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曾枣庄
一 苏东坡的生平与历史地位
二 苏东坡的诗歌成就及其艺术风格
三 东坡词的革新
四 苏东坡的散文成就及其艺术风格
五 苏东坡的学术成就及思想特色
六 苏东坡著述的流传与编纂
一 苏东坡的生平与历史地位
苏东坡（1037—1101），名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自号东坡居士，故世称“苏东坡”。
在其父苏洵的精心培养下，嘉祐二年（1057），苏东坡与弟弟苏辙一举进士及第，当时苏东坡才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苏东坡一生仕途多艰，在神宗朝，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陷入“乌台诗案”，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祐年间，十岁继位的哲宗年幼，由反对新法的高太后听政，苏东坡被召还朝。但因党争激烈，苏东坡不安于朝，不断请求外任，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而朝廷又需要他，不断召他还朝，结果“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定州谢到任表》）。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起用新党，苏东坡以谤讪先朝的罪名贬谪惠州，再谪儋州。直至哲宗崩，徽宗立，苏东坡才遇赦北归。可惜的是，苏东坡回到常州就病逝了，享年六十六岁。
苏东坡是北宋时代孕育的文化巨人，在中华文化史上地位崇高，影响深远。他不仅仅是重要的文艺家，也是北宋时代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文艺方面，苏东坡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一代文宗。诗歌方面，他是宋诗艺术巅峰的代表，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作方面，他是宋代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与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方面，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又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列“唐宋八大家”；书法方面，与黄庭坚、米芾等人并称“宋四家”；绘画方面，他是以文同为首的“湖州派”的重要成员，提出“士人画”（即后世“文人画”）的理论，影响深远。学术思想方面，以苏东坡和苏辙兄弟为代表的蜀学是北宋思想学术界的重要流派，与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共同推动了宋型文化的发展，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政治方面，苏东坡二十二岁进士及第，此后几经宦海沉浮，曾在杭州、徐州、湖州等地担任地方官，关心民瘼，积极组织救灾活动，主持修建西湖“苏堤”等；他也曾在“元祐更化”时期担任中枢要员，参与朝廷大政，是当时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苏东坡以天下为己任、忠义许国的立朝大节备受世人敬仰，宋高宗赐谥“文忠”，宋孝宗也称他“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苏轼文集序》）！
二 苏东坡的诗歌成就及其艺术风格
苏东坡存诗二千七百多首，大体以贬官黄州为界，早年像杜甫一样，多刺世之作，并具有李白那种豪放不羁、纵横驰骋的特征；晚年有意追求“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的艺术境界，克服了早年诗过露过直的毛病。他的诗既具有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李白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到了晚年，他又特别喜欢陶渊明的诗，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具有陶渊明诗的“质（质朴）而实绮（绮丽），癯（清瘦）而实腴（丰腴）”的风格特点，清新淡雅，托意高远。
苏诗与杜诗一样，充满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穷奢极欲的统治者的不满。他的《许州西湖》揭露了在“颍川七不登”即连年歉收的情况下，当地官吏竟大量动用民力，为其“春游”开浚许州西湖：“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纷纭具畚锸，闹若蚁运壤。”《李氏园》揭露了官僚贵族兼并土地的罪行，他们为了建筑“美园圃”，不惜“夺民田”，“破千家”。特别是晚年远谪惠州期间写的《荔支叹》，指名道姓地痛斥本朝大臣，讥刺当朝皇上，揭露了历代官僚（包括本朝）为了赢得“宫中美人一破颜”，不惜造成“惊尘溅血流千载”的丑态和罪行。
