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无垠高空之王
1927—1928
——柏瑞尔·马卡姆，《夜航西飞》
1928年是安托万·圣埃克苏佩里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日子。他无经济之虞，无情感纠葛，无就业压力。他住在西撒哈拉，房子是五年前从法国漂洋运来的一所木头棚屋。一面朝向大海，涨潮时海浪拍打窗子；另一面朝向沙漠。附近有一座非常宏伟的西班牙要塞，城墙上有雉堞，在要塞的映衬下，圣埃克苏佩里的木屋显得很矮小，但它守卫着机库。除此之外，笔直的地平线只在游牧人来安扎帐篷时，才会被遮挡住。圣埃克苏佩里二十八岁，从前一年10月起，他担任朱比角机场的负责人。十五年后，他这样写道：“住在沙漠里时，我最爱我的房子。”
屋内的家具很简单，一张铺了一层薄草垫的木板当床，还有一扇用两个油桶支起来的门，他伏在上面写作。这张木板床对于身高六英尺两英寸[2]的飞行员来说太短了；刚到朱比角的头几个月，圣埃克苏佩里用一个木箱作为枕头来加长床板，后来一位朋友说可能换个方向睡更舒服。他常给母亲写信，信中列了一份其余物品的清单：一个水壶、一只金属盆、一台打字机、一架子书、一部发条留声机、一副纸牌、空中邮政公司的记录，还有他所飞航线的档案。圣埃克苏佩里的室友是四名法国机械师和十个摩尔人，他们都是空中邮政的员工，同住的还有狨猴吉吉、一条狗、一只大肥猫和一条鬣狗。至于邻居，就是西班牙要塞里的人了，他们的头头是一位官架子很大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德·拉·培尼亚上校。当时的西属里奥德奥罗河北岸，即今天的西属撒哈拉，面积大致相当于大不列颠，如今只有摩尔人居住。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朱比角，也就是今天摩洛哥的塔尔法亚小城的机场，是“世界上最荒凉的简易机场”。若在空中邮政公司飞行员这个以身强体壮而出名的群体中提起朱比角，早晚会谈到“神经衰弱”这个词。沙漠有独特的魅力，飞过非洲航线的飞行员们都会毫不吝惜地赞美其无与伦比的美，并声称撒哈拉是他们真正的情人，但人们普遍认为朱比角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1929年，圣埃克苏佩里刚刚离开，一位记者曾到访朱比角。甚至尚未降落到朱比角的沙地跑道上，他就评论起这地方“悲惨的孤独”。他的评论在进入西班牙要塞后得到了证实，人们的病态令他震惊，他惊讶地发现“他们有着乞丐和强盗的奇怪样貌。他们如此邋遢，仿佛是特意化装出来的。但是，比起邋遢而言，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沉默”。他想这惨状是德·拉·培尼亚上校施加的恶毒诅咒，直到一位法国机械师提醒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朱比角是西班牙的军事监狱？”让·梅尔莫兹可能是法国最著名的飞行员，并以活力著称，1927年2月，他在朱比角住了一周。他说，他从来没有“如此压抑和窒息。狱警与囚犯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的制服破烂不堪，帆布鞋裂着口子，他们肮脏、无所事事、默默无声”。梅尔莫兹招了两名摩尔人打下手，整整一周都在给法国军营做饭，口袋里装着一把左轮手枪。他晚上睡十四个小时，练习西班牙语，经常打牌，数着日子过，而日子却过得慢悠悠，令人气恼。
朱比角木屋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南六百英里[3]，达喀尔以北一千七百英里；圣埃克苏佩里在给朋友的信里说，他“离最近的小酒馆有一千公里”，他没有夸大其词。水和日用品每月从加那利群岛运来；朱比角没有天然港口，每隔四周潮水才足够平静，能达到入港条件。这里气候并不温和，白天气温高达38℃左右，风刮个不停，这意味着朱比角的风向袋总是顽固地处于水平状态，通常刮的是东北狂风。风吹起沙尘，无孔不入；它成了几乎每餐的佐料，更糟糕的是，沙子还会侵入飞机的汽化器和燃料。西撒哈拉海岸是世界上最干旱的海岸，但空气异常潮湿，即使在最炎热的季节也是如此。潮湿对飞机非常不利，对1920年代的飞机尤其如此。湿气渗透布制机翼，使机翼膨胀，与支撑架分离，还会腐蚀金属零件。飞行员谈论天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天气对他们至关重要。今天，飞行员们依靠卫星生成的气象图，但在1920年代的西属撒哈拉，气象图充其量是粗略的预测，气象学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直觉。离开朱比角多年后，圣埃克苏佩里仍记得嗅到沙暴将临的气息；他很高兴学会了破译撒哈拉的“秘密语言”，能够从“一只蜻蜓的振翅中读懂沙漠的愤怒”。在这样的天气飞行，一点也不诗意。从实际的航空角度来看，朱比角绝不是天堂。
公平地说，如果1920年代空中邮政公司的航线范围更大，法国人绝不会来打扰相对平静的朱比角。从两个方面看，里奥德奥罗河[4]名不副实：首先它不是一条河，其次也没有黄金。[5]西班牙人选择了一个条件恶劣的地方安营，不过它恰好战略性地为空中邮政公司的一条邮政航线打下基础，这条航线连接着法国航空所在地图卢兹与其南面三千英里的法属非洲最大城市达喀尔。当时的邮政飞机为宝玑14，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巡航速度飞行，极限航程在四百英里以内。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新兴的航空服务业不得不与西班牙人商谈，使用仅有的两座加油站，就是里奥德奥罗的朱比角，以及在南部与它相邻的锡斯内罗斯。这两处相距遥远，同波士顿与华盛顿之间距离差不多。一切顺利的时候，从图卢兹飞往达喀尔大约需要五十五小时，每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英里落地一次，而且只能在白天飞行；飞机的行进情况通过无线电来回传递。宝玑14不是先进的飞机，它的引擎功率为三百马力，螺旋桨是木制的，驾驶舱是敞开式的；机上没有无线电，没有悬挂架，仪器精度不高，也没有刹车。一位飞行员说，油表的示数更像是管道中的沙尘量，而不是油箱中的油量。圣埃克苏佩里则说，指南针在理论上是个不错的发明，但在实践中，它充其量是个风向标。
平均下来，宝玑14飞行一万五千五百英里左右就会出一次故障，相当于在卡萨布兰卡和达喀尔之间每往返五趟就会出一次故障。这种简陋飞机的优点在于易修理：据说在紧急情况下，一把锤子、一些钉子、一把锯子、一块木板和一些胶水就足以让一架宝玑14重新运转起来。正如梅尔莫兹所说：“在有商用飞机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商业飞行。”如果说事故中飞机损坏程度重于飞行员损伤，这可能与另一位伟大的法国飞行先驱，路易·布莱里奥指出的一个事实有关：“飞机撞向地面时，飞行员能免于受伤并不在于他本人多么高明，而在于人们所说的飞机弹性。”
非洲航线于1925年5月开通，随后，达喀尔这座殖民帝国的行政首府——面积接近欧洲大陆上法国的二十倍——两天便可以收到来自卡萨布兰卡的邮件。（换作海运，收到这样一封信夏天需要一周，冬天则要两周。）圣埃克苏佩里在朱比角安定下来时，航空公司开始以里奥德奥罗基地为踏板，向南美洲发展航线。只有在引擎功率更大、更可靠的拉泰科埃尔26取代宝玑14之后，飞机才不必在里奥德奥罗落地。而那是1930年以后的事了，在那之前，法国人一直仰赖西班牙人的帮助，这一点西班牙人也很清楚。里奥德奥罗是1920年代马德里—奥赛码头[6]往来信件中一个被常常提及的地方。地理学上，有很多因为有用而兴起，而在用途不存之后仍存在的地方。宝玑14和非洲航邮将朱比角标示在地图上，拉泰科埃尔26和南美航邮又使它渐渐被遗忘。
