。这两类人在现实中可能会互换。

对于认为目标太过遥远的人，我们将目标分解一下，将财务自由的初级阶段称为“财务健康”。我们认为一个普通家庭通过15年的执行规划，应可以达到财务健康乃至财务自由的目标。运气好的话，时间可能会缩短，但运气不在努力范围内，可参阅《15年1000万》。

达到财务健康的标准是一个人或家庭，其财产性收入达到或超过其日常工作所得。如果一个人上班每月赚8000元，有朝一日即便不用上班每月也有一万元收入，心里会安稳许多。这种安心的感觉就如同在想喝一杯水时，有一整桶水放在旁边；在要开车出门时，看到油箱是满满的。我至今尚未遇到因为有了财产性收入而虚耗时光的人。相反，就所见而言，没有一个成功的人不勤劳，没有一个成功的人不用心思考。

中国文化中有“耻于谈钱”的传统，但同时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对于财富构建和保全，我们这里所探讨的“道”就是投资成功之道。投资可以涵盖诸如创业、房地产、古董收藏、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股票等。鉴于创业的高风险性，PE、VC对于社会关系的高强度要求，古董收藏的专业性和不动产较差的流动性，我们的着重点最终较多地落在资本二级市场上，也就是通常而言的股票市场。但这些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生活中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势变事易，随机而化，“变”才是唯一不变的。

而今“理财”一词已深入人心，但大众很少能窥其全貌。理财实际上由四个部分组成：银行、保险、税务、投资。理财的核心简言之就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在这四个部分中，就根本目标而言，银行提供的是便利，保险提供的是保障，税务指的是节流，而增收的责任主要由投资完成。投资是一个家庭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最难、风险最大的部分。

普天之下，投资的成功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成为像巴菲特那样的人；二是找到像巴菲特那样的人。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绝大多数人并不必亲力亲为。

追求财务自由的种子，实际上深播于每个人的心中。在投资的过程中，或有挫折，或有跌倒，或有寂寞，或有嘲讽，以金石可镂的坚忍和宁静致远的心态或可令人接近最终的胜利。再多的困难都值得去努力，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要的幸福。

人生如此飞快，故事尚未完结，我们都在路上，希望再过20年，你我都还在！

[1] “前言”为专栏2012年6月～2012年10月文章之合集，具体投资组合请见相应正文。

[2] 此书现译为《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