苏东坡的部分诗篇确实像李白诗那样，充满着磅礴的气势，如“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游径山》），“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八月十五日看潮》）。他的诗也充满丰富的想象力，他看见天上的明月，就觉得似乎是谁用银河之水为老天爷洗亮了眼睛：“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中秋见月和子由》）；他看见金山寺下白天、黄昏、月夜和月落后的不同的瑰丽景色，觉得江神都似乎在责怪自己不归隐山林：“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游金山寺》）苏东坡诗中大量生动贴切的比喻，也大大增强了其诗歌的形象性。如《凤翔八观》接连以多种形象写石鼓文字的模糊，《读孟郊诗》以一连串比喻，形容“夜读孟郊诗……佳处时一遭”，均以博喻见长。李白诗除以豪放为特征外，还具有清新明净、华美自然的风格，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苏东坡作诗也追求清新和自然：“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僧惠勤初罢僧职》）。苏东坡的写景咏物诗尤其写得清新自然。如《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桃花初放，江水渐暖，蒌蒿满地，芦芽破土，群鸭戏水，河豚（产于海）随潮水涌入春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色。
苏东坡晚年贬官岭南期间特别喜好陶渊明诗。苏东坡之所以大量写作和陶诗，除了因为陶渊明诗确实写得好以外，还与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他有感于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深悔自己不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所以，“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苏东坡说他的和陶诗“不甚愧渊明”，这是合乎实际的。苏东坡的和陶诗也同陶诗一样，具有表面质朴而实际绮丽，不用华丽的词藻却能形象地刻画出客观事物。在《和陶移居》中，苏东坡说，他对惠州嘉祐寺很喜欢：“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从早到晚都与鸦鹊牛羊共同居处，“幽宅”之幽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惜后来迁到了合江楼，即惠州东门楼：“谁令迁近市，日有造请役。歌呼杂闾巷，鼓角鸣枕席。”拜往迎来，喧嚣嘈杂，厌烦之情跃然纸上。苏东坡赞王维“诗中有画”，他自己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和陶诗中那些描写岭南风光的诗句就有如山水画一般的形象，如“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和陶归田园居》），“登高望云海，醉觉三山倾”（《和陶九日闲居》），“海南无冬夏，安知岁将穷。时时小摇落，荣悴俯仰中”（《和陶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等等。这些诗句都形象地描绘了海南的地理和气候特征。
苏东坡的和陶诗也像陶诗一样表面清瘦而实际丰腴，在自然平淡的话语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陶归田园居》写无官一身轻，摆脱官场如释重负之感溢于字里行间，读起来确实是“极平浅而有深味，神似陶公”（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他在《和陶贫士》之三中说渊明并不贫，他既有素琴可弹，又有芳菊可赏，而当他无米酿酒，酒杯生尘时，颜延之又送来“二万钱”，作他的沽酒之资。纪昀说这首诗是在“寄友朋莫助之慨”。若不细细体味，就容易当作一般叙事诗放过，而看不出其中的寄慨。他在《和陶九日闲居》中也曾发出“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的感叹。读苏东坡的和陶诗要注意透过他那平淡的语言，体会他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苏东坡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书唐氏六家书后》）苏东坡和陶诗也具有这种表面散实际不散，反复咀嚼，奇趣盎然的特点。
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说：“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杜甫）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苏辙）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善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黄庭坚）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诗穷而后工，苏东坡贬官黄州特别是贬官岭南以后，他的诗确实写得更好了。
三 东坡词的革新
苏东坡是北宋豪放派词的开创者，也是北宋存词最多的词人，现存词作三百多首。
宋初以晏殊、欧阳修、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基本上承袭了晚唐五代“绮丽香泽”“绸缪婉转”的词风，特别是柳永，以词抒写个人的怀才不遇（如《鹤冲天》）、羁旅离情（如《雨霖铃》）和城市繁华（如《望海潮》），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把婉约词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而苏东坡的某些词却写得另辟蹊径，自觉地要在婉约之外别树一帜，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封信写于熙宁八年（1075）密州任上，信中所说“作得一阕”即指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些词或写得慷慨激昂，或写得清新明快，或写得恢弘沉雄，使得词的面目一新，打破了旧有婉约派的一统局面，形成与之对立的豪放派，在北宋词坛形成豪放、婉约双峰并峙、各擅其美的盛况。