圣埃克苏佩里来到朱比角的前一年，刚刚飞越大西洋的查尔斯·林德伯格注意到：大雾和雨夹雪是邮航飞行员两个最可怕的敌人。他不熟悉摩尔人。里奥德奥罗河虽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它只有两座要塞，只有面朝大海的要塞是安全的，可以乘船迅速撤离。西班牙人不会冒险走出要塞的围墙。圣埃克苏佩里在写给妹夫的一封信中不无幽默地说：一个人走出要塞围墙六十英尺，就会挨枪子；走出一百五十英尺，就会丧命或者被卖为奴隶，结局因季节而异。他说得不算很夸张：他到这里之前几个月，已经有两个西班牙人在要塞围墙边消失了。没多久，摩尔人就发现了法国飞行员的价值。第一批抓走的飞行员被扣下来，要拿钱赎回；1926年，两名飞行员遇害，还有一名在扣押期间因伤死亡。寄往达喀尔的信件拆开后，法郎散落出来。消息很快传开了，说邮航是空中金矿。射击飞机变得司空见惯；圣埃克苏佩里报告说，摩尔人射击飞行员就像射猎鹧鸪。（他还很快注意到一件幸运的事，摩尔人射击空中物体时瞄不准，因为在撒哈拉很少有机会练习射击。）当飞机引擎在空中轰鸣时，情况就不同了。法国飞行员因摩尔人紧张是情有可原的。据说航空公司的负责人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是一位非常强硬的商人，不愿支付赎金，而摩尔人拿不到钱就一直慢慢折磨飞行员。
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拥有这家航空公司，制造了飞机，但里奥德奥罗的问题完全落在他的运营总监迪迪埃·多拉身上。人们能够记住多拉主要归功于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在他笔下，多拉有着军人的自律和沉默的严谨。他的独创性足以使他永载史册。在航空公司刚创立的那几年里还没有无线电，他就为宝玑14配备了信鸽，万一飞机失事可以飞鸽传书。当他发现里奥德奥罗存在更大危险时，又给飞行员配备了武器。随后，他把这些飞行员派到非洲航线去，两人一组飞行，并明确指示，飞行员遇到险情时，要为护航机最大限度靠近自己的飞机着陆提供便利。他动过给飞机配备摩尔人录音的念头，也许这样可以更好地向摩尔人介绍这家法国企业；他确信拉泰科埃尔的宏大愿景能打动摩尔人。最后，他还安排当地口译员陪同飞行。飞机在高空庄严地飞行，机舱里四处是邮包，飞行员腰挎镶嵌宝石的剑，身着蓝袍的摩尔人给邮件带来了新的浪漫气息。同一般口译员相比，他们有些不寻常，因为除了极个别的人，他们只会说单语，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谈判赎金。
1927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件后，多拉意识到西班牙人正等待着最后一场灾难发生，朱比角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个处境微妙的前沿基地，他需要的是一位大使，一个能够让西班牙人相信法国航空可以在这里运营，能够让法国在里奥德奥罗的存在更易为人接受，也能够处理好与摩尔人之间关系的人。很自然，他想到了圣埃克苏佩里。他是贵族出身，能够得到西班牙人尊重；这名飞行员已经显示出了一些魅力；他已经在非洲邮政航线飞行了十个月，对朱比角很熟悉。有人认为，多拉急切地想让圣埃克苏佩里担任大使，就像他急切地想让他来做飞行员一样。当时，圣埃克苏佩里从航空公司请了病假，正在法国休养。他得了登革热，关节疼痛，走路一瘸一拐的。炎热干燥的气候可以减轻症状。秋天，他被召回图卢兹，并被紧急派往朱比角，1927年10月19日，他抵达那里。他的任务很简单：修复与西班牙当局的关系，并“在沙漠里随时随地准备营救遇到危险的飞行员”。他的工作有点像撒哈拉里的圣伯纳犬。“沙漠中的担水者，”他后来写道，“是那里最了不起的神职人员。”
*
像在很多小地方一样，朱比角的职位头衔很大。大家都知道德·拉·培尼亚上校是朱比角的督察长，可实际上他的管理仅限于要塞内。圣埃克苏佩里被任命为机场负责人，虽然知道自己的管理区域并不大，但他乐于接受这个职位需要承担的工作。他最初来到朱比角是因为“德·圣埃克苏佩里”这个姓氏，这是一个很好的贵族姓氏。迪迪埃·多拉打赌他的这个贵族姓氏会引起德·拉·培尼亚上校注意，多拉赌赢了。讽刺的是，从不羞于告诉任何人如何给他写信、把信寄到哪里的圣埃克苏佩里，在那一年年初曾从达喀尔写信给他的母亲，提醒她：“信封上不要写‘伯爵’两个字。”他的头衔让他感到分裂，而所有的头衔都意在于此，天性与出身使然，圣埃克苏佩里一直痛苦地感到分裂。如果有人称他“尊敬的伯爵”，他便觉得对方品位低俗，不愿理睬对方。不出意料，这种行为使他与另一个世界保持着距离，在那个世界里，人由头衔、关系和财产来定义，而这些圣埃克苏佩里一无所有。
朱比角的妙处在于，它荒凉偏远，最大限度地减弱了圣埃克苏佩里姓氏之中“德”字的激冷效应。他本人或许很少注意到这个介词，但他周围的人，特别是空中邮政公司的同事们，总是难免注意到。1920年代，一个尊贵的姓氏在法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引人注目，在机场自不必说。与此同时，朱比角帮他出了名。1928年，他在沙漠飞行表演中以高超的技艺赢得了同事的尊敬。航线上的飞行员们一直认为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分裂的人，现在他们不再谈论他的名字了，而是谈论他的怪异。对于他们来说，他可能从来都不是圣埃克苏佩里伯爵，而是尊敬的圣埃克苏佩里。用空中邮政一位机械师的话说，他“算是我们的英国女王”。离开撒哈拉时，他的名字已经简化为更亲切的圣埃克斯。（二战期间，他的名字被美国人进一步简化，成了“埃克斯少校”。）同时，圣埃克苏佩里逐渐习惯了他的姓氏。
圣埃克苏佩里二十七岁来到朱比角。在此之前，他已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有过非常痛苦的感情经历，也短暂地从事过几种职业，但都不成功，直到一年前他成了一名邮政飞行员。在二十几岁的年纪，他常给母亲写信亲密地坦露内心，流露出对一事无成的忧惧。他担心自己懒惰，担心这么快就厌倦了自己，担心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还担心永远找不到一个他爱的女人。大家都很清楚，他自己也明白，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1925年，他悲伤地写道：“我如此不同寻常，请试着照我真实的样子来看待我吧。”显然，他也不了解自己真实的样子。他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任何一种幸福，若是使人失去活力、心满意足或一成不变，他便不喜欢。他有一种预感，自己会度过冒险的一生。飞越非洲时，他曾这样描绘冒险——“一种经久的渴望，去探索未至之境，任凭双脚引路，不论明天如何”——这与失业，与半心半意的状态完全不同。他很生气家里人把他看作“一个肤浅的、喋喋不休的懒汉”。他非常想得到认可，但似乎找不到证明自己的竞技场。1927年初，在第一次去非洲之前，他写信给母亲说，他真心希望自己回家时能成为“一个适合结婚的人”。
在圣埃克苏佩里生活的时代，年轻贵族并没有很多职业选择，特别是对那些不想循规蹈矩而没有进入军事或外交领域的人而言。这两者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贵族子弟的标准职业生涯；如今，三分之二的法国贵族家庭中至少有一名现役军官。1926年10月，就是圣埃克苏佩里入职航空公司的那个月，他给一位密友的妹妹勒妮·德·索西纳写了信——他曾想写信来追求索西纳，但没有成功——在信中他半开玩笑地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英俊的情人”。如果有人为了财富而嫁给他，未尝不是一种选择，然而于圣埃克苏佩里而言，却绝无可能。“我希望我是一个‘英俊的情人’，打着帅气的领带，拥有辉煌的情史。我应该早点在这方面训练自己，现在为时已晚。我真的很后悔。现在我渐渐秃顶了，不用再去费力改变了。”他不无伤感地说。
