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心理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首先用于解决内部纷争，增强内部认同感、凝聚力，接着用于解决外部交往隔阂，消弭冲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心理。这个意识与心理，在历史上的关键、转折时期，尤其能发挥统摄、涵育、支撑几乎所有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作用。来自对人性的乐观判断和深入分析（而不是宗教至上、神权至大国家的上帝、神灵的意志、意旨），祖先最早建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心理既是人类面对同类的人文情怀，更是深邃的历史理性与智慧。

揆诸上古，至少从炎黄两大部落联盟融合，形成具有一统天下思维雏形的政治实体，其后裔自称炎黄子孙开始，中国人（不论处于什么阶级或阶层）之间在大多数时候的关系实质是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冲突的命运共同体，而所谓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指一个族群或人群，必须同舟共济、相亲相爱、互相包容的意识。依靠它，我们的祖先才能集合力量对付包括地震、水灾、旱灾、蝗灾、瘟疫、外敌入侵、内部反叛、腐败等所有的天灾人祸，维持而不是打破这样一个保持命运共同体所必须的外壳国家政权，成为所有中国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正式形成的标志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司马迁著《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将黄帝（后来也包括炎帝）树立为华夏民族共同敬奉的“人文初祖”（后来活跃于中国历史上的建立了重要政权的少数民族也大都尊奉炎黄二帝为血缘上的始祖）；二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成为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精神领袖。在血缘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在精神上我们有至高的共同偶像，我们为何不相亲相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其伴生的情感，历代仁人志士都有与时俱进的优美表述，除了最为经典的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描绘的天下为公、人人幸福的大同世界，《论语》中记载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孔门情怀，《尚书》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尊重民众利益和愿望观念以外，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尤其有代表性。先秦以降，还有激励后人的诸多先贤之言论，如张载（1020—1077）的表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顾炎武（1613—1682）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林则徐（1785—1850）之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邓小平（1904—1997）所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对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同样功不可没。兹举四例。

川主崇拜

成都历来是一个对有功德的先贤不问出身、不分地域都要加以尊崇的城市，这种尊崇，突出表现在对那些以忘我的献身精神造福百姓、安宁天下的英雄的最高景仰上，因为他们就是炎黄子孙必须跨越阶级、阶层实现相亲相爱、患难与共的典范。作为一种起自成都，后蔓延到西南和陕西、湖北等地的地方崇拜，川主崇拜是一道内涵丰富的人文景观。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古代最大的生存忧患之一是江河泛滥时暴发的水灾，而成都无疑是将水患变成水利最为杰出的城市。早期的成都平原，是岷江千万年冲击所形成的，主要是沼泽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成都的最早先民生活在岷江上游的山区里，叫蜀山氏。“蜀”字象形，指桑蚕，大约是一个栽桑养蚕很早，并以桑蚕为图腾的族群。这个与华夏有联姻和其他交往的族群属于古羌族，后来逐步顺着岷江中游、下游，向成都平原靠近并进入。成都平原由很容易因暴雨或岷江洪水冲击成为汪洋泽国，到后来成为东亚最适合人居的一块风水宝地，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治水活动。第一次，是大禹对岷江流域的治理，他改堵为疏导，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并将其经验用于治理黄河，平定九州。蜀王杜宇在位期间，再次暴发大洪水，只擅长农耕的杜宇自己无力平息，他接受了自荆楚溯江而上（古书记载的传说是他死了，尸体在江中自动向上逆行，到达蜀地后活过来登岸）的男子鳖灵的自荐，授予他集中国力治水的权力。鳖灵治水，主要是在成都平原西南地势相对较低之处开凿了金堂峡（凿玉山），使成都平原较大面积的地区能够泄洪，从而大大改善了生存环境。杜宇将王位禅让给了鳖灵，他自己到西山隐居。后来化为杜鹃，蜀人闻杜鹃之音，便会勤劳农耕，并缅怀这位先王曾经的恩德。鳖灵开创的王朝叫开明王朝，历十三世，后来被秦国所灭。不过鳖灵只是在更大程度上缓解了成都平原的水患。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李冰受秦王之命担任蜀郡守，带领人民，创造了集彻底解决水患、能大面积自流灌溉成都平原、能够进行航运于一体，还能永续利用和具有扩张功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才成了天府之都，四川才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为了表达对李冰父子的景仰和感激，成都人民先是修庄严肃穆的二王庙，后来成都和四川各地又敬奉李冰为“川主”，祭祀他的庙宇便改成“川主庙”，这些庙宇后来又出现在陕西、云南、贵州、湖北的一些靠近四川的地域，成为一种显赫的地域辽阔的先贤和神灵崇拜。在四川的地方神祇崇拜中，川主庙的数量仅次于土地庙。川主庙也有将大禹的神位或牌位放进去的现象，成为中华民族在抗击水患中形成的风雨同舟、尊崇英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地标。

