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意识

不须什么哲学，在直觉上，我们就可以无前提地说：“人类是应该意识自己的！”

不错！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类的一切活动，不就是他所以意识其自己的活动吗？一切文化的形成，只是这个意识自己的活动之过程而已！哲学、科学、艺术、历史—记载了这个过程的余像，负着我们，伸向未来。世界无尽，我们的意识自己之活动也无尽。

十九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无尽的活动，才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快了进行的速率。这便是由于我们在时间的机关车上，新添了两只锅炉，发生更多量的蒸汽—一只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一只是马克思（Karl Marx）的经济学。

我不明白我何以会这样“思想”“动作”，何以会有了这么灵敏的一个“心”、这样方便的一双“手”？我不晓得为什么要生出我—生出这样的一个我来！这问题，在达尔文以前，我们只能有一个假的解释—话很简单，便是“上帝要这样，就这样造了你；所以你就这样了”！那时，我们是从这个假的解释，意识我们自己。自然这只是个心理的自慰的意识，在现在的我们看来是可笑而且觉得还是只当没有意识的—然而当时却很足以使我们生活上感着满足。无论什么事，只要在我们的生活上觉得满足的，便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便可以很安然地生活下去。但是时代的前进，大概是被镶嵌在宇宙的大机械里吧？！它在途中，总要遇着些它不愿遇着，或是它不知道要遇着的唯物的新境遇。相互的影响，自然就使我们向来觉得满足而可以安逸生活下去的生活，也随着生出些唯物的新要求和新意义来。譬如在未知用火以前，我们是安于生食的；偶然发现了火，且偶然发明了火食，那么，我们的内部人生观、欲望、思想和外部的食品、用具、烹调方法……便要或多或少、或急或缓地起一番革命了！是这样，唯物的社会之演变，与唯物的科学之蜕衍—达尔文先生也就被唯物的时代要求，推举了来为我们谋那生活的、哲学的新的要求与新的意义之满足了！他证明了我们是怎么样才有这个思想、这个心、这双手、这么聪明的动作。他在很远的古老世界里，替我们找着了共同的祖母—细胞。他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由我们的祖先而变成“我”，并且是什么东西叫我们变成和用怎么样的方法叫我们变成的—也一一地说了。这样，我们一直到现今，才算得了一个比较近真的“自己”之意识—自然，这个意识，说不定还是个完全假的，不过较前是已经很真了！

现在，对于我们的个体，换句话说，便是对于我们的身和心，是暂且了解了—意识了！我们生活上，关于一己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秘密，可以姑且不使我们感着苦闷—因为有什么病痛，我们都已知道它的比较近真的原因和过程，而能够对症治它了！但是在我们的身心之外，我们还有个每日用以生活的“生活法”—这也是要去了解的—意识的。不然，那便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得完全的自己。因为一个生理的人，在他的存在的时期，同时也是个“社会的人”—他从被唯物的环境，把他同他的叔祖父四足兽，及他的伯伯猿老大分了支各走一路以来，他就已不能离开了一个和他同类的群体的组织的生活而生活了！所以他在意识他的“生活体”之个体外，还须意识他的生活体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生活法”—这便是所谓“社会之结构与演变”。

“我们这个社会，是从原始以来，便是这样的呢，还是不然？”

“倘若自来的社会，并不是现在这样，那么，它又是怎么样变成这样的？”

“当它变的时候，是个什么东西叫它变的？”

“它在它变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则—等速率的，或加速率的；有秩序的，或无秩序的；直线的，或圆周的？”

“当它在变中所演出的各种形态，哪是好的，哪又是坏的？”

进一步呢—那么：

“过去的社会的形态与组织，有哪些我们应当采取，哪些应当警戒呢？”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若从我们研究所得的经验上看，又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呢？到底哪些是我们所应保存、扩张，哪些又是我们所该灭绝、改革的呢？”

而且：

“何以这个时代变为这个社会，一定要和那个时代的那个社会不同呢？何以同一个时代，而那美国又大异于印度，英国又不同于埃及呢？”

