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重
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
韩子重（1922—1949），中共党员，重庆长寿人。1937年加入中华民族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曾任《太南日报》战地记者，后编辑出版进步刊物《边风月刊》。1947年返四川省军区任少校参谋，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利用军官身份，开展军运。1949年1月因叛徒出卖，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大屠杀中牺牲，时年27岁。
狱中给友人信
韩子重1949年5月4日在狱中托看守带出一封给父母的信：
双亲大人：
入狱以来，身体尚健，心情亦极平静，所不安者，革命事业崭新局面到来，而置身囹圄，十年基础，一旦破坏，更使亲长担忧，友朋愁虑了。目前大局急剧变化，或可不死，倘能生还，再报养育之恩。桂英[1]愿善待之，祈在可能范围内，予以适当工作机会，儿身受也。安好，弟妹们好，前请救济同难诸人家属，恳惠办也。
张学云与儿同囚中，请通知韩白诚，并请他资助他家属。
重庆解放前夕的11月6日，韩子重又从狱中给父亲带出最后一封信：
父亲大人：
儿为郑理中（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徒）案株连，即陷囹圄。儿自有应得，却使父母日夜担心，实不能安。一再若此，不孝何极，尚望赐予宽宥。在此动乱年月中，与儿同际遇者，何止千百万人，时代之急剧，与治乱分合之必然过程也。儿已至此，胡复何言。
郑某自供称系川康工委书记（即四川最高领导人），供儿为一独立军事组织负责人，代管他们军事，并牵入黄王曾谷[2]四人，儿除承认自己政治立场外，完全否认有任何活动，并力为时逊判认。黄王曾三人，自认政治立场，亦否认有任何军政活动，故案情毫无发展。事实上，儿等生活情形，大人深知，实无丝毫活动。同案囚此者，有张学云（与儿无任何关系）、韩玉（仅普通朋友）、华健（川康副书记，儿亦不认识，最后提走，生死不明），而郑某则在另一地方受优待。
此地营养不良（每日有两餐菜为黄豆，油盐均少，约三个半月，可吃肉一次，每次有四五两），药物缺乏，虽医生很好，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致疾病丛生，且间有死亡。此间尚有二百余人，男女老少均有，社会地位虽然不同（最年轻的有十四岁，婴孩有两个，年老的有五十多岁，有工农、有学生、有将领、有教授）均面有菜色，挣扎在死亡线上。
最近时局似已紧张，管理上反映较严，且闻有转移报复之说，人心不安。尤以最近提走华健等七人之后为最，故望大人为儿辈安全设法也。大人处境儿深所知，信仰问题姑置不论，而大势所趋，大人尚可向有关当局作有效之私人建议，以抢救许多良善公民死神手也。请赐留款一部分与幺叔处备用。并望由长官公署回执，即兑现现款五元来。至盼，至祷！
双亲安好，弟妹们安好，请看照黄王四人家属，请照顾桂英，与白诚先生相见时，望亦提学云情形，尚健。于此叩祷安。
韩子重的两封家书，情真意切，一方面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家人的牵挂，另一方面也真实再现了时局的混乱和狱中惨无人道的生活。
“以天下人为念”，这在革命烈士的身上表现最为充分。韩子重希望父母明白，像自己这样因为革命而被捕坐牢的何止千万，意思是在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治乱分合”中，总得有人去呼之、鼓之！杀身成仁、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没有什么可说的。
韩子重是中共川康特委领导下的军运小组成员之一，地下党在成都协进中学（成属联中）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他隐蔽在和国民党中央军有矛盾的地方军系中，为党做着极端危险的工作。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精心策划了成都“抢米事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一些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被捕，朱照帆被公开处决，白色恐怖笼罩白区各地。韩子重等同志以他们有利的社会关系潜入地方军队系统，既隐蔽埋伏，又顽强地为党进行了上层统战工作，秘密发展党组织，进行策反敌军活动，历时近10年，虽然他们没有等到胜利的这一天，但他们的功绩将永存史册。[3]
