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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岁：自主性与羞耻心

婴儿在经历了第一年的成长挑战之后，开始能够独自站立并蹒跚学步，这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探索世界的能力；他们在渐渐断奶，乳牙的持续生长让他们能够咀嚼软烂的固体食物，并获得足够的营养；他们在学着理解语言，语言基础也在慢慢形成，并能简单地说出几个单词；他们还通过搭积木、捉迷藏等游戏以及对他人（尤其是大人）的模仿，协调感觉输入与运动的能力，并理解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伴随着孩子的能力，尤其是运动技能的发展，他们的独立意识开始萌芽。一方面，他们开始抗拒父母的决定，什么都要自己来，闹脾气与执拗成了这一“逆反期”孩子们的特征；另一方面，他们的能力尚不足以支撑他们的想法，失败和受挫成了家常便饭，而且他们尚不具备平复自己情绪的能力。独立还是依赖之间的挣扎，自主还是顺从之间的冲突，成了这个阶段的重要特点。

他们的父母往往会发现，日常的起居生活，渐渐地变成了一场混战。他们会抗拒喂食甚至对食物失去兴趣，他们会故意把食物弄得到处都是；他们会乱扔东西，把家里弄得一团糟；他们会到处探索，任何东西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但身处危险境地的可能亦会让父母惊恐万分；他们也尝试离开妈妈的视线，但又要确保能够重新回来……

总之，相较于生命第一年的母婴依恋，从第二年开始，新的挑战将会在父母与孩子们面前展开，新的心理发展任务也相继迎面而来。

▲自主性与羞耻心

心理学家阿姆斯特丹（B. Amsterdam,1972）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点红实验”，以研究儿童自我意识的出现。他选取了88名3~24个月大的婴儿，其实验过程是让母亲趁婴儿不注意时，悄悄在其鼻子上抹一个红点，再把他们放到镜子前面，看他们的反应。

后来迈克尔·刘易斯和珍妮·布鲁克斯-冈恩（Micheal Lewis & Jeanne Brooks-Gunn, 1979）在此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系统研究，二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他们的研究表明：要等到18~24个月，大部分的孩子才会意识到自己鼻子上的异样，并会迅速擦拭。这意味着他们清楚地知道镜子里的小孩儿就是自己，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具备了自我意识。而伴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与自我感觉升降相关的复杂情绪，如尴尬、骄傲、羞耻、嫉妒、内疚等也相继出现。

美国自体心理学家艾伦·西格尔（Allen M. Siegel）在其著作《汉斯·柯赫与自体心理学》中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儿在和父亲游戏的过程中，试图要站立在父亲向前平伸的手掌上，经过一番努力后，小男孩儿终于爬了上去，并找到平衡，直直地站了起来。他的父亲赞赏地说：“世界冠军！”小男孩儿也得意地将手高举过头，就像他真的是世界冠军一般。

而在另一个场景中，这对父子去拜访正在服兵役的作者，他带他们游览空军基地，恰巧一架军用飞机从他们面前咆哮而过，我们的小“世界冠军”立马吓得哭成一团。而他父亲用强有力的手将他抱了起来，并安抚他，并没有让他独自面对恐惧，也没有耻笑和不屑于他的脆弱。

这个故事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在于，父亲作为男孩儿重要的照料者，在帮助孩子建立和保持良好的“自我感”上所起到的调节作用：

当孩子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一个新的挑战以后，父亲对他“夸大表现癖”的迎接与镜映，让孩子能够自主地表现自己，而不至于被羞耻所淹没（毕竟，从现实角度来说，孩子离“世界冠军”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的）。

而当孩子被吓得失声痛哭以后，父亲对他弱小无力的部分进行了抱持，让他觉得“害怕”是可以被接受的，并不会被评定为“表现不好”，从而不会自觉窘迫。

因此，这个孩子自发的存在状态是被理解和接纳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他渐渐成长的过程中，他将能够带着健康的自尊去展现自己，去迎接挑战，并在和现实的碰撞中慢慢找到自己在所处环境中应有的位置。