苏东坡曾问一位善歌的幕士：“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幕士回答说：“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录》）苏东坡听后，笑得前翻后仰。这位“善歌”的幕士，用非常形象的语言，道出了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豪放词的不同的特点，婉约词香而软，豪放词阔而豪。
那么，苏词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他在词的创作上有哪些革新呢？历代词论家恐怕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为“以诗为词”。那什么叫“以诗为词”？
首先，是指苏东坡大大扩大了词的题材。诗的内容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东坡词的内容也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他以词的形式记游咏物，怀古伤今，歌颂祖国的山川景物，描绘朴实的农村风光，抒发个人的豪情与苦闷，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在他的笔下，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杰（《念奴娇·赤壁怀古》）；有“帕首腰刀”的“投笔将军”（《南乡子·赠行》）；有“垂白杖藜抬醉眼”的老叟（《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确实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其次，苏东坡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藩篱，到了他的手里，词也可以言志了。他经常用词抒写他那激昂排宕的气概和壮志难酬、仕途多艰的烦恼，充满了理想同现实的矛盾。苏东坡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了渴望驰骋疆场、为国立功的豪情；《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抒发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既希望回到朝廷，又怕朝廷难处的矛盾心情；《念奴娇·赤壁怀古》更充满了美妙的理想同可悲的现实的矛盾。
再其次，还指他使词摆脱了附属于音乐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苏东坡作词虽然也遵守词律，但他又敢于打破词律束缚。贬抑苏词的人常说它“不入腔”，“不协律”，是“句读不葺之诗”。苏东坡自己也说：“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所谓“间有不入腔处”，说明他的词一般还是入腔的，只是偶尔不入腔。偶尔不入腔，并非因为不懂音律所造成。据载，太常博士沈遵作《醉翁操》，节奏疏宕，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但有其声而无其词。欧阳修曾为之作词，可惜“与琴声不合”。后来苏东坡为《醉翁操》重新填词，音韵谐婉，可见他精通音律。
苏东坡既通音律，为什么他的词又“间有不入腔处”呢？这是因为苏东坡历来主张文贵自然，不愿以声律害意。正如陆游所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历代诗余》卷一一五）苏东坡的“不喜剪裁以就声律”，在当时虽然遭到很多非议，但是，从词的发展史看，却使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的抒情诗体。特别是在词谱失传之后，更只能走苏东坡之路，一直到现在仍为词家所用。
苏东坡在词的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豪放词，但他并不排斥婉约词，对婉约词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现存三百多首词中，真正堪称豪放词的并不多，绝大多数仍属婉约词。就艺术水平看，苏东坡不仅豪放词写得好，他的婉约词写得也不亚于任何婉约派词人。王士禛评苏东坡《蝶恋花·春景》说：“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张炎认为苏东坡《哨遍》（“为米折腰”）等词，“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张炎《词源》）陈廷焯也说：“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至处，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亦不能到。”（《白雨斋词话》）柳永、秦观、周邦彦、姜夔均是两宋婉约词的名家，苏东坡某些以婉约见长的词，不但不逊于他们，而且时有过之。在苏东坡以前，咏物词不多，苏东坡成功地创作了一些咏物词，其后姜夔等人大量创作咏物词，这与苏东坡的影响显然是分不开的。因此，无论就苏东坡婉约词的数量、质量，还是就它对后世的影响看，苏东坡对婉约词的发展都不容忽视。
四 苏东坡的散文成就及其艺术风格
苏东坡存世的散文很多，文体也很丰富，政论、史论、杂说、游记、书启、随笔，几乎应有尽有。其文多为信笔抒意，千变万化，姿态横生：或气势磅礴，思路开阔，大有一泻千里之势；或状景模物，细腻缜密，似能牢笼万物之态。