韩子重的父亲韩任民[4]为营救孩子出狱八方奔走，四处托关系求告。国民党保密局在溃逃之际对这位国民党成都军区中将副司令也不能不给面子，加上韩子重狱中没有承认任何指控，所以保密局长毛人凤签批是屠杀前以释放。国民党特务徐远举解放后交代材料中说：“渣滓洞比较复杂，有一百多人，我向刑场负责人雷天元指示如下：一、长官公署军法处寄禁的解放军俘虏和政治嫌疑犯不能杀掉，因他们的案子在军法处，不由我们经办。军法处长王郁芬在公署会报上提出要放这批人。二、白所监禁的挺进报地下党一律提渣滓洞执行，以免引起混乱。三、将罗广斌、李承林、韩子重、李荫枫都放掉，民革方面的人按蒋批示只杀黎又霖、王白与、李宗煌、周从化、周均时等五人……渣所屠杀完，雷天元向我汇报说：已照我指示办理。韩子重、李承林没有放掉。因渣滓洞一度发生混乱，没提出来，一并杀了。对渣滓洞原准备勒死的，以人多，时间来不及，后来改用枪杀。”[5]
从家书中不难看出，尽管身陷囹圄，生还希望渺茫，韩子重最担忧的不是个人生死，而是国家危亡和其他良善公民的生命。他告诉父亲“大势所趋，大人尚可向有关当局作有效之私人建议，以抢救许多良善公民死神手也”。
在狱中，韩子重除给父母写信外，还给他的幺叔写信，盼望父亲在这关键的时局变化中做出正确的选择。“父亲已辞职否，幸勿久留军区，倘有可能减少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愿不失时机，向在朝官员，提出恰当建议，当为一大功德。”父亲韩任民痛恨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尤其是蒋介石长期对川军的猜疑不信任所造成的离心离德，故一直在内心有感共产党为国家民族的担当和大义，在思想上倾向共产党，最终愤然辞去国民党四川成都军区中将副司令职务，并将国民党给他去台湾的机票撕毁，彻底脱离国民党。
车毅英是韩子重相识的恋人，她在《深忆子重》一文中写道：“韩子重是我父亲车耀先的学生，是大姐崇英在协进中学同级同学，我们在长达五年的接触中，由相识相知到相恋，两情依依情意深。他是家中长子，父母特别喜爱他，他也非常孝敬父母，热爱弟妹们，我曾经在他家作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深得他父母弟妹的欢心和喜爱，他们都希望我们俩早日成婚，了结老人心愿。他们家还打算单独为我和子重购买一栋小独院。当时，我们知道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黑暗即将过去，黎明的曙光即将来临。子重和我为了革命工作，彼此相约共同战斗到胜利之日，让解放军进城仪式的礼炮，作为我们婚庆的庆典。我俩悄悄去照了一张合影，然后说服双亲，推迟了婚期。”
韩子重与车毅英志同道合，相识于共同读书、共同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在车崇英父亲车耀先影响下，阅读《大众哲学》《历史唯物辩证法》以及高尔基的《海燕》等进步书刊，探讨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参加革命的理想信念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把个人的结婚日放在解放军进城的礼炮中，这是多么浪漫而又有时代意义的梦想，至今读来令人动容。
狱中的韩子重一直在牵挂他的恋人，又觉得自己拖累了她，因此请求父母对恋人“愿善待之，祈在可能范围内，予以适当工作机会，儿身受也”。韩子重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桂英如晤：
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坐牢流血是常事情，勿为我悲。依目前形势估计，年内可能出来，惟恢复自由前恐将遭受一次迫害。
华荣伯父[6]确在此地附近之红铜湾[7]就义，一切与前听传说同。
好好生活，珍惜自己。多慰我母亲，并帮助我弟妹们。送一柄红色胶柄牙刷与我，交幺叔[8]转来。
重 五·四
此信写于1949年5月4日，由被策反过来的青年看守黄茂才带出。
1936年，14岁在成都读完高中的韩子重，在父亲抗日爱国思想影响下参加了“中华民族先锋队”成都分会，投身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协进中学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重要基层组织，也是我党在成都的活动据点，有“红色学校”“成都的陕北公学”美称。1938年韩子重考入该校，受进步同学和学生组织的影响，阅读车耀先办的《大声》周刊等进步读物，深受影响。
1939年，韩子重被学校地下党组织发展为党员。在他一再要求去前线杀敌的请求下，党组织同意了他去陕北的请求。离开家去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前线，参加到伟大的抗日洪流中去[9]，他知道家里是不会同意的，尤其是父亲更是不希望他离开自己的身边。虽然才17岁，但主意已定的韩子重采取留下书信给父亲，不辞而别。
