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古与建筑彩饰的兴起
（一）考古与建筑彩饰兴起的背景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追求科学与真理的观念已渐渐深入欧洲人心。16世纪后，欧洲知识分子普遍将“教育旅行”（Education Traveling）视为追寻古迹、追求艺术、考察遗址、了解历史、审视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特别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文学家、旅行家和知识青年纷纷前往意大利，感受异国情调，认识古代生活。潘尼尼（Giovanni Paolo Pannini）作品“现代罗马”就充分显示了18世纪欧洲人对这座名城博大宽宏的气质的认识。由此，我们看到古罗马和古希腊辉煌的艺术、历史进入了欧洲人的生活，特别是英国上层贵族青年的生活。当时正处于社会蒸蒸日上的年代，很多英国人拥有时间与金钱获得教育和教育旅行的双重乐趣。他们认为：只有完成了“教育旅行”阶段的教育，才算是接受了真正的教育。一般来说，欧洲贵族的爵位由长子继承，家族通常将长子送到国外完成学业，以此作为将来事业继承人的开始。但是“教育旅行”的真正意义除了“镀金”培养艺术和浪漫主义情怀，更在于通过罗马古迹和灿烂文明的考察、开启英国人的心智促进英国人对欧洲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英国的建筑历史上，“教育旅行”造就了数不胜数的优秀建筑师、艺术家、园艺师、旅行家、文学家等。例如，英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文艺复兴建筑师伊尼戈·琼斯，就是通过“教育旅行”将帕拉迪奥风格带回英国的；而被称为英国景观园林之父的肯特（William Kent, 1684—1740），从1700年开始也在意大利游历了近十年，受到意大利台地花园的影响，回国后开启了英国风景园林的先河；苏格兰建筑名师亚当（Robert Adam, 1728—1792）与法国建筑师合作在意大利进行古迹遗址测绘，出版了测绘遗址图，其成果促进了英国新古典主义的诞生。而帕埃斯图姆、西西里和希腊等地区古希腊遗迹的重新发现，再次引发了欧洲人遗址实地考察的热情。
现代罗马，油画，潘尼尼（Giovanni Paolo Pannini）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757年
研究发现，18—19世纪，欧洲的历史考古实质上是对美和色彩的再认识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该时期理论家们开始关注建筑装饰中曾经出现的彩饰现象，也开始怀疑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确立的美学观念。温克尔曼在《论古代艺术》中，以希腊艺术为艺术美学的最高典范，将建筑美学理想的特征概括为排除了色彩的、以纯造型为基础的，甚至主张建筑越洁白越美的观念。他的观点对后来的理论家们产生了深刻影响。18世纪末，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将这种形式美扩展到所有艺术中：
在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园林艺术，乃至在一切造型艺术中，就它们作为美的艺术而言，素描都是根本性的东西。在素描中，美并不是通过感觉使人快乐的，而只是通过其形式而使人喜欢的，它们构成了鉴赏一切素质的基础。使轮廓生辉的颜色是有魅力的，它们虽然能够使对象本身的感觉生动起来，但却不能使之值得观赏和美丽。毋宁说，它们大部分是完全受到美的形式所要求的限制，甚至在魅力被容许的地方，它们也只有通过美的形式才变得高贵起来。
这一原则与希腊神庙的普遍形象完全一致，很多人将其作为时代艺术美的典范。于是，古希腊建筑，甚至现代建筑就都被简化为一些形体鲜明、色彩单纯的体块组合，最理想的是使用白色大理石，上面点缀着装饰性浮雕或雕塑。古代文物学者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斯蒂格利茨（Christian Ludwig Stieglitz, 1756—1836）在1801年提出了以下观点：
如同一切纯艺术一样，建筑作品通过秩序、匀称、得体与比例达到均衡，用自身产生的美好形式来达到完美……为避免容易形成单调感；并使整体表现出更显著的多样性：需通过对建筑主体部分的装饰和润色为其增加作为装饰的典雅之美。
（二）建筑彩饰的发展