苏东坡一生写了很多政论和奏议，其中以二十五篇进策和《思治论》《上神宗皇帝书》等最有名。他的这类文章确实“有孟轲之风”，说理透辟，气势雄浑，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纵横恣肆，雄辩服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苏东坡所作的《思治论》，劈头就提出“方今天下何病哉”这一尖锐的问题，认为当时的“病”就在于“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就是开始没有一定的奋斗目标，最后自然不可能取得成功，正因为不成功，就更不敢提出宏伟目标，所以就事事因循苟且。通篇或分析形势，或征引史实，或作比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朝政的混乱状态，从多方面阐述了治理国家要“先定其规摹（计划）而后从事”的主张。全文既平易流畅，又气势磅礴，颇能代表苏东坡政论文的风格。
苏东坡一生写了大量史论，其中以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论和以后写的《东坡志林》中的史论为最有名。苏东坡善于读书得间，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提出一些他人不易体会出的新颖见解。人们读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往往觉得圯上老人授书张良一段，“其事甚怪”，甚至“以为鬼物”。而苏东坡却从中看出是秦世的“隐君子”，见张良“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留侯论》）。这样，苏东坡就把人们“以为鬼物”的事，解释得合情合理，全文紧扣一个“忍”字，征引史实若即若离，忽放忽收，舒卷自如，议论风生，确实是一篇雄辩有力的文章。
苏东坡很善于用一些浅显、生动、贴切的比喻，阐明一些深刻的道理。他的《日喻》就属这类文章。他在文中说，通过“眇者”（盲人）识日和南人北人对水性的了解两个比喻，阐明了“道可致而不可求”的道理，说明真理只可能在实际接触事物的过程中逐步获得，而不可能通过“达者告知”而求得。他说：“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意思是仅仅根据自己的一得之见来解释事物，或者根本没有耳闻目见而对事物进行主观臆测，对寻求真理来说都是错误的。这种以浅近的比喻来说明深刻的哲理的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苏东坡说他“平生不为行状墓碑”（《陈公弼传》），但就在他的寥寥数篇人物传中，也有一些脍炙人口的篇章。在他贬官黄州时写的《方山子传》，开头概述了方山子（陈季常）少、壮、晚时的为人：少慕豪侠，壮欲“驰骋当世”，晚乃隐居岐亭，点出了谓之方山子的原因。接着写他们在岐亭的相遇。陈季常得知苏东坡贬官黄州“之故”，先是“俯而不答”，继是“仰而笑”，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这位“隐人”超然于宦海浮沉的神情。陈季常之家“环堵萧然”，而全家却有“自得之意”，表现了“隐人”安于淡泊生活的精神。然后文章转入对陈的回忆：陈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西山游猎，他“怒马独出”，“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今虽隐居穷山僻壤，但“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寥寥数语就为我们烘托出这位“一世豪士”的形象。他虽“世有勋阀，当得官”，有“壮丽与公侯等”的园宅，有“岁得帛千匹”的良田，但“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这就进一步刻画了这位“隐人”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境界。这篇传记才四百来字，并没有详细记叙陈季常的生平事迹，仅仅散记了他早年游侠生活和晚年隐居生活中的二三事，这个“异人”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苏东坡一生，南北东西，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写了大量游记。苏东坡好议论，他的游记往往以描写、记叙、议论、抒情的错综并用为特点。有先议论而后进入记叙的，如《超然台记》；有先记叙而后议论的，如《凌虚台记》；有记叙在中间，前后为议论的，如《石钟山记》；有议论在中间，前后为记叙的，如《放鹤亭记》；甚至有除用寥寥数语交代本事外，几乎通篇都是议论的，如《清风阁记》《思堂记》。《石钟山记》是一篇带有考辨性质的游记，也是一篇具有某些论说文（特别是驳论文）特点的游记。通篇围绕着石钟山山名的由来，先写郦道元和李渤对山名由来的看法，摆出要证明的观点和要反驳的靶子；接着用亲访石钟山的所见所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观点，推翻了李渤的观点，使形象的景物描写为证明和反驳服务。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是不行的这一中心论点，交代了写作意图。全文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说理透辟，文笔流畅。特别是其中夜游石钟山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形象。《石钟山记》确如后人所评，是“坡公第一首记文”，是“子瞻诸记中特出”者。
东坡文集中还有大量书信，其中也不乏佳作，《答李端叔书》就“信笔抒意”，写得非常曲折动人。信末说：“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信笔书意”四字可说是这封信最突出的特点。首先，通篇“信笔”抒发了一种自怨自艾、后悔莫及的感情。他怨自己“贪得不已”，得陇望蜀，中了进士，又举制科；又怨自己缺乏“自知”之明（“人苦不自知”），因为自己考取的是直言极谏科，于是就“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搀说得失”，“