即便在头发渐渐稀疏之前，圣埃克苏佩里也很难扮演这样的角色。他比大多数法国人高一头，行动笨拙，称不上常人眼里的英俊。他像熊一样笨手笨脚。他的“米老鼠鼻子、突出眼眶的黑眼睛、如炬的目光”使他仿佛超然世外。他尤其不注意穿着。更甚的是，自他经常飞行后，还会满指甲污垢地出现在巴黎最高雅的地方。他手上沾满机油，还向勒妮抱怨说，只有他自己觉得这双手很漂亮。一旦到航空公司工作，他就背离了那个指甲光洁的世界，还拿它打趣，起初他是带着几分泄恨意味的。没过几个月，他就给一位女性友人写信说，他为自己在空中邮政公司的状况兴奋：“我很高兴这不是小白脸们的游戏，而是一个职业。”他从达喀尔给一位老师写信：“当引擎在里奥德奥罗上空轰鸣，我从一个新角度观看世界，回忆、希望和文艺小白脸们的圈子，等等，我感觉自己因而变得明智了。”最终，他曾隐约渴望的假期竟成了最可怕噩梦的代名词：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中，一名飞行员走进达喀尔的一家酒吧，成了“所有这些小白脸中间一位笨拙的探险家”。他喜爱冒险，但正如安妮·莫罗·林德伯格敏锐地评论的，他只有跨越“出身、教育和修养”的障碍，才能真正纵情于兹。
不过，他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偶尔，他会承认自己选择这样的生活是愚蠢的。为什么要在荒漠中流汗，为什么要留在漫无边际的黄沙之中，“法国有碧绿的田野，有溪流，有奶牛。巴黎的街上女子随处可见。多好啊。还有戏剧、音乐、乐子”。他认为冒险的生活更有意义，也许他错了。到朱比角一段时间后，这些疑虑渐渐消散，不过有时他还是会拿大冒险的世界和他抛在身后的温馨居家生活作比较。为了给自己辩解，他这样回复一位写信告诉他婚讯的巴黎朋友：
刚到朱比角没几个月，他告诉母亲，他驯服了一条变色龙。“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驯服，”他接着说，“驯服是一个好听的词，很适合我。”他又驯服了瞪羚，但对沙漠里的一种沙狐，就是
狐，他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他很想为妹妹驯养一只。只有西班牙人的警卫犬让他毫无办法，一天晚上，这条狗还想咬他肩膀。他完全把握了他的任务，那就是与西班牙、摩尔人，还有这片沙漠面对面地打交道；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驯服”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一直近乎一个宗教表达。他第一次按照广义来使用它大概是在1927年1月1日，当时他独自在阿利坎特的一家咖啡馆里迎接新年。凌晨2点，他坐下来给勒妮·德·索西纳写信。在一趟神奇的飞行中，他来到一座西班牙小镇，镇上欢腾的气氛让他感到自己恢复了青春。但是在信中，他高昂的兴致常常因深沉的渴望转而冷淡。“你驯服了我，”他对她说，“坦白地说，被驯服是甜蜜的。只是你也会让我的日子蒙上忧伤。”对一位年轻贵族来说，这份工作相当完美：圣埃克苏佩里对妹夫描述他的工作说，他身兼飞行员、大使和探险家三职。这相当于20世纪的游吟诗人、十字军战士和游侠骑士。正如他给朋友夏尔·萨勒信中所写的：“品尝了禁果……经历了短时的绅士生活。”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他都是一位贵族，而这完全在于他的性格，尽管最初他是因为姓氏来到这片沙漠的。然而，圣埃克苏佩里被法国机械师们忆起，主要是因为他友善、内向、在深夜里精神旺盛，所有这些都使朱比角成为非洲航线上的新热点。
在沙漠中，圣埃克苏佩里的技术并不复杂。他抓紧时间了解游牧民族，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尽管他肯定没跟迪迪埃·多拉说过这么多。刚到几周，他就骄傲地汇报，他很受当地孩子们喜爱，因为无论到哪里，孩子们都喜欢他；他还在上阿拉伯语课，不过总的来说他学习语言不太成功。他用亲切的肢体语言和幽默感开展外交工作。他请酋长们喝茶，酋长们则邀请他到一英里外的沙漠腹地，到他们的帐篷去，那里还从没有西班牙人踏足过。他说自己很安全，因为摩尔人越来越了解他，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的无畏给摩尔人留下了印象。他真被摩尔人迷住了，至少最初是这样的；他们也信任他。用多拉的话说，圣埃克苏佩里“善良，正直，尊重形式、习俗和传统，这使他被视为、被尊为圣徒”。同时，他非常乐于邀请西班牙军官们到法国营地共进晚餐，甚至在供给严重不足，危及法国菜声誉时也是如此，这令他的同事沮丧。他有时还会请这些军官们下棋。他的纸牌技艺已经很纯熟了，在朱比角有大把时间打磨它。他研读各种技术手册，并兴致勃勃地向所有感兴趣的人展示他那些实际的和形而上学的实验。简而言之，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大使。他即刻获得了成功。他到任才几个月，每一架飞机经过时，西班牙人都会同时升起法国国旗和他们自己的西班牙国旗；摩尔人会跑来迎接这位“了不起的白人托钵僧”。很快，他赢得了相称的头衔。1928年，他骄傲地写信给姐姐说，摩尔人封他为“飞鸟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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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邮政公司的飞行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衣着光鲜。他们是一支衣着随便的队伍，更像是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人物，而不是传说中穿着皮制服的天使长。圣埃克苏佩里也不例外，在摄于朱比角的那些照片中，他穿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衣服，不讲究搭配，也不够整洁，他腰间系着一条羊毛围巾，脸上胡子拉碴。这与他信中所说的“英俊的情人”相距甚远。显然，他喜欢上了穿一件旧晨袍，有点像摩尔人的打扮。他脸晒黑了，胡子也不刮，看上去与游牧民族没什么区别。飞行员亨利·吉约梅后来成为圣埃克苏佩里在航空公司最亲密的知己，他回忆了在朱比角降落时圣埃克苏佩里迎接他的情形：“穿着宽袍，打扮怪异……”吉约梅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显然他并不知道圣埃克苏佩里的新职位。“这是我的家，”新上任的机场负责人答道，“今晚你是我的客人。”
圣埃克苏佩里本人刚到时是托托·劳贝里接待的，托托是图卢兹的机械师，热爱在这条航线工作，也喜爱红酒和绿茴香酒——他发现在沙漠里，这两种酒的供应比水充足——这两项爱好在当地都出了名。托托身边跟着一只宠物猴，名叫奇奇。奇奇跟托托一样喜欢喝酒。托托喊奇奇说：“向老板问好，宝贝。”托托负责维修经停朱比角的飞机，还兼任厨师。另一位机械师马沙尔更年轻健壮，他在离机场更远的地方做维修工作。托托告诉圣埃克苏佩里，营地的人设计了一套巧妙的系统，以减少夜间来客。西班牙人则依靠要塞的围墙，防守非常严密。在一个刮着沙暴的深夜，圣埃克苏佩里来到这座要塞前面，他不会说西班牙语，差点被一名过度尽责的西班牙哨兵结果了性命。法国营地靠的是一套装置，一台由小螺旋桨供电的磁力电机给门把手通电。据传，圣埃克苏佩里注意到了这个发明，但第二天一早他猛地打开门时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他到朱比角后，这个发明就用不上了。用多拉的话说，在朱比角，圣埃克苏佩里对“锁和螺栓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足以保护自己”。