当我们作为一个主体，进入到社会评价系统以后，作为“我”的构成的各个“部件”便处于比较之中，被划分了等级，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也由此让我们产生了自豪、自卑等不同的情绪体验。

想象一下：一个漂亮乖巧的孩子，总是让父母在外人面前更“有面子”，父母也会把更多的赞赏给到孩子；而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除了让父母头痛以外，父母也可能会因为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教子无方而焦虑，并限制孩子的行为，直到调整到可以被他人认可为止。

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议题，而且和我们每个人相关。从孩子诞生自我意识开始，便在此基础上划分并构建起了“类别自我”（Stipek,Gralinski&Kopp, 1990），例如“我是男孩”（生理特征）、“我是好孩子”（自我评价）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自我描述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从具象的生理（我个子很高）、拥有物（我有一个洋娃娃）、行为（我会踢球）等外部特征，过渡到更抽象的内部心理特征，如人格品性、价值观等。同时，与这些自我特质相伴而生的社会评价，会让我们的情绪随着自我感的高低起伏而波动。

当我们说对孩子“无条件”地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要以这个孩子本来的面目去接纳和对待他。但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成人世界里的价值评判、规则要求，会经由父母的态度言行，“浸染”到孩子的身上。

▲超我的建立和内化

弗洛伊德在划分性心理的发展阶段时，将孩童2~3岁的发展阶段定义为“肛欲期”。这从孩子发展任务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理解，因为“如厕训练”是这一阶段的重要议题。通过训练，孩子能够在想要大小便时，及时控制住并到厕所里去解决。

以上是生理上的意涵，而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则意味着孩子的“本我”（随地大小便、弄脏弄乱）开始要被“超我”（“文明”的如厕习惯）所制衡，并被塑造为符合道德规范的“社会人”。当然，被型塑的并不仅仅只是大小便，还有更多方面。

作为“生物性”的人，我们有着即时满足、趋乐避苦的天性（本我），但是作为“社会性”的人，我们需要发展出现实的自我功能，让自己的言行能够符合社会规则或者父母（超我）的要求，进而保持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自尊）。两三岁的孩子，自我意识刚刚萌芽，也刚开始漫漫“社会化”的征程。

《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上帝所造之人，最初赤身裸体而不觉羞耻，但自从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了裙子。如果说，婴儿期的孩子，就像人类初诞时的状态，而随着穿上满裆裤、能控制大小便，善与恶、对与错的“二分世界”便慢慢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建立了。这个过程，我们可称为“超我”内化和建构的过程。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自我与本我》中，谈到了超我（即自我理想）的两个部分：应该的和禁止的。例如，去卫生间大小便是应该的，摸“小鸡鸡”是禁止的。当然，超我所涵盖的意蕴是非常宽广的，既有文明教化的，也有道德良知的，譬如与性和攻击相关的议题。

打个比方，作为成年人，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有过出门后才发现没带钥匙的经历，但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我们绝不会出现出门后才发现自己一丝不挂的经历。因为，这已经植入我们的无意识（即潜意识），成为人格的一部分了。

除此以外，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说，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也会成为重要的“客体表象”入驻孩子的内心。比如父母过于严厉地要求孩子必须在马桶上便便，全然不顾孩子的挣扎反抗（父母作为成年人，人格已经成型，和孩子互动的行为模式也基本稳定，所以可以想象，这样的父母在其他事情上也会对孩子严格要求）。

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讲，经过反反复复类似的过程，父母的权威性会内化进入自己的心中，形成一个“严厉的超我”，在自己的自发性与自主性想要表现的时候，即便父母不在身边，也会成为习惯性的自我打压。又或者，以一种“被动攻击”的方式，和父母的权威进行抗争。