19世纪后，随着越来越多遗迹的发现，多样艺术风格呈现了出来，人们对温克尔曼美学标准的怀疑进一步加深。研究者们对经典文献兴趣的日益增长和古代那些遗址用色的发现，让他们更加好奇建筑装饰的彩饰问题。1815年法国古典主义代表人物卡特梅尔·德·坎西（Quatremère de Quincy, 1755—1849）出版了《奥林匹亚·朱庇特——对古代雕塑艺术的全新阐释》（Le Jupiter Olympien, ou l'art de La Sculpture Antique Consid éré Sous un Nouveau Point de Vue）一书，其中的观点构成了对传统理论的革命性挑战。坎西提出，那些高度评价古代黄金和象牙雕塑的文章，并非主要关注其材料价值或模仿的逼真程度，而更看重它们表现出来的希腊艺术特征外的另一个特点，即一种“色彩”的造型要素。坎西是19世纪早期发现彩饰遗迹并作出重新评价的重要人物，而森佩尔的老师弗兰兹·克里斯蒂安·高乌在埃及地区考察时记录了色彩雕塑与浅浮雕，在迈锡尼地区考察时记录了阿特柔斯宝库中的装饰艺术，在塔尔奎尼亚（Tarquinia）和乌尔齐（Vulci）地区考察对记录了伊特鲁里亚墓室和庞贝古城中墙体的绚烂色彩。这些实例共同支持了彩饰理论观点的提出，即色彩理论形成初期的实证地点和时代。
1830年，德国建筑师森佩尔为了搞清楚建筑装饰彩饰问题到法国南部旅行，目的就是要寻找着色的古代装饰艺术遗迹，以证实希托夫论述西西里古代神庙上的彩色涂层（Revêtues de Couleurs）观点的真伪。他认为，尽管西西里的石灰石遗迹上的确覆盖有灰泥和绘画，但色彩粉饰没有剥落的地区寥寥无几，这很难说明问题。为进一步厘清建筑装饰彩饰，他继续到罗马、佛罗伦萨、庞贝和帕埃斯图姆，考察彩色遗迹并绘制了大量古址遗迹的彩色草图，并对彩绘进行了研究。
水彩画：开罗陵墓考古遗址，欧文·琼斯（来源：达比论文）
一批又一批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也相继抵达希腊等地进行考古学研究，1811年后欧洲逐渐形成了考古的风气。
第一批进入希腊考古的是英国人，于1800年左右抵达希腊，包括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 1766—1841）、威廉·利克（William Leake, 1777—1860）、威廉·威尔金斯（William Wilkins, 1778—1839）和爱德华·多德威尔（Edward Dodwell, 1767—1832），后三者发表了关于彩绘的调查报告。
第二批进入希腊的考察者有：科克雷尔（Samuel Pepys Cockerell, 1753—1827）、卡尔·哈勒·冯·哈勒斯泰因（Karl Haller von Harrahstein, 1811—1817）、奥托·马格鲁斯·冯·施塔克尔贝格（Otto Magnus von Stackelberg）。他们先后对希腊雅典文物遗迹、爱琴岛和阿卡迪亚的神庙进行发掘。1826年施塔克尔贝格对阿卡迪亚遗迹进行色彩考察，从而提出了对彩绘的全新解释。他认为，对于南方的人们来说，为使建筑体块更具生机，色彩至今仍不可获缺，而且伯里克利时期最杰出的作品已经使用了色彩。
第三批是追随科克雷尔到希腊考察的英国考古学家和建筑师，包括威廉·金纳德（William Kinnard, 1788—1839）、约瑟夫·伍兹（Joseph Woods, 1776—1864）、唐纳森（T.L.Donaldson, 1795—1885）、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 1795—1860）、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
而欧文·琼斯的“教育旅行”是从1830年开始的，历经四年。他系统地考察了欧洲、非洲和西亚等国的建筑古迹。欧文·琼斯的考察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考察了巴黎、威尼斯、米兰和罗马等地的古迹，绘制了大量图纸并进行细节说明，带回很多描绘古迹和废墟的图纸，对古遗址建筑艺术研究具有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1831年到意大利、西西里、希腊、埃及和土耳其等地做古迹建筑装饰艺术研究；第三阶段是在法国、西班牙等地，特别是西班牙的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遗址研究。在该研究中，他被阿拉伯人和基督教徒的遗存深深吸引，和同伴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东方建筑及装饰风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831年欧文·琼斯在考察途中遇到了高乌建筑事务所的两名设计师：一位是德国的桑佩尔，另一位是后来成为他的研究搭档的格瑞。他们俩当时正受高乌的指导研究古代遗迹的彩饰问题，而欧文·琼斯也在研究建筑的彩饰问题，欧文·琼斯希望他们留下一起研究，桑佩尔因罗马的考察还未结束，于是与他们分开继续回罗马考察，而格瑞则留下来与欧文·琼斯结伴继续东行去君士坦丁堡做绘图和测量工作，他们后来到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研究。