在朱比角，大家通常围着一张长木桌吃晚餐，桌边的椅子各式各样。就算鬣狗已经因为气味太大被赶出门外，晚餐上也从不缺风景。空中邮政公司的另一位飞行员亨利·德洛内留下了一幅无价的图画，描绘了一天晚上朱比角满满一屋人的场面。除了常客外，还有当天下午从达喀尔将邮件送到北方来的亨利·吉约梅和勒内·里盖勒，以及第二天早上要继续把邮件送往卡萨布兰卡的梅尔莫兹和德洛内。屋里一派男生宿舍的气氛：梅尔莫兹只穿着长裤，帅气地坐在角落里，在专心玩填字游戏。里盖勒把朱比角的宠物狗系在梅尔莫兹座椅的板条上，等待即将上桌的饭菜，狗正饥肠辘辘，闻到饭菜味准得跳起来。马沙尔急着上演恶作剧，正在与托托商量上菜顺序，但对于上菜顺序，托托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突然，所有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奇奇身上，它正用剃刀刀片咯咯地磨牙。马沙尔还没来得及解释，这是一周以来猴子第三次耍聪明，所有水果就已经推向猴子的方向。与此同时，托托正请大家向新招来的摩尔人管家说明自己的晚餐要求。阿蒂拉一句法语也不会说，他戴着蓝色面罩，看起来更适合与沙暴作战，而不是与一群喧闹的法国人纠缠。吉约梅在桌布上胡乱玩着文字游戏，他难倒了圣埃克苏佩里，高兴不已。圣埃克苏佩里带着勉强的幽默接着玩，最后他告诉吉约梅“这是傻—瓜”，大家都笑闹起来。圣埃克苏佩里巧妙地催眠了托托，这时候，聚会已入尾声。德洛内努力不去想，要是第二天一早他和梅尔莫兹继续北上时起了大雾该怎么办，真会起大雾的。
不是每个晚上或下午都这么有趣。邮政飞机每八天才经停朱比角一次，因此圣埃克苏佩里要静静度过中间的七天。飞行员一到，还来不及洗去仆仆风尘，就立即被盘问起外面世界的消息。他们讲述航线上的精彩故事，每个故事在一遍遍的复述中不断地丰满起来，就像圣埃克苏佩里听到的那些中世纪故事一样。除了这些规律的降落和起飞——一周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衡量时间的唯一节奏——就没什么别的日常事务了。圣埃克苏佩里忙于文书工作，另外，每天早上要驾驶机场的四架飞机转一圈，以消除冷凝。朱比角的几个月渗透了他的所有作品。在《小王子》中，小王子独自留在他的星球上，每天早上小心翼翼地给他的玫瑰浇水，而圣埃克苏佩里则是在里奥德奥罗尽职尽责地烘干他的飞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尤其紧密。他和西班牙人下棋；他写信游说家人给他来信，给他寄唱片；他拜访摩尔人。偶尔他也会驾驶飞机到卡萨布兰卡送邮件。他对自己的隔绝状态很敏感。在第一部小说《南方邮航》中，他这样写道：“我们最近的邻居在五六百英里之外，也困在撒哈拉里，像琥珀之中的苍蝇。”他在1928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互不相识，如同太阳系中不同的星球彼此相隔。”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报告说自己读书了，或者划船了，又或者研究当地的地形了。当孤寂更深重时，他会说：“我来描述一下我的生活：上午、中午、傍晚。每天都一样，无聊透顶。我读一点书，抽很多烟，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他多次写道，这是僧侣的生活。
圣埃克苏佩里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他很容易走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很少有什么地方比沙漠更适于冥想。这里十分寂静，他有时非常需要寂静，他还学会了给寂静分类：
他在信中反复提到他的“僧侣小屋”、“僧侣”生活和脾性，但他总是怀着喜悦写下这些文字。信是他的信仰，通过对信的热爱，他与同事们结下了难解难分的情谊。据说，对于梅尔莫兹来说，“一件不动的邮包就是一颗停止跳动的心”。飞行员们对邮件的热情神奇而有传染性。一天，圣埃克苏佩里拦住德洛内，问了一个让他倍感焦虑的问题：“当我们冒险，有时竟如此随意地冒险去运送邮件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情感？”德洛内也说不清楚，但他的不知所以并没有打消圣埃克苏佩里追寻答案的念头。圣埃克苏佩里仿佛一个未必能最终寻找到上帝的灵魂。他后来写道：“邮件是神圣的，它的内容并不重要。”朱比角的与世隔绝、弃绝和心无旁骛滋养着这个不羁、有些率性又急于被他人需要的年轻人。“在撒哈拉，一切显得那么孤寂和赤裸，任何在撒哈拉生活过的人，都会怀念那段一生里最美的岁月。”他在去世前两年写道。
尽管如此，还是遇到了难关，那是从圣埃克苏佩里到达朱比角大概两个月后，圣诞节期间开始的。作为机场负责人，他在平安夜听到摩尔人正在做战斗准备，他马上引燃信号弹，火光“像剧院灯光一般”亮彻天空。他嘲讽地向母亲保证说，这场战斗会以丢失四匹骆驼、三名妇女结束的，“就像所有的摩尔人大场面一样”。加那利群岛的食品供给来晚了，晚餐成了罐头宴会，没有什么节日气氛。那天晚上太无趣了，圣埃克苏佩里10点就上床睡觉了。好消息是：他写了六行书稿。“这挺多的。”他告诉母亲。新年伊始也是同样的调子，与其说是因为发生了新危机，不如说是因为没有新危机。与西班牙的关系一如既往地平稳。邮政飞机照常抵达和离开；圣埃克苏佩里觉得这像是母鸡每周来探望小鸡。如果飞机延误，他就要准备去救援：“我怀着虚荣心，时刻准备着去冒险。但是远处传来轰鸣，宣布飞机要入港了，同时也宣布生活比我想象的简单，浮想联翩是有限度的，我伪装的可爱形象就显得有些滑稽好笑。”圣埃克苏佩里注定是沙漠里的王牌维修工，1927年12月初到1928年夏天他当班期间，拉泰科埃尔邮航往返朱比角要飞过七百五十多英里的异教领空，却奇迹般地没出任何故障。
这一节奏在2月末发生了一点改变。圣埃克苏佩里向卡萨布兰卡报告说，他的眼睛发炎了。这可能是由长时间沙漠飞行造成的，因为他不得不时刻戴着墨镜、面对刺眼的强光；也可能是由以前的一次受伤感染造成的，随着年龄增长，感染不时复发。这显然很痛苦，但似乎并没有影响飞行员在恢复期享受生活，他也没有在卡萨布兰卡住院。眼疾可能要妨碍他漫无目的地阅读了，他在朱比角曾这样读了很多书：他常向其他飞行员要一些技术手册来读，对这种技术书籍他总是如饥似渴；到1928年年中，他读了许多小说，他喜欢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永恒的少女》和科莱特的《白日的诞生》。有一段时间，他随身带一卷波德莱尔。后来有人说，他可能更喜欢抚摸，而不是阅读图书。这个习惯似乎已经在朱比角得到证实。阿加迪尔机场距圣埃克苏佩里四个小时的航程，是他最近的邻居。机场负责人的妻子记得，有一次圣埃克苏佩里驾驶满载唱片的飞机来换书。他说，若床边或者床上没有一摞书，他晚上是无法入睡的。“实际上他不读那些书，书里的思想陪伴着他，就像装在药瓶里的宝贵药片。他需要知道，万一需要，一伸手就够得着。”3月底，圣埃克苏佩里从卡萨布兰卡返回朱比角，显然已经痊愈了。他错过了第一份法国—南美邮件的运送，以及紧张的搜索行动，当时运送邮件的飞机在锡斯内罗斯城以北五十英里处耗尽了燃料。
1928年上半年并没有完全虚度。到1月中旬，圣埃克苏佩里在圣诞节前写的六行文字已经扩展成一百页小说，他想从几个不同的视角展开叙事，所以这部小说写得非常困难。到7月份，他已经完成了一百七十页手稿。他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部小说，希望回到巴黎时能把手稿交给1920年代的两位文学教宗安德烈·纪德和拉蒙·费尔南德斯，他是通过一位表亲结识他们的。这部小说是《南方邮航》，是关于一桩失恋、关于法国—南非邮航的故事，它是小说，也是自传。在一位著名评论家看来，小说对残酷的现实世界与男主人公“充满玫瑰和童话的内心”做了杰出的对比；在上了一点年纪的圣埃克苏佩里看来，这部作品不应当公开出版。