爱民如子的梅挚

梅挚（994—1059），字公仪，北宋成都府新繁县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官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等，并先后出任蓝田上元知县，苏州通判，开封府判官，陕西都转运使，昭州、滑州、杭州知州，江宁府、河中府知府等地方官，死于河中府任上。梅挚为官勤政爱民，经常直言上书，要求皇帝、朝廷体恤民隐；在官吏任免上，也敢于仗义执言，宋仁宗对朝臣们说“梅挚言事有体”。梅挚出任地方官，总是体察百姓疾苦，与民众同甘共苦，兴利除弊。为此，宋仁宗特下诏嘉奖他的功劳。景祐年间，梅挚到昭州做官，他热爱昭州的人情风土、美酒佳果等，写下了《十爱诗》五律十首；他憎恨官吏贪渎堕落，又写了著名文章《五瘴说》。后来，昭州人民特建了一座梅公亭，并把《十爱诗》和《五瘴说》刻在石壁上。嘉祐二年（1057），梅挚到杭州做官，宋仁宗特别赐诗为他送行，诗中勉励梅挚到杭州后，要替皇帝分忧，得到百姓颂扬。梅挚为报答皇恩，便根据此诗第一句“地有湖山美”的意思，在杭州吴山修了一座有美堂。《有美堂记》由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文，著名书法家蔡襄书写，并刻石于堂上。梅挚为官32年，清正廉洁，政绩卓著。《宋史·梅挚传》评论其“性淳静，不为矫厉之行，政绩如其为人。平居未尝问生业，喜为诗，多警句。有奏议四十余篇”。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新繁知县沈居中在东湖之南建三贤堂，绘三贤像，纪念乡人梅挚和有功绩于新繁的唐、宋县官李德裕和王益。清代乾隆、嘉庆和同治年间，三贤堂又进行了重修。今三贤堂虽不存，但刻有梅挚《五瘴说》的石碑仍屹立于新繁东湖之滨。

造福一方之藩王

朱椿（1371—1423），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1378）受封为蜀王。他好学能文，《明史》称其“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在朝中有“蜀秀才”之称，深得朱元璋喜爱。就任藩王后，聘方孝孺（1357—1402）担任世子师，“独以礼教守西陲”，行宽厚之政，有诗文面世，推动了四川民众安居乐业和文化教育的复兴。受其影响，历代蜀王多数都遵守礼制，崇文重道，并热心公益，受到国家、地方和民众信赖。都江堰的岁修和扶持、安抚蜀地周边少数民族，确保茶马古道畅通，一直是朱椿出钱出力扶持的事业。位于成都大学旁的青龙湖公园，是成都市迄今最大的湿地公园，占地万亩，只要非恶劣天气的日子，人们总是摩肩接踵，纷至沓来，有两座蜀王陵位于其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小博物馆里就有十分生动而精致的成群结队的少数民族前来向蜀王进贡的陶俑。实际上，当年进贡者得到的赏赐，是更加值钱的荣耀和财富。而成都的名胜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万福寺、大慈寺、洪济桥（俗称九眼桥）、回澜塔受到历代蜀王保护和出资修缮。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皇室成员教养和表现千差万别，尤其是明代，受宠而凶恶虐待地方官民或骄奢淫逸的藩王众多，像朱椿及其后代的表现，实属难能可贵。

无价典籍捐献国家的藏书家

严谷声（1899—1976），成都人，其父严雁峰（1855—1918）为清末著名学者、藏书家。严谷声继承父业，一生以藏书、刻书为业，经其苦心经营、收购，将祖传藏书由11万卷增至30万卷，并以奇书、地方志驰名海内外，成为全国著名的藏书家。严氏父子所建“贲园”（位于今成都市和平街16号），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楼之一，与浙江宁波天一阁、傅增湘双鉴楼齐名。20—40年代鼎盛时期，贲园学者云集，名流荟萃，是一个高雅的学术传播、交流中心。张大千非常尊重严氏父子，多次为其作画。严氏父子以渭南严氏孝义家塾名义辑刻书籍，所辑各种丛书是研究经传小学、音韵训诂、中医学等的重要文献。其刻书以内容精、版本好、刻工精、纸质绵、装帧美著称，在近代中国私家刻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备受中外学者称誉。英国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均有其印本陈列，美国国会图书馆辟有“渭南严氏精刻善本书籍室”。抗战时期，日本文禄堂和美国哈佛大学都派人洽谈收购贲园藏书，均被严谷声先生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谷声将全部藏书和书库捐献给四川省图书馆。严谷声先后被聘为川西行署特邀人民代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