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门罗：把我领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也许，女人有种天然倾向，想通过语言解释生活。

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你，这个参观者、读者，因这个封闭的隔离的空间也被改变……你可以一次次回去，这所房子，这个故事总会有比你上次看到的更多的东西。它有自我，为自己存在，而不只是为了庇护或取悦于你。

——艾丽丝·门罗

以短篇小说获诺奖的人

2013年10月10日加拿大全国广播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头条是一则文化新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加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如果不算出生在加拿大但入了美籍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新闻里有激动的大学文学教授，门罗的文学经纪和出版商，到书店里抢书的粉丝，甚至还有总理哈珀代表国民的热情祝贺，唯独缺少了女主角。正住在温哥华岛上维多利亚市一家酒店的门罗，是从女儿早上打来的电话中才得知自己得奖——诺贝尔奖委员会凌晨4点给她打电话时，82岁的老人正在酣睡。与以往一样，门罗不喜欢抛头露面，只接受了几个电话采访。电话中的声音清晰、简洁，像她的小说，极简主义的风格，但有种自然的生气与喜悦。她说：“这完全在意料之外”，“我还没有从这惊喜中清醒过来”，“这个奖不是给我，而是给短篇小说”。

今年的诺贝尔奖固然是对短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承认，但也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坚持用这一形式表现生活的门罗的致敬。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评审词中给出门罗获奖的理由也很简短、准确，因为她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星期五下班以后，我决定去书店买几本门罗的小说集送给好友，作为即将到来的感恩节长周末的礼物；也许我还可以给自己留下一本，在家里重温阅读门罗的喜悦。奇怪的是我所期待的门罗作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的情景并没有出现，女售货员看到我的困惑，向我摊开手说：“昨天就都卖光了。”

教文学的我其实一直很犬儒，觉得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介横行的今天，不再有人能静下心读文学作品。也许我错了。只是需要有这样一种文字，这样一个讲故事的人，能在十几页的纸中道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沧桑，用最简洁的形式让我们了解人生的意味深长。

家庭主妇的双重生活

无论从个人生活或者写作生涯的哪个方面看，门罗的故事都说不上开始得很精彩。1949年，从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的小镇温厄姆（Wingham）高中毕业的艾丽丝·安·雷德洛（Alice Ann Laidlaw）拿到了奖学金，成为西安大略大学新闻系的新生。这个从养银狐的农庄走出来的女生内向、害羞，功课也不突出，因为她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小说上。如果不是发表在西大学生文学期刊《对开》（Folio）上的三篇小说，她的名字很可能早就湮没在一群没有什么特别抱负，受教育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婚姻找个更好的起点的省里来的女生之中。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不无相似，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北美大学里，文学还是年轻人深情投入的时髦事业。除了文学杂志，她还参加那时的文学聚会“文学之夜”一类的活动，并开始给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文学栏目投稿。

可是她在西大的文学活动只是昙花一现。1951年刚上完二年级的艾丽丝嫁人退学了，并且随夫远迁西岸。她的丈夫也是西大刚毕业的历史系的学生，叫吉姆·门罗，毕业后立刻在加拿大最大的百货公司伊顿（Eaton）找了份工作，结婚娶妻，像“二战”后的那些规矩正派的加拿大青年，为战后社会的经济繁荣、家庭稳定做着贡献。1952年1月，21岁的艾丽丝跟着刚刚结婚的丈夫来到温哥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家庭主妇的生活。

那时，西岸之于东岸，无论是心理还是地理距离，可能跟今天北美到亚洲一样遥远。在丈夫离家去市中心的百货公司上班的日子里，爱彼特（Arbutus）街公寓里的门罗除了阅读就是写作。文学也许是她让自己与熟识的过去、与东部的家乡相联系，保持一种持续的身份的唯一方式。不久，第一个女儿希拉出生。又过了几年，又迎来了二女儿简妮。他们从温哥华搬到北温哥华、西温哥华更大的房子。在能看到海的人迹稀少的北岸，她成了标准的郊外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日常生活被孩子的喧闹、母亲们的聚会、主妇们的闲聊八卦所填充。但在热闹忙碌的表面之下，门罗是孤独寂寞的。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文学创作，最初的兴奋和灵感被日复一日的常规和隐隐的失望所代替。她与当地的文学圈子的交往也十分有限。当时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她还写作。她不敢跟别人说自己除了是妻子、母亲之外，还是个作家。