《南方邮航》奠定了圣埃克苏佩里的风格，他的作品都是在流亡中创作的，都打上了朱比角的印记。这部小说对他的个人生活同样重要，写作它的时候，同事们还不觉得他是一位作家。尽管他的办公室出了名地到处是稿纸，尽管人们经常看到他在驾驶舱里涂涂写写，但在朱比角只有个别人隐隐约约意识到他正在写一本书。到1928年的最初几个月，他开始劝说访客晚上坐下来听他讲一些戏剧故事。约瑟夫·克塞尔是一位了解他，也了解朱比角的记者。他回忆说，圣埃克苏佩里的声音低沉、单调，从听众的床脚传来，很快成了咒语。外面，远远的“哨兵！”喊声从一所西班牙岗哨传到下一所，风夹着里奥德奥罗的沙在呼啸。由于飞行劳顿，圣埃克苏佩里的早期评论家们没来得及听他读完作品就睡着了。1928年3月，他在卡萨布兰卡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让-马里·孔蒂，这次会面以国际象棋开始，持续了十三个小时，他给让-马里读了这部小说。圣埃克苏佩里告诉这位还醒着的同事，他是第一个听完整部小说的人。
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种特质或许更适合飞行员，而不是作家。他不断地纠正自己。据说，梅尔莫兹在听了他新写的几页小说后，不耐烦地打断：“你以前给我读过这些了！”（另一次，他显然不得不为他的宠物猴子洛拉所犯的错道歉。洛拉趁人不在，吃掉了《南方邮航》的几页纸。）梅尔莫兹的罪过也许可以原谅：正是他指着营地地板上一件寄往达喀尔的邮件，给圣埃克苏佩里找到了合适的书名。作家发现吉约梅是一位更耐心的听众，在朱比角他常给吉约梅读小说，后来在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如此。是吉约梅鼓励他将《南方邮航》写下去。“好吗？”圣埃克苏佩里恳切地问。“好。”吉约梅回答，“真可惜，我不会像你一样写作。”他不需要自己写：吉约梅会在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风沙星辰》中永生，还有西属撒哈拉的神秘，以及作品中令人尊敬的黑奴巴克。
1928年的春天过得很慢，极有可能是从那时起，圣埃克苏佩里开始关心巴克的事。在平安夜写给母亲的信中，他第一次哀叹巴克的命运。那几个月，朱比角机场的这位负责人几乎每天都同摩尔人一起喝茶。他结交了各种朋友，特别是一些伊扎金部族的朋友，伊扎金是里奥德奥罗北部最凶残的部族。他已经习惯让黑奴为自己沏茶。摩尔人认为法国人是异教徒，在交往中毫不掩饰这一点（他们曾经问圣埃克苏佩里：“你们像山羊一样吃菜，像猪一样吃猪肉……如果不认识真理，你们的飞机和无线电有什么用？”），但黑人在图腾柱上依旧处于下端。他们为摩尔人做饭、照料骆驼，每周领取报酬；只有老到无力再工作时，他们才会获得自由，其实只是被扔到沙漠里等死。圣埃克苏佩里曾见到：“孩子们在黑乎乎的残躯边上玩耍，每天黎明跑去看看那人是否还在动，但孩子们不会嘲笑将死的老奴。”令他震惊的不是不公，也不是老奴的痛苦，而是人死后脑中的记忆也随着消亡了：“正是那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人死去时，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也消逝了……他坚硬的头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只古老的宝箱。如果免受沉船之灾，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五彩之物，什么样的欢庆画面，什么样的残念，在沙漠里流落、枉然。”
巴克是圣埃克苏佩里遇到的第一个谈起脑中记忆的奴隶。奴隶都会有一个新名字，他也不例外。巴克本名穆罕默德·本·拉乌森。他原来住在马拉喀什，家里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是个牲畜贩子，没有忘记自己曾经“赶着一大群母羊”。巴克是塞内加尔人，遭到绑架，在三年时间里被多次转卖，最后成为朱比角一个摩尔人的财产。他不得不兼职给法国人当服务员，一个月三百法郎。每个月他的主人都会准时出现，收走巴克的劳动报酬，用殴打来回应巴克的恳求，之后就消失了，直到下个月的月末再来。巴克求邮航飞行员把他藏在阿加迪尔飞机上；他可能是最清楚北方邮政航线时刻表的人。法国人有些犹豫，他们知道摩尔人会报复偷走奴隶的人。况且，报复行为会针对西班牙人，这无疑会使沙漠里原本就很微妙的政治关系恶化。巴克恳求了几个月，加上圣埃克苏佩里从家里和一些慈善机构筹得了一笔钱，最终他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他出钱给这个奴隶赎身。
圣埃克苏佩里的肤色并不利于做这桩买卖。摩尔人并非每天都能遇到来买奴隶的欧洲人，便利用这一机会狮子大开口，起价就是两万法郎（当时约合八百美元）。过了几个月，摩尔人态度才有所缓和，后来“我和十五个摩尔人在沙地上围坐一圈，讨价还价了一周”，巴克终于成了他的人，但他并未透露成交的价格。这笔交易并非完全开诚布公：圣埃克苏佩里贿赂了两名土匪来帮忙砍价，这两人是巴克主人的朋友。一个人坚持说巴克身体不好，建议摩尔人趁他还值点钱卖掉他。另一个人的说辞听起来更合理。拉吉建议要价五十比塞塔，说“用卖巴克得到的钱，你能买到骆驼、步枪和子弹。那样你就能打劫法国人”。举行了正式的释放仪式之后，圣埃克苏佩里把巴克锁在法国营地。他很了解摩尔人，知道任何参与这场交易的人“都会乐于在距离要塞五十英尺的范围内砍下巴克的头，以此来当着我的面取乐”。
巴克在法国营地住了一段时间，过着“舒适的囚禁”生活——他梦想着重归故里，每天都要人给他描述二十遍回家的情形。法国机械师们发现，巴克获得自由之后比给摩尔人当奴隶还要穷，考虑到他要在马拉喀什重新立足，便一起凑了一千法郎给他。在圣埃克苏佩里，也在其他人看来，巴克离开朱比角的场景非常有戏剧性——现在他已不仅仅是一位瞪羚的驯服者或者是一只母鸡——他觉得自己正把“五十岁的新生儿”送到外面的世界去。“巴克最后看了一眼荒凉无垠的朱比角。二百个摩尔人围着飞机，来看一个奴隶迎接新生活的情形。‘再见，巴克。’他们叫道。‘不，’自由的人回答，‘我是穆罕默德·本·拉乌森。’”在阿加迪尔，穆罕默德·本·拉乌森显然不负众望，用这一千法郎做了很多事情。他请了侍者端茶倒水，还到卡斯巴找了柏柏尔妓女。他把剩下的法郎全部买了礼物，大部分是金色便鞋，送给镇上的孩子们。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原来的奴隶成功地转变了。他回到阿加迪尔，有了自由，有了钱，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他感到卸去了阻碍人进步的人际关系的负担；眼泪，告别，喜悦。”一千法郎花光后，“他感到了真正的负担。巴克拖着一千个需要金色便鞋的孩子，勉力前行”。而对朱比角的隐士——他正同其他飞行员一起忙于运送邮件——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
1928年夏天，圣埃克苏佩里悠闲喝茶的日子结束了，而沙漠里的谈判工作却看不到头。6月29日夜里，他被飞机惊醒，这在以前从没有发生过。他迅速打开跑道照明灯，原来是一架拉泰科埃尔25，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第一次在朱比角看到这种飞机。令他吃惊的，与其说是看见这架庞大的单翼机——飞行速度比宝玑14要快40%，倒不如说是它在夜间的不期而至。（常规夜航下一年才开通。）飞行员马塞尔·雷纳跨出机舱，紧随他的是一位刚刚负责在航线建立无线电通信的工程师埃德蒙·塞尔，再后面是一位高级督察员。他们未能预先告知朱比角机场他们要来，督察员坚持让雷纳和塞尔立即继续飞往锡斯内罗斯，虽然此时与锡斯内罗斯无法建立无线电通信。圣埃克苏佩里考虑到气象条件，并不赞同这一提议；浓雾笼罩海岸几天了，直到当晚才散去。然而，他是一名年轻的飞行员，面对的是一位高级督察员：6月30日周六凌晨2点半，雷纳和塞尔起飞南去，督察员留在朱比角。七小时后，圣埃克苏佩里通过无线电向锡斯内罗斯和埃蒂安港（在今毛里塔尼亚的努瓦迪布镇以南）发出信息。“我们发出类似船只的求救信号，”他在《南方邮航》中写道，“请求新的邮政飞机支援，请求……”然而，沿线没有人接收到雷纳和塞尔的消息。