韩子重的信中写道：
为了走的问题，清晨大早，就使你老人家大大的生气，不安得很。同时，更为我指出一两条走的问题解决得更好的路，这，宜（似）乎我不该提出什么来了。但是，我最后还要说几句话。这是我最后的一声呼叫，这时我要写这一封信。
首先我要赤裸裸的说明我的走的问题的提起，这除了我向父亲已经说过了的为了学习，为了彻底锻炼身体而外，还得坦白的补充出，我的走，主要的，还有思想问题在。
我们不会眼睁睁看不见事实；同时，我们也不会是超人，千千万万的血淋淋的故事，不会完全对我们没有一点感觉。
事实是这样，中国社会仅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梅毒、娼妓、堕落与腐化、荒淫与无耻。欺诈、虚伪，人剥削人，人吃人，极少数的资本、大地主、统治者，对千万万人的压榨、剥削、奴役、残害和屠杀。这些，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较激”的思想。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也不是聋而且瞎的人。我看见了这些，我也听到了一些些。
……
我要求一个合理的社会，所以我提起了走。我过不惯这样不生不死的生活。我知道，陕北最低限度呼吸是自由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陕北的一切都不是反动的。
我的走，绝无异想天开的企求。我不想当官，想当官我就进中央军校。我不想侥幸有所成功，我知道天下事没有侥幸成功过的……我要想侥幸成功，我就蹲在这儿，依赖父亲了。
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我们要在努力当中去寻求自己的理想。我知道，我们看见，新西北，是一个开垦中的乐园，自由的土地：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了。
……
我为什么不该走呢？我需要学习，我需要知识，我需要一个战斗的环境，我要肃清自己的依附、侥幸的思想，我需要活的教育。我们看见过去真正够得上说是成功的人物，都不是在御用的教育中训练出来的。可不是，请看一看列林（宁）、史（斯）大林、高尔基、陈少忠这许多实例。
父亲要我读些踏实的东西，这我百分之百的接受。只是静静的坐下来去研究，这是环境所不允许的吧。在今天能够这样做的，那不是神仙，必然是和尚或者尼姑……
我不能够在死尸的身上漫谈王道，我也不能在火燃眉睫的时候还佯作镇静。……同时，一个年青人恐怕也不该做一个反常的老年人吧！……生理学上告诉我们，少年“老成”是病态。国家的青年变成了老年，是这个国家的危机。
……我要一个斗争生活，我要一个跋山涉水的环境来训练我的身体。……前线的流血，后方的荒淫，大多数的劳苦者的流汗，绝少数的剥削者的享乐，这样多的血淋淋的故事摆在面（前），叫我们还有什么闲心、超人的胸襟去静观世变呢？
……
父亲，请你把你的孩子愉快的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地对你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
……
重儿谨上
五月四日
敢于追求、敢于挑战自己，追求革命，改造社会，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走出家庭父母的呵护，寻求独立人格的学习生活，这是进步青年的梦想。韩子重倒是没有家庭带给自己的悲伤和压抑，他只是和奔向延安的大批青年一样，去学习，去一个新天地。社会的“堕落与腐化、荒淫与无耻”使他的“思想问题”激烈撞击，他极不愿意“依赖父亲大人”，要从这“不生不死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去呼吸“自由的”“新西北”，那是一个“开垦中的乐园，自由的土地：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了”。这家书，简直是当年国统区的一个进步青年的呼喊。这家书的字里行间有着对共产党的延安、西北情不自禁的向往和憧憬，也为我们提供了当年国统区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对延安的心态。
韩子重给父亲的信1
韩子重给父亲的信2
韩子重给父亲的信3
韩子重给父亲的信4
韩子重给父亲的信5
韩子重的父亲韩任民看完儿子的信，见落款时间“五月四日”时，感慨良多，十年前的今日就是自己从日本学习回国的日子，而儿子恰是今天离家出走，像自己当年离家出走一样，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有其父必有其子，虽然是万分感伤，但韩任民还是接受了现实。