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之前，也和那些生物学的问题之在达尔文之前一样，我们也只能有一个假的解释—便是“一切社会的转变—治乱、兴亡、丰歉—都是上帝的赏罚；是由于你们不该在乐园里偷吃智果”！若在我们中国，那就又一样说法：“一治一乱，五百年而圣人兴”；以及什么“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连那乐园智果的假定前提都没有；更何须问在“理”不在“理”？然而这些中西的“国粹”（我想洋人也必主张他的国粹的吧）解释，当时却也一样令我们得到暂时的满足与安逸。这种安逸和满足的自己生活的意识，在我们中国—至少可以说在我们中国一般有国学根柢的先生们（从辜鸿铭到章炳麟）至今还是一样—他们都还相信着纯粹唯心的人治主义。

“细微苟不慎，堤溃自蚁穴”—一个不幸的唯物的演变，撞进了我们的安逸生活—它像韩敬文在上海大世界演魔术一样，却使安逸的人们生活，又不得不急起而发生新要求、新意义了！这便是像牛顿（Newton）遇见苹果坠地，瓦特（Watt）看见水壶盖子往上跑那一类的事。皮带绕着亮晶晶的铁轮，一切事情都变了—蒸汽呀，轮船呀，铁路呀……所谓“产业革命”之机运到此时，也就推举了马克思出来为我们解释一切生活之过程。

一八五九年是一个可恶的魔鬼的圣诞—在守旧者是这样想的。达尔文在这年拿出他的《物种原始》，用了“自然淘汰”这个最根本观念，阐明了生物进化在全部球面变化上之历史的和现实的秘密。同样，马克思也在这年贡献了他的《经济学批判》，也用了“唯物史观”这个最根本的观念，阐明了人间历史上变化的根本法则。从此，它便继续地使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行动，是如何随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环境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变迁。原来由渔猎而畜牧，而耕稼，而手工业，而工场手工业，而机械工业—竟和生物的进化是一样的。哺乳类的特性，孕育于爬虫之中；爬虫特性，孕育于鱼类之中—蝉联递嬗，因内在的条件和外界的要求规定了每一个时代的形质。生物学之全部表现了天演之意义，人类的历史也记载着阶级倾轧之过程。一切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宗教、科学、哲学、风俗、习惯—一切治乱兴亡的社会现象，都只是人类的经济生活—在自然的（生物的、地理的、无机的）底布上随时反映之幻景。于是我们便又在个体的自己意识之外，同时得了一个群体的自己意识—自然这也许还是假的，不过较之神权说是已经很真了！

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平行着是这样地叫我们意识了我们的整个自己。鉴往知来，我们的生活—换句话，便是我们自己这个“人”，从此才受到“我”自己的管辖。从前我们一切听于天命，一天到晚，只在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世界中过日子。现在我们要从这两个启示里获得操纵我们自己命运的方法了！

自然淘汰，是必然的，但却不是固定的。优胜劣败，是命定的，但却也是偶然的。在这个分限上，于是有“人为淘汰”说，有遗传学，有优生学—生命的前途也许是一朵艳色夺目的香花吧？

一切制度，是必然的，但却不是固定的。社会的进化之径路，是命定的，但也是偶然的。在这个分限上，同样，我们也看见了自从《共产党宣言》以来的“革命人为改革”之方案。社会主义是不是就能使社会组织之将来成个快活的地上乐园呢？科学地研究下去，将会使你得到一个和在生物学里所得到的期许，有一样的可能希望吧？

人类应该意识自己，更应该意识自己的社会生活。青年朋友们！你们天天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你们可也会知道这个社会的生成、发展、变化的过程吗？可也会知道过去的历史影片，是由于一部什么机器使之转变的吗？读书十年，在一切学问中埋头钻研，无非是求这个解释。无尽的钻研中，我们已读过达尔文，自然现在也要读一读马克思了！

但这却不一定是要做一个主义的信徒，这只是要获得一个自我之意识。

（载《学生杂志》第11卷第4期，署名：楚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