圣埃克苏佩里立即登上宝玑14，在随后几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驾着这架飞机从空中搜索。他还给摩尔人捎信，问他们能否帮助他侦察。他们只知道雷纳和塞尔在沙漠或者海里。那天晚上，浓雾笼罩了朱比角以南的大部分海岸，而拉泰科埃尔25只配备了最基本的仪器。这两点都不是好兆头。7月4日，扩大后的搜索队伍在埃蒂安港集合。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第一架飞机，机上载着航线的负责人阿尔伯特·泰特，还有一名口译员。第二架宝玑14由里盖勒驾驶，也配了一名口译员。第三架由亨利·布尔加驾驶，机上携带了一名额外的口译员和让-勒内·勒菲弗，这位航空公司的王牌机械师当时被派遣到锡斯内罗斯。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广地搜索里奥德奥罗河。三架飞机从埃蒂安港起飞，到其北一百一十五英里的巴尔瓦斯角，里盖勒的螺旋桨不转了，被迫紧急着陆。圣埃克苏佩里非常专业地将布尔加的飞机引导至沙漠中就近的一处，以便降落。他在上空盘旋，一边等待确定故障原因，一边寻找路过的车队。勒菲弗跑到出问题的飞机前，发现连杆裂了，碎成了几段，他痛心地称之为“一团沙拉”。没有时间再举行最后的仪式了，虽然刚才他们也许已经举行过了。里盖勒立即登上布尔加的飞机。多一名乘客意味着有人不得不下来，因此他们只好抛下口译员，再次起飞。
几分钟后，布尔加的宝玑飞机漏油了。他调转机头，降落在里盖勒的飞机旁边。口译员肯定非常吃惊，竟然有人来给他做伴了。这一次，勒菲弗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需要更换油管，他估计修理时间为三四个小时。圣埃克苏佩里收到信号，要求他也降落，他照做了。口译员们被派去站岗，现在至少已经是正午，泰特和里盖勒开始准备晚上的露营地。宝玑14虽然不可靠，但三架飞机起飞，没有一架到达目的地的情况仍然很少见。圣埃克苏佩里和布尔加帮助勒菲弗将里盖勒飞机上的油管拆下来安装到布尔加的飞机上，要是有梯子，这个操作会方便得多。之后，圣埃克苏佩里做了预热，就是让引擎开足马力，但并不起飞。现在已近黄昏；似乎一切就绪，等着黎明时离开。所幸的是，供给比飞机更可靠；泰特和里盖勒拿出一流储备，准备了一桌简单的晚餐：白火腿、鹅肝酱、沙丁鱼和奶酪酱。勒菲弗调笑道，这八个孤独无助的人没有理由说自己受苦了，因为同他们一起困在这里的还有几瓶上好的红酒。
圣埃克苏佩里和勒菲弗对这个夜晚的记忆有所不同，但都绝不是一个悲伤的夜晚。机械师回忆说，大家“没有辜负这些储备，每个人都兴致高昂”，讲故事，说奇闻逸事，还玩了几把纸牌。之后，圣埃克苏佩里给大家表演了他高超的纸牌戏法，“像个快乐的孩子一样向我们展示他的魔术师才华”。这个困在异教地区深处的夜晚，在圣埃克苏佩里的记忆中具有象征意义，他常常从不幸遭遇中获得很多文学方面的益处。以下是他对这个夜晚的描述，《风沙星辰》正因这一段落而得名：
圣埃克苏佩里的叙述经过了一些艺术加工。他第一次为《巴黎晚报》描写那个夜晚，恰在事过十年之后，当时他提到有几位飞行员在沙漠中被摩尔人杀害了。到1939年，他的叙述是，飞行员遇害的地点“正是”法国邮航现在的营地。他可能夸大了危险——勒菲弗只提到法国人带着武器——但关于这个超凡夜晚的一些未透露的实际细节，更有深意。勒菲弗回忆，主要是圣埃克苏佩里在说话、开玩笑、唱歌，对同事们施加着魔力。他活跃了一整夜，或许是因为他很高兴，或许是为了让其他人忘记寒冷，又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一开始，他非常兴奋地介绍了自己发明的几台凡尔纳式装置；接着，他建议图卢兹为空中邮政公司的飞机配备驴子，他相信这些动物能吓住摩尔人和他们的骆驼；最后，他谈论了存在的本质。显然，他对这一夜的描述没有办法比在自己作品里更准确了，因为他是魔力的中心。
夜深了，即便是圣埃克苏佩里的魅力也无法赶走大家的睡意。他们一致认为，悬挂在机翼上的邮箱是抵挡大风和寒冷的最佳庇护所。每个人都钻进一个箱子里，唯独圣埃克苏佩里不行，无论他怎么蜷缩，都没办法挤进去，他决定还是在开放的驾驶舱里过夜。这样睡了没多久大家就坚持不住了，因为当地最低温度可达到-37℃，法国人当然对此毫无准备。据勒菲弗说——他在箱子里肯定很不舒服，不然也说不出这么多当时的情况——凌晨三四点，圣埃克苏佩里从宝玑飞机出来，“把行李舱里能找到的东西都披在身上，像幽灵一般绕着飞机走来走去，想要暖和起来……在那样的时刻，人很容易陷入绝望，但他似乎体验着极度的欣喜、强烈的幸福。在那之前，我们在广袤的沙漠里感到孤独，他因而不仅仅感激自己身为飞行员拥有的技术，并且感激人与人之间能赢得他喜爱和赞赏的一切”。勒菲弗的话如同预言。其他人醒来时，圣埃克苏佩里接着详细讲述他看到了北极星，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他的兴高采烈一定令人非常气恼，因为里盖勒马上就告诉这位朱比角机场的负责人：“北极星，与几小时的睡眠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两小时后，六个法国人挤在两架飞机里到达锡斯内罗斯，而口译员在沙漠里又待了一夜。随后，锡斯内罗斯急忙发出了一批电报，让沿岸的机场放心，这一周里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发生更多伤亡。
那天，锡斯内罗斯总督收到一封信，是雷纳和塞尔托摩尔人使节送来的。6月30日，他们因大雾不得不低空飞行，在从朱比角到锡斯内罗斯的半路上，突遇一座沙丘而被撞落。三个小时后，他们被里奥德奥罗最凶残的部族热圭巴俘虏。在空中搜索他们的飞机将是徒劳的，因为热圭巴人已经把一千五百磅[7]重的拉泰科埃尔飞机毁掉了。他们扯开塞尔的行李，显然对他的洗漱用品特别感兴趣。他们琢磨比画着每个物品该怎么用，之后往自己身上喷洒了古龙水。这有点像1926年事件的重演。当时摩尔人对一个急救包产生了兴趣，他们喝下了预防坏疽和破伤风的血清、酒精棉球、碘乳膏的混合物，还好法国人很幸运，药水没造成伤亡。雷纳和塞尔比他们的行李走运，两人毫发无伤。自然，对方开出了赎金：两个法国人的价格是一百万匹骆驼、一百万支步枪，以及释放所有热圭巴部族的囚犯——“小意思”，圣埃克苏佩里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第二天早上，他向北飞往朱比角，其他人向南飞往埃蒂安港。勒菲弗、里盖勒和布尔加绕飞一圈，向里盖勒的宝玑飞机致以最后的敬意。他们离开二十四小时后，飞机支离破碎。
*
“在这种时刻，”圣埃克苏佩里那年夏天写信给母亲说，“人慷慨地用生命冒险。”如果发生了什么事，空中邮政公司的管理者可能希望圣埃克苏佩里不要在1928年过于大度。夏天渐进尾声，不幸的事越发多了，而在逆境中怀着热情的人也越发顽强。7月18日，雷纳和塞尔被囚禁的第三周，第二队飞行员在锡斯内罗斯和朱比角之间降落。这次是一架护航机在朱比角以南紧急迫降，驾驶员是里盖勒，驾驶宝玑14所能遇到的坏运气他都碰到了。莫里斯·迪梅尼载着邮件和坏消息继续飞到朱比角，因为一方面里盖勒飞机附近没有合适的降落地点，另一方面他不敢在沙漠里最敏感的地区之一去冒损失两架飞机的风险。给圣埃克苏佩里报完信，他再次起飞去救距离要塞只有二十英里的里盖勒。对这一次，还有以后的飞机迫降——这几个月里迫降发生的频率很惊人——圣埃克苏佩里都写了信回家，讲述在沙漠中拯救邮件的壮举。他说，他在五天内在沙漠上空飞行了五千英里。他像兔子一样遭到三百个摩尔人扫射；除了看北极星的那晚，他曾四次降落在异教徒的地盘上，还有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经历。“我从来没有，”他告诉母亲，“这么频繁地降落或睡在撒哈拉沙漠中，也没有听到过这么多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
