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疾病可以影响历史，以往这个话题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回音，如今却让全球人感同身受。所以此时此刻阅读本书，相信一定会激起您的很多共鸣。
历史学是提供人文思考的学科，历史学是人与人关系的学科，疫病除了影响健康，还对社会稳定、社会结构和人的思想造成冲击。历史上每次大疫病都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巨变，尤其是后者，往往是在面对死亡和恐惧之时人类真实情感的爆发，以往掩盖在平安祥和气氛下的思想分歧也会日渐显著。
关于这一点，大家能立即联想到的是黑死病之后的文艺复兴，这大概是疫病改变世界、改变思想的最著名的例证。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广泛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疫病与文明的兴衰、疫病与战争、疫病与经济、疫病与医学思想的巨变、疫病与社会分歧……相关例子不胜枚举，疫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必须承受的成长代价。
死神的镰刀一次又一次干扰到人类的安全与发展。但纵观人类历史，瘟疫恰恰又是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口达到一定密度、交通体系日渐发达的副产品。
可能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原始人缺乏医学手段，易受传染病戕害，一场伤寒或者流感就要了无数人的命。但实际上不一定。原始社会“老死不相往来”，部落与部落之间缺乏交流，人口稀少，传染病反倒不易传播。原始人健康方面的主要困扰来自外伤、口腔疾病、骨关节疾病、难产等。当然，原始人本就活不了多大岁数，例如北京猿人平均寿命只有15岁，新石器时期有了进步，但也很有限，六处遗址（华县、姜寨、大汶口、西麦候、崧泽、圩墩）人骨年龄统计结果是14岁以下者10.8%，15—23岁者18.7%，24—35岁者31.3%，36—55岁者32.5%，56岁以上者6.6%。（《中国新石器时代古代居民体质研究》）那时候的营养水平和居住环境决定了人类体质的羸弱，但正是稀疏的人口密度才维持住最后的防线，无意中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链条。
随着文明时代的降临，人口逐渐密集，贸易、战争逐步增加，传染病开始获得广阔的舞台。可以说没有文明时代，也就没有人际传染病的频繁密集发生。但是，传染病是有自己的发展史的，同样一种疾病，在各个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形态，细菌、病毒、螺旋体、衣原体、支原体、原虫等病源微生物，其实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它们的目的和人类一样，都是繁衍生存。就病毒而言，自然界对于病毒也有筛选机制，杀死所有宿主对于病毒来说并非最优选择：病毒本身会随机变异，其中毒性过强的因为杀死宿主太快而灭绝，传染性弱的因为无法有效传播而灭绝，筛选留下来的病毒体现为传染性强、毒性弱，这是很多病毒性传染病发展的规律，尽可能多繁衍，尽可能少杀死宿主。所以有的疾病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十分酷烈，但随着进化会逐渐降低烈度，例如梅毒，例如艾滋病，再例如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如今加上疫苗的广泛接种，新冠病毒最终发展的方向一定是“泯然众人矣”。
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各个文明的体量还不够大，往往一场疫病就能摧毁一个文明。随着文明实体的不断壮大，人类对抗饥荒、瘟疫和气候地理变化的能力也在增强，所以文明的发展最终是可以提供更强大的应对疫病的手段。当然，文明程度越高，瘟疫传播的速度就越快，但同时人类应对手段也会更加先进。总的来说，传染病在人类疾病图谱中所占比重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不再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以我国为例：1957年，威胁中国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前十名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肺结核、消化系病、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神经系病、外伤及中毒、其他结核。到了2002年，威胁中国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前十名座次有了明显变化，分别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损伤及中毒、消化系病、内分泌和营养代谢疾病、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围生期病。（根据《中国卫生年鉴（1984）》《中国卫生年鉴（2003）》）美国的情况与此类似：1900年的统计表明，当时威胁美国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前十名是肺炎与流感、肺结核、痢疾与肠炎、心脏病、中风、肾炎、意外事故、婴儿早期疾病、癌症、年迈；而到了1990年，“座次”同样发生明显变化，心脏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成为前三名，其后依次是意外事故、慢性动脉障碍疾病、肺炎与流感、糖尿病、自杀、他杀、慢性肝病及肝硬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统计年鉴：从殖民时代到1970年》）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传染病不断“退席”的过程，随着人类营养条件改善，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进步使得传染病退居次席，正是在人类接连战胜天花、结核、鼠疫、疟疾、霍乱等疾病后，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才逐渐凸显出来。如今经常有人抱怨说“现在的癌症怎么这么多”，其实癌症日渐增多，恰恰是人类进步的体现。疾病就好比是守阵地的敌人，医学好比进攻者，进攻者已经拿下了天花、鼠疫、疟疾、霍乱等外围阵地，才直面癌症这个核心阵地。而且癌症总的来说多见于老年患者，人类寿命的延长也是癌症凸显的一大要因，在古代大多数人活不到癌症高发的年龄。
