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多民族相互碰撞、融汇

“中国”一词，古今根据时代和语境，内涵并不一致。先秦时期，最早是指京城、国都。差不多同时也指中原地区或在中原地区由华夏族建立的政权。此外的政权或族群被称为蛮夷戎狄。秦汉以后，“中国”逐渐指华夏族（汉朝起叫汉族）为主、其他民族为辅的一个中央政权治理下的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地理空间，当然，也包括占据北部半壁江山的少数民族掌控的政权为了与南方汉族政权争正统时的自谓，更包括元朝和清朝显示自己承继的是正统的自谓。在历史上，华夏（汉）族与非华夏族不管是否归属于同一个政权，彼此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在归属于不同政权时尤其激烈、残酷、多元，在一个政权下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尤其是治理的失策、中央政权衰落等演绎出严重的失控与对抗（如“五胡乱华”和“安史之乱”以及清代的多次民族分裂主义叛乱）。但历史演变的大的趋势是各民族对于作为炎黄子孙和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见后面专论）的日益认同和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与践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含日本）依仗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对辽阔的中国版图充满贪婪和野心，不仅鲸吞蚕食，而且总是企图以各种手段肢解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直在煽动和幕后操纵中国各地的民族分裂主义，庇护流亡的分裂势力，制造事端，扰乱中国的安宁，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和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时而艳阳高照，时而阴晴变幻，时而狂风骤雨中前行的。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我们，依然是地球上最伟岸最团结的国家之一。事实证明，以忧患和自强意识减少民族冲突和纷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应该从根本上去除民族隔阂，和平融通，协调协商，总之要维护国家和各民族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牢固构建各个民族亲如一家的精神家园。在此方面，成都的贡献同样无可替代。兹举五例。

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字长卿，汉族，四川成都人。曾居蓬州（今四川蓬安）。出身富豪之家，少好读书和击剑，因顽皮而被称为“犬子”。因仰慕战国时期赵国贤相蔺相如，所以起名司马相如。汉景帝时，其父为其捐资给朝廷而做了皇帝侍从武骑常侍，因病免。后在爱好文学的梁孝王身边做过文学侍从。孝王死，相如回到成都，其时家境已经败落，但在友人临邛县令王吉的协助下，以贵宾身份进入当时临邛的钢铁大王卓王孙府邸参加聚会，以古琴曲《凤求凰》打动卓府新寡的千金卓文君，两人坠入爱河，私奔成都，当垆卖酒营生，而婚姻终得卓王孙认可。后因其赋为汉武帝所赏识，被招到长安任皇帝身边的郎官。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上林赋》等，词藻富丽，结构宏大，气象万千，是汉赋的代表人物，后人称为赋圣和“辞宗”。当时的蜀南和云贵地区，生活着数十支非华夏族群，统称为“西南夷”（比如华人妇孺皆知的古滇国、夜郎国），处于部落联盟或酋邦时期。汉武帝开疆拓土，意欲收伏他们，司马相如接受武帝的派遣，以中郎将身份带着军队出使西南夷，成功说服他们归顺朝廷。其间为了打通道路，增添了蜀地百姓负担，一度怨声四起，司马相如为此还专门撰写赋《难蜀父老篇》，陈述打通西南夷的好处，请求家乡父老克服困难，支持国家。这位大文豪显示了卓越的军政、外交才能。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关于他及其夫人卓文君，后面还有详论）。

朱元璋看成都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有16个儿子，除了皇太子朱标（1355—1392）以外，基本上都是赳赳武夫。最好读书、最有风度的是第十一子蜀献王朱椿（1371—1423，母亲不是马皇后，而是滁阳王郭子兴之女郭惠妃），史载其“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在朝中有“蜀秀才”之称。朱元璋对四川、成都的治理十分重视，于是把他钟爱的这个儿子分封蜀地为王，因为当时他只有7岁，加上成都残破，所以不能就藩。皇帝下诏先修蜀王府，圣意为：蜀地为西南邦国之首，羌戎等族众望所归，必须修建雄伟壮丽的王府，才能彰显王权威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蜀王府仿北京帝宫形制，虽缩小了规模尺寸，但成为明朝各地王府之最。加上朱椿好文雅、多善举（他的蜀王府，即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成都“古皇城”，成都的皇城文化源于此。明初沿锦江修建了筹边楼、望江楼、散花楼，成为成都的标志性建筑，均是朱椿之功）留下的遗风，明代蜀王历经十余代，总体来讲都较为恪守国家典章和地方法令，并与地方官民保持了良性互动。今人去参观位于成都大学旁的昭王、僖王陵（考古上号称中国西部古代最美地下宫殿），还能在其小博物馆里看到衣着、服饰、容貌多样的少数民族使团朝觐蜀王时的小雕塑群，令人感觉到民族和睦、文化交融的温暖。