但门罗一直没有放弃写作，也许她隐隐知道写作是把她从平庸与琐屑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她的短篇作品时不时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文学栏目《文选》（Anthology）上播出，也在各种不太有名的本土杂志，尤其是女性和生活杂志如Mayfair、Chatelaine上偶尔发表。1961年温哥华当地杂志Citizen上有篇关于她的人物专访，标题是“家庭主妇找到时间写短篇小说”。那种表面上赞许的语气下掩藏的实际上是一点怀疑、一点不以为然。连门罗自己也不相信这种双重生活的意义。一次，为了摆脱家庭生活的干扰，集中精力写一部期待中的长篇小说，她试图在西温那栋大房子之外找到“自己的一间屋”。她知道这个空间只能在“家”以外，因为“男人其实是可以在家里工作的。他可以把活儿带回家，而周围的一切并不能干扰它。他可以不接电话，不用找东西放在哪里，不管孩子的啼哭，或给猫喂食。他只要把门一关就行了。可是想象一位母亲把门一关，她坐在里面，眼望别处，一个既不是她丈夫也不是她孩子的领域，这一想法本身就罪不可恕。所以家对女人是不一样的。她不能回来，停驻一会儿，再走出去。她就是家”。

可是当她真的在一家药房的楼上租了四个月的办公室，这个离家不远的办公室只会让她更内疚、更焦虑，她自问：“我要一间办公室做什么呢？”反讽的是，在那里，她只写出一篇叫“办公室”的短篇。从1957年第二个孩子出生到60年代初那段时间，门罗经历着写作低潮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而且还患上了创作焦虑症和抑郁症。

对一个生活在6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女权运动之前的女性，个人的才能天赋和对自己的渴望期许并不一定是种祝福。它把她从一个正常的家庭角色所应有的心满意足中拽了出来，使她在内心渴望和世俗成规之间走来走去，矛盾挣扎。

艺术家世界的孤独黑暗由此给郊外主妇本应是明亮确定的生活笼上一层阴影。1961年坐在西温公园长椅上的门罗脸上的表情就是这样阴晴莫测、捉摸不定。有一点悲哀、一点自嘲、一点不满足。两个天真烂漫的女儿坐在她的膝上，她的眼睛却望着远处看不到的地方。一个精致的手袋放在旁边，长满高大杉树的公园显得寂寥空旷。

漫长的练习曲

这一时期门罗的挣扎还体现在对小说形式的寻找之中。

门罗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于1968年出版后就获得了加拿大文学最高奖项总督奖。所以很多人误以为门罗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现形式。其实，如果从1950年发表在西大文学杂志上的第一篇小说《影子的向度》（Dimensions of a Shadow），或者1951年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文学栏目上被朗读的《陌生人》（The Strangers）算起，门罗花了近二十年才最终找到自己的声音。

最初，选择写短篇小说是门罗在家庭与写作之间妥协平衡的不得已之计。多年后，她在一部小说集自序中说：“我从未选择写短篇小说。我曾经希望写长篇小说。但如果你需要掌管一个家，照顾年幼的孩子，尤其是在一次性尿布和洗衣机发明之前，你很难找到整块的时间。孩子病了，亲戚来你家住，一大堆无法摆脱的家务。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毁掉进行中的工作，就像如今突然的停电会毁掉电脑里未保存的工作一样……我只能写些几个星期便能完成的东西，最多几个月。”

但是，长期的短篇写作慢慢使门罗对这种形式有了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她开始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得心应手，然而短篇小说常被认为是作家们在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前的“练笔习作”。尤其在并不景气的加拿大图书市场，短篇小说集几乎是没前途的代用语。事实上，早在1961年，加拿大的瑞尔森出版社（Ryerson Press）就同门罗商洽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计划。那时，门罗已陆续开始在加拿大重要的文学杂志《塔玛瑞克评论》（Tamarack Review，1956—1982）和《蒙特利尔人》（Montrealer，1924—1970）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加上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文学栏目，她在加拿大文学圈子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甚至开始有了一些耐心阅读并欣赏其短篇小说的文学爱好者。但是出版社出于市场的考虑对出一本短篇小说集并不很积极，一直拖到1967年才付诸实施。门罗自己也很犹豫，很长一段时间在写短篇还是写长篇之间挣扎，不时陷入写作障碍。

俄裔法籍犹太艺术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的《我和村庄》（I and the Village）是20世纪现代派的代表作。这里，画家用野兽派的大胆浓重的色彩、立体主义画派的几何构图，以及象征主义的神秘隐喻，把他童年的家乡用近乎梦境的超现实意象复现出来。例如，母牛温柔的眼，绿脸人手中的挂满果实的树，近乎透明的白山羊和挤奶女，倒挂的拉提琴的人，金黄色的东正教堂的圆拱顶，蓝色、红色以及几何线条交映出来的日月。

