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带来的传染病：真性霍乱

明清时期，外来疾病的进入比汉唐时期更加频繁，这与文明的进步与交流密切相关。汉唐时期，对外交流主要依靠北方草原之路和西域丝绸之路，海上交通所占份额甚少。漫长的丝绸之路可能起到自动隔离的作用：首先路途艰险，限制了东西方人群的大规模频繁交往；而且行走艰难，行程长，超越一般传染病潜伏期，病发者往往在路程中被淘汰。但丝路贸易多是辗转贸易，有阶段性、多方向性的特点，所以还是有一些外来疾病成为漏网之鱼，比如前面提到的天花等。

而明清时期海路为主的对外交通方式，使得新的疾病能以更加快捷高效的方式入侵。这与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化”密切相关。海船速度快、航行范围广，可实现跨洋传播。船内藏污纳垢，疾病载体俱全，尤其是鼠类肆虐，将病毒细菌传播到世界各个港口。那时候无港口检疫制度，新病的进入毫无阻力，而且海员们的特点是每每到港就寻花问柳，导致性病和其他人际传染病迅速传播。

霍乱和梅毒就是明清时期引入的“新品种”，它们都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更先进的汽船和铁路运输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加快了霍乱从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传播的步伐。”中国是被迫搭上了这条疾病传播的“快船”。

梅毒也是这条快船“下载”给我们的灾难。这可能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疾病，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认为，西方殖民者给印第安人带去了流感、伤寒、天花，尤其是天花和伤寒几乎摧毁了印第安文明，使他们的人口急剧减少，为殖民者扫清了道路。而美洲“回报”给旧大陆以梅毒、查加斯病、美洲幼虫病。尤其是梅毒的传播路径简直就是全球化的“路线图”。

有关梅毒的话题，本书有专章论述，此不赘言。这里要说的是真性霍乱问题。

中国古代就有“霍乱”一词，张仲景《伤寒论》说其症状是“呕吐而利（痢）”，这可能是急性肠胃炎或者其他肠胃病。现在所说的霍乱是真性霍乱，指的是由霍乱弧菌污染食物和水造成的肠道感染，在当时有发病猛、预后差、死亡率高的特点。这个病19世纪才被人们发现，至于首发地点，有人认为是埃及，也有人认为是印度，至清代随着海上贸易进入了中国。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认为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首见于南方沿海，然后逐步蔓延到北方。清代后期到民国时期，霍乱十分频繁，杀伤众多，人闻“虎烈拉”（Cholera的音译，即霍乱）则色变。但是当时糟糕的卫生条件和松弛的医疗卫生体制导致虎烈拉年年杀人，梁实秋的散文随笔《虎烈拉》抱着一种无可奈何正话反说的口吻描述了人们的无奈：“年年到夏天，要闹一顿虎烈拉。幸亏我们中国人多，你死了还有我，不至于剩出粮食来没有人吃。并且人多就命贱，死一个两个的，无关宏旨。因此，虎烈拉不住地拉人。”巴金《寒夜》：“对面裁缝店里死了人，害霍乱，昨天还是好好的，才一天的工夫就死了。”老舍《四世同堂》里说：“他们不惜屠了全村，假若那里发现了霍乱或猩红热。”这里说的都是真性霍乱。

虎烈拉的快速蔓延又是借助了交通体系尤其是水路。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

至于疫情传播的路径，众多资料均表明是从海路传入。如清代《痧症全书》载：“嘉庆庚辰（1820年）秋，人多吐泻之疾。次年辛巳，其病更剧，不移时而殒者，比比皆是。此症始自广东，今岁福建、台湾患者尤甚。或云自舶起风来，此言未尽无稽。”（《痧症全书·宋如林序》）这是写于道光元年的文字，应是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另外光绪《海阳县志》也载：“嘉庆庚辰六七月间，各处有瘟疫传染之症……其近海滨一带最剧。其症之初起，云自暹罗海船来。”（光绪《海阳县志·杂录》）赖文等认为，这说明真性霍乱可能是由泰国商船传入汕头。

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认为，1821年前后全国范围内的霍乱流行，以江南地区和河北平原流行区域最广，社会危害最深。其中，东南地区由于海上交通与贸易发达，霍乱沿海传播，苏南、浙北是典型的水乡，霍乱由大运河传入后，很快向周边地区传染，通过大运河疫情从江南传至华北。在华北各省通过运河和陆路交通要道蔓延，构成另一个重灾区。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整个19世纪出现了5次霍乱传播高峰，遍及所有大洲。全球化程度越深，瘟疫传播范围越广、速度越快，甚至频繁的人际交往和贸易还会让病毒、细菌有更快的更新换代速度，剧烈变化的生存环境也会对病毒变种进行筛选，生存力强、能广泛传播的病毒、细菌或其他病原体优势更大，更容易存活下来。

真性霍乱疫情造成惨重牺牲，仅天津地区可能就有数万人死亡。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民，由于真性霍乱主要依靠食水传染，升斗小民多依靠自然河流或者公共水井汲水，容易接触污染源，而达官贵人家有自己的水井，相对来说感染率较低。

不仅仅是霍乱，自古以来疾病面前就不是人人平等的。人都会有病，都会有生命终结的那一天，可是不同的生活水平、营养条件和生活环境让传染病也带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感染率、治疗效率都有阶级差异。正如曹植《说疫气》所云：“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自古以来如此。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改变20世纪人类历史的西班牙大流感》也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夺走上千万人性命的西班牙大流感中的阶级和地域差异：

全球性大爆发的流感有时候被称为民主瘟疫（所谓不分贵贱，人人皆会受传染），但是1918年大流感远非如此。例如，如果是生活在亚洲某些地区，致死率是欧洲一些地区的30倍。……

人们当时已隐约感到这不均等的现象，但统计学家花了几十年才提供了确凿的数据。完成之后，他们意识到死亡率之悬殊应该是来自于群体人口的差异，特别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例如，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最晚的一批移民是意大利人，死亡人数最多，而在曾是巴西首都的里约热内卢，市郊不断建起的棚户区是重灾区。巴黎出了个难解的现象，部分高级富人区所记录的死亡率最高。最后统计学家弄明白原来死于流感的不是豪宅的业主，而是他们过度劳累的女仆，她们夜晚是睡在屋顶下冰冷的阁楼单间里。在世界范围内，贫困人口、移民和少数民族更易受感染，不是因为如优生学家所谓他们体质差人一等，而更可能是因为他们饮食不好，居住拥挤，本身已患有其他疾病，以及很难获得医疗等。

上述情况至今没有大幅好转。一项对英国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研究表明，在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中，死亡率是富人中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