现在圣埃克苏佩里开始组织救援里盖勒的飞机。没有穿越沙丘的路，这架飞机不可能通过陆路运回机场，海岸上是悬崖，海路也行不通。他需要尽快驾驶这架宝玑飞机从沙漠中飞出去。他立即与几个同意守卫飞机的摩尔人出发前往事故地点。在空中，他遇到里盖勒和迪梅尼正往朱比角去，那里比较安全。看到他们，圣埃克苏佩里非常高兴，然而这种喜悦很快就被看到飞机时的苦恼冲淡了。这里距朱比角只有二十分钟航程，但这架宝玑需要大修大补。按照规定，这架飞机应当留在沙漠里，但圣埃克苏佩里不会那么做。令人高兴的是，比起规定，他更擅长与摩尔人打交道。显然，在回去的路上，他还到附近的摩尔人酋长那里去谈事情。他得意地穿着那身出名的浴袍，谈论风和天气，喝下三杯茶，然后礼貌地请他们护送。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圣埃克苏佩里付了钱，对方答应了护送。
接下来两天，他拉起了一支队伍，包括：六名骑马、配备武器的摩尔人；九名步行的工人；两匹马，一匹给机械师马沙尔，一匹给自己；两头驴，用来驮水和补给；一匹骆驼，用来驮工具；另有两匹骆驼，用来拉一辆架在飞机轮子上的车。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一项发明，上面搭载着飞机引擎、升降机和锯木架，可以在沙丘上行动自如。它在朱比角难免受到一些嘲笑，但圣埃克苏佩里对它的性能特别满意。后来，他忍不住在给图卢兹的正式报告中提到自己的发明：“至少在撒哈拉，这是第一次用骆驼当役畜。”这支不同寻常的队伍傍晚时分向南出发，7月21日早晨抵达目的地。圣埃克苏佩里发现飞机比他离开时损坏得更严重了，自然很不高兴。他分派看守飞机的摩尔人要么放弃任务离开了，要么被吓跑了，宝玑飞机已经被人破坏了。他注意到，飞机的引擎支架已经被活塞杆完全切断了，这意味着需要更换新支架。而且，看起来也不可能要按他原先的计划把宝玑飞机拖到更平坦的地方了。他用骆驼送信给朱比角，请一位机械师过来拆掉几个支架；马沙尔也着手从失事飞机上卸下支架。与此同时，所有人都投身到修建临时跑道的工作中，随后两天，大部分时间里大家在忙这件工作。他在报告中说，他自己也拿起镐和铲干了很久。他喜欢读技术手册，这帮了他大忙。沙子是软的，他不确定在没有外力拉升的情况下，他能否从跑道上起飞。在跑道末端，他用沙子建了一个密实的踏板，飞机可以高速接近踏板，之后要么弹射到空中，要么达不到足够的空速，栽进沙里。为了应对后一种情况，圣埃克苏佩里在六十英尺外建了一个平台，飞机会从平台反弹起来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坠毁，但不会给飞行员带来实际危险。这些安排，他在给公司的正式报告中只字未提。
夜幕降临时，赶骆驼的人从朱比角回来了，引擎也装好了。在此之前，远处传来枪声，摩尔人飞快地拿起枪。将近午夜，一名伊扎金部族的送信人飞奔到营地，带来消息说，再过几分钟，嗜杀的艾特-杜萨就要到了，他们都会没命；德·拉·培尼亚上校下令让大家返回朱比角。他们立刻启程回要塞，运气好的人能三人骑一匹骆驼。撤退了九英里后，圣埃克苏佩里得知，发出警报的不是上校，而是那位善良的送信人。他怒气冲冲地下令回到建了一半的跑道去。这个想法让摩尔人大为恼火。翻译阿塔夫对他说，如果他不能保证不再有法国人死去，他的麻烦可就大了；而且艾特-杜萨很有可能会杀掉所有人，阿塔夫承认他更担心这一点。圣埃克苏佩里必须把他们劝回去；他羞辱摩尔人，说他们是懦夫，激将法成功了。这对他来说绝不是一个星空下的美妙夜晚。上午9点，秩序恢复了，工作也重新开始了，可这时两架西班牙飞机从头顶飞过，下达了上校的正式命令，要求圣埃克苏佩里撤退。“我把命令函仔细收好，当作纪念品。我决定当晚回去，但我要驾着飞机回去。”他后来说。
到中午时分，不远处此起彼伏的枪声合奏出一曲交响乐，他们伴着这音乐工作。每次响起枪声，摩尔人都会卧倒，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习惯。傍晚，新引擎才安装好，跑道也准备就绪。马沙尔费了很大劲修好引擎，圣埃克苏佩里承认，“在这次冒险中，上帝的名声多次受损”。晚上6点钟，他和马沙尔一起起飞，飞往朱比角。他私下报告说：“从技术角度讲，在踏板上的起飞是完美的，在朱比角的降落也是完美的。”但在撰写正式报告时，他只是稍带幽默，并不骄傲，仅仅吹嘘了将骆驼用作役畜的事：费用，他解释说，“是一次性支付了一大笔钱，因为（1）没有账单；（2）无休止的讨论和复杂的情况让账目非常混乱”。接着他又很保守地补充道：“我不知道这次冒险的花费算不算夸张，因为没有先例。”向阿尔伯特·泰特汇报时，他似乎很清楚，这样的英勇行为也后无来者：“不要为这次救援而责备我，因为这是值得尝试的。我们坚持挽救这架飞机，仅仅是出于单纯的优雅。这不关公司的事。”
毫无疑问，正如一位机械师所言，圣埃克苏佩里对于这次救援非常满意，因为这表明他不仅勇气可嘉，还很有智慧。很快有传闻称，当地平线上出现蓝色头巾时，他正在临时跑道上驾驶着里盖勒的飞机加大油门，正在朱比角空中表演飞行特技，这时他才突然想起马沙尔维修引擎时，二十四个螺栓中只拧上了四个。不难相信，在朱比角晚餐餐桌上讲起这个传闻，他几分钟就会睡着。也许冒险中最困难的部分是起草正式报告，他于回来后一周，在8月1日提交了这份报告。勒菲弗回忆说：“圣埃克苏佩里皱着眉头，从来没有像必须写报告时这么愁苦过。他无法克制自己冷嘲热讽、脱口而出的话，他的智慧是如此生动。”他是朱比角机场负责人，肩负的责任不具体，也很消耗精力。他讨厌行政的、程式化的事务，这类事务迫使他将自己古怪的庞大身躯塞进一个盒子或归入一个类别。在朱比角的书桌旁，他已经酝酿出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促使他后来在作品中采取了报复，报复《夜航》中心胸狭隘的督察，《风沙星辰》中静坐不动的人，《空军飞行员》中的政治家，《小王子》中的官僚、学者和商人。他成为两个有名的法国观念的化身：一个是团队精神，这解释了他为何对自己有新的信心，他也会成为团队精神杰出的文学代言人之一；另一个是贵族义务精神，它让圣埃克苏佩里与这一切分别开来，并且让他对公司的行政要求更加不耐烦。两者之间很难平衡。
9月17日那场不循常规的营救行动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当时圣埃克苏佩里想营救仍然被囚禁着的雷纳和塞尔。两位飞行员是分开关押的，却都在信中谈到，他们即将遭到杀害；所有营救行动或关于营救的谈判都失败了。圣埃克苏佩里在与摩尔人的接触中，偶然得知两人的下落（关押地点常常变动），他几次设法给他们送去了食物和衣服。这一次，他先确信泰特不会在锡斯内罗斯，之后擅自南行，停到悬崖间的一道山谷中，放下一个摩尔人，给他留了几天的食物和水。摩尔人会接近热圭巴人，试着谈好合理的赎金，三天后在同一地点与圣埃克苏佩里会合。圣埃克苏佩里自掏腰包，给他的同伙买了两匹骆驼，好让他能长途跋涉到达热圭巴人的营地。
圣埃克苏佩里能够起飞是一个奇迹，当时他飞行的方向逆着强风，因此他不得不翻过三座沙丘，每过一座都会失速一次，最后好容易才飞出山谷。但这还不算麻烦，他到达锡斯内罗斯麻烦才开始。德·拉·培尼亚上校惊慌地通过无线电向机场发出消息：他看到一架飞机向南飞去，但按照日程安排，要到第二天才有邮政飞机南飞。保罗·努巴尔德是锡斯内罗斯的机械师，他接到电话有些惊讶。由于周一没有安排法国航班，努巴尔德便自作主张告诉上校，他一定是看见自己人的飞机起飞了，却没有意识到。之后，他与锡斯内罗斯的其他飞行员一起出发，在空中搜索。肯定有人弄错了，他们非常希望是西班牙人。更糟糕的是，圣埃克苏佩里获知的泰特行程有误。这位航线负责人比圣埃克苏佩里稍早到达锡斯内罗斯，正在跑道上迎接他呢，这迎接一点也不热情。朱比角负责人圣埃克苏佩里奉命返回自己的机场，一同过去的还有两架定于第二天早晨从那里起飞的邮政飞机。
