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铜制乐器

青铜冶炼技术的进步与成熟给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华夏民族从陶土与铜混用的时代正式过渡到青铜时代，此时大禹之子启废除了禅让制开启了夏朝，中国自此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音乐艺术愈发得到重视，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音乐演奏，出现了一批青铜乐器。

在夏朝之前，中国便已经有制铜用铜的经历了。在属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便曾出土了黄铜制的管，龙山文化时期铜器的运用更为广泛，开始出现小铜刀等日常工具。但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则是在夏朝，因为铜制品在那时不仅仅是器皿，更是一种社会符号与文化象征。仔细观察夏商时期的青铜器便会发现，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青铜容器。如青铜簋、青铜鼎、青铜斝、青铜爵、青铜瓿、青铜罍等。在这些器皿中既有食具，又有饮具，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饮食”器皿背后隐含的是祭祀先祖、神灵以及规约礼法、权力的意指与文化符号，所谓饮食用器实则就是礼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皿中融入了社会功能、政治意愿、宗教崇拜以及审美情怀，因而在这巫术正兴、礼乐未央的时代里，与这些青铜器皿同样被需要的便是青铜乐器。

铜制乐器以打击乐为主，夏商时期出土的打击乐器有铜铃、铜鼓、铜铙、铜镈等，许多乐器是在同类陶制乐器的基础上用铜改良而成的。譬如铜铃，总体形制与陶铃如出一辙，但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优势，铜铃的内部构造与部件的制作较之陶铃有着飞跃式的进步。1953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后期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约3 300年的铜铃，从图中可以看到其形制大抵延续了陶铃的样式。

图1-15　大司空铜铃

该铜铃的铃体、铃舌皆为青铜铸成，铃舌一端细长，另一端呈球形，顶端有小孔用于悬挂，这样的铃舌更易于演奏出美妙的音色。此外，铃上钮梁结实，呈完美的拱形，上端可见明显的缚绳痕迹，较之陶铃只在上端打孔悬挂的方式而言，这样的钮梁更方便铜铃音声悠扬传播。

同样悬挂演奏的铜类乐器还有铜钟。最初，“钟”的概念比较宽泛，曾被用作古代铜制乐器的统称，后来人们才逐渐加以区分。其中，将口朝下悬挂演奏的称为“钟”，“钟”体系的内部也有进一步的区分，譬如有甬和旋环的称为“甬钟”，无甬但又悬挂用钮的则称为“钮钟”，体积较大的“钮钟”又称为“镈钟”。江西新干县曾出土了一枚商代镈钟，呈合瓦体，有上端钮可用于悬挂演奏。与钟放置方式相反，另有一类口朝上、有柄的称为“铙”。商代的铙演奏方式较为多样，既可以独奏，又可以几件大小不同的铙合奏。合奏的数目不定，有三件一组，也有五件一组。198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曾出土了一组三件的编铙，在更早些的1976年于安阳妇好墓曾出土了一组五件的编铙。这些铜铙成组出现，有明显的大小区分，每一枚铙都能演奏正鼓音与侧鼓音两个音，可见当时编铙配合上其他乐器已经能演奏较为复杂的旋律了。

“钟鼓既设，一朝飨之”，既然有钟铃铙镈，自然便有铜鼓相和。虽然改用铜制，但铜鼓在形制上仍充满了各种隐喻。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了一具商代晚期的铜鼓，为模仿牛皮鼓面，制作者刻了许多纵横的纹路，两侧鼓面的周围均有三周钉纹，用以模仿原来木鼓、陶鼓蒙皮所用的冒钉。

乐器制造工艺的进步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同时音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对乐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自然界唾手可得的材料到炙土烧陶，再到冶炼青铜，音乐文明依托着器物的进步而趋于成熟。

图1-16　商代铜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