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沙漠与热带雨林适应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都不认为沙漠与热带雨林地带是农业的发源地之一，而最近二三十年的研究表明，北非的埃及西部沙漠、新几内亚高地，甚至是亚马孙热带雨林都曾可能独立发展了某种形态的原始农业。有趣的是其影响在这些地区后来的文化发展中并不大，甚至没有。这些地区后来的农业是从其他地区引进的。这种明显的反差正说明极端的环境条件构成了农业生产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环境约束因素的正面效应曾经支持过某些早期农业的尝试诞生。

北非最早的农业不是植物栽培，而是牛的饲养，最早的证据见于埃及西部沙漠中的纳布塔遗址（Nabta），距今约8000年[3]。对于牛来说，如果24小时之内不能饮水，就可能渴死，然而，即便在温暖湿润的全新世大暖期，这一地区除了少数井水外，也没有地表水。自然状态下，牛是不可能深入西部沙漠地区的，除非在某个季节被人赶到沙漠里去。纳布塔的材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牛。但是，现有考古材料却反映出埃及的史前农业来自西亚，而非本地起源，这说明埃及西部沙漠地区在全新世大暖期之后就完全被人们放弃了，纳布塔的试验没有结果。

通过研究民族学材料，耶伦（J. E. Yellen）认为沙漠地区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强调弹性而非稳定，因为这里的资源变化通常急剧且难以预测[4]。而农业生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食物获取策略，因此需要一种比较稳定的环境条件。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打乱农业生产的节奏，耽误农时或是影响作物生长。极端的干旱事件会彻底破坏农业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埃及西部沙漠地区虽然有尝试，最后却不知所终的原因。沙漠地区无疑需要农业生产提供稳定的食物资源，但是却难以支持农业所需要的稳定环境。

就热带雨林适应而言，首要问题不是这里能不能支撑早期的农业生产，而是能不能支撑狩猎采集者，或是说人类是否能够生存。迄今为止，并没有可靠的民族学证据表明狩猎采集者能够不依赖与周边农业群体的交换就独立生存于热带雨林中[5]。所以，有学者提出亚马孙丛林中的狩猎采集者实际是由从事园圃农业的群体转化而来，他们的热带雨林适应是次生的，是受到殖民者与周边农业群体排挤的结果，当然，殖民者与农业群体带来了先进的工具与贸易交换的机会，使得热带雨林适应成为可能[6]。就像马引入北美后，从事原始农耕的印第安人重新成了狩猎采集者一样。

与此同时，热带雨林地区的农业还受制于这里贫瘠的土壤：高温让有机质迅速分解，变为无机的矿物质，频繁、急骤的降雨又把它们淋溶出土壤，使得土地极为贫瘠。即使焚烧植被所产生的肥力也不足以生长庄稼；如果植被恢复起来，热带雨林强大的循环能力会把所有关键养分锁住或是再循环，只有极少部分流失到河流系统中。但是，早期的亚马孙丛林园圃农业者似乎知道如何应对，他们创造了一种肥沃黑土，当地人叫作terra preta，它大约占亚马孙地区面积的10％，相当于一个法国。与热带地区通常实行的“刀耕火种”（slash and burn）不同，他们实施的是“刀耕积炭”（slash and char）。跟刀耕火种者把所有有机质烧成灰不同，他们只是部分焚烧，留下许多木炭，把木炭混入土壤，然后施肥，就像做面包添加酵母一样，这里的土壤因为微生物的活动而更加肥沃[7]。类似之，玻利维亚的贝尼（Beni）地区发现了土丘、水道、灌溉渠，均系两千年前所为[8]。巴西辛古（Xingu）地区的“原始”森林与草原实际上一千年前就被人工改造过，当时，高密度的农业人口生活在阡陌纵横的村落中[9]。

新几内亚的高地农业可能更加典型，目前已发现三个植物利用时期：早期利用（8270 BC—7970 BC）、筑丘种植（mounding cultivation，5050 BC—4490 BC）与沟渠灌溉种植（ditch cultivation，2400 BC—2030 BC）。植物孢粉、植硅石和淀粉残留物证据表明，高地地区种植香蕉，但野生香蕉的原始生长地并不在高地地区[10]。如果这些发现得到进一步确证的话，似乎可以表明史前狩猎采集者有能力克服热带雨林地带的生存约束。现有民族学材料记录了不少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及一些园圃农业者，倒是极少有成熟农业生产者。为什么这一地带的原始农业萌芽没有发展成为如西亚和中国那样的集约农业呢？

热带雨林拥有非常高的初级生产力，不过大部分表现在树干与树叶上。最有利用价值的部分都在树冠上，适合于鸟类利用，是身躯较大的人类难以企及的[11]。另一个约束因素是地表动物的稀少，地表动物的多少与初级生产力成反比[12]。尽管热带雨林地区资源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但是总的可利用资源，尤其是人类喜欢捕猎的食草动物与水生动物缺乏，因此，对人类来说它跟沙漠地区一样，都属于极端环境，只是资源条件更稳定一些。

热带雨林适应的另一大挑战是疾病压力，尤其对于定居的群体而言。定居后垃圾废物的堆积很容易污染水源与食物。开垦耕地所进行的森林砍伐为蚊虫滋生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它们是疟疾的传播者，这是热带地区最普遍与危险的疾病[13]。作物耕种需要人们长时间在田地里劳动，靠近河边，就很容易让人染上疟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热带雨林地区从事定居农业远比狩猎采集危险。疾病压力大导致人口平均寿命短，为了保持基本的人口增长，就必须提高生育率。这就导致每个家庭必须抚养的未成年孩子增多，劳动人口相对减少，家庭负担加重。与之相应，每个孩子所能接受的技术训练、知识教育投资也要减少[14]。再进一步说，与温带地区相比，热带雨林地区人口中更小比例的劳力也限制了他们清除迅速生长的杂草、树木的能力。这些都不利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活动。对于热带雨林地区而言，定居意味着风险，流动才等于安全。在这一地区，让农业生产发展成为主要生计方式面临着更难克服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