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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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济奇迹显然已经无法持续太久。当我们齐聚达沃斯时,体制性裂痕已经浮出水面。战后的繁荣已经趋于平稳,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逐渐显现。但我寄希望于,通过更积极地学习美国成功的管理经验,欧洲的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可以继续刺激欧洲大陆的繁荣。

事实上,许多欧洲企业确实向邻近的国际市场迈出了一步。欧洲煤钢共同体,顾名思义,是一个致力于打造几种关键资源的共同市场的机构。前些年,它发展成为涵盖范围更广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该机构的成立使得商品和服务可以在欧洲大陆上更自由地流通。许多中小型企业利用这一机会,纷纷建立分支机构,将产品销往邻近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成员。正是由于区域内贸易的增加,欧洲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持续。

但一些会对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变量,比如能源价格,在这一时期并不利好。石油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曾与煤炭共同推动了战后经济的繁荣,但它也给经济带来了第一次系统性冲击。石油价格于1973年上涨了三倍,并于1979年再次翻番,这是因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即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开始发力。当时,全球绝大部分石油供给都掌控在欧佩克成员手中。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欧佩克成员中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为了对抗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断在该地区扩张自己的领土),对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以色列西方盟友实施了石油禁运。事实证明,禁运措施非常有效。

欧佩克成员展示了其新获得的市场力量,这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欧佩克成员中有许多之前都是欧洲殖民者在亚洲、中东和非洲的殖民地。在此前的20年里,它们好不容易获得了独立。在那个时代,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因深陷政治和社会动荡而国力损耗严重。对于亚洲、中东和非洲的许多新独立国家来说,欧美的经济繁荣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欧佩克成员则是少数例外,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资源——石油,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面对战后初期30年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工业领域取得的飞速发展,一些人发出了警示的声音,称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将需要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一种对于整个地球、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对于人类自身来说都更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这些声音有的就出自欧洲的科学家和罗马俱乐部的实业家,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当前世界的状况,尤其是地球环境的恶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确实,只要留心,任何人都能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征兆。在达沃斯论坛上,我们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在1973年的达沃斯,罗马俱乐部主席奥雷利奥·佩切伊就该组织的一些研究结果发表了主题演讲,并提出了增长即将结束的警示。

不过,在经历了数次经济衰退,并采取了夏令时和无车日等节能措施之后,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回归增长趋势。尽管年均5%~6%的GDP增长率已经成为历史(至少在西方国家如此),但3%~4%的GDP增长率成为常态。包括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则弥补了个别地方的增速不足。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于是什么推动了战后经济的增长,人们的观点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战后初期,人们认为经济繁荣的成果离不开每个人的功劳,因此应由所有人共享。这是一种基于企业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业发展模式。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个人主义,国家干预或建立社会契约的作用被弱化了。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要求企业在做决策时不能只考虑直接的、基本的利益,还应该考虑员工和所在社区关心的问题。在最初几年的达沃斯会议上,与会者甚至通过一份《达沃斯宣言》致力于实现这一点。 The Davos Manifesto, 1973,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12/davos-manifesto-1973-a-code-of-ethics for-business-leaders/.

1973年《达沃斯宣言》

A. 专业化管理的目的是为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服务,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

B. 1. 管理者必须为其客户服务。他必须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为客户提供最佳价值。企业之间的竞争是确保客户能够获得最佳价值选择的常见、公认的方式。管理者的目标是将新的理念和技术转化为商业产品和服务。

2. 管理者必须为其投资者服务,要为投资者提供高于政府债券的投资回报率。这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有必要将风险溢价纳入资本成本。管理者是股东的受托人。

3. 管理者必须要为其员工服务,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领导者必须要把被领导者的利益考虑进来。特别是,管理者必须确保员工的持续性、员工实际收入的提升和工作场所的人性化。

4. 管理者必须为社会服务。他必须认识到自己只是暂时受托管理这个物质世界,终有一天要将其交到子孙后代手中。他必须以最优的方式支配自己手中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他必须在管理和技术领域持续拓展知识边界。他还必须确保自己的企业向社区缴纳适当额度的税款,以帮助社区达成其宗旨。管理者还必须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向社区分享。

C. 管理者可以通过所负责的经济企业来实现上述目标。为此,管理者必须确保企业能够长期存在。企业要想长期存在,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盈利能力。因此,确保企业的盈利能力是管理者为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服务的必要途径。

然而,尽管《达沃斯宣言》及其所倡导的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理念在最初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致,但以股东为中心的狭隘范式还是占了上风,尤其是在美国。这种以股东为中心的理念是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70年首次提出,他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 “A Friedman Doctrine—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Milton Friedman,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970, https://www.nytimes.com/1970/09/13/archives/a-friedman-doctrine-the-social-responsibility-of-business-is-to.html.,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超越一切。(本书第八章将对这一点进行详细探讨。)

这种情况导致了增长的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增长所惠及的人群越来越少,而且这种增长是以对地球造成更大的损害为代价的。工会的规模开始缩小,集体谈判制度的推行也不如之前那么普遍(不过,直到21世纪,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欧洲大陆国家依旧坚持实施集体谈判制度,比利时到今天依然如此)。西方的两个主要经济体——英国和美国,开始走上大规模放松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之路,坚信“无形的手”会引领市场实现最优。许多其他的西方国家步它们的后尘,其中有些国家是在左派政权重启经济增长的尝试宣告失败后才走上这条道路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新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一时期,个人电脑被发明出来,之后便成为每个组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