至今，坐此得罪”。作者笑自己具有制科人好发议论的习气，有如“候虫时鸟，自鸣自已”；笑秦观、黄庭坚对自己“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菖蒲，楚文王所嗜）羊枣（曾晳所嗜），未易诘其所以然”；又笑李端叔称说自己的都是自己过去的毛病，如“木有瘿（赘瘤）、石有晕（色彩模糊的部分），犀有通（犀角有纹），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这三个诙谐幽默的比喻，充满了自怨自艾的感情。苏东坡还“信笔”抒发了对封建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感慨。有的人对他落井下石，乘机“推骂”；有的人生怕牵连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就在这样冷酷的社会里，李端叔却一再致书苏东坡，“称说”和“推与”苏东坡，苏东坡的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尽管苏东坡说，李端叔对他的“称说”是“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所“称说”的“皆故我，非今我”，但这都不过是含蓄的牢骚而已。苏东坡在信中还“信笔”抒发了忧谗畏讥的心情。他说他“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为什么要“深自闭塞”？又说此信“不须示人，必喻此意”。为什么“必喻”不以示人之意？无非是害怕大祸再次临头，害怕那些“好事君子”抓住信中的片言只语，捕风捉影，栽赃陷害。苏东坡说他经常“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表面看笔调轻松，实际上包含着难言的辛酸，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位“奋厉有当世志”的人，“放浪山水”完全是不得已的。
苏东坡一生作赋也较多，现存二十多篇。赋是一种兼有韵文、骈文特点的文体，经先秦的骚体赋、两汉的辞赋、六朝的骈赋，限制越来越严，内容越来越贫乏。特别是唐宋用以取士的试体赋（又叫律赋），不但讲骈偶，还要讲平仄，限押韵，限字数，束缚很紧，把赋推进了死胡同。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开始冲破这种牢笼，苏东坡更不受这种限制，形成了一种以散代骈、句式参差、用典较少、押韵不严的文赋。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就是这种文赋的代表作。他当时贬官黄州，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月两次游黄州附近的赤壁，写下了这两篇千古名作。他力图用老庄的听任自然、随缘自适、超然达观的处世哲学来解脱自己的痛苦。《赤壁赋》从泛舟大江有羽化登仙之乐，转入“侣鱼虾而友麋鹿”的现实苦闷，最后又以“清风”“明月”之乐作自我安慰，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多姿。对江上秋夜美景、小舟自由荡漾和箫声如泣如诉的描写，形象生动，文笔精炼。文章以主客对话的形式，说理谈玄，议论风生。最后以主客狂饮，酣睡达旦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举杯浇愁愁更愁”，结尾处的“喜而笑”，实际上掩藏着难以排遣的苦闷。《后赤壁赋》则记叙了同年十月第二次夜游赤壁的经过，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表现了作者贬官黄州期间孤寂悲凉的心情。于此可见苏东坡对赋体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袁中道说：“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珂雪斋集·前集》卷二十三《答蔡观察元履》）的确如此，苏东坡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不仅在于高文大册，还在于“小文小说”。苏东坡《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中的许多随笔，就是这种“小文小说”的代表作。如《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短短八十余字，先写两人夜不能寐，相与步于中庭；次写庭中月光如水，竹影纵横，给人以清凉孤寂的感觉；最后发出明月竹柏处处有，但少闲人欣赏的感慨。寥寥数语，不仅再现了深秋月夜的景色，而且寄慨万端，表现了他贬官黄州时那种强作轻松愉快的苦闷心境。
从上述可以看出，苏东坡无论政论、史论、杂说，还是游记、碑传、书信、随笔，都写来如“行云流水”，平易自然，明晰轻快，挥洒自如。他在《自评文》中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所谓“如万斛泉源”，是说他的文章都是在“不能不为”的时候写的，心中有很多话不吐不快，所以一下笔就文如泉涌；所谓“不择地皆可出”，是说他的文章都是“信笔抒意”，千变万化，姿态横生，没有固定格式；所谓“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是说他有些文章气势磅礴，思路开阔，纵横恣肆，大有一泻千里之势；所谓“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是说他的另一些文章观察缜密，文笔细腻，状景摩物，无不毕肖；所谓“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是说他的文章自然流畅，有意而言，意尽言止，毫无斧凿痕迹。要论苏东坡散文的特点，恐怕没有比他自己的这一归纳更准确的了。
五 苏东坡的学术成就及思想特色
苏东坡不仅在文艺方面成就极高，在学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所撰写的《苏氏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等学术著作及部分散论文章，体现了他的学术成就，也彰显了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色。
