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不利的话语环境

芒克辩论会给我的辩题是：“中国是国际自由秩序的威胁吗？”我的观点自然是否定的，因此属于反方。

这并不是一个能平等辩论的话题，因为它事先假设了“国际秩序”是“自由的”这一立场，从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要驳倒这一观点，就不能否认“国际自由秩序”，只能从“威胁”的角度进行去污名化的辩解，反方实际上处于守势。其实，2011年李稻葵教授拿到的辩题对他来说也是很不利的。“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吗”这一话题过于模糊，“属于”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需要清晰的定义，结果置正方的李稻葵教授于守势。

我的搭档是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他是印度裔新加坡公民，多年的外交和学者工作让他思维清晰、逻辑缜密，是一个善于辩论的战友。他还是“亚洲价值观”概念的倡导者，与我有相近的价值观。我一度为他那带有新加坡口音的英语感到有点儿不安，但到会场后很快便打消了这个疑虑。他在辩论中的出色表现说服了很多观众。后来在芒克辩论会的推特直播下，有人评论说，马凯硕“非常雄辩”。

我需要面对的正方辩友是两个保守派立场强大得异乎寻常的学者。其中一位是赫伯特·麦克马斯特，特朗普政府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退役陆军中将，身材魁梧，孔武有力。我跟他握手时感觉到他有股狠劲。麦克马斯特曾经在伊拉克战场上出生入死。与很多军方出身的政府幕僚一样，他是一个著名的战争强硬派角色。换句话说，他是一名对包括朝鲜、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美国传统“对手”持坚决打压态度的鹰派人士。在2017年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表达过对屡屡进行核试验的朝鲜的顾虑，不仅声称朝鲜是中美最大的敌人，而且呼吁中美双方尽快在海湖庄园共识的基础上继续努力——首先要做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其次要意识到两国需要团结起来应对挑战，最后是中方需要承认自己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经贸领域。然而，这样的立场并未能改变麦克马斯特作为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中国的警惕。正是在麦克马斯特任内，美国出台了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的两份重要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官方第一次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后来特朗普时代乃至拜登时代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下滑发出了不祥的预兆。

另一位正方辩友是美国著名学者白邦瑞。此人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华盛顿少见的“知华派”。他曾是推动20世纪70—80年代中美关系的智囊之一，服务过四任美国总统。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为美国国会和政府工作，曾经参与推动中美邦交正常化，但后来对华立场逐渐转为强硬，并在2015年出版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的秘密战略》。白邦瑞在出版这本书后，还对中国读者发布了一份用中文写的公开信，为其对华强硬立场进行解释。白邦瑞在公开信中说自己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表示：“如果中国方面有有关奖励制度的话，我应该得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他因这封公开信在中国一下子出了名。

这两个强硬的辩友的风格显然是非常直接且尖锐的。这需要我正面回答许多棘手问题，而不能回避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北美地区是非常信服并且看重辩论这种激烈碰撞的理性对话形式的，相比之下，我们国家则更多地发表一些客观、委婉、中立的看法。我们应该怎样表述才能提升说服力，让观众相信我们呢？

其实，我最大的困扰还不是话题设置上的不利和正方辩友的强硬风格，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实际上，当时全球的话语环境非常不利于中国。尤其是在北美地区，美国拥有绝对话语权，人们提到中国时往往很难带有善意。更何况在辩论开始一年前，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在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的亲自干预下，加拿大司法部门于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扣留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随后，中国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逮捕了两名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加拿大公民。这使中加关系急转直下。在这个时候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大型公共辩论活动是有风险的。2018年班农来参加芒克辩论会曾引发当地人游行示威。而此时一个中国人来到多伦多，不仅需要面对满怀敌意的当地舆论，恐怕连人身安全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说句玩笑话，当我发现辩论的场地是类似阶梯式的剧场，二三层有许多包厢时，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我会不会像美国前总统林肯那样在这有包厢设置的剧院遭人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