假若他听从了泰特的命令，就会错过两天后在沙漠中与摩尔人的会合；在锡斯内罗斯和朱比角之间，要不为人知地躲起来消磨时间是非常困难的。此时，圣埃克苏佩里的创造性与说服力共同发挥了作用。他立即向机械师努巴尔德坦白了他的计划。两人都知道锡斯内罗斯没有备用飞机；机械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确保圣埃克苏佩里的宝玑飞机的引擎早晨不能正常运转。北方的邮件来了又去；而朱比角的飞行员却滞留在此，泰特非常愤怒。努巴尔德假装整天忙着修理难以对付的引擎，直到晚上才宣布修好了。第二天黎明，圣埃克苏佩里独自驾着飞机离开。
不幸的是，努巴尔德为圣埃克苏佩里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摩尔人可能没有与热圭巴部族联系。他确实看到邮政飞机向北飞去，并发射了所有的信号弹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显然无济于事。等圣埃克苏佩里来找他时，摩尔人已经没有办法发出信号告知自己的位置；圣埃克苏佩里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又一圈，没有看到他的同伴。当然，在报告中，他省略了抵达锡斯内罗斯之后发生的事，只是懊悔地说，泰特告诉他，正在抓紧与摩尔人谈判，也没有为自己的“不循常规”做什么辩护。不过，他的懊悔也就到此为止。他还从泰特那里了解到，因为雷纳和塞尔的问题，他们与西班牙人的关系很脆弱，他的鲁莽行为可能危及整个行动。圣埃克苏佩里用一个十二岁孩子的逻辑争辩说，空中邮政公司只需要宣布不对他的飞行负责即可。毕竟，他是未经公司许可行事的，他补充说，因为他没有提出过请求，所以自然就无法遭到拒绝。抵达朱比角后，圣埃克苏佩里给努巴尔德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自己已安全抵达，也告诉他这次行动失败了。泰特从锡斯内罗斯给图卢兹捎去一张便条，提醒总部说，负责人已正式命令圣埃克苏佩里从此老老实实待在朱比角，“因为他过于慷慨的天性，使他忘乎所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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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原定于1928年9月离开朱比角，他指望一旦雷纳和塞尔获释，他就可以回去。他一直向往法国的奢侈繁华，向往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相遇时会礼貌地彼此问候，而不是开枪；在那里，你不会以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时速[8]在大雾中迷失”。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地扎根于冒险生活。他写信告诉母亲，希望9月能回家，但只要局势不明，问题悬而未决，他就有责任留下来。这似乎是他第一次使用“责任”一词，后来证明这个词于他的文字和思考是如此重要，他写道：“有可能，我实际上并非一无所长。”
尽管他遭到泰特斥责，但那年秋天，圣埃克苏佩里将继续证明自己不仅仅有一技之长。另一次出色的救援行动发生在10月，当时他前去救助在朱比角以南一百五十英里处被摩尔人击落的一架西班牙飞机。这一次，他的蛮干冒险为他赢得了荣誉。原因不仅在于救援获得了成功，还在于在公司看来，圣埃克苏佩里让西班牙人丢了颜面，证明了西班牙人是解救两名人质的最大障碍。他们已经被囚禁了一百一十七天，快要获救了。在给图卢兹的便条中，泰特对雷纳和塞尔的命运充满忧虑，但10月18日的记录却鼓舞人心：
圣埃克苏佩里在沙漠中所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法国和西班牙的关系，但要消除192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敌意，需要奇迹。两个远离家乡的贵族之间对弈是一回事，宗主国之间完全信任则是另一回事，特别是西班牙人意识到法国人在西北非的优势，心里怨愤。在返回法国后提交的关于里奥德奥罗的报告中，圣埃克苏佩里提到，一位朱比角的上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西班牙人不愿意帮助法国人，因为空中邮政公司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最终都有利于计划要建设的塞维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在同一份报告中，他还宣泄了对摩尔人的不满。他的看法与同事们的不同，也许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他对当地游牧民族的看法更中肯一些，不过，这与他后来在《风沙星辰》中描绘的浪漫画面并不相同：
这两个顽固的难题并没有削弱里奥德奥罗在圣埃克苏佩里心中的重要性，他已经在沙漠中度过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他在逆境中历练。他第一次生出了他的作品赖以存在的那些想法：责任的重要性、由责任而起的友谊、内在生命的优先性。十三年后，在纽约，有人形容这位知名作家走路时“提着屁股，仿佛在沙漠里行走”。1928年底返回法国时，他身上带着一股异域风情。他不再是一个孤单、笨拙的人，不再顶着贵族头衔，却被沾染污垢的指甲出卖。他是“圣埃克斯”，名声在外。邮航公司不断制造出关于他的神话；有一个不太夸张的故事讲到，在朱比角工作的十三个月里，他救下了十四名飞行员。他自己的写作证实着这些神话：在《风沙星辰》中，他花十四页讲述了自己在沙漠中的三次迫降，其实这三次事件并非都发生于他在朱比角期间。他的英勇事迹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分钟：由于接替他的飞行员在前往朱比角的途中遭遇大雾，飞机坠毁，他返回法国的时间推迟了。（“我注定是不幸的。”即将离任的机场负责人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路易·维达尔驾驶飞机，带着非洲邮政航线人员的工资飞往朱比角；结果他非但没能把二万法郎送到——钱被摩尔人偷走了——还花费了公司二万二千六百法郎赎回和营救他。
和所有流亡者一样，圣埃克苏佩里也极为怀旧，很快朱比角也染上一层玫瑰色的光晕。在里奥德奥罗的最后几个月，他喜欢嘲笑一所岗哨说，“二百人……住在一座要塞里，从来没有出去过”；不到一年时间，他已经开始怀念以前的生活。多年来，他一直靠在朱比角积累下来的故事和后来关于沙漠的故事引起别人兴趣，这些故事总是强调戏剧性、异域特质和大自然的把戏，从不侧重英雄主义。他怀念僧侣般的生活。他所有的作品都带着朱比角的影子，尽管并非都是撒哈拉原本的样子。小说《南方邮航》中遍布着空运的黄金、被俘的公主、深埋的宝藏，还有天鹅绒、琥珀和珍珠，其实它们都是沙漠中的稀缺之物。这个“玫瑰和仙女的内在世界”是舶来的；在荒凉的朱比角，它支撑着圣埃克苏佩里。它是圣埃克苏佩里理解摩尔人秘密王国的原因，它是一个人——任何人，哪怕是一个塞内加尔奴隶——内心的宝藏。想到流亡时，他想到的不是朱比角，而是一个有着更多传说、更为神秘的家。木屋仍然是他最爱的家，但他最想念的家却不像那样简陋。他声称这个家比孤独，比沙暴，比沙漠中耀眼的月光更加真实。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仅是门厅，“就比非洲之心更神秘”。它在《南方邮航》和《小王子》中扮演角色；《夜航》的初稿在其中落笔；《风沙星辰》中有对它的细节描写，当时圣埃克苏佩里在夜里迫降在里奥德奥罗的沙漠中。独自在沙漠中，他沉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