以人情说解释“六经”，以人情说判断是非，是苏东坡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苏东坡在《中庸论》中说：“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即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特点。他“素疾程颐之奸”，也是因为程颐处处搬出古礼，“不近人情”（《杭州召还乞郡状》）。
关于《苏氏易传》，《四库全书总目》言其“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这就是说，《苏氏易传》在易学流派上接近王弼，偏重义理分析。但王弼“惟畅玄风”，而苏东坡之说“多切人事”。他以文豪解《易经》，自然是“文辞博辨”，“言简意明”，“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
“多切人事”四字，确实是《苏氏易传》的特点和优点，他对《周易》的很多分析，都是直接为论证其政治主张服务的。例如，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苏东坡阐释道：“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苏氏易传》卷一。下引此书，只注卷数）这就是说，天之健并不是靠刚，而是靠“不息”，靠不停地运动变化。《周易》说：“蛊者，事也。”苏东坡解释道：“夫蛊，非事也，以天下为无事而不事事，则后将不胜事矣，此蛊之所以为事也。”意思是说，蛊本来不算回事，但因天下无事就无所作为，以后就将出现层出不穷的问题，危害就大了。他又说：“君子见蛊之渐，则涉川以救之。”（卷二）也就是要居安思危，以艰苦奋斗防止苟且偷安。苏东坡政治上的革新主张正是建立在这一“不息故健”的基础上的。但苏东坡主张的变是渐变，他反对骤变。他说：“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及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他认为，只有“未穷而变”，才是无形的渐变：“阳至于午，未穷也，而阴已生；阴至于子，未穷也，而阳已萌，故寒暑之际人安之。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卷四）白天变成黑夜，黑夜变成白天，寒变暑，暑变寒，都是逐渐发生的，故“人安之”；如果突变，人们就无法生活。苏东坡的《论养生》也阐述了同一思想。而这种渐变论正是他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的理论基础。
《苏氏易传》的“多切人事”还表现在它的矛盾观，特别是中庸论上。苏东坡在阐释《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时说：“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卷七）这就是说，阴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与事物本身是有区别的，可见的是事物而不是规律。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阴阳为无有”，阴阳虽然不可见，但它仍然客观存在着。把事物与阴阳等同，或借口阴阳不可见而“谓阴阳为无有”，都是错误的。。苏东坡这一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关于阴阳即矛盾双方的关系，苏东坡一方面看到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认为“阴阳相缊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认为“刚柔相推而变化生”；同时又强调统一是变化的条件，他说：“变者两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则往者穷于伸，来者穷于屈也。”强调“刚柔变化本出于一”。在苏东坡看来，进与退、明与晦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即进与退、明与晦是矛盾的，但双方又是统一的。所以他说：“见其今之进也，而以为非向之退者，可乎？见其今之明也，而以为非向之晦者，可乎？圣人以进退观变化，以昼夜观刚柔。二观立，无往而不一者也。”（卷七）强调矛盾双方的统一调和，尤其表现在他的中庸观上。“中庸”一词始见《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即用，中庸就是用中，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即掌握着过与不及两个极端而采用中道。这种尚中思想在《周易》中表现得很充分。谦卦《象辞》说：“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苏东坡阐释道：“裒，取也。谦之为名，生于过也。物过然后知有谦。使物不过，则谦者乃其中尔。过与中相形，而谦之名生焉。圣人即世之所名而名之，而其实则反中而已矣。地过乎卑，山过乎高，故‘地中有山，谦’。君子之居是也。多者取之，谦也；寡者益之，亦谦也。”（卷二）谦是《周易》中六十四卦之一。本来是山高地卑，“地中有山”就是卑下含有崇高，取其中叫谦；取多的以增益少的，使物之多寡得其平而均其施，也叫做谦；谦就是使物不过，就是“反中”，就是“不敢为过正之行”。（卷三）苏东坡还研究了不能“守中”的原因：“知之未极，见之不全，是以有过。”（卷七）也就是说，认识的片面性，不能全面地把握矛盾双方，是产生“过正之行”的重要原因。苏东坡还指出：“夫无守于中者，不有所畏则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于太早，畏者常失于太后。既失之，又惩而矫之，则终身未尝及事之会矣。”（卷八）这就是说，那些轻率的人（“忽者”）常常失于太早，超越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而那些畏首畏尾的人（“畏者”），又常常“失于太后”，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出现这种过与不及的情况后，他们又来矫正，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是“终身”不能“守中”。