门罗是在温哥华艺术馆买到的这幅画的复制品。因为丈夫吉姆不喜欢，她只能把画挂在女儿的卧室，后来，又挂在他们在维多利亚开的那家门罗书店里。在此后的岁月“我和村庄”一直占据着她的想象，提醒她寻找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和叙述形式来同这个世界对话。后来在她的小说《木星的卫星们》（The Moons of Jupiter）和《匆匆》（Soon）里，门罗一再借用叙述人之口来表达这幅画在她心中唤起的灵感、认同和不安：“我躺在床上，看着它。我能感到内心深处那个复杂而痛苦的块垒。我知道我不是空的。我也有街道，有房屋，有很多深藏的对话。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掏出来。没有时间，没有办法。”

这些年里最大的安慰是她遇到的伯乐。最重要的当数当时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持文学栏目的罗伯特·韦沃（Robert Weaver）。多伦多大学毕业的韦沃是战后推进加拿大文学的一位领军人物。1948年他接手每周15分钟的文学栏目《加拿大短篇小说》（Canadian Short Stories，后改称《文选》），积极利用电台广播这一平台推广短篇，发现新人。他手中有各种文学资源，随后又创立文学杂志《塔玛瑞克评论》，并旅行到各地，通过聚会，认识大批编辑、批评家和作者，建立了“一个人的全国文学网”。自从1951年门罗给电台投稿，与韦沃认识后，他们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保持联系。对习作期的门罗来说，韦沃是她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导师和领路人。他不仅给门罗直率、内行的评点，而且向她推荐美国和英国的严肃文学杂志，鼓励她申请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写作基金，甚至积极为她寻找推荐人。

除了韦沃以外，另一位文学评论家、编辑，自己也是作家的约翰·麦特卡夫（John Metcalf）也是门罗最热情的支持者和生活上无话不谈的忠实朋友。他把门罗的小说选进他主编的高中和大学文学读本中，进一步奠定其在加拿大文学中的地位。后来门罗与吉姆分居后，有着相近经历的两个人还曾有过一段浪漫关系。1976年后门罗作品的推销者和出版人是道格拉斯·吉伯森（Douglas Gibson），那时已经多次获奖的门罗仍觉得，自己若想被视为严肃作家，得写长篇。是吉伯森一直鼓励她坚持写短篇，他说：“你是短跑健将，不是马拉松运动员。即使你写一辈子短篇小说，我也保证全部出版。绝不要求你写长篇。”从1978年门罗的短篇集《你以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 Are）到2012年的《亲爱的生活》（Dear Life），吉伯森出版了十四本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真正热爱文学并对这一事业负责任的编辑出版人，帮助门罗辨认出她自己的独特才华，并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培养它，使它有朝一日幻化成令人目眩的文学景观。

休伦郡的少女与妇人们

门罗的传记作者萨克尔（Robert Thacker）教授把1974年作为门罗生活的里程碑。那一年，她彻底结束与吉姆的婚姻，离开多雨的西岸，回到东部，开始在西安大略大学做驻校作家，并连续稳定地发表作品，出版小说集，开始了靠写作谋生的独立生活。重要的是，这标志着她身体上也是精神上的回乡。她终于在文学中找到了“家”。

门罗1931年出生，孩童时适逢大萧条时代，战后开始读高中、大学，她的第一本书问世也正逢西方文化的叛逆年代，反越战、嬉皮另类文化和女权运动。可以说她的故事背景就是在这些战争和革命之间的变动年代。但是，在她的作品里看不到历史的宏大事件和时代的电闪雷鸣。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与视野的门罗没有选择写史诗。

她的小说写的是加拿大东部休伦郡（Huron County）的小镇和农庄，写日常情境中“少女与妇人们的生活”。在文化和社会习俗发生变化交接的时代，也许正是这些边缘角落的最个人、最私密的瞬间更能反映出外部世界的变化在存在的深层，也就是人性和情感上引发的震动。