原定一年的学习，由于抗战局势的发展变化，韩子重只在山西八路军抗大第一分校学习了三个月，大多数同学开赴前线机关、部队工作，韩子重却被留在八路军总部任《太南日报》战地记者。大量的实地采访，亲眼所见八路军杀敌“如飞雁打蛇，一发一啄”的英勇事迹，他越来越感到离开家庭的呵护，投身抗敌前线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
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原则。为在与国民党的合作抗战中既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将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经过学习培训后，分别派遣到抗战前线。对其中在国统区有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人员，动员他们返回家庭，利用关系开展统战和情报收集工作，以使我党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红岩历史上的张露萍、黎强、盛超群等。同样，考虑到韩子重的家庭背景，党组织决定他返回四川，利用父亲的关系相机开展军事策反和统一战线工作。在川康特委领导下，韩子重、张学云等人组成军运小组，收集军事情报、开展对军人的策反工作，并联络反蒋人士，为我党布局解放大西南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人员、军事地图等资料。
国民党川军潘文华部队中的少校参谋肖世泽，被韩子重发展为秘密党员，他在《有幸识子重》的回忆文章中写道：“1946年上半年，绥署迁宜昌，韩子重布置我想办法，将潘清洲师的一个团（在湖北省黄梅县驻防，由白崇禧指挥）弄回宜昌不为白所利用。韩子重同志在信中给了我许多具体指示，使我在这个团上上下下活动，终于在1947年下半年将这个团弄回宜昌归潘（潘文华）部控制了。1948年上半年，韩子重同志又布置我和杨尚元同志去驻武汉潘部张诚文师工作，想法将该师弄回宜昌，好配合迎接解放四川的进军。”
国民党驻大巴山万源部队的军官赖西夔，民革川康分会执委，在“保川拒蒋”活动中，韩子重指示他：“你在部队要谨慎。对部队里产生的残暴行为，不要公开反动，以免暴露。对部队官兵要进行正义感的培养教育。在同解放军作战时，要设法后撤，撤到最后。配合解放军围歼敌人，一举消灭取胜，实在不得已时，才把部队带过去。与解放军接头的暗语是‘大姐领导下的重人部队’，你要记住这个接头暗语，不能错一个字，你说了就会有人接待你。[10]当时，对在国民党军队做军运工作的人员都给了在关键时刻与我党联络的暗号，如打入国民党中统的黎强（原名李唯平），最后在被俘国民党人员中向解放军说出：请你们转报上级，问：‘党内有无黎强’，最终从‘被俘国民党人员中回到真身’。”
韩子重的恋人车毅英在《深情忆子重》纪念文章中写道[11]：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破坏国共和谈达成的《双十协定》扩大内战，韩任民无意继任军职。1949年1月，其长子韩子重和四川省军管区的几名军官（均系中共党员）被捕入狱，特务头子徐远举赶来成都，当面指责他把军管区搞成共产党的窝子，将军用密码以及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交给共产党，说他也是嫌疑犯，并密告时任省府主席、军管区司令的王陵基进行处置。……他对当局十分失望乃至痛恨，愤然辞去省军管区职务，并把国民党集团军司令李弥亲自送他去台湾的飞机票撕得粉碎，决心走儿子指引的道路。
韩子重是一个爱学习、善思考、有文采的青年，生前留下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既是那个时代青年人思考社会人生的真实反映，也是我们了解烈士、学习烈士的参照系。他在《妇女解放的尺度》中写道[12]：
所谓德模克拉西的国家里的妇女，不管什么参政权的争取也好，承继权的争取也好，结果仍摆不脱她丈夫与社会给予她的沉重压迫。记得有人说过，在旧社会没有毁灭，新社会没有创造出来的时候，妇女获得自由是空虚的，欺骗的。繁重的家务又使一个妇女（贤妻良母型）失掉了精神上的轻松的愉快。
他在《知识、思想》中写道[13]：
……知识怀疑是求知的先锋，倘使人无所疑则一切不去研究，知识自然无从进步，即或怀疑提出一时无法解决，也算是一种进步，事实上怀疑就是问题的提出，能提出问题就是有了向前迈步的起点。
……知识是思想的泉源，思想融化了知识，而思想养成于知识，正确的思想需有丰富的知识，但知识丰富的人，不一定有正确的思想。知识里含有正确与谬论的成份，倘不好好鉴定，无论吸收若干的多，糊涂蛋依然是糊涂蛋。
他在《桃花源在哪里——宇宙、社会和个人》中写道[14]：
社会和在社会中的个人是怎样？
人类即是群居动物，故人与人间，就不可能不发生关系，反之人类之技能与文化亦愈聚愈精，而不断地发扬光大。
人类之间的关系千变万变，但主要的都是解决生活的一种关系。任何一个人，在普通状态中，首先总不能不顾到自己与他后裔的生活。如果人类无此特性，则人类将不复存在。这种人和人之间解决生活而产生的微妙曲折的关系，叫做经济关系，他像一张缜密的天罗地网，把世界任何一种人都网罗了进去。