中庸思想对苏东坡一生的政治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应制科试时，除献了二十五篇进策外，还献了二十五篇进论，其中前三篇就是《中庸论》。苏辙说他的《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东坡在《中庸论下》中说：“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他正是从中庸思想出发，既反对守旧派的因循守旧，又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提出了他自认为符合中庸之道的革新主张。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他主张“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应制举上两制书》）；在择吏问题上，他主张“兼用考试、察举之法”（《谢制科启》），既要防止失于仓促，又要防止请托之风；在丰财问题上，他既主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又强调“节用以廉取”（《策别厚货财》）；在强兵的问题上，既反对“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啖二虏”，又强调“深戒用兵”，反对“构隙四夷”；在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上，他一面主张“磨刀入谷追穷寇”，坚决镇压人民的反抗，一面又“洒涕循城拾弃孩”（《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总之，苏东坡政治主张的特点就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他力图防止过或不及，力图保持中庸之道。他是主张革新的，但强调改革要“求其分义，务适厥中”（《转对条上三事状》）。
儒家学派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是控制过与不及两个极端而保持适中，并不是毫无原则地调和对立双方。无原则地调和对立双方，儒家认为并不符合中庸之道，而另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乡愿（亦作乡原）。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所谓乡愿，按孟子的解释就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孟子·尽心下》）可见乡愿貌似中庸，而实际是胆小怕事，不分是非，毫无原则，同流合污。苏东坡是反对这种乡愿的，他说：“小人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原也。”（《中庸论下》）苏东坡在《策略四》中还指出：“古之所谓中庸者，尽万物之理而不过”；“后之所谓中庸者，循循焉为众人之所能为，斯以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谓乡原也”。苏东坡这里指出了中庸的特点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乡愿的特点是“贪利而苟免”，是“以中庸之名私自便”，是“循循焉为众人之所能为”。苏东坡一生都在同这种貌似中庸的乡愿作斗争。
苏东坡的义利观，是其以人情说解释“六经”的又一突出表现。《周易》乾卦《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又说：“利物足以和义。”《苏氏易传》在解释“利者，义之和也”时说：“义非利，则惨洌而不和。”（卷一）强调义利缺一不可。与苏东坡对立的道学家程颐对这句的解释却是：“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程颐《易传》卷一）表面看似乎只是讲的顺序不同，实际上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苏东坡是把利放在首位，比较符合《周易》原意。程颐则把义放在首位，虽与《周易》原意不合，却符合历代正统儒家的义利观，他们都把义和利对立起来，或把义放在首位。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朱熹推崇程颐而贬低《苏氏易传》，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苏东坡是结合利来讲义的，因此他就与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程颐不同，他比较强调关心人民的物质利益。他在解释“圣人之大宝曰位”时说：“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死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国者多矣！夫理财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尔，非取之也。”（卷八）