本次疫情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的变化还有待时间来展现和验证，而目前显而易见的则是全球范围内对于全球化的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最可瞩目的就是其全球化色彩。病毒借助现代化的交通体系可以在数日甚至十数小时之内传至万里之外，进而蔓延成全球性疫情。虽然问题丛生，但不可否认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人类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类整体的营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只是，这也造成了一种“文恬武嬉”的松弛氛围，人们面对新的公共卫生灾难时四顾茫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另一方面来说，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起以前也有明显改变，对科技充满信心的反面，是对病毒竟然无法被迅速消灭这一事实的难以接受。再加上互联网的信息集中和放大作用，一时间将巨量消息推送到人们面前，让人们的心理更加敏感，更加脆弱，由此还产生了种种阴谋论和悲观论，甚至产生“全球化就此终结”的结论。
这一切其实大可不必。
全球化的疫情本就是全球化生活的附属品，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而全球化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水平提升，也能提供更多的疾病应对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败也萧何，成也萧何，人类既然不可能靠封闭模式发展，那么也就必须正视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化疫情。这是人类前进的必要代价。而且以现代人类的科技和组织能力，这个坎必须也必然能够迈过。
全球化的国际合作也会增强人类抵抗瘟疫的能力，比如港口检疫制度就是一例。港口检疫制度发源于黑死病时期的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是黑死病的重灾区，而黑死病的传播就是靠着地中海的贸易路线，所以作为贸易重镇的威尼斯和米兰最早采取了港口检疫措施。起初只是对可疑船只的抽检，并有简单的消毒措施；1374年以后，规定来自疫区的船只全部在港口停泊隔离，最初是10天，后来是30天，最后确立为40天，隔离期满无病才可靠岸贸易，quarantine（隔离检疫期）这个单词源自quarantina，后者即“40天”的意思，据说当时炼金术家称40天为一个哲学月，所以作为隔离周期。这其实应该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因为40天足以覆盖多数传染病的潜伏期了。1383年，法国马赛港也采取了这个措施，后来欧洲各港口相继效仿。
但是，应对疾病需要更密切的国际合作。18世纪早期，欧洲又爆发了一场瘟疫，被称作马赛鼠疫或马赛大瘟疫，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后肆虐的大瘟疫之一。伏尔泰、卢梭、黑格尔都记载和论述过这场瘟疫。1720年，一艘名叫大圣安图望号的货船经由黎巴嫩、塞浦路斯到达马赛，由于近东有鼠疫，而船上有土耳其乘客因病去世，且船员也有发病者，所以港口按照港口检疫制度拒绝该船入港。但是当地商人的货（主要是丝绸和棉花）在船上，延期上岸将导致利益受损，所以在大商人的压力下，港口准许靠岸。瘟疫由此蔓延到城内。
这场大鼠疫死亡率奇高，停尸房迅速爆满，新挖的万人坑也迅速被填满，市民恐慌，四处奔逃。法国政府下令封锁马赛和普罗旺斯其他地区，为此建造一道长墙（Murdela Peste）进行封锁，长墙用石块堆砌，高2米，厚0.7米，至今尚有残段保留。在当时，违反禁令逾墙者甚至会被处死。
在严厉措施的保障下，马赛鼠疫在较短时间内被平息，但仍然造成马赛9万居民中的近5万人丧生，在艾克斯、阿尔勒和土伦，也有5万人丧生。总死亡率估计在25%至50%，马赛为40%以上。这场瘟疫中，法国与西班牙制定国际法，保证检疫合作，算得上是抗疫过程中的一个亮点。人们意识到，充分的国际合作、卫生情报的交换、技术和经验交流是保障检疫措施有效的不二法门。国际卫生组织的使命之一就在于此。
文明客观上可能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途径，但文明因交流而强大，强大的文明和现代化的卫生体系能够反过来克制传染病的传播。中国古代十室九空的疫病惨景已经不复存在，欧洲杀死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也只存留于记忆之中，威胁人类健康的因素中，传染病已经式微。但为什么当代人往往发出“现在怎么这么多新病”的疑问？那是因为大多数民众习惯于“疾病一成不变”的固有认知。其实通过前面的讲述可以看到，老的疾病会有新的品种，新的疾病会自外传入。而且在分子生物学介入医学以前，对于病毒的变异的认知是模糊的，病毒自身在不断变异，变异的周期也有变化，由动物传给人、实现人际传播的现象等，这些对于一般民众来说都是比较模糊的知识（甚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细菌与病毒是两回事）。再加上检查和筛选手段的进步，使得疾病来源的认知脱离了大众常识，所以才造成了“现在怎么这么多新病”的认知误区。而现代网络的传播速度，使得全球的传染病都以各种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疾病很多是前网络时代难以得知的，因此也容易造成一种新病特别多的错觉。
所以说，全球化是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壮大自己、丰富自己的必要途径，瘟疫是与它相伴相随的“副产品”，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面，瘟疫是人类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为瘟疫而终止全球化，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选择。更何况，全球化还能带来更有效、更全面的对抗瘟疫的手段，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最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克制瘟疫的历史，任何新的疫情都不会彻底扭转全球化的趋势。克服它只是时间问题。
本书所提供的，不是“中国医学史”，或者“中国疾病史”，而是将疾病和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举凡重大瘟疫、防疫措施、古代医疗系统、长生药与政治、性病与青楼文化、神秘而虚无缥缈的蛊毒与瘴气、古代外科手术尤其是华佗事迹的真假、割股疗亲是否真有治病功效……从中不仅要看到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还要看到人们为了对抗疾病、追求健康与长生时采取的种种手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疾病对古代中国思想的冲击，对许多人人生的改变——尽管有时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源于疾病。
本书力求做到深入浅出，贴近人心，呈送细节，不作大而化之的概述，而是尽量将一些历史碎片缀合在一起，展现疾病与历史进程关系图谱；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能够让枯燥的史料鲜活起来，展现人类生活史“另一面”的部分细节。细节有时最能打动人心。