绘制了大量手稿、图纸，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放在欧文·琼斯的大箱子里，其中还包括欧文·琼斯这几年旅行生活的大事记及访问手稿。但非常遗憾的是格瑞在研究中途因感染霍乱而失去了生命，悲痛的欧文·琼斯仍继续研究。然而，当时却没有杂志或报纸能将欧文·琼斯的考遗手稿、纲要和很多新思想、建筑装饰彩饰考察增加的新内容通过新闻记录和发表。直到1834年秋，人们才发现卡瑟伍德有一段珍贵的记录，记载了欧文·琼斯从西班牙前往法国的旅程。卡瑟伍德记载：欧文·琼斯和格瑞去埃及进行考察时，与之一同前往的还有博诺米（Joseph Bonomi, 1796—1878）和埃及古物学家罗伯特·海伊（Robert Hay, 1799—1863），他在写给《建筑者》杂志的一封信里记录了欧文·琼斯离开西班牙，长途跋涉到法国去拜访格瑞的家人和朋友，同时提出要履行承诺将他和格瑞的考古研究公开出版。手稿年表记载了欧文·琼斯从法国回到英国后，开始对阿尔罕布拉宫所有手稿、文献、图纸作整理的情况。
1835年2月15日一封未发表的信由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Frederick Catherwood）保存下来，而埃及古物学家海伊则记录了欧文·琼斯和格瑞一起考古研究的经过：
阿尔罕布拉宫的平面图，水彩，欧文·琼斯（来源：《阿尔罕布拉宫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和细节》，1842）
阿尔罕布拉宫鸟瞰图，水彩，欧文·琼斯（来源：《阿尔罕布拉宫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和细节》，1842）
阿尔罕布拉宫门厅装饰素描局部，欧文·琼斯（来源：《阿尔罕布拉宫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和细节》，1842）
阿尔罕布拉宫门厅装饰素描，欧文·琼斯（来源：《阿尔罕布拉宫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和细节》，1842）
我忘记提及欧文·琼斯先生已经回来了，在格拉纳达欧文·琼斯不幸失去了遭霍乱袭击的可怜的格瑞。一天的晚上7点，格瑞被病毒感染了，4天后就去世了。这个城市有不少于10，000人死亡，并且不允许一个人离开这里。他们在阿尔罕布拉宫渡过了6个月如监狱般的生活，却例外地成就了我看见的生活中最美的宫廷绘画。
欧文·琼斯与格瑞一起在格拉纳达研究建筑装饰色彩和风格，其研究成果后来以书籍连载的形式出版。当时正值法国和德国关于彩饰的争论已接近尾声，而英国建筑师们对建筑装饰彩饰的讨论兴趣正浓。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举行了多次会议，分析埃尔金大理石上的彩饰遗迹，讨论古代彩绘的相关证据。欧文·琼斯和怀亚特的彩绘论文尤其引人注意。特别是欧文·琼斯的论文，奠定了欧文·琼斯装饰理论研究的知名度，尤其对阿尔罕布拉宫的研究，从建筑彩饰遗迹发展到建筑彩色风格乃至建筑装饰原理，其研究从西方建筑装饰彩饰的分析延展到东方建筑装饰的分析，其研究成果为当时西方学者中研究东方建筑装饰色彩和装饰风格的重要著述。同时，他本人也成为西方研究东方建筑装饰彩饰问题的关键人物。
1850年，欧文·琼斯接受英国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组委会的委托进行建筑室内设计，虽然他的色彩方案受到了指责，但他为坚持设计方案在年末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上为彩绘观点进行了有效的辩护，他指出：
根据我对古代彩绘理论的研究和遗址的描绘，在亚里士多德艺术衰退观点的指导下，我发现埃及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在艺术的高潮期使用原色的情况更多，在艺术的低迷期使用次要色彩的情况更多。
欧文·琼斯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反对者，希望他们了解原色与间色的色彩地位和相互关系。之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再次召开讨论会，会上欧文·琼斯和森佩尔两人都阐明了色彩的问题，展示了各自绘制的帕特农神庙彩色复原图。欧文·琼斯认为，仅凭这点还不能说明或确认彩饰的问题，问题还应从西方建筑遗迹扩展到东方建筑遗迹的装饰彩饰寻找，如埃及、伊斯兰建筑彩饰及古代东方摩尔色彩装饰艺术等。经过充分研究和多次论证、辩论，最终英国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水晶宫建筑展厅设计还是运用了欧文·琼斯现代色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