譬如说，孩子虽然坐在马桶上，但就是憋住不拉出来，时间一长便秘了，把父母折腾得够呛。就这样，在避免被惩罚的情况下，孩子实现了还击。但这种行为模式，如果固化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则可能会在成年以后，遇到权威（如领导）的要求时，被控制的愤怒与不满就被唤起，于是以阳奉阴违的方式进行应对。这不仅让领导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事情的推进也受到了阻碍，但领导又找不到他的把柄。

不仅如此，我们刚才说到“超我”的时候，也谈到了好与坏、对与错的二元性。孩子从刚生下来时的混沌状态和自体、客体不分的融合状态，到一点点地进行分化，将愉悦或不愉悦的躯体、心理感受分化开，将自体与客体分化开，再到慢慢进入二分法的社会评价体系，进行划分与打标签。这是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化，但如果只是处于“分裂”状态，还是有所欠缺的。

就像母亲之于孩子，睡觉前给孩子唱歌、讲故事、陪着入睡，就是“好妈妈”；第二天一大早，不顾孩子的哭喊，还是拎着包去上班，就成了“坏妈妈”。也像孩子之于母亲，乖乖地把餐盘里的食物吃完了，就是“好孩子”；吃完饭以后，一泡尿撒到了新买的沙发上，就成了“坏孩子”。但不论是“好妈妈”还是“坏妈妈”，“好孩子”还是“坏孩子”，都是完整的妈妈和孩子的一部分。

不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唯其从非好即坏的分裂状态，走向既好又坏、错综复杂的整合状态，才可能从动荡走向稳定，从极端走向平和。

▲性别身份的建立

从“我”的诞生来说，首先是一个身体性的我。而与身体相伴的，便是彼此之间性征（sex）和性别（gender）的差异。从性征的角度来说，我们因着各自的染色体、生理特征、激素影响等方面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生理身份；从性别的角度来说，我们又因着作为男性和女性而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影响甚至左右着彼此之间的关系，而“男人对女人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K. Marx,1844）。

不论“母系社会”是否存在，女性都曾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出现，男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并逐渐替代了女性的支配地位。父权制逐渐代替了母权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及社会认同大幅下滑。传统父系家族的结构在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便已确立，并延续数千年。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中国，到1912年清政府最终灭亡，中国前后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性别制度的原点，并以伦理的形式规定了男女的性别角色、价值标准，以及“三从四德”的中国传统女性观。

虽然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被认为处于被控制和被支配的从属地位，但在封建王朝的更迭中，女性的婚姻自由、社会地位等亦有起伏，处于复杂波动的状态。到明清时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达到了顶峰。

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是从不裹足和读书开始的，这也是女性争取自由平等与人格独立的起始。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女士，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妇女在法律、经济、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推动了我国女权运动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并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大生产热潮时，推动男社员和女社员同工同酬。但相较于男权社会的漫长历史，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半边天”的地位，也只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

在当下社会，随着重体力劳动逐渐被大机器生产所取代，男性的体能优势不再，而社会性活动中对“人际关系”能力要求的提升，又使得女性的优势渐渐凸显。男性和女性的位阶差异渐渐被打破，“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渐趋出现。但即便如此，“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深深影响着人们。

在“重男轻女”的族群和家庭中，不论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因为他们出生时的性别差异，影响着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因此被不同对待，进而在此基础之上，成就不同的人格品性。这是从社会文化方面来说的。

另外，整个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性格特点、行为表现的不同期待，也会让父母在不同性别的孩子身上采取不同的养育方式，进而将其型塑成被社会习俗所接纳的男性或者女性。这是从父母的维度来说的。

而从孩子的维度来说，他们在2~3岁时，便能明确地表达他们的性别知识，也能正确地说出自己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但直到5~7岁他们才能真正理解性别之不可改变的特征，到上小学的时候，大部分的孩子便已形成了稳定的性别认同。

2~3岁的孩子们正在内在的自我表达和外在的规则要求的平衡之间，进行着积极的努力和艰难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