杨慎开化云南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朝成都新都人，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生而聪慧，记忆力惊人，加上家教优良，12岁拟作《古战场文》，众人惊叹，19岁中举，24岁成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被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明史》载：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为第一。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雄踞文宗之位，秀冠华夏。《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他的杰作。他后半生30多年都是在云南流放地度过的，最为苦恼的是图书典籍少，爱妻不能陪在身边。但云南官民包括当地土司都知其冤枉和盖世才华，所以私下大都对他很尊重照顾，杨慎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将整个身心投入云南的学术、教育和用文学艺术作品描绘、表达云南的秀丽山川、风土人情和人民休戚上。突出的学术成就有《丹铅录》《滇载记》《滇程记》《滇候记》《云贵乡考录》《云南山川志》《古今风谣》《古今谚》等。除了涉及云南众多领域的开创性著述外，围绕他和众多门生还形成了一个学派，号“杨门七子”“杨门六学士”。其门人和后学科举考试也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总之大大提升了云南的文化、教育、科举水平，缩小了云南与四川及内地的文化差距。他还勉励当地土司要恪尽职守，效忠朝廷，善待民众。今日大理市之土司府正厅门楣的匾上之“为国干城”四字，就是他的手迹。此外，晚年的杨慎，还曾率领看守他的兵丁、家僮参加流放地附近官府的平叛行动，可见他身体力行了“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的人生座右铭，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的偶像。

击败张格尔的“福将”杨遇春

清代的中国，即使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也属于民族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多事之秋，鸦片战争后，更是内忧外患频仍。那些为了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平叛的英雄，成为最重要的民族脊梁。

杨遇春（1761—1827），成都崇庆人，清代后期名将。6岁入家塾，17岁习武，中武举人。他武功高强，极富韬略，参与平定国内暴动和动乱。道光年间，杨遇春以署理陕甘总督之职，率军平定了由英国支使、外国野心家参与的南疆张格尔（？—1828）叛乱，收复了南疆喀什等四城，维护了多民族祖国的统一和国土的完整。后来，杨遇春督陕二十年，殚精竭虑，兴利除弊，使“朝廷无西顾之忧”。一生经历过大小数百战，将军龙吟虎啸，冲锋陷阵，却苍天眷顾，毫发无伤，世称“福将”。今日尚存的崇州市宫保府（里面有崇州博物馆），是杨遇春将军的故居，还记录着将军和家人许多动人的故事。

尹昌衡平息藏区叛乱

尹昌衡（1884—1953），近现代彭州人，身高1.84米，仪表堂堂。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致力于广西、四川的军事革新，在四川总督府任职，享有很高威望。辛亥革命中，任四川军政府军事部长。1911年12月平息兵变，被推为军政府都督，此后为了牢牢稳定局面，他将已经交出政权的原清王朝四川总督赵尔丰（1845—1911）斩首。此间国家形势动荡，在英国的操纵下，西藏地方土司驱逐驻藏汉军，发动叛乱，北洋政府方寸大乱，尹昌衡主动请缨，北洋政府任命他为西征军总司令，1912年7月，率数千将士西征。因为战略战术得宜，三个月便击溃叛军，占领昌都，形成战场上的巨大优势，迫使随后的谈判中西藏地方当局放弃独立幻想。尹昌衡是一位旷世奇才，对儒释道和西学都有深厚积淀。他的佛学修养很高，入藏后首先从藏传佛教义理上寻求沟通，争取寺庙活佛、喇嘛对平叛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能以很小的代价完成出征，维护祖国的统一，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关于尹将军，后面还会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