门罗唯一被称为长篇小说的《少女与妇人们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的确更像一个短篇系列。由七个关联的故事合成，每个故事有一个焦点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主题。《艾达公主》（Princess Ida）写的是一个在保守的小镇抛头露面，行为和思想都有点超前，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女人“我母亲”，以及叙述人“我”，即德尔（Del）如何注意到周围人的反应，对这种“出格”既认同又觉得难堪的矛盾心理；《信仰的年纪》（Age of Faith）则描述一个12岁的少女孤独地在小镇不同教堂之间徘徊，试图寻找一个能帮助她摆脱外部世界的混乱和威胁的上帝。可是，在周围或虚伪或麻木的成年人那里，她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帮助，“我想找一个信徒，真正的信徒，在她那里，我的疑问可以安息”；《少女与妇人们的生活》是讲德尔的性幻想和性欲望如何在大人们的压制下扭曲地成长。性的觉醒在小镇里是与秘密、耻辱和畸形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串起这些故事的是在这些人和事之间逐渐长大的少女德尔，或说少女德尔的意识。而小说的“尾声：摄影师”则以一个离开小镇且已经成年的叙述人／小说家的口气讲述德尔是如何把曾经渴望逃离的小镇Jubilee变成她小说的素材，凸显了艺术家和生活之间关系的主题。“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对Jubilee如此贪得无厌。我想写下沿街的大小商店，写下电影院里曾经上映的电影，写下每一个家族的姓，写下刻在墓地里墓碑上的名……即使这些名单也列不下我想要写的，因为我想写每一句话，每一种思想的每一个层次，落在树干和墙壁上的光线，每一种气味，每个壶洞，每一种痛，每一条裂纹，每一种妄想，它们静静地抱在一起，闪闪发光，永恒不朽。”

休伦郡就这样成了门罗小说中的Jubilee，在以后的作品中，还可以叫Walleys、Dalgleishes或者Hanrattys。在六十余年的写作中，门罗一次次回到这个表面平静、规矩、保守，内里却掩藏着欲望、暴力与秘密的地方，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罗伯逊·戴维斯（Roberson Davis）、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托马斯·芬利（Thomas Finley）、简·厄克特（Jane Urquhart）一起，把它塑造成南安大略哥特小说（South Ontario Gothic）的独特背景和世界。在加拿大另一位杰出的女作家阿特伍德看来，门罗的休伦郡，与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约克纳帕塔法郡一样，因为讲故事的人细致精确的审察剖析、考古学者一般的收集挖掘，变成了一块带传奇色彩的土地。

少女德尔的那份敏感和冲动，那份对当下的生活极欲逃离却又无限怀恋的情感矛盾也一直保留在门罗的女主人公身上。从《爱的进程》（Progress of Love）到《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s）；从《我年轻时的朋友》（Friend of My Youth）到《善女人的爱》（Love of a Good Woman）（以上为门罗的小说集），女主角们大多已经长成了中年女性，她们自己成了家庭主妇或母亲，也可能是会计教师或图书馆员，但她们的命运和情感，还带着神秘朦胧，会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改变方向，充满“逃离”的可能。正是在对这些残存的少女情结的捕捉中，门罗表达了对女性生命的莫测、机缘、欲望和悬念的认识和尊重。“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

但是中年女人的情感更重重叠叠、曲折迂回，她们的“逃离”常常以不彻底和妥协结束，就像小说《逃离》（Run Away）的主人公卡拉；她们的道德确定性也常常因为其他人物的存在而变得可疑，像《小说》（Fictions）里的主人公乔伊丝；那些看起来浪漫的开始最后却以出人意料的平庸而结束，像“朱丽叶”三章（Triptych）。门罗面对她的女性人物，甚至可能是以她自己为原型的女性人物，没有一般女作家的滥情和感伤。她诚实、冷静、尖锐，写出情感的多种成分，道德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也让我们看到人物的自我羁绊和自我欺骗。这种与人物的距离，就是成熟的小说家的特质，用韦恩·布思（Wayne Booth）的话，也是现代小说应有的伦理价值——“反讽”。

早在1980年就曾随加拿大作家代表团造访中国的门罗对中国人有过很简短的观察：“他们很友好，也很有礼貌。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反讽。”（But to them, irony is unknown.）这个观察用在大部分中国作家，尤其是那些常常把人物等同于自己的女作家身上，的确很准确。

短篇里的人生

门罗在《少女与妇人们的生活》结尾，给了我们一个如何看待短篇艺术的线索。跟很多人想当然的看法不同，短篇小说并不是长篇的压缩版。

如果说长篇是一部电影，那么短篇就是一幅快照（snapshot）。不是以情节曲折和人物发展取胜，而是以摄取人生的某个关键的瞬间见长，一个充满故事或戏剧性的瞬间，一个能够给事件以意义的瞬间。而能否捕捉到这个瞬间，并用最精确、深刻的观察，最简洁、丰富的意象把这一瞬间表达出来，就是短篇小说的高下之分。