道学家朱熹对《苏氏易传》很不满意，“作《杂学辨》，以轼是书为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苏氏易传》）朱熹在《杂学辨》中指责苏东坡的观点：“乃释老之说，圣人之言岂尝有是哉！”其实，程颢、程颐、朱熹虽然以纯儒自居，实际却“出入于佛老”，只是他们口头上否认这点罢了。苏东坡则以儒家思想为主，而又主张儒释道相通。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坚持辟佛老，而其他方面则在融合佛老。总之他在融其所认为可融，辟其所认为不可不辟。苏东坡偏重于从政治上反对佛道，他的《子思论》《荀卿论》《韩非论》《韩愈论》，都对所谓异端思想持批判态度。他说：“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他认为正是老庄的“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造成了法家的“敢为残忍而无疑”，结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韩非论》）。这都是从异端可亡国的角度讲的。苏东坡除从政治上反对佛道以外，而在其他方面却深受佛道影响。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苏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初”“既而”“后”等字眼充分说明苏东坡研读儒释道典籍有一个过程。苏东坡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中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可见其少年时代就开始读佛老的书。苏东坡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可谓少年得志，但嘉祐五年（1060）所作的《入峡》诗就说：“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可见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苏东坡应进士试和制科试时，就与融合儒释道的琏禅师交游，他后来在《宸奎阁碑》中说：“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这表明苏东坡及当时士大夫喜与游者并不是那些“留于名相，囿于因果”、被他们“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的俗僧（苏东坡《中和胜相院记》所嘲笑的正是这种俗僧），而是能指出佛说之妙“与孔老合”的儒僧。
从贬官黄州起，苏东坡受佛老思想影响更深了。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何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贬官黄州以后，苏东坡有关儒释道可以相通的言论更多更鲜明了，元祐年间他说：“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上清储祥宫碑》）；“舜禹之心，以奉先为孝本；释老之道，以损己为福田”（《上清储祥宫成贺德音表》）；“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贬官岭南时，他也说：“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儒释不谋而同”（《南华长老题名记》）。这是否意味着苏东坡对佛道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没有，理由如下：第一，他对佛教荒唐之说的态度未变。他在《答毕仲举书》中说：“仆尝语述古（陈襄）：‘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第二，他在政治上继续辟佛老。元祐年间他所作的《六一居士集叙》就是明证：“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第三，在治学上，苏东坡后期的主要精力仍在研究儒家典籍，完成了《易传》《书传》《论语说》，而不是在研究佛道。
六、苏东坡著述的流传与编纂
苏东坡是北宋最有魅力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拥有广泛的读者，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很多人为他编辑、刊刻过各式各样的集子，分合不一，真伪杂陈。历代流传最广的还是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所提及的《易传》《书传》《论语说》及东坡六集（即《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卷一九著录时东坡六集变成了七集，比《墓志铭》所载多出《应诏集》十卷。明代成化年间的东坡七集，又以新编《东坡续集》取代了《和陶诗》（已并入《续集》）。明清两代除流行成化本东坡七集外，又分别刊刻成文集、诗集、词集传播。
以上是比较可靠的苏东坡著述。此外，有些苏东坡著述，实从文集中抽出单行，如《东坡题跋》《东坡尺牍》《天篆记》《子姑神记》《广成子解》《东坡酒经》《杂书琴事》之类。《东坡志林》《苏沈良方》也是从苏东坡文集中抽出，而又有所附益。
从南宋起，就有一些托名苏东坡的著述，著作权至今有争论，如《历代地理指掌图》《物类相感志》《调谑编》《格物粗谈》《杂纂二续》《渔樵闲话》《问答录》《东坡诗话》。
最近半个世纪，苏东坡的诗、词、文集均出版有校点、笺注本，苏东坡的《东坡志林》也出版有整理本，汇编苏东坡诗、词、文的全集类著作也有不少，但真正全面收录苏东坡诗、词、文及其学术著作、笔记等作品的全集则极为少见。
2001年，我和同事一起编纂的收录三苏全部著述的《三苏全书》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对三苏的著述做了较为全面的搜罗整理。此次承中华书局美意，嘱将《三苏全书》中苏东坡的著述重加甄选校订，汇编为《苏东坡全集》，以飨读者，以广流传。
本书编校工作，多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劳心费力，谨致谢忱。惟苏集体量巨大，内容丰富，地负海涵，全书错漏之处，恐亦难免，敬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