人与人之间除了经济关系以外，尚有其他形式的种种关系，不过皆以经济为基础，比如结婚也让人与人间发生了一种关系，但结婚并不仅是性关系而已，试看结婚形式由群婚（乱婚）而多夫多妻，而一夫一妻，由母系而父系，亦皆依经济形式而变化。决定的经济形式是社会形式的基础，在这上面建立了婚姻与家庭制度的基础，上面更建立了政治法律、国家等亭阁，最上面的思想的花园，开着意识和信仰的花，结着文化与艺术的果。
他在《黎明前梦里的纷扰——青年烦恼与苦闷的根源》中写道[15]：
在青年的日常生活里也是一样，就说读书吧，读书在青年该是一件好事，该是青年乐意的，可是却常常不对劲，读的不一定是青年想读的、要读的、该读的，似乎今天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社会一种必须的点缀，青年时髦的装饰。男孩子读书变成了混资格，女孩子读书是增添嫁妆，而统治者尚恐万一青年思想中毒，于是在学校里布满鹰犬，弄得教的人不敢教，学的人无所学，如果学分是舞场里混，论文是槛在化妆品上作，还有多少孩子被关进高高的学校门槛之外，年纪轻轻就失学，而去到辛酸的人间世里，看白眼、学逢迎、讨碗冷饭吃……总之，社会现象错中（综）复杂、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再加以这一大群魔鬼有意无意的曲解、指导，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只有让青年更加烦恼、更加苦闷而已。
据说，黎明快要到来，那么，这该是黎明前梦中的纷扰，青年应该翻身坐起，擦擦睡眼，把脚步坚定的踏出去。
韩子重牺牲在新中国已成立而四川、重庆尚未解放之际。对父母，他没能尽孝；对恋人，他没能与之花前月下浪漫；对生活，他没能更多享受优越家庭本该有的富有。但他实现了把自己“献给国家、民族、社会”的愿望，用生命实践了对信仰的追求。从前面几篇文段不难看出，韩子重是有思想、有才华、有学问的青年，如果不被反革命杀害，或许就能成为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或者党的好干部，为新社会做出更多新的贡献。英烈的价值，就在启迪后人。韩子重的家书和他的这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文字，就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1]车毅英：原名车桂英，韩子重的女友，车耀先的女儿。1948年，为躲避特务追捕，改名“毅英”。
[2]黄子万、王侠夫、曾鸣飞、谷时逊及张学云与作者为军运组6成员。
[3]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原副所长、离休干部刘瑞三写的《四川军运六烈士》。
[4]韩任民：重庆市长寿县人，民革党员。1918年毕业于重庆联中，后考入杭州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回重庆创办达生染织厂，1925年工厂破产倒闭，决定弃工从戎，1926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四川参军，先后任国民党第24军（刘文辉为军长）炮兵司令部参谋长。抗战爆发后随刘湘出川，升任旅长，赴前线对日作战。后调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参谋长。1944年升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授中将军衔。他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抗战结束后又掩护过大批共产党人。后其子被国民党特务抓捕，为救儿子，他向国民党在川军政要员张群、潘文华、邓锡侯等求援均无济于事，最后于1949年辞职。解放后参加民革，任成都市政府参事室参事。著有《步兵之友》一书。
[5]徐远举交代材料。
[6]华荣伯父：车耀先烈士。
[7]此说法有误，应是1946年8月在歌乐山松林坡停车场。
[8]幺叔：韩子重幺叔中共党员韩觉民。此信即由他转给收信人。
[9]初，韩子重离开成都原希望去陕北，后因道路封锁，党组织又安排辗转去了山西八路军抗大第一分校学习。
[10]赖西夔：《悼念韩子重同志》，第89—91页。
[11]车毅英：《深情忆子重》，第100—109页。
[12]韩子重：《妇女解放的尺度》，第12页。
[13]韩子重：《知识、思想》，第14—15页。
[14]韩子重：《桃花源在哪里——宇宙、社会和个人》，第17—19页。
[15]韩子重：《黎明前梦里的纷扰——青年烦恼与苦闷的根源》，第2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