《纽约客》（New Yorker）的文学栏目一向以挑剔但也以业内权威出名。在1977年陆续发表了门罗的两篇短篇小说之后，就与门罗签订了优先发表的协约。这个协约每年被续签。至今，门罗一共有五十余篇小说发表在《纽约客》上。

2004年6月的夏季短篇小说专刊上，《纽约客》一下子刊登了门罗的三篇小说，这在《纽约客》的历史上大概也绝无仅有。这就是后来收集在短篇小说集《逃离》中的“朱丽叶”三章：《机缘》（Chance）、《匆匆》（Soon）和《沉寂》（Silence）。

如果借用上面的快照比喻，“朱丽叶”三章就像艺术品尤其是摄影作品常见的三联形式，每一幅都可以独立，但把它们并列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具有新的意义的更宏大的设计。这就是关于朱丽叶这个女人的一生，或准确地说，她一生情感的旅程。

朱丽叶第一次出现在《机缘》中时才21岁。在6月的一天，动身到北岸去寻找半年前在火车上邂逅的那个男人。在海与森林交接的那个叫琼鱼湾的地方，这个对真实的世界根本没有什么经验的古典学的研究生终于开始在陌生和敌意中看到自己罗曼蒂克幻想的可笑。然而正当她一夜醒来，打算离开这个她无意中闯入的世界时，那个男人却再次出现。

《匆匆》里朱丽叶再次出现已经是四年后，她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儿回到东岸小城探望父母。小说游移在探亲几天的情感变化：热情后的陌生，亲近时的笨拙和难堪，因掩饰而更加大的距离。在朱丽叶对父亲移情别恋的敏感中，对母亲近乎病态的渴望的无情回绝中，以及对时时被女儿提醒的自己与他们之间的无法割断的联系的怨恨和怀念中，我们窥见了亲人之间那种复杂可怕的情感羁绊以及由此带来的伤痛与烦恼。

《沉寂》是前两篇的循环或延续。故事开始时朱丽叶的女儿已经21岁，借一次灵修活动，突然离开家，或说决绝地遗弃了她。小说记录朱丽叶寻找女儿的过程，从小岛失望而归，到把女儿的东西打包，到与密友倾诉，再到绝口不提。十余年后，当从女儿的朋友口中听到女儿的消息时，朱丽叶自己的生活也已经发生很多改变。她的情感也完成了一个旅程，从最初的愤怒怨恨，到不安期待，再到与生活和解的平静与接受。

门罗的短篇小说，在有意无意之间，神秘的事件、人物或意象会出现在很写实的故事中，这就是被批评家们赞誉的门罗的“心理现实主义”，在写实主义的外壳下，揭示着记忆、心理和动机的复杂性。而“心理现实主义”所以深刻或说可信的关键就是它对我们在时光中的位置以及这个位置对我们人生的行为与各种关系的限制或说影响的把握。通过一个女人生命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启示”（revelation）的瞬间，门罗向我们展现了亲情、爱恋、友谊这些最私密的关系和情感的微妙与复杂的变化以及千回百转之处。这三幅快照所昭示的人生意义只能通过朱丽叶流动的意识或者变化的记忆得以显现。意识或记忆就像摄影中的灯，它照亮的无疑正是时间流逝这一主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英国《新政治家》周刊的评论——“门罗的感觉与思想能力，其深度、敏感度与准确性都达到了普鲁斯特的高度”——并不夸张。

让我再回到开始的疑问，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读书的时代，为什么还有人读门罗？

根据门罗小说《熊从山那边来》（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改编的电影《离她而去》（Away from Her）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奖的提名。而改编剧本的是加拿大女演员萨拉·波莉（Sarah Polley），这部电影也是她的导演处女作，讲的是一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夫妻的故事。

波莉给剧本《离她而去》所写的序是我读过的关于门罗的各种评论和序言中最好的一篇。

21岁的波莉在从冰岛回家的飞机上读到《纽约客》上的这篇小说。当时她的个人生活一塌糊涂，从一段失败的关系走向另一段；而她挚爱的外祖母开始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再记得眼前的亲人。那天，波莉一翻开小说，就感到“如被一颗子弹击中”，读完掩卷而泣，久久不能平静。她急切地感到，“我自己的某个部分需要活在这部小说里”，于是开始了这部对她个人至关重要的电影创作。在序里，波莉讲了这部小说是如何帮助她重新理解爱，如何度过外祖母离去这一艰难时刻而成熟起来的。“这篇小说于我，不次于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它使我的生活彻底改变。”“它抓住了我的手，把我领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它抓住了我的手